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官是與文官一起支撐中國古代君主專制政體的兩根支柱之一，而武官中的禁衛武官則是這根支柱的核心，是封建皇權政治賴以生存的重中之重，因而禁衛武官在中國古代國家政權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迄今為止的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主要著力於文官制度，武官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而其中的禁衛武官制度則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張金龍教授的新著《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是學術界部對於中國古代禁衛武官制度進行全面、繫統研究的專著，填補了這一學術空白，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和學術價值，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的重大創獲。全書五編二十一章一百餘節，對於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的發展演變，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著重從制度變遷與個案考察兩個層面對魏晉南北朝的禁衛武官及其組織結構、政治職能等問題進行闡述。宏觀上，將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置於漢末至南北朝末四百年歷史長河的宏大背景下進行探討，緊密聯繫魏晉南北朝政治史、政治制度史，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及其發展演變加以動態的考察；微觀上，對浩如煙海的、分散的史料進行爬羅剔抉，探賾索隱，限度地揭示出這一時期禁衛武官及其制度的本來面目。本書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而創新與求真則是貫穿本書的兩根鮮明突出的紅線。
首先，本書是一部具有重要原創性的學術著作。其創新之處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理論創新。本書次在學術界明確提出了“禁衛武官制度”的概念，這是一個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理論創新。作者通過對魏晉南北朝歷史記載的全面考察，從中抽繹出了“禁衛武官制度”這一概念，將負責皇帝警衛、皇宮及京師治安保衛（包括京師外圍衛戍事宜）的所有武官統稱為禁衛武官。禁衛武官制度是指中國古代各王朝有關君主安全保衛及全國政治中心——首都治安防衛的職官制度，其核心職責是對皇帝及皇宮的安全保衛。禁衛武官制度史即是對歷史上禁衛武官組織繫統、職掌、沿革及其與君主專制政治的關繫等問題進行研究的政治制度史的分支領域。中國古代凡是與皇帝警衛、皇宮及京師治安保衛有關的官職都可以納入禁衛武官制度史的範疇進行研究。“禁衛武官制度”這一概念的提出將為中國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別開生面。軍權特別是禁衛軍權是古代專制帝國的支柱，禁衛武官制度概念的提出為更加繫統深入地考察帝制時代中國的君主專制政治與軍權關繫找到了一個新的切入點，從而有利於進一步認識中國古代君主專制政治的實質。作者認為：“在君主專制時代，君主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君主的安危也就關繫著王朝的命運。因此，以保衛君主為核心的禁衛軍權在國家政治結構中處於權力中樞的地位，對禁衛軍權的控制無疑也就成為專制君權的關鍵環節。”（第二十章·二）“禁衛軍權是中央集權體制下專制君權的核心環節，是專制君權的主要實現形式之一。禁衛武官制度所體現的是禁衛軍權，對禁衛武官制度的研究不僅在於對制度本身的了解，而且還在於它有助於從更深層次上認識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及其運作機制。”因此，“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的研究，不僅對認識魏晉南北朝政治軍事史至關重要，具有重大價值，而且也對全面準確理解整個中國古代政治軍事史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結論）作者的這種宏觀認識，是對禁衛武官制度研究規律性的準確把握，這不僅表明本書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的研究具有雄厚的基礎和高層次的理論起點，而且對於認識中國古代君主專制體制下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政治軍事歷史也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創新是科學研究的生命力所在，而理論創新尤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並未套用現代西方社會科學概念，而是從中國歷史的客觀實際中提煉出規律性的認識，從而達到了理論上的創新。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合理借用西方社會科學概念或新名詞無疑是必要的，但如果能從中國古代歷史記載中抽繹出新概念，將更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更能經得起歷史事實的進一步驗證，因而也就具有更強的學術生命力。
二是架構起嶄新的禁衛武官制度史研究體繫。在本書作者之前，關於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的專門性研究極為罕見，更遑論禁衛武官制度史的學術體繫。迄今為止，除了日本學者越智重明曾對魏晉南朝的領軍將軍與護軍將軍有過比較繫統的考察之外，還有就是何茲全對魏晉的中軍將領、濱口重國對北朝的近衛軍將領有所論及，與禁衛武官制度有一定的聯繫；中國政治制度史和軍事制度史的著作雖然對有關官職有所提及，但多語焉不詳。本書次將魏晉南北朝所有與皇帝及宮城、京城保衛乃至京師外圍
衛戍有關的官職納入禁衛武官繫統加以全面翔實的研究，考察了這一時期的領軍將軍（中領軍）、護軍將軍（中護軍）、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武衛將軍、軍校驍遊（左右前後四軍將軍、五校尉、驍騎將軍、遊擊將軍）、直將軍與直衛諸職、幢將與郎衛（羽林、虎賁、三郎、內三郎等）、殿中尚書與司衛監、領左右將軍與千牛備身、宮伯與武伯、衛尉、領石頭戍事、四（東南西北）中郎將、京畿大都督，以及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三部司馬、五部督、無難督、繞帳督、解煩督、帳下督、馬閑右部督和四禁（前後左右）將軍、侍御郎、親御郎、御仗左右、直蕩都督、直突都督等禁衛之職。作者通過對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的仔細勾稽考索，將上述不同層次的、眾多的禁衛武官的變遷歷程與政治職能一一釐清，並聯繫不同時期的政治形勢和制度變遷，以及禁衛軍權與政局變化的關繫，考察禁衛武官制度及其變遷歷程，將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個朝代、各個政權的禁衛武官設置異同、職能變化一一呈現在人們面前，使我們次能夠對於錯綜復雜的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有了一個非常明晰的認識，從而架構起了一個嶄新的禁衛武官制度史研究的恢弘的學術體繫。這一學術體繫的建立，不僅拓展了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領域，極大地豐富了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史的內容，而且對於推動整個中國古代禁衛武官制度史研究，加深我們對中國古代政治史、政治制度史以及軍事制度史復雜多樣性的認識都有啟迪參照意義。
三是新見迭出。本書所提出和研究的，大多是學術界次進行專門的繫統研究的新問題。例如南北朝時期的直將軍、直衛和監局之職，北朝的幢將和郎衛制度等，學術界的認識幾乎是空白，通過本書的研究，我們對有關官職的政治職能及制度變遷都有了極為清晰的了解。對於學術界所涉及的問題，本書亦多有突破和新解。茲僅舉數例。漢代的禁衛武官在魏晉以後先後變成散官或虛銜，通過本書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漢代禁衛武職如光祿勛、衛尉、執金吾的職能在魏晉南北朝的確有很大的衰退，有時甚至不設其職，不過有時仍然具有一定的禁衛職能，如光祿勛一度還擁有掌宮殿門戶的職能，衛尉在南朝還負責守衛宮城門，頗為重要。而五校尉則存在於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並且長期領有營兵，擁有禁衛職能，隻是到了南北朝後期纔成為散官。魏晉南北朝一代，一般情況下，領軍將軍（中領軍）掌內軍負責宮城內禁衛，護軍將軍（中護軍）掌外軍負責宮城外京城地區的禁衛，但在特殊情況下也會有所變化，如曹魏後期司馬氏利用護軍武裝消滅曹爽集團後即加強護軍權力，使其一度侵蝕甚至取代了領軍的職能；北魏負責京師外圍防務的四中郎將隸屬於護軍將軍，但在北魏末年至東魏時期三十餘年間四中郎將轉屬領軍將軍，其時領軍職能得到加強而護軍職能衰微。正常情況下，左衛將軍高於右衛將軍，左軍將軍高於右軍將軍，但也有相反的情況，如西晉“八王之亂”後期，趙王倫以右軍將軍身份發動政變奪取政權，在其專政及篡位時期，右軍將軍高於左軍將軍，右衛將軍高於左衛將軍。此類事例，可謂俯拾皆是，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本書的創新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礎之上的。所謂求真就是尊重歷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貫穿於本書的求真精神至少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曰網羅繁富，竭澤而漁。
本書的論述是建立在極其豐富、扎實的歷史資料基礎之上的，可以說每一結論都是以確鑿可靠的資料為支撐的。本書對於正史和編年體史書這類基本史料的運用是極其全面而深入的。以正史而言，“八書二史”是本階段歷史的基本史料，但是一般多重“八書”而輕“二史”，本書卻不僅十分重視“八書”的資料，同樣也對“二史”予以高度重視，如第十八章之六論及北魏後期直將軍時引用了《北史·薛聰傳》一段彌足珍貴的記載，表明直將軍負責“管領”“親衛禁兵”，常“陪侍帷幄”，實為皇帝“心膂”之任。這對於認識北魏直將軍的禁衛職能具有重要意義，而該條資料卻為《魏書》所不載。這表明作者是在全面掌握“八書二史”基礎上加以運用的。本書不僅重視正史的《職（百）官志》和本紀、列傳資料，而且還對人們不大注意或不常利用的《禮儀志》《輿服志》等資料予以充分的關注，如特意用了一章（第八章）的篇幅來討論《晉書·輿服志》所載《中朝大駕鹵簿》所反映的西晉禁衛武官制度；通過考察《隋書·禮儀志》的記載，發現了南朝梁、陳時代及北朝北周禁衛武官的組織結構和紀、傳所不詳的諸多細微之處。在此基礎上畫出了西晉大駕鹵簿禁衛儀仗結構示意圖和北周禁衛武官宿衛示意圖，不僅使我們對於當時禁衛武官制度的認識更加形像、生動、具體，而且把禁衛武官制度研究的許多細微之處大大深化。
除了全面、深入利用正史和編年體史料之外，本書對於其他文獻資料和銘刻資料也加以充分的利用。舉凡經、史、子、集四部及後人有關注疏均在其視野之內，例如，直將軍所入直“”之含義，北魏史料並無明確記載，本書引用《唐律疏議》卷七《衛禁律》所載“上”、左右“上”的記載，結合魏晉南北朝相關史料而得以闡明“北魏孝文帝改革時出現的直將軍所直之當即太極殿之上”（第十八章）。關於蜀漢禁衛武官制度的資料極為有限，本書引用東晉常璩《華陽國志》的資料，在論證蜀漢禁衛諸職時多有所獲，如蜀漢光祿勛下轄郎中、中郎等職，即賴以補益（第五章）。有關十六國禁衛武官制度的資料也較缺乏，本書利用類書所引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以補正史之不足，亦多有所獲，如關於後燕中衛將軍與左衛將軍並置以及中衛將軍地位可能高於左衛將軍的結論就是借助《十六國春秋·後燕錄》的資料而得出的（第十一章·五·２）。在考察漢代衛尉職掌時所引《漢官解詁》（《職官分紀》及《太平御覽》引）的一段記載，不僅使我們對於衛尉的職掌有了生動具體的了解，而且對於其他史料所載衛尉職掌的理解亦大有助益，如後人有所爭論的衛尉屬官“大誰長”的職責即得以明辨（第二章·二）。此外，在考察有關職官沿革時引用《周禮》的相關條目以明其淵源所自，同時又注意吸收後世注疏解經的成果，亦多所創獲，如從鄭玄和杜預注以了解東漢和西晉有關制度即是如此。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在銘刻資料方面，舉凡可資利用者，本書幾乎網羅殆盡。在利用這些資料時，如有拓片者則盡量使用拓片，而不用轉錄的文本，體現了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本書對墓志碑刻資料運用上的創獲也是十分可觀的。如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是近年發現的重要碑刻，本書專列一章（第十七章）討論此碑所反映的北魏前期的禁衛武官制度，對其所載有關禁衛武官一一加以考釋，使我們對於北魏前期禁衛武官制度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彌補了傳世史籍所載之闕漏，如史籍所載內三郎皆為鮮卑貴族子弟起家官，且未記兼職，通過本書對《南巡碑》的研究，發現內三郎多兼軍號，其軍號品級由二品上至六品之間均有，以五品上、下為多，顯示了內三郎地位之差別。此外還有，引用《蜀漢黃龍甘露碑》對於認識蜀漢時期的郎官制度（第五章），《孝文帝弔比干文》對於認識孝文帝遷都前後北魏禁衛武官制度的變遷（第十八章），《蔡!斷碑》對於認識東魏左右衛府屬官制度（第十九章）等，都是作者在運用碑刻資料方面頗有價值的創獲。
二曰糾謬訂訛，正本清源。
本書不僅史料極其豐富、扎實，而且對於所采用的史料一一加以辨析，認真審核、考訂，訂正了許多史料記載之失，從史源上正本清源，創獲良多，表現了作者深厚的治史功力。如果說要做到全面、深入運用歷史資料相對來說還比較容易的話，那麼，要做到對於所運用的資料加以全面、深入的考訂，則是更加困難，更為難能可貴的。而這方面又是史學求真所必不可少的，誠如本書作者所說：對於史料“必須先加澄清，然後纔能談得上對有關制度的準確認識”。（第八章）
本書對於史料采取不輕信、不盲從的態度，嚴加辨析之後方纔加以利用。例如，正史《職（百）官志》是本書需要利用的重要、基本的史料，經過本書作者的考訂，發現這些官志對於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的記載有不少疏漏、訛誤或語焉不詳之處。第七章在考察西晉禁衛武官制度時，通過對《晉書·職官志》和《宋書·百官志》記載的考辨，發現兩晉時期有關禁衛長官領軍將軍（中領軍）、中軍將軍、北軍中候等名稱和變遷的記載是不準確的，認為兩志關於“武帝初省”中領軍（領軍將軍）而以“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的記載有誤，事實上中領軍直到泰始七年十二月纔並入北軍中候，晉初六七年間中領軍與中軍將軍、北軍中候是同時存在的；而所謂“宿衛七軍”則有一個逐步發展演變的過程，直到泰始八年四月纔正式完備，而且其長官並非中軍將軍，而是已將中軍將軍之職並入的北軍中候了；《晉志》所記“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的記載亦屬大謬。第十九章通過紀、傳資料證明北齊一代不僅存在領軍大將軍，而且也存在左、右衛大將軍及領左右大將軍、武衛大將軍，從而補充了《隋書·百官志》記載之不足。至於史籍中一些較小的訛誤缺漏經其指出者就更多了。如《晉書·成都王穎傳》有“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句，作者認為此“左將軍”為“左軍將軍”之誤；《隋書·禮儀志七》所記北齊宮衛之制中有“左右衛將軍、將軍則兩襠甲，手執檀杖”句，作者認為“左右衛將軍”之後的“將軍”應為“武衛將軍”，奪“武衛”二字（第十九章）；《通典·職官典十》所記“北齊千牛備身屬左右將軍”，應為“領左右將軍”而非“左右將軍”（第十九章）；《資治通鋻·梁紀九》武帝年閏六月所記“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其“領軍大將軍”應為“領軍將軍”（第十九章）。諸如此類，不煩贅舉。
後世對於史籍的研究、點校，亦同樣在其審視、檢核的範圍之內。這裡特別要提出的是作者對於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標點本的勘正。這套“二十四史”標點本代表了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前對於二十四史研究的水平，是現在流行、通用的本子。本書十分注意吸收標點本的校勘成果，又對該版本的標點、校勘作了大量合理的修正，並對個別原文作了修訂。如第八章對於《晉書·輿服志》所載《中朝大駕鹵簿》的修訂，除了對於多處標點提出異議之外，還指出了《校勘記》中有些未將錯誤之處改正卻將本來正確的記載錯改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與此同時，指出了《晉書》原文中的一些錯誤：將左、右衛將軍記作左、右將軍，前、後、左、右軍將軍除後軍外，其他三將軍皆脫一“軍”字。這雖一字之差，但問題卻很大，屬於根本性錯誤。由此出發，作者又發現今本《晉書》及不少唐宋以來著述中在這個問題方面不同程度的錯誤，如：《晉書·成都王穎傳》所記“左將軍王輿殺孫秀”；《通典》卷六六《禮二六·鹵簿》所載晉《中朝大駕鹵簿》；《太平御覽》卷二三八《職官部三六》前、後、左、右將軍條所引史料；《北堂書鈔》卷六四《設官部一六·前後左右將軍》“樂為邊將不願宿衛”條，明陳禹謨補注所引《晉書》；《資治通鋻》卷一四一《齊紀七》明年五月條胡注。此外，如第二十章對《隋書·禮儀志七》所載“後周警衛之制”標點的修正也是非常精彩和典型的，均體現了作者嚴謹扎實的治學態度和功力。
作者雖然對於史料不輕信、不盲從，但也不輕言史料之誤，而以客觀歷史事實作為的取舍標準。例如，《漢書·百官公卿表序》記載西漢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清代學者王念孫與王先謙等人認為“西域”為“四城”之誤，且為當代學者所接受。本書通過對歷代文獻資料的考察，有力地證實“西域”不誤（第二章）。又如《晉書·職官志》所載“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強弩，為三部司馬”一段，以往有學者認為該段記載有脫漏，而本書則詳加考釋，疏通疑滯，否定了脫漏之說，使其在認識西晉左、右二衛組織繫統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七章）。
三曰商榷古今，以理以據。
學術研究的發展和進步離不開對已有研究成果的利用和修正、突破。本書對於這一課題的已有研究成果進行了極其廣泛、深入的搜羅和借鋻，可以說囊括了古今中外的相關著述。在充分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的同時，又對於它們詳加辨析，提出商榷，決不盲從，一切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以學術標準為準繩。例如，本書在討論漢代南北軍時，特別重視宋代學者王應麟（《玉海》）、山齋易氏——易祓（馬端臨《文獻通考》引）的有關論述（第二章）；在討論漢魏之際禁衛武官制度的巨變以及三國禁衛武官制度時，十分注意對清人洪飴孫《三國職官表》的利用與考辨（第三章至第五章）；在有關章節中對清朝乾隆年間四庫館臣所修《歷代職官表》的“案語”也常加引用和辨析。對前人的研究中有可資借鋻之處均予以彰顯，不使其湮沒，如多處提及胡三省《資治通鋻注》對有關職官的注解即屬於這種情況。對於有些著述中的明顯錯誤也予以指出，如南宋陳傅良《歷代兵制》卷三《三國兵制》稱：“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他雜號無常數。初，曹公自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置中營，於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並五校統之。”作者認為陳氏之說有諸多訛誤：魏制與東漢制度差別甚大；領、護軍將軍與中領、護軍不並置，其“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之說含糊不清；曹操相府武衛營由武衛中郎將、武衛將軍主之，而不由領軍主之；文帝時武衛、中壘營由武衛、中壘將軍所統，而非以領軍將軍並五校統之；領軍將軍主領軍營，又間接統領五校、武衛、中壘諸營。（第三章）同書同卷《兩晉兵制》謂：“晉自文王建國，陰謀傾魏，置二衛（中衛、後衛）、三部司馬（前驅、由基、強弩），以中領軍領之。”作者認為，陳氏所謂司馬昭置二衛並由中領軍領之，其說無據；晉武帝代魏後分置左右衛將軍的說法亦不符合史實。（第七章）又如明方以智《通雅》卷二五《官制·武職》謂：“晉有左右前後四將軍，已為二衛三部。已又置虎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並命中為五督，此今日五軍都督府之所自也。”作者認為方氏將明朝五軍都督府的淵源追溯到西晉五督，為無根之談；所言左右前後四將軍應為左右前後四軍將軍，謂四將軍（或四軍將軍）分為二衛三部，更是大謬。（第七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本書對現當代中外學者的論著也給予了充分的關注，既重視他們的研究成果，又不盲目照搬，而是在考辨基礎上加以引用，既注意吸收其合理的論點，同時又對其謬誤之處進行質疑、駁正。如本書中多處參考了已故日本著名學者濱口重國《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一書、越智重明《領軍將軍と護軍將軍》一文以及當代著名學者何茲全《魏晉的中軍》一文和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等書的有關論點，同時又對他們的某些觀點提出了商榷。又如本書第十七章《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見禁衛武官制度》利用張慶捷等刊布的文成帝《南巡碑》碑陰文字對北魏前期禁衛武官制度作進一步的考察，同時又對其有關研究成果中的疏誤加以訂正。這些都顯示了作者對先行者成就的尊重，又說明他能夠秉持學術公器的原則，一切以學術標準評判是非，這正是一切具有求真精神的學者所應有的態度。
本書對於所引用的文獻均予以詳細地解析，在注釋中采取平等對話的方式作了大量富有學術價值的討論。在大力提倡學術規範的今天，本書也具有一定的示範意義。
以上的事實表明，本書作者不僅具有創新和求真的精神，而且具有創新和求真的學養與能力，如果作者沒有深厚的治史功力，沒有具備中國古代典籍、古代政治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史專業的雄厚基礎，以及在此基礎之上對禁衛武官制度透徹的研究和對全局了然於胸的把握，是不可能對於相關史料進行如此廣泛細致的考訂、取舍，對於古今中外關於這一專題的研究進行如此深入的評判，從而在史學的創新與求真上臻於如此佳境的。當然，本書所論不能說都完美無瑕，已將這一問題的研究窮盡，學術發展的規律總是後人克服、超過前人，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但無論如何這是一部在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古代政治軍事制度史領域極為重要的學術著作，為此後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確立了新的起點，對魏晉南北朝史和中國古代政治軍事制度史的研究無疑將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張金龍教授於１９９５年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繫攻讀博士學位，我年齒在先，忝為其師。本書的基礎就是作者於１９９８年５月在北京師範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參加論文答辯的各位專家對該論文給予了高度評價，又經過作者長達五年的修改補充，方始定稿，已由原來二十餘萬字充實為洋洋七八十萬言，足見這一課題難度之大和作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執著精神。現在這一成果終於問世，我在讀了書稿之後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一方面，深深為張金龍教授在學術研究上取得的輝煌成就感到無比欣喜。對張金龍教授而言，本書將是他學術生涯中的裡程碑之一，標志著他已經成長為一位成熟的學者，躋身於魏晉南北朝史領域舉足輕重的優秀史學家之列。另一方面，又深感其成就之來之不易。他二十年如一日，克服了重重困難和阻力，在魏晉南北朝史領域孜孜不倦地進行探索，終於取得了今天這樣驕人的成績。其遭遇，雖不及陳蔡之阨、遷蜀之痛，然而也是充滿坎坷的，故此書亦發憤之所為作也！在慶賀他取得的成績的同時，希望他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邁上新的臺階。今天是一個有可能產生大師的偉大時代，張金龍教授適逢其會，加以其所獨具的稟賦，我們有理由相信他能夠攀登這一光輝頂點，能不勉之！
是為序。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０日
黎虎於北京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