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説明
《甲辰東遊日記》（下簡稱“《日記》”）六卷，爲近代學人胡玉縉（綏之）先生所撰，乃其清末奉湖廣總督張之洞及兩江總督端方委命赴日本考察政學之日記。
綏之先生生於清咸豐九年己未（1859），卒於民國二十九年庚辰（1940），享年八十有二。先生身經晚清民國，科名閱歷，人尊耆舊，著述精湛，迥出羣倫。學林夙推先生爲清季吳中樸學之後勁，而罕知其又爲晚近現代化轉型潮流中之積極踐行者。先生奉委赴日考察，行年四十有五，時在清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正值庚子禍亂之後，日俄開釁，列強環伺，國勢阽危，救亡圖存乃爲朝野之緊切話題。由《日記》可知，身處多事之秋，有識之士奔走呼號，謀求富國強兵之道，借箸籌謀，不惜取鑑於強鄰。
綏之先生此行時逾半載，當年四月十四自武昌出發，轉道上海，四月廿七登輪東渡。《日記》詳載見聞議論，即“自上海登舟之日始”，而止於同年十一月初八返國前夕，逐日記録，幾無間斷。先生本以樸學名家，考察又屬要務，故所記極爲矜慎，自謂“赴東洋遊歷，竊幸一見之足以證百聞也。隨筆記載，積成斯袠，本非著述，故冗繁瑣碎，皆所弗計”。先生《日記》之定稿，則與考察同時完成，“先是，頗有爲人借觀者，嗣聞毀譽不一。謂翔實精細，足備後來者之考覈，則餘實以冗繁瑣碎爲宗恉，且恐多誤，安敢以誤他人”。由於《日記》於東京付印，此書國內流傳稀少，百餘年後獲覽，不僅覺其內容富贍，考察深入，見地邃遠，足稱範本，而又惜其幾於湮沒無聞。先生樸學名家，著述等身，自不藉《日記》以增重，而舊著新印，引歸中土，雖時世已異，而可資借鑑者仍存，深願讀者因此而獲益。
綏之先生東遊返國後，即由學部以“治經有法、深明教育”咨調入京，先後任職學部、禮學館，又曾任教京師大學堂。其間屢次上書言事，持論剴切，多所建議，而尤重於改良國民教育，所據多取資於日本考察。民國以還，綏之先生除一度主持籌備歷史博物館，任教北大、北高師等校外，主要精力專注於治學，煌煌鉅著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四庫未收書提要續編》、《許廎經籍題跋》等，即撰作於辛亥後。三十年代，先生以碩學宿儒，與柯劭忞、江瀚等參與東方文化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編纂，其間曾再度訪日。先生居京師三十餘年，至一九三六年，鑒於時局動蕩，遂長辭故都，浩然南歸，晚年寓居蘇州光福鎮，董理平生著述，未及蕆事以歿。先生著述之稿鈔本，均託付於晚年弟子王欣夫。
自十九世紀後期清政府與日本建交後，中國旅日官員、學者之“東遊日記”隨之出現，已刊及未刊者，林林總總，所在多有。諸家記録之考察、訪書、遊歷、見聞等情形，既爲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提供全方位參考，也爲源遠流長之中日交流增添時代內容。二十世紀以來，中日關係風雲變幻，多經反復，而一衣帶水，風月同天，文化歷史及地緣政治之同源同質，仍令兩國間之交流互動，迄無休止。筆者雖涉獵有限，於《日記》校讀再三，仍覺此書內容深刻，極具特色，至今猶有可供參考者：
一、 《日記》揭示赴日考察爲綏之先生從政、治學之重要轉捩點。先生夙以治學勤劬、成果豐碩而著稱，自幼接受經史詞章訓練，青年時代孜孜求學，肄業蘇州正誼書院、江陰南菁書院及江蘇學古堂，與同時俊髦以道義學問相切，並蒙學術前輩獎掖，成長爲科舉時代後一批學子。自江南鄉試中式，至經濟特科録取高等，改官湖北知縣、加入張之洞幕府前，先生已經學幕福建、出任興化縣教諭等十年歷練。身處同光新政變革時期，先生由踐履傳統科舉道路之江南士子，因應風氣轉移，自覺關注新學，嘗試融會中西，參與新政實踐。先生東渡之前，對傳統中國社會已有深刻觀察及思考，而時逾半載之赴日考察，則成爲其從政、治學之重要轉捩點，《日記》不僅包含中日兩國之分析比較，更多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前途之思考。先生著述傳世甚夥，讀其書而知人論世，豈可僅以湛深傳統學問以視先生。
二、 《日記》爲綏之先生及其同時代有識之士積極探索強國道路之實録。《日記》觀察議論，兩不偏廢，充分展示清季自甲午戰爭、戊戌變法以至辛亥革命期間，朝野有識之士對於改變國家現狀及前途之憂慮及探索。清末官方積極組織赴日考察，官員、學者絡繹在途，有影響之考察記録則流傳不多。綏之先生所到之處，細心觀察，周密調查，且行且問，隨時記録，並與同行者隨時討論，交換感想。《日記》中有關中日歷史文化異同之描述，對於中國現代化癥結之探討，憂念家國，心繋蒼生，感喟議論，發人深省，所思所慮，洞見表裏，至今猶有不可及者，乃知學問事功，從來即非截然兩途。
三、 《日記》用筆純正，態度謹嚴，乃真正之學人日記。王欣夫先生有雲：綏之先生“早歲專力治經，卓然經師。繼乃博覽羣書，不薄今人。兩渡東瀛，所見益廣。每發議論，洞澈古今，明通切實。惟深於古者能不泥古，達於今者能不趨今，豈與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並論哉。時代遷移，雖或於今不合，然在光宣之間，實爲通儒。”先生以飽學之士，奉派考察新政，其所用方法，仍不失考據學家法。走訪所及，凡事必經目驗，周諮詳詢，不厭其煩，所述見聞，原原本本，深入肌理。百年後重讀《日記》，非僅內容不覺其舊，今昔對照，轉覺今人之觀察記述，多有不逮。試舉一例，先生此行所遇之中日官員、同僚、師友、留學生等不下數十百人，《日記》多記其籍貫字號；又參觀之學校機關、工場商社等有數十百所之多，《日記》中均保留各機構之詳細地址及接待（執掌）者姓名，並略記其言談舉止。滄桑迭更之後，雖一鱗半爪，其人其址，於中日雙方皆已成不可多得之珍貴史料。
四、 《日記》記録詳盡，描摹入微，堪稱遊記體文字之典範。綏之先生之日本考察，始於長崎，駐於東京，終於西京。東京以外，日光、箱根、鐮倉、京都、大阪、奈良、名古屋等地，均爲遊蹤所及。考察參觀之對像，包含城市鄉村、政府學校、機關團體、文化設施、名勝古跡等。先生所到之處，必詳其山川地理、人文風俗，所述制度沿革、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工作成效，委曲周盡，纖悉備至，無不記録在簿。其重點關注者，不惜再三重訪，而所遇日方人員，亦大多能積極配合，坦誠接待。先生以參觀者之敏鋭及嚴謹，集中考察日本政府、司法、金融、學校、工場、監獄、商社、會所及圖書館、博物館、公園、展覽會等，二十世紀初日本社會各方面之縮影，於《日記》得以集中展示。當年之隨機調查，因訪問者之訓練有素，一絲不苟，記録保存至今，遂具多重意義。
五、 《日記》成書甚速，與東遊行程同時完成。綏之先生結束考察、等候歸櫂期間，即於東京將《日記》謄寫付印。歸裝所限，當時印數不多，百年以還，《日記》原本流傳罕見，國內圖書館幾無著録。先生遺著多由王欣夫蛾術軒繼承，今歸復旦大學圖書館收藏，茲檢先生遺書，未見《日記》稿本或抄本，僅獲蛾術軒舊藏《日記》排印本。此本封面題“甲辰東和胡玉自署檢”，卷端鈐有王氏藏書章（“小蟫廬”朱文長方印、“小蟫廬藏書”白文長方印），疑爲王欣夫先人所藏。回溯中日圖書文化交流史，前人較多著眼中國古籍之東傳及翻刻，近人又多關注和刻本漢籍之作用及影響，對於近代在日刊刻之中文圖書，尚研究不足。清季中日建交後，隨兩國官方及民間交流增加，圖書出版領域之互動亦十分活躍，出現中國學人利用日方資源、在日本完成刊印之圖書。如黎庶昌、楊守敬主持刊印之《古逸叢書》，屬著名之域外雕版印刷物；綏之先生之《日記》，則爲中國人在日出版之通行本圖書。此類圖書之名目、數量及作用，有待深入發掘。
《日記》新印，即據光緒三十年（1904）十一月日本榎木邦信並木活版所鉛字排印本爲底本。原本直行排版，包含句讀，每半頁十二行，每行二十七字，分訂兩冊，凡二百九十一頁，後附“甲辰東遊日記正誤表”二頁。《日記》整理，一爲改句讀爲新式標點，並改正原本誤字；再則爲《日記》內容添加提示語，綴於正文各頁書口，以便讀者省覽（此法雖爲西文著述習見，用於中文圖書及日記類文獻整理尚未多見，是否合宜，有待讀者反饋）；三則因先生旅日半載，於二百日間遍歷東西京，除卻節假、臥病，幾乎無日無活動、無日無記録，茲據《日記》輯爲《甲辰東遊行程記》，簡單展示先生此行考察政教之日程；四則爲便讀者利用，除內容提示與《行程記》外，又將《日記》中涉及之人名、地名、書名等編製索引，附於書後，索引詞之篩選，側重於日本考察。又綏之先生學行，復旦大學已故王欣夫教授知之稔，所撰《吳縣胡先生傳》詳明剴切，足爲定論，茲特迻録，編入《日記》附録，以供讀者知人論世之助。
綏之先生赴日考察之出發及返回地，均爲湖北武昌，出發時又與光緒三十年湖北留日學生同舟東渡。先生旅日考察期間，與湖廣總督張之洞保持密切聯繫，相關匯報請示、延長考察等情形，《日記》中均有記載。《日記》於國內重新出版，距先生東渡及張之洞謝世，相去已百有餘年。天道好還，公論自在，鄂人現尊張之洞爲武漢城市之父，而地處華中之武漢三鎮，不僅爲清同光間近代化改革策源地之一，又爲承載歷史教科書中諸多重大事件之英雄城市。庚子之春，新冠病毒蔓延全球，武漢又因封城抗疫而名傳遐邇。日月增新，山川不改，斯土斯民，惟天祐之。《日記》問世在即，謹述原委以緬懷前賢，並願與讀者分享人間哀樂。二〇二〇年三月杪古烏傷後學吳格謹述於滬東小吉浦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