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

屈原研究

一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二屈原的時代

三屈原的思想

《屈原賦》今譯

屈原簡述

九歌

招魂

天問

離騷

九章

卜居

漁父

後記

附

“深幸有一，不望有二”

從詩人節說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評《“離騷”底作者》

評《“離騷”以外的屈賦》

郭沫若《屈原研究》導讀

李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

郭沫若曾坦言：“屈原是我喜歡的一位作家。”從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到1978年逝世，郭沫若始終喜愛著屈原。他讀《史記》時，就對《屈原列傳》深感興趣；1912年在舊體詩《寄先夫愚》和為亡友吳耦逖所寫挽聯中，多次使用屈原的典故；其後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伐戰爭時期、流亡日本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後等不同歷史階段，他都曾對屈原深致敬意，直到去世前一年，還挑出了禮贊屈原的《黃鐘與瓦釜》（1963年作）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郭沫若以屈原為主題，寫過舊體詩、新詩、古詩今譯、小說、研究專著、劇本、雜文、報告等各種文體，形成了豐富而復雜的屈原言說。這些言說以學術論文和戲劇創作為代表，體現了鮮明的時代印痕。對於郭沫若的話劇《屈原》，學界已經多有展開，本文以郭沫若的《屈原研究》與《屈原賦今譯》為對像，對其以屈原為代表的古典文學研究的特點略作探討。

一

五四時期，郭沫若對屈原早的言論出現在1920年初寫給宗白華的信中。在這封信中，郭沫若以《東君》中東君跟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Apollo在“乘車馬，操弧矢，射天狼等等幾無不相類”，證明“吾華民族西來說之可信”，“人類全體有一共棲時代之說，可於神話傳說中尋出有利之證左”。1920年年底，郭沫若完成了以屈原為主人公的詩劇《湘累》，劇中屈原的臺詞實際上是郭沫若的“夫子自道”，除表達了郭沫若本人的詩學理想，還“借屈原之口，抒發了自己對‘混濁的世界’的憤懣之情，表現了自己為‘無辜的百姓’而長太息的赤子之心”。

郭沫若早對屈原所作的繫統論述是1921年寫作的《我國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他在文章中將屈原思想分出三個時期：“《離騷》《九歌》頗帶神秘的色彩，蓋因襲三代之思想而未變，是為因襲時期；《天問》及《九章》對於天問及其他因襲之觀念始大起懷疑，是為懷疑時期；《遠遊》中借仙人王子喬語以表示其對於宇宙人生之徹悟，遂由多神的、神秘的思想，一變而無神的老莊派之形而上學。”郭沫若對屈原思想的分期是在他對中國歷史的分期中凸顯出來的。在與歐洲文化的類比中，郭沫若將中國古代歷史分為三期。其中的第二期，也就是夏殷西周這一千多年的歷史，被郭沫若稱為中國歷史上“次之黑暗時代”。“虞夏之際，為我國歷史上之一極大的轉換時期：古代思想由形而上學的、動的宇宙觀，一變而為神學的、固定的宗教論；而政治組織由公產制度一變而為私產制度，由民主主義一變而為神權政治Theocracy。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政教專制之暴威，不輸於秦漢以還；自由獨創之傳統精神，早已終絕一次。”屈原的《離騷》《九歌》就處於這個時代的陰影之下。在郭沫若看來，《天問》充滿了懷疑思想，體現了Renaissance（文藝復興）的精神。郭沫若重點討論了《天問》“吾人試細味屈子原文，可知其深為有扈氏鳴不平。聊借他人之酒杯，以自舒憤懣。……屈子殆深為有扈氏呼冤而因以疑天帝之存在”。這正表現了郭沫若當時的研究取向：以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對於屈原的“懷疑”和“徹悟”，郭沫若在《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中有比較詳細的論述。郭沫若認為，對於宇宙人生，人類在不開眼的時代“是幸福的時代”，但人類逐漸“把我們的心眼睜開內外觀察”時，纔發現有很多即便是科學也不能回答的問題，屈原“在《天問》《卜居》之中對於宇宙人生發了許多的疑問，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稱的，他也是知道本體的懸擬的”，“他曾夢想上天，但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學的灰色的理論，也終竟於他無補，他終竟跳在汩羅裡面死了”。在郭沫若看來，這種因為徹底懷疑而自殺其實並不可取，他心中的偶像是浮士德。浮士德在“大悟一番”後，“獻身於陶醉之中，獻身於至痛苦的受用，人生一切的痛苦都要在他內部的自我中領略，把一切的甘苦都積在胸中，把自我的小己推廣成人類的大我”。

郭沫若在五四時期以西方理論為關照，在跟西方文化的發展進行類比中確定了屈原在歷史上的位置，突出了個性鮮明、充滿懷疑精神的詩人屈原形像。這事實上是詩人郭沫若的鏡像，對這一鏡像，郭沫若充滿了反省意識。

二

1935年，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應開明書店之邀，寫作《屈原》作為“中學生叢書”之一並出版單行本。該書是郭沫若關於屈原的本專著，由《屈原的存在》《屈原的作品》《屈原的藝術與思想》《離騷今言譯》四部分組成。

1921年，郭沫若對屈原作品按照創作時間排序為：《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但在1935年的《屈原》中，郭沫若認為：《離騷》是屈原“晚期的作品，也是他的成熟的作品”；《九歌》“當作於他的早年得志的時候”；《天問》作於“襄王時被放逐於漢北以後，是在《悲回風》之後，《哀郢》之前”；《九章》非作於一時，《橘頌》早，其餘八篇與《離騷》《天問》同，都是屈原放逐以後的晚期作品，順序依次為《悲回風》《惜誦》《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懷沙》《惜往日》；《招魂》也為屈原早期的作品。據此，郭沫若將屈原的作品分為三期：期包括50歲以前的作品，有《橘頌》《九歌》《招魂》；第二期為50歲至62歲時的作品，包括《悲回風》《惜誦》《抽思》《思美人》《天問》；第三期為62歲自沉汩羅之前短短幾個月間的作品，包括《哀郢》《涉江》《離騷》《懷沙》《惜往日》。對於屈原作品的如此分期，是基於郭沫若獨特的研究所得。

《屈原》後一節標題為《言行一致的愛國詩人》，著重論述了屈原的愛國精神。郭沫若認為，楚國無論從疆域還是富庶程度上說，都有可能實現大一統的目標，但偏偏被後起的秦國戰敗了。但屈原“不甘心也就是楚人的不甘心，由這不甘心所生出的他的悲憤的文辭也就是楚人的呼吸，楚人特別愛他的辭，特別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辭與死而增漲了民族的義憤”。“由楚人所產生的屈原，由屈原所產生出的《楚辭》，無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國統一著的。中國人如不滅種，中國文如不消滅，《楚辭》沒有毀滅的一天。楚人的功勞是不朽的，屈原是永遠存在的。”可見，郭沫若認為屈原和楚國雖然在事實上失敗了，但在精神上卻統一了中國。在郭沫若這裡，文學作品充當了民族形成和統一的重要媒介，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甚至比武力來得更為重要。但郭沫若很快就對這種論述有了反省。

這種反省體現在1935年11月郭沫若所寫的《屈原時代》一文中。該文是“由社會史的一個角度裡來作的觀察”。郭沫若贊美屈原“在詩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但偉大的文學家屈原不過是“在時代的邊際上彷徨”。郭沫若遺憾屈原沒有充分發動楚國的民眾，成就千秋功業，改寫中國歷史，並對此扼腕不已。在郭沫若的心裡，文學家在時代的大潮中不能僅僅從事文學創作。郭沫若真正欣賞的，是那些能夠領導民眾進行實際政治鬥爭的政治活動家。

完成《屈原時代》半年之後，郭沫若寫了小說《賈長沙痛哭》。在這篇小說中，他再次對知識分子以“文人”為志業表達了不滿。那種將文人、武人分為不同領域，要求他們各自恪守職責、明確身份的觀念，對於像郭沫若這樣企圖逾越自己的“文人”身份的人來說，是一種束縛。郭沫若在文中綜合了《屈原》和《屈原時代》的觀點，體現了對屈原的矛盾態度：一方面他覺得屈原沒有領導民眾，隻是自己跳水而亡，這是一種失敗；另一方面，他覺得屈原跳水成為一種精神像征，可以凝聚起民族的意志。對屈原的矛盾態度，成為他後來解讀屈原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