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田先生，回族，1932 年出生，祖籍山東恩縣（今山東德州武城縣）。筆名齊文濤、亦曉。山東省博物館研究員。2017 年8 月28 日病逝於濟南，終年85 歲。
先生以畢生精力致力於先秦秦漢史的研究，多有創獲，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
先生1961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繫，1964 年調入山東省博物館工作。其學術生涯從時間上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20 世紀60 年代至80 年代，主要從事田野考古工作。1964 年秋，主持臨淄齊國故城小城和部分大城鑽探工作。根據臨淄小城北門和北門內大道建在夯土上的事實，證明小城是挖掉了大城西南城角以後興建的。在西關的安合村和小徐家發現了處齊刀幣鑄錢遺址。1965 年春和1966 年春，主持益都（今青州市）蘇埠屯商代墓地的發掘，發現迄今為止安陽殷墟以外規模，規格等級，人殉、人祭數量多的商代大墓。1 號大墓出土的兩把大鉞，碩大無朋，其中一件有“亞丑”族徽，證明傳世大量精美的亞丑銅器都是從這裡盜掘出土的。2 號大墓的發掘中率先采用了灌石膏技術，成功地解決了盾柄與盾面的結構問題，並揭取了盾面上黑紅相間的同心圓彩繪。在西二層臺上首次發現了弓的遺跡，出土的弓每十支為一捆，總數有二三百支。結合甲骨文記載，認為大量弓的遺跡應與卜辭中的“三百射”有關，證明蘇埠屯應是殷王朝東土的邊防重鎮。亞丑居地的確定，還為之後探尋征夷方路線的核心地點“攸”提供了重要的證據。在膠東黃縣（今龍口市）首次實地測繪了萊都故城內城外郭的平面圖。在出土八件?器的南埠村首次清理發掘了出土鼎、盤、匜銅器和大量陶器的西周晚期墓葬。在萊陽前河前清理發掘了出土?侯壺的中型銅器墓，為探討紀國與萊國的關繫提供了依據。1976—1980 年，主持淄博瓷窯遺址的調查與發掘，發現迄今為止年代早的北齊青瓷窯址，建立起自代的瓷器年代繫列，填補了山東無瓷窯的空白。1985 年，先生任山東省博物館研究室主任，工作重心遂轉為古史研究。
這是個分水嶺，從此以後，研究文章就越來越多了。先生的研究重點是商周史，向上至新石器文化，向下延至兩漢，乃至魏晉。他熟稔文獻，精通音韻，對甲骨、金文、古陶、簡帛、貨泉、璽印、畫像石等古文字材料精審強辨，加之考古學的功底，輔以民族志材料，創出一條以多重證據研究古史的新路，提出很多有真知灼見的新觀點，在先秦秦漢史領域獨樹一幟，為古史研究做出重要貢獻。
一古文字方面
先生北大求學時受教於張政烺、胡厚宣等著名學者，深入研讀甲骨文、金文，為此還曾被批為“白專道路”，抄錄的卡片被當作反面教材“展覽”。他常講到，文字考釋是研究的基礎，認錯了字，等於把大廈建到沙灘上。先生對於古文字的研究終生不輟，晚年以80 歲高齡還能連續站立一兩個小時描摹甲骨片，令人嘆服。
- 對甲骨文中極易混淆的匕、氏、示三字加以區別（《釋匕、氏、示》）。據此找到見於甲骨文記事刻辭中的一大批殷商氏族。對釋（ ）、（官）、（師）三字加以區別（《釋 （）、（官）、（師）》）。考釋甲骨文中的是官字初文，經籍作館。是的異體字， 是意符，即《周禮》五十裡有市，市有候館的市。通過考釋、研究商周客館制度與戍守制度，認為釋、為師是錯誤的。卜辭“王作三，左、中、右”，即建造三座客館。金文“西六”“成周八”，或稱“殷八”，是在周人故地建造六座客館和在殷遺民地區建造八座客館。論證商周時代沒有常備軍（《釋、——兼論商代客館與戍守制度》）。
- 推崇、使用、完善董作賓先生首創的甲骨復原法。準確指出其適用範圍：一是僅限於乙辛卜辭；二是僅限於卜旬、卜夕和周祭甲骨；三是卜甲僅限於腹甲，而不適用於背甲。“綴合與復原相輔相成。綴合的殘片越多，復原就越容易進行。而復原則具有很強的預見性，對綴合可以起到重要的啟示作用。復原猶如‘原子周期表’，對尚未發現的殘片虛位以待。發現新材料，即可按圖索驥，對號入座。”（《帝辛十祀征夷方甲骨復原及其意義》）按甲骨復原法對帝辛十祀征夷方卜辭重新搜集整理，將《帝辛十祀征夷方日程表》所用的材料，從75 條增加到170 條；往返途經地點由37 處增加到47 處。
充分證明甲骨復原法的科學性和預見性。
- 首次提出征人（夷）方卜辭研究的兩種新方法。一是利用國族名銅器出土地點作為甲骨文地名定點的方法，結合文獻記載繪制出征人（夷）方往返路線圖；二是利用古代行軍日行30 裡為一舍的規律對往返路線中各段的行程加以核查，驗證地名考釋是否正確。初步確定人（夷）方位置大體在今山東費縣一帶（《人方位置與征人方路線新證》）。
- 全面收集整理商周族徽，提出“復合族徽”的概念，認為兩個以上單體族徽組合在一起可稱作“復合族徽”，復合族徽反映族源和族與族之間的血緣親屬關繫，與氏族的分化有關。對見於《金文編·附錄》的65 組復合族徽加以考釋（《〈金文編·附錄〉中所見的復合族徽》）。通過復合族徽的研究，指出西周薛國源於商代史族（《陝西岐山新出薛器考釋》）。還提出商、周同族的觀點，認為考古學中的先周文化是商文化西擴的產物（《周人族徽與先周文化》）。曾擬編著《商周氏族譜》一書，可惜終沒有著手，殊為遺憾。
- 利用國族名銅器研究山東古國史，提出紀、?、萊為一國（《紀、?、萊為一國說》）；杞分二國（《從考古材料看楚滅杞國》）；徐國本土在山東；濟陽夆（逢）器是周人王季一支征伐逢國的戰利品，逢國不在濟陽等論點（《濟陽劉臺子夆器與周人滅逢》）。根據高青陳莊新出豐器，指出器主即齊乙公得，名得字豐。豐器中的文祖甲齊公即乙公得祖父齊太公師尚父。高青陳莊是齊國公室墓地，也就是西周早期齊國都城營丘（《高青陳莊西周遺址與齊都營丘》《高青新出申簋考釋——兼說高青陳莊齊國公案墓地的年代與墓主》）。
- 根據西周金文的研究，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西周年表中的多數王年需要作出調整。如《年表》成王在位22 年，朱鳳瀚定為成王的公簋，紀年是“唯王廿八年”；《年表》康王在位25 年。而《三代吉金文存》著錄的康王標準器小盂鼎紀年是“唯王卅又五祀”；恭王標準器趞曹鼎證明恭王在位隻能是15 年，而《年表》恭王在位23 年；《年表》懿、孝、夷三王在位分別是8 年、6 年、8 年。而《太平御覽》引《史記》懿王在位25 年，孝王在位15 年。山西倗伯墓出土的懿王銅器倗伯爯簋紀年是“唯王廿又三年”，證明《太平御覽》懿王在位25 年說可信，《年表》懿、孝、夷三王在位年數都需要作出調整。所以，在《年表》中的多數王年需要作出調整的情況下，斷代工程的西周《年表》無疑應該推倒重來。
- 先生自來山東工作之初就意識到陶文的重要性，20 世紀80 年代開始著意收集傳世和新出土的陶文拓片，歷經20 餘年，積累拓片十數萬件，憑一己之力編著《陶文圖錄》（齊魯書社，2006）和《陶文字典》（齊魯書社，2007）。《陶文圖錄》終收錄陶文1. 25 萬件，詳考精審，按國別分類，便於學者使用。《陶文字典》正編收1279 字（含合文），附錄收1170 字，總計2449 字。兩書被譽為陶文這一分支學科的集大成之作。除了研究中占比的甲骨、金文以及上面提到的陶文之外，其古文字的研究領域還涉及簡帛、璽印、貨泉等，都撰有專門的研究文章，本書均已收錄。
二考古方面
先生所學的專業是考古，極為看重考古學在古史研究中的作用，時代越早，文獻越少，考古學的優勢就越明顯。擅長器物分型，排隊。考察銅器時必定使用考古材料對其結論進行核驗。每每遇到銅器不易斷代的情況，共生的陶器就成為重要的時代標尺，這種研究手段得益於先生扎實的考古學基本功。表面來看，先生單純的考古學研究文章數量似乎不多，但實際上幾乎每篇文章的選題和研究論證都涉及和包涵考古方面的內容，絕大多數的研究文章都可以當作考古學方面的論文。另外一方面，有的文章主要研究手段是古文字，其實卻是針對考古問題。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明確提到考古的補史證史作用，讀者可參看。本書編排文章未將考古部分獨立列為，不是因為體例問題，實在是因為考古學貫穿了先生整個的學術體繫，不可區分。
- 岐山鳳雛西周建築基址是周人的禮制建築遺跡，甲組基址為宗廟、乙組基址為社宮、三號基址為周武王祀於天位的祭天天位，戰國以後稱圜丘，明代以後稱天壇（《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群基址的有關問題》《鳳雛三號基址與周武王“祀於天位”》）。周原遺址有西周早期的鳳雛大室類型宗廟和西周晚期雲塘康宮類型的宗廟，證明周原遺址應是周人的都城，而非周公采邑。周人有三都二京。三都：一是周公廟的岐都，是周公亶父所建，由於岐山有周人早的宗廟，故金文中稱為“宗周”；二是根據鳳雛出土的商紂時期的四塊廟號甲骨周原遺址的“周都”應是文王所建；三是洛陽的成周是周公
旦與成王所建。鄷、鎬無宗廟，隻能稱京。“京”即大邑，不是都城（《“成周”與西周銅器斷代—— 兼說何尊與康王遷都》）。
- 鹿邑太清宮所謂的“長子口”西周大墓，是西周考古極其重要的考古發現。根據多方面論證，認為釋“長”是錯誤的，應該釋為“微”，與西周早期分封的宋國始祖微子啟有關。通過釐清長、微兩字長期混淆的原因，還順帶解決了三晉私名印不見魏姓的問題（《鹿邑太清宮西周大墓與微子封宋》）。
- 高青陳莊西周遺址發現兩座帶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出土“齊公”的銘文銅器，所以應該是齊國公室墓地，陳莊遺址應為齊國早期都城營丘。編號TJ 2 的祭壇，由九層花土構造，像征天有九重，功能也是祭天。高青陳莊遺址的發現對於齊國早期歷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高青陳莊西周遺址與齊都營丘》）。
- 對於20 世紀50 年代西安市西郊漢長安城南發現的東西並列的三組大型建築基址，發現中組建築群與文獻記載的按昭穆制度排列的王莽九廟不符，認為應該是王莽為漢室所建的“祧廟”，即明堂。同時指出東組建築群為郊宮，也稱郊廟，又稱闢雍；西組為祭祀社神和後稷的“社稷”。符合《考工記》所言“左祖右社”的布局，這種禮制建築布局一直延續到明清的北京城（《“王莽九廟”再議》）。
三古史研究方面
先生常講到，考古不是為考古而考古，研究古文字也不是單純認字，考古和古文字都是手段，終極目的還是要服務於古史的研究。先生在古史研究領域的主要貢獻在於使用新材料、新方法重新論證了先秦各項社會制度。
- 婚姻制度
根據兗州王因同性別合葬和二次葬、寶雞北首嶺男女分片埋葬、濰坊前埠下男性墓地等大量的考古發現證明新石器時代實行普那魯亞婚（伙婚制）（《王因同性合葬與普那魯亞婚——兼論大汶口文化的社會性質》《濰坊前埠下男性墓地的發現及其意義》）。
- 土地制度
西周無井田制。西周時代實行按親屬等級分配土地，即以“親疏有序”為原則的、以分封制為代表的家族公社初級階段的土地制度。春秋時代實行按實際耕耘能力分配土地，即在一定期限之內不予耕種的土地，公社予以沒收。屬於家族公社高級階段的土地制度。見於《管子·四時》“復亡人”和屢見於《左傳》“三年而復之”，意思是逃亡三年之內回國者，可以恢復其耕地與住房。逃亡三年不回國者，纔沒收其田宅。春秋晚期鄭國實行的“廬井有伍”，楚國實行的“井衍沃”，齊國實行的“書社”制度，《管子·乘馬》中關於井田制的論述等，纔是井田制實行的標志（《〈管子·四時〉的 “復亡人”與齊國的土地制度》）。爰田制是在土地公有的前提下，為達到“財均力平”的目的而定期換地換房。從春秋晉國開始實行三年換土易居的“作爰田”，經過戰國時代齊國的“民十歲畢易田”，到秦國商鞅變法的“制轅田”即制止廢除爰田，是爰（轅）田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全過程（《臨沂竹書〈田法〉與爰田制》）。
- 繼承制度
商代實行兄終弟及制。西周並非實行嫡長繼承制，而是實行以魯國為代表的一繼一及制。經過春秋時代新舊繼承制度鬥爭的過渡時期，戰國時代嫡長繼承制纔趨於確立（《從魯國繼承制度看嫡長制的形成》）。繼承制度的發展受到婚姻制度和財產發展狀況的制約，並不取決於周公天纔政治家的頭腦（《再論西周的一繼一及制》）。《史記》中可以看到西周魯國的一繼一及的繼承譜繫，而在《史記》中包括周王朝在內的其他各國西周世繫中卻看不到一繼一及譜繫，而是清一色的子繼之法，原因在於：，魯國從西周初年開始就進入到有年可考的歷史時期，而其他各國都是西周晚年（前841）開始進入有年可考的歷史時期。因此，魯國的世繫是可信的，而周王朝等其他國家的世繫是可疑的。第二，魯國有記錄直繫的“世”（即後世的《世本》）和兼記旁繫的昭穆的兩套記錄世繫的繫統，即所謂“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國語·魯語》）。而周王朝由於犬戎入侵、西周滅亡、平王東遷，喪失了世和昭穆的記錄。晉、蔡、曹等國則隻保存了“世”的記錄，因而隻能看到直繫而看不到兼記旁繫的“昭穆”的記錄（《〈史記〉西周世繫辨誤》）。
- 昭穆制度
商代無昭穆制度。昭穆制度並非起源於原始婚制，而是起源於西周的一繼一及制，並隨著繼承制度的演變而演變。西周昭穆制度是兄昭弟穆，是昭穆制度的原生形態。春秋時代進入一繼一及制向嫡長制發展的過渡時期，春秋時代的昭穆制度可以是兄昭弟穆，也可以是父昭子穆，是昭穆制度的次生形態。戰國時代嫡長制確立，反映在昭穆制度上則完全是父昭子穆，是昭穆制度的再生形態，它僅保存了昭穆制度的軀殼而已（《周代昭穆制度源流》《昭穆解惑——兼答趙光賢教授》）。
除先秦的各種制度之外，先生對於先秦古國的研究涉及面也很廣，針對周、齊、魯、杞、莒、徐、邾、郳、紀、逢、滕、薛、費、邛、虢、曾、秦、晉、楚、吳等國的史地問題，都有專門的研究文章。先生秉持“無證不信，無證不疑”的治學態度。認為信古與疑古是一對矛盾，因為對於史料都需要“考”，都需要“釋”，都需要“融會貫通”，都需要核查，所以不存在“第三者”的“釋古”。 信古也好，疑古也罷，都需要出示證據。先秦史研究領域中，很多學者往往苦於材料匱乏，但他指出中國古代文獻浩如煙海，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層出不窮，近代考古學和民族學碩果累累。“不存在‘文獻不足征’的無米之慮。”（《齊魯文化研究的史料問題》）問題在於史料並不能等同於史學，一方面，大量重要可靠的史料不被重視；另一方面，時代混淆、真偽雜糅的史料不經鋻別地被濫用。很多考古發現尚未得到合理解釋，很多歷史問題也需要重新研究。觀點正確，則材料俯拾皆是，左右逢源，相反則會左支右絀。事實上，先生的苦惱不是找不到材料論證其觀點，而是大量的有充分證據的學術課題來不及寫成文章；即使形成文章，發表也慢。所以，網站和博客成為先生後期闡述學術觀點的一個重要平臺。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先生一方面特立獨行，另闢蹊徑，發前人所未發；一方面是在符合事實、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杜絕一切不切合實際的空想。正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例如20 世紀80 年代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輝縣趙固刻紋鋻圖說》，不同意將趙固鋻圖案釋為“貴族遊園圖”。通過對圖案中路寢、飲食器、狗牲、鐘磬、笙瑟、女樂、射者、侯、乏、獲旌、獵車等內容的詳細考證，認為圖案刻畫的是燕禮、射禮和蒐禮。此圖完全可以和《儀禮》《周禮》《禮記》的相關內容對照，“三禮”是戰國時代的著作，與西周初期的禮制不合。
除了常用的古文字和考古的手段，先生還注意參考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民族志的材料。如在客館制度的研究中參閱了美國學者穆達克關於古秘魯印加人的材料；在土地制度研究中參考了德國學者考茨基的研究成果，引用了俄國學者科瓦列夫斯基關於印度的材料；在婚姻制度的研究中使用了海南島黎族的民族志材料；在宗廟制度研究中參照了古羅馬人的相關記載。先生遍覽群書，廣征博引，從而奠定了其科學創新的基石。
先生博學而審問，慎思而明辨。因為材料運用得當，邏輯論證嚴密，所以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主要觀點從未因新材料的出現而發生大的改變，相反，其觀點卻不斷地被新發現的材料所證實。例如鳳雛甲組基址的發掘報告發表後，關於性質和歸屬的問題，引發學界熱議，有宮殿說、宗廟說、貴族宅院說、家族公社說、殷遺宗廟說等觀點。先生力排眾議，主張應是周王室的宗廟（《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群基址的有關問題》）。其中一條證據是甲組基址西廂二號房間內H11 出土甲骨，所以認為二號房間應是文獻所言“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的“龜室”。文章發表後，收到《文物》編輯部轉來陝西周原考古隊編《周原考古簡訊》第16 期，報道在西廂二號房間內繼H11 後，又在H31 窖穴內發現了甲骨，贊同西廂二號房間是龜室的意見。新的考古發現，更加夯實了周王室的宗廟說的正確性。
先生的研究特點是從大處著眼，從細處著手，高屋建瓴，視野寬廣，既使用望遠鏡，也使用顯微鏡。這與其治學方法有很大關繫。先生曾明確指出，“我的方法論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為指導，以文獻資料、考古學、古文字學、民族學為手段去認識和解決古史和考古方面的問題。不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不同意‘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的說法。相反，認為隻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纔是認識和解決古史、考古各種問題的正確的方法”（《王因同性合葬與普那魯亞婚——兼論大汶口文化的社會性質》）。他從沒有將歷史唯物主義當成公式化的標尺，僵化地剪裁各種歷史事實，而是自覺地靈活地運用發展、對立統一、普遍聯繫的觀點看待歷史問題，從整體上來把握人類社會生活，把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看作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進行考察，探索歷史發展規律。
例如土地制度的研究。根據馬克思主義公社理論和科瓦列夫斯基的研究成果，家庭公社分為兩個階段：初級階段，按親屬等級即按距始祖血緣關繫的親疏分配土地。西周時期按“親疏有序”的原則確定采地大小、多少的分封制就屬於這一階段的土地制度。高級階段，按實際耕種能力分配和占有土地。通過對西周按“親疏有序”原則分配土地的分封制和“三年而復”的分析，認為西周和春秋時期曾實行家庭公社的土地制度。主張井田制是農村公社的觀點，井田制的實行應是春秋以後的事情，西周時期無井田。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古代社會理論不僅適用於美洲、非洲、歐洲、亞洲的印度，也適用於中國。建立在大量殺死戰俘用作祭祀犧牲理論基礎上的殷商奴隸社會和建立在《漢書• 食貨志》“奴隸勞動營”理論上的西周奴隸社會，值得重新考慮。“既然承認中國人不是神，不是猴子，那就應該同時承認處在北溫帶大陸的特殊國情，並不妨礙中國人也曾與印第安人、阿爾及利亞人、印度人、歐洲人一樣，經歷過氏族公社、家族公社、農村公社等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無他故，規律使然。”（《〈管子·四時〉的“復亡人”與齊國的土地制度》）再如繼承制度的研究。“任何事物的產生，都是由低級到高級的辯證發展過程，作為上層建築中重要政治制度之一的嫡長制當然也不例外。通過對魯國繼承制度的剖析，意外地發現了繼承制度發展史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一繼一及制，使我們有可能描繪出繼承制度發展史中各個連續發展階段的連環圖。中國繼承制大體經歷了如下四個階段：1. 傳甥傳弟制，2. 弟及為主制，3. 一繼一及制，4. 嫡長制”（《從魯國繼承制看嫡長制的形成》）。
按照普遍聯繫的觀點，他認為同一時期的各種社會制度乃至社會思想應該是配套存在的，同時，各種制度和思想又相互作用。婚姻制度、繼承制度、昭穆制度具有內在關繫，而昭穆制度又可以與宗廟制度、宮室制度、喪葬制度相聯繫；客館制度與戍守制度密切相關，而戍守制度又與先秦軍制相聯繫；等等。正因如此，先生各個領域中的研究文章既獨立成章，又相互參證，構建起一個龐大而精深的學術體繫，背後起支撐作用和指導作用的理論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歸納起來，先生畢生的研究工作隻圍繞一個大課題—古史分期，在這個課題的統領下，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幾乎研究了所有與之相關的子課題：婚姻、繼承、喪葬、宮室、土地、軍制、王權、宗法、貨幣等。這樣做的目的是，他試圖通過自己的研究，驗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古史研究是否具有指導意義，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五段論，唯物史觀究竟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他曾多次想彙集自己先前在商周經濟、社會、政治、軍事各領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動筆談談古史分期問題，但又恐駕馭不了哲學層面的內容而屢屢作罷，僅有一篇《唯物史觀與戰國奴隸社會說—評張政烺先生古史分期觀》存世，大有意猶未盡之感。今天大家看到的這部文集不僅是先生全部心血的凝結，更是一番未竟的事業，仍需要後人接力探索。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對學界有一些啟示作用。謹以此文緬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