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歷史與道：章學誠與馬丁·海德格爾

馬丁·海德格爾（１８８９—１９７６ 年），被稱為２０ 世紀歐洲原創性的哲學家，在他的一生當中對亞洲思想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這已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盡管這一點曾經被西方大多數海德格爾研究專家所忽略。這一點不僅可以通過海德格爾職業生涯初期曾閱讀過有關道家和禪宗著作的德譯本，而且亦可通過海德格爾晚年與中國、日本的學者頻繁交往並時有合作所證明。依照蕭師毅的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與海德格爾合作翻譯老子的《道德經》。雖然這一計劃在幾個月之後沒能夠進展下去，但是海德格爾保有對亞洲智慧的興趣，在宴請大多來自亞洲日本的客人時，還詢問過有關亞洲思想中的概念問題。亞洲學者對海德格爾的哲學也回贈了同樣的興趣，帕克斯

（Ｇｒａｈａｍ Ｐａｒｋｓ）認為，早在１９２４ 年，日本就出現了篇有關海德格爾哲學的實質性評論（Ｐａｒｋｅｓ ｉｎ Ｍａｙ： ｉｘ）。１９３９年，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Ｓｅｉｎ ｕｎｄ Ｚｅｉｔ）就被翻譯成日文，遠早於英譯本的翻譯（１９６２）。海德格爾與中國的聯繫也非常早：除蕭師毅之外， ２０ 世紀中國偉大的哲學家熊偉在２０ 世紀３０ 年代也是海德格爾的學生。到了２０ 世紀８０ 年代，在熊偉的指導下，他的學生陳嘉映和王慶節共同把《存在與時間》翻譯成了中文，現已銷售５ 萬冊。這一翻譯激起了中國學者把海德格爾哲學與中國思想比較研究的熱潮（參閱Ｐａｒｋｅｓ ｉｎ Ｍａｙ： ｖｉｉ－ｘｉｉｉ）。②

當西方與東方的學者在現有學術的激發下檢討亞洲思想對海德格爾的影響時，我並不想在這一主題下做另一個海德格爾與亞洲哲學的比較研究。相反，讓我感興趣的是，時間與歷史在海德格爾哲學以及章學誠對道的解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這一基礎上，我將會繼續檢討海德格爾與章學誠對時間和歷史的發現與興趣怎樣幫助他們形成不同於他們前輩以及同時代人的解釋學，檢討他們怎樣獲得了在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對中西方現代觀念具有革命性影響的成就。換句話說，雖然我對章學誠與海德格爾在考慮時間與歷史的問題時有著相同的觀念與興趣，但更讓我感興趣的是探討他們對同時代學術風氣的回應和挑戰，並評價他們思想的歷史意義。促使我進行這項研究是來自哲學的興趣，但我的方法卻是歷史學的。我希冀我的研究能夠對章學誠和馬丁·海德格爾的著作有新的認識，並對他們的著作產生跨學科的興趣。

首先，我將從探討章學誠（１７３８—１８０１年）開始。在章學誠的時代，尤其在中國的江南地區，一種新的強調通過證據的獲得來進行經典考證的學術風氣逐漸在中國學術共同體中形成。他們對經典研究的經驗主義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仍存在於現代中國學術思想中（參閱Ｅｌｍａｎ）。雖然同時代有眾多考證學家，但是章學誠批評了這一風氣。從總體上對傳統學術的思考以及對歷史的本質的獨特見解使得他成了中華帝國晚期出眾的理論家。他在清代學者中的獨特地位並沒有使他在生前名聲大噪。但是，自２０ 世紀初期以來，一大批國際學者包括日本學者內籐湖南、中國的胡適和何炳松先生對章學誠都有研究專著出版，他們“挽救”了章學誠在歷史上被遺忘的命運，發現了他在歷史上綜合清代學術的重要價值（見胡適，何炳松）。法國漢學家戴密微（Ｐａｕｌ Ｄｅｍｉｅｖｉｌｌｅ）先生把章學誠比作１７ 世紀意大利的維柯，美國學者大衛·倪德衛（Ｄａｖｉｄ Ｎｉｖｉｓｏｎ）先生為英語世界寫了一本非常深刻的章學誠學術傳記（參閱Ｄｅｍｉｅｖｉｌｌｅ： １６７－１８５； Ｎｉｖｉｓｏｎ）。此外，中國非常有聲望的學術思想史家餘英時先生，集中在清代新儒家的變遷上考察了章學誠以及他同時代的戴震對中國學術思想的貢獻（見餘英時、倉修良、朱敬武）。

上述著名學者的章學誠研究論著充分證明，章學誠為後人留下了超越現代學科界限的豐富而復雜的遺產。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對章學誠和海德格爾哲學中

的時間和歷史的觀念的探討將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１．章學誠對經典著作中時間以及時間性因素的思考；２．章學誠探討中國傳統中時間與永恆，或歷史與道的關聯及其他的意義；３．海德格爾早期寫作《存在與時間》時發現時間與歷史的線索以及亞洲對他的可能影響；４．比較視域下的馬丁·海德格爾哲學中時間與歷史，以及它們在形成重塑現代西方哲學研究方向的海德格爾的本體論中的重要性。後，我將會做出一些初步的評論，總結章學誠與海德格爾對時間與歷史問題的關注，促成他們對人類知性有了新的、不同視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