舊文獻祭懷故師
丙申仲秋，我在昆明與著名軍旅作家，原雲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張昆華先生見面。當我們說到歲月流逝，韶華不再，老樹凋零時，年已八旬的張昆華感慨地吟誦了幾句詩：
“走著，走著，老了，
老了，老了，走了……”
聽罷此言，我的心頭為之一震，腦海中浮現出一位位年老而逝的親人與師友，胸中不禁湧起一股思念之情。之後的一段日子，我的心中總是縈繞著一些難以忘卻的音容，久久揮之不去。當接到施宣圓夫人包明廉約我撰稿紀念施宣圓先生的電話後，我的心潮再次湧動起來。在書房中，我找出一本本收有我文字的圖書，靜坐案前，掩卷沉思。此時月影映窗，仿佛時光倒轉，思緒回到了昨天。
在我從求學到工作的三十餘年中，我有幸遇到了眾多施惠於我的師輩，其中有大學的授業老師，有單位中的長輩同事，還有工作之外的社會各界同道師友。他們釋疑傳道，提攜後進，不僅令我增長了學識，還使我收獲了人生的智慧與經驗。在我平凡的經歷裡有幾位師輩長者令我此生難忘。
一
先說施宣圓先生吧。我從廣州暨南大學畢業回滬後分配在上海圖書館，在從事文獻采編工作的過程中，每天均接觸的圖書報刊，為我離開校園後的繼續學習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環境，因此，看書寫作占據了我的主要業餘時間。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思潮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學術界，此時，國外翻譯著作大量出版，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下，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反思。上海《文彙報》理論版以敏銳的時事觀察和學術眼光刊登了一繫列文章，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再評估的學術討論過程中，《文彙報》學林專刊在1984年11月與中國創造學研究會（籌）、學林出版社聯合舉行《中國文化之謎》征稿活動。旬日之間，應者如潮，專業人士和業餘文史愛好者紛紛投稿。我在《文彙報》上看到部分征稿文章後，也躍躍欲試，向《學林》專刊寄去了文章。不多久，我收到了報社施宣圓先生的來信，約我去編輯部面談文稿。在報社辦公室首次見面時，略胖而笑容滿面的施先生開口道：“我看你寫的字以為是老夫子呢。”這句半開玩笑的話消除了我的緊張。他以濃重的福建口音不斷向我提問，我介紹了自己的學習、工作和發表過的文章。施先生聽後滿意地說：“圖書館條件很好，查資料方便，可以為文化之謎多寫些文章。”並與我商定，隨時將選題報給他，通過後即可寫作。
在施先生的鼓勵和指導下，我投入了“謎”文的寫作。我首先在自己感興趣的先秦史、民族史、科技史中醞釀選題，不斷寫信告訴施先生。兩廂熟悉後，他有時會打來電話讓我幫忙查證資料或布置命題作文，如“‘萬歲’起源於何時”就是他在電話中和我討論後分配我完成的。那一時期我得到了可以入庫看資料的機會，幾乎每天中午飯後到西大樓二樓的期刊保存本書庫，直接從架上抽取合訂本查閱，一點鐘出庫回辦公室，為“謎”文的寫作搜集了許多各家之言。當時還沒有數據庫和互聯網，查閱資料全部是手工檢索和通過大量閱讀文獻來解決，費時耗力，我曾萌生中止“謎”文寫作的念頭。施先生得知後及時予以鼓勵，他告訴我：“謎”文雖然隻有短短的兩千字，收集各家觀點的過程正是學習的機會，可以鍛煉自己的辨析和概括的能力，許多專家也在參與寫作。於是我又重整旗鼓繼續撰寫。
從1985年學林出版社的《中國文化之謎》輯起，我撰寫的“謎”文陸續被收入出版。《中國文化之謎》出到第四輯後，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合訂精裝本《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疑案》，之後繼續編輯出版了同名續編，共1000篇。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千古之謎》兩大卷出版後，暢銷不衰，榮獲第五屆全國圖書“金鑰匙”獎一等獎，被譽為“學術研究的工具書”。由此引起了出版社的跟風，從題目到文字大量“移植”《千古之謎》，書市屢見盜版。施先生告訴我之後，我利用圖書館的便利，找到了“抄襲”的例證，他無可奈何地說：“打官司太費精力了，我們還是把書編好，多印幾版吧。”2003年，經過重新整合、分類，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千古之謎——中國文化1000疑案》甲乙二編，與《千古之謎——世界文化1000疑案》甲乙二編，成為貫穿古今，涵蓋中外，編排繫統、全面的文化之謎圖書。
為了編輯《中國文化之謎》，施先生投入了許多精力，但人力編排約稿偶有疏漏，如我的選題“商族起源於何方？”在他同意後完成了寫作。不久他歉意地告知，約稿重復，不能編入書中了。但施先生一直沒有忘記這次“疏漏”，幾年之後，他應邀為人民日報出版社編《歷史之謎》時，把我那篇撤下的文章以《商族起源於什麼地方？》為名收錄其中。對於這個“補償”性的善後，我十分感動，令我從中學到了一種待人之道。
參加施宣圓主持的“中國文化之謎”寫作，是我離開大學之後的一次深受教益的學術訓練。四十餘篇“謎”文的寫作奠定了我作為業餘文史愛好者的基礎，而施先生則成為我踏上社會初期對我提攜幫助的老師。之後我們在長期的交往中，我的工作不斷得到過他熱情的幫助。如我兼任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副館長時，深感手稿征集壓力之重，施先生利用他在學術界的人脈，多次為我出謀劃策。2011年12月他到上海圖書館參加“妙筆華章——上海圖書館藏中國文化名人手稿展”開幕式時，興奮地告訴我，出門前接到中央黨校原哲學教研室主任、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的電話，同意向上海圖書館捐手稿。於是，施先生和我與館領導同行，擇日赴京拜訪了吳江，從這位曾具體策劃和組織撰寫了震動中國社會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的原則》等重大理論文章的老人手中，接過了一份重要手稿。此舉成為我執掌手稿征集以來重要的收獲，令我對施先生心存無限感激。
從參與施先生的“謎”文寫作開始建立的友誼，在他退休之後仍然保持著，除收到他編的書外，還有他寫的書法作品。意想不到的是2016年7月3日他突然離世，年僅75歲。在他的追悼會上，上海學術界名家雲集，從中我看到了一位編輯在促進學術、培養人纔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受到了人們的廣泛尊重。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受益者。
在參與《中國文化之謎》的寫作過程中，正是中國文化熱在海內外興起的階段。此時，中國傳統經典中的一些名著紛紛被影印或整理出版。特別是《周易》一書格外引人關注，在80年代再次興起了一股“《周易》熱”。我在館內一位長輩學者的指導下，參與了《周易十日談》和《中華易學大辭典》的寫作，此後又合著《墨子十講》。其中《周易十日談》曾多次重版，還出版了臺灣版、香港版，相隔十年又修訂為《周易十講》出版，而《中華易學大辭典》的編撰出版費時十多年纔見分曉。但這段經歷使我從中加深了對中國傳統經典的理解，對我以後的工作深有裨益。
二
在我傳統史學研究主題中曾有“五朵金花”之說，其中我國資本主義萌芽於何時一直是個熱門話題。在不少的研究結論中往往隱約可以看到研究者假設的心態，即如果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沒有受到抑制而順利發展，中國也能獨立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就不會在近代成為落後挨打的國家。在我求學的時期，不同觀點的老師在課堂上各自表述，同學們為此還有過爭論。我的母校暨南大學是一所華僑大學，校園學術氛圍很寬松，當時的許多師生有著海外僑居的背景，思想活躍，觀念開放，教學方式有其獨特之處。特別令我感受深刻的是師生關繫融洽，對學生“離經叛道”的觀點十分寬容，循循善誘，熱情鼓勵。當時，來自港澳和海外的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表現出比我們內地學生更大的興趣，本繫比我高一年級的一位澳門同學還自行開設講座，談自己學習《資本論》的體會。
所以，我對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也投入了較大的關注。在世界近代史的一次課程考查中，我提交了一篇關於歐洲資本主義產生的學習報告。主講此課的李嬋英老師對此給予了好評，認為視角新穎，觀點獨特，並批語繼續補充材料，爭取正式發表。這個鼓勵促使我去經濟學院選修了肖步纔教授的《西方經濟學說史》課程，以此增加經濟學理論知識，加強理論思考能力。為此，我在查閱相關文獻之後，全面改寫了報告，成為我的篇學術論文，篇幅達兩萬字。我將文章直接投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主辦的《世界歷史》。這份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權威刊物也不因我是在校學生而輕視，居然回信告知了刊用決定，在反映國內外研究新成果的《世界史研究動態》上發表，要求壓縮到一萬字。對此，我既興奮又為難，不知如何刪減，費時半年纔完成的文章，一旦提筆，總是舍不得刪去凝聚了心血的字句。我再次去請教了李嬋英老師後，又上門向本繫世界史教授嚴鐘奎求教。嚴老師是上海人，華東師範大學著名世界史教授林舉岱的弟子。作為“故鄉人”，他十分熱情地對我進行了輔導。嚴老師指示我將眾所周知的內容全部刪除，避免教科書式的敘述。他總結了年輕人初寫論文時的常見缺陷，教我寫論文不要過多介紹史實和背景，要注重把提出的問題論述清楚。他以自己剛完成的論文《論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為例（此文刊登於《暨南學報》（哲社版）1985年第3期），向我介紹了寫作的經過，使我大略明白了大時空論題的寫作要領。於是，我在大學的後階段完成了《論市場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歷史作用》的修訂，再次投寄到北京。在1984年第1期《世界史研究動態》的“研究與討論”欄目中刊出，並由編輯加了提要。這是我篇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我興奮地買了10本印有拙文的雜志分送師友，母校的老師給予了熱情的贊揚。我在心中難忘的是李嬋英老師當初的表揚鼓勵了我深入思考，嚴鐘奎老師熱情而具體的輔導訓練了我歷史研究的學術規範與表達方式，為我今後的學習與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大概是受寫《論市場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歷史作用》的影響，在申報畢業論文題目時，我選了先秦時期的“重本抑末”問題，其中另有一個原因是我與古代史老師陳炯光先生的評價觀點不一致，我想用文字來證明。
陳老師在20世紀50年代參加了民族調查，深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族學研究。當時保持原始狀態的佤族、拉祜族等少數民族，深居高山封閉地區，調查的過程充滿了危險與傳奇。陳老師是我進入大學後早給我們上課的老師之一。他講的中國古代史先秦部分常以鮮活的民族學材料來證明，超越了教材，擴大了我們的視野。我們常愛聽他講當時在雲南開展民族調查的經歷，那些神奇而驚心動魄的故事特別令我著迷，使我在心中對民族學產生了興趣與好感，對雲南有了神往之心，為我以後的一段經歷埋下了種子。
陳老師說話語氣輕緩，面色和藹，與我們交往時從不故作高深，常以我們習見的事例來解釋歷史問題，所以，我的通古今之變的認識首先來自陳老師的“明古今之理”。他的教學與閑談，使我們明白了什麼是歷史學的智慧，他是我們喜歡的老師之一。我畢業論文選“重本抑末”，並不是與陳老師“對著干”，而恰恰是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這正是暨南大學的校風內涵之一。
我的畢業論文導師是林乃燊教授。他對我的寫作思路和觀點並不反對，但對試圖用西方的控制論和繫統論作為論述框架提出了意見。這個意見對我打擊很大，我當時頗為關注“三論”（控制論、繫統論、耗散結構論），以為找到了一種理論解釋的工具。林老師教導我，中國古代史研究可以用現代新理論的思辨方法，但不宜用這些新概念、新名詞來論證，寫文章要用通俗而精確的語言來表達。這對我日後也有很大的影響，明白了學習理論要學而化之，不以理論而標新立異。當時繫領導對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相當重視，導師對論文的寫作進展十分關心，還舉行論文答辯會。陳老師參加了我的論文答辯會，在評議時提出了意見，我一一作了回答。終我的論文《論戰國“重本抑末”政策產生的歷史必然性與影響》被評為“優”，並於我畢業之後在《中國農史》上發表。在與林老師交往之後我逐漸知道了他的經歷。1957年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曾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中國古代的烹調和飲食》，獨闢蹊徑地從古人的烹調和飲食中去考察中國古代的生產、文化水平和階級生活。不料因文招禍，在當時的反右環境下，被扣上帽子遭到批判。後來他雖然主要從事先秦史和甲骨文研究，但他對中國飲食文化的開創性研究影響深遠。20世紀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文化史叢書》，常務編委朱維錚先生數次寫信約稿，終出版了《中國飲食文化》一書。或許我也受到了一點影響吧，我告訴林老師自己也發表了一些飲食史文章，他笑答現在不寫啦。因此，師生相襲的傳統確是一種自然規律，在耳濡目染中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學習老師的一點特長。雖然陳老師已經駕鶴西去，但我一直不會忘記他是我畢業論文的原動力之一，也一直沒有忘記他做的湯勺魚。
三
在大學期間受陳老師的影響，我對民族學和神話、民俗逐漸有了興趣，畢業後回廣州時也會去陳老師家聊天喫飯。一次，我與陳老師說到因受其影響也“進入”了民族學界，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劉堯漢教授聯繫較多時得知，他們也是相熟的同道。
劉堯漢是彝族人，出身於雲南涼山彝族奴隸主家庭，在20世紀50年代曾據雲南哀牢山一個彝村的實地調查寫了《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一個實例》，此文被範文瀾稱許為“山野妙齡女郎”，一舉成名。我認識“山野妙齡女郎”的主人緣起於雲南人民出版社的《彝族天文學史》一書。這是我國本少數民族天文學史專著。因我自小喜愛天文，對此書深有共鳴。我看到後即與出版社總編輯程志方先生取得聯繫，通過他的引薦，我從1986年開始與劉教授通信交流。從《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歷》、《中國文明源頭新探》、《我在神鬼之間》開始，一一閱讀“彝族文化研究叢書”。1987年我在上海《新民晚報》副刊“十日談”專欄上，以“十月太陽歷”為主題，連續發表了十篇文章，對擴大彝族文化的影響作了有力的宣傳。我還撰寫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新坐標——評介中華彝族文化學派和“彝族文化研究叢書”》，在《書林》雜志上發表，對此進行了積極的評論和介紹。此文深受雲南方面好評，不僅被編入文集，評論文字還在日後介紹彝族文化學派的文章中被多次轉述。1988年4月，正值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州政府特別邀請我參加觀禮。我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見到了劉教授。
他個高而清瘦，外表比實際年齡更顯得蒼老。那天下午的談話不時被訪客打斷，在他的住處喫過晚飯後，他回到臥室，半躺在床頭，我坐在床邊的折椅上與他繼續對談。他時不時地拿起床邊的長竹筒水煙，吹燃紙媒，呼嚕嚕地吸上幾口。他向我介紹了個人往事，其充滿磨難和九死一生的經歷富有傳奇色彩。面對這位中國著名的民族學家，他的故事令我十分感動和崇敬。一老一少在裊裊煙霧中對月長談，過了子夜我纔離開。因我是劉教授推薦的嘉賓，楚雄州副州長、文化局長特地到賓館來看我，當面感謝我對彝族文化所作的宣傳。我從第三者處了解到，劉堯漢是四百萬彝族人中個取得研究員職稱的學者，在彝區人們都尊稱他為劉教授。如果外地人寫信給他，隻要在信封上寫上劉堯漢教授，即使不寫地址，郵局保證能送到。我也入鄉隨俗，以劉教授相稱。
我在《新民晚報》上的“十日談”文章曾被《人民日報》（海外版）以文摘形式轉載了四篇，法國巴黎大學的趙思慧博士看到後推薦給了法國海外科學院院士喬治?耶格博士。這位世界歷法專家對十月太陽歷的發現非常關注，寫信給《新民晚報》輾轉與我聯繫，要我提供相關資料。經過研究後，耶格博士決定在法國海外科學院舉行報告會和小型圖片展，公開介紹十月太陽歷。我將此消息轉達劉教授，楚雄市政府上報雲南省外事辦公室，得到同意向法方提供照片和部分實物的批復，我在上海不斷連線巴黎和楚雄，協調本次文化交流活動。1990年1月，喬治?耶格博士主持的報告和展覽成功舉行。這是十月太陽歷在國際高等級學術場合的一次亮相，其價值和意義使滬滇雙方深受鼓舞。當1991年我在楚雄與劉教授見面時，他對此給予了很好的評價。對我那幾年所做的事深情地說：“這些非彝人所能為啊。”我也坦率地回答：“雲南是我向往的民族之鄉，您的事跡，您的研究真正打動了我。圖書館工作者的責任就是保護我們的民族文化，宣傳民族文化，我從中也獲益匪淺。”此後，我與劉堯漢難有機會見面，但我始終難忘這段彝族文化之緣。2003年，我特地約請擅長表現民族題材的著名版畫家楊忠義為我設計了一張藏書票，以彝族少女為畫面，蘊含尋找“山野妙齡女郎”之意。2009年，我在北京後一次見到87歲的劉教授，我們彼此都非常高興。他老了，耳朵、眼睛、腰等都有疾病。我們在長沙發上緊挨在一起，手抓著手說話，他為我帶去的藏書票題寫了一句話：尋找山野妙齡女郎。
2012年11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學部委員、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終身院長、中國彝學泰鬥劉堯漢，走了。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它是中國改革開放和高考恢復後，一代新人成長的時代，是中國人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發生巨大變革的階段。“八十年代”作為歷史的定格，成為一代人一種社會特征、一場思想變革的代名詞，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從那個時代走過，體驗過那個時代的氣息；我從那個時代起步，受到了那個時代的哺育。所以，當我們尚未老去的時候，請記住那些曾經扶持過自己前行的人，以示我們人生的致敬。對我而言，那個時候的幾位師輩長者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我，那些文字雖然隻是茫茫人生之路上的雪泥鴻爪，但它承載了一片師生之誼，他們中有的已經走了，有的還健在，以此獻祭那些已故去的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