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
回顧與思考——70年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軌跡及未來發展周文玖／3
西方歷史哲學研究在中國：70年回顧與反思董立河金嵌雯／20

·中國古代史學研究·
史鋻傳承、政治教化與《國語》的經典化劉偉／39
試析劉知幾的正統思想
——以《史通》的史學批評為考察中心吳海蘭／52
《十七史詳節》史學思想初探程源源／69
《歷代名臣奏議》的編纂及對朝鮮王朝的影響袁昆侖／82

·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
從《無邪堂答問》看朱一新的歷史教育實踐與思想周倩／101
晚清知識分子對印度亡國史的研究劉澍／117
清末民國史家編修國史教科書中的“上古史”書寫付耶非／134
南高學派創建“中華新史學”的理論實踐及其學術意義郭玉春／150
陳垣與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繫姜文／168
谷霽光對《宣統政紀》的校勘及學術批判謝貴安／180
民國時期高校南洋史課程的設置於延亮／202
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史之縮影
——增訂重編本《夏鼐文集》的學術史價值王興／219

·外國史學研究·
德性語言與學者角色：西方史學理論的新議程
——以赫爾曼·保羅的相關論述為中心況明祺／235

·中外史學交流·
歷史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接受王慶婷／253

·歷史文獻學·
清華簡《心是謂中》與諸子文獻之比較研究郭倩／271
敦煌本景教《志玄安樂經》羽田本、佐伯本錄文再比較陳濤／287
從“文字獄檔”看清代以書為禮現像張升／308
近代青海考察記及調查資料考述張雙智杜常順／322

·當代史學評論·
唐代戶籍研究的新進展
——以孫寧《唐代戶籍編造史稿》為中心趙貞／343
喬治忠教授對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述評時培磊／351

附錄一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大事記（2018年9月～2019年8月）
李艷／359
附錄二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論著要目（2018年9月～2019年8月）許玉寬／370

卷首語
楊共樂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9年下卷（總第21卷）即將出版，現將本卷內容作一個介紹。本卷設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中國古代史學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外國史學研究研究”“中外史學交流”“歷史文獻學”“當代史學評論”等欄目，刊發論文22篇，後有附錄2篇。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70周年紀念年，全國同慶。本刊開闢專欄，發表周文玖教授《回顧與思考——70年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軌跡及未來發展》，以及董立河教授與博士生金嵌雯合作的文章《西方歷史哲學研究在中國：70年回顧與反思》，分別對70年來的中國史學史、西方歷史哲學的成就及其未來發展，予以回顧、總結和展望。前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個階段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國史學史經過短暫的沉寂，到六十年代前期興起，並有初步的發展；第二階段是“文革”十年，這是學科建設的停滯時期；第三個階段是自“文革”結束到20世紀末，是學科恢復和開拓新局面的時期；第四個階段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近20年，學科在走向成熟的同時，也面臨著變革和更化。關於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未來發展，文章提出“經典史學史”概念，從近年的史學史研究中概括出幾個範式，主張從六個方面推進學科建設。後者指出，歷史哲學是一門關於歷史的哲學。西方歷史哲學研究在我國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三個階段：從新中國成立之初通過學習蘇聯、對舊的唯心史觀及西歐中心論進行批判而開始的初步研究，到改革開放之後對歷史哲學概念、研究範圍及重要流派和人物進行探討，從而建立起基本的研究體繫，再到新世紀以來對後現代西方歷史哲學及其新趨向的研究。構建中國特色的歷史哲學學科體繫、學術體繫和話語體繫，應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源遠流長的民族史學為根基，同時也不應拒絕西方歷史哲學的參與。
“中國古代史學研究”欄目安排4篇論文。劉偉的《史鋻傳承、政治教化與《〈國語〉的經典化》論述了《國語》被經典化的原因和過程。指出《國語》中蘊涵的以史為鋻思想，既是周初以來以周公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所推崇的“殷鋻”思想的延續，也是春秋戰國之際政治與社會變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映。君主納諫與臣下諫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史鋻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表達方式與實踐路徑。與史鋻思想相呼應，《國語》很重視對貴族子弟進行以歷史上的治亂興衰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教育，也注意民間教化以穩定社會。隨著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史鋻思想的重視，《國語》的經典地位得以確立。吳海蘭的《試析劉知幾的正統思想——以〈史通〉的史學批評為考察中心》通過分析《史通》的史學批評，論述劉知幾的正統思想，並由此斷定漢唐之際是中國歷史上正統之爭與正統再造的重要階段。劉知幾對史書中關於楚漢、漢晉之際與東晉南北朝的正統問題都有評論。他承認武則天的正統地位，否定唐初的北朝繫統。劉知幾關於正統的史學批評不僅深受儒家名實觀念和華夷之辨的滲透，同時還受其本人正統思想的影響。程源源的《〈十七史詳節〉史學思想初探》論述了南宋史學家呂祖謙的史學思想。《十七史詳節》是呂祖謙的一部史抄之作，卻蘊涵呂氏豐富的史學思想。表現為：重視編纂方法的運用，體現求通的歷史思想；重視突出史學的地位，顯示出史家的高度自覺意識；持守儒家重義輕利傳統，歷史評判以道德為準的，具有義理化史學傾向；重視發揮史論的歷史教育作用，重視讀史方法的運用，強調歷史的知識性和可讀性的統一。袁昆侖的《〈歷代名臣奏議〉的編纂及對朝鮮王朝的影響》論述了明朝永樂時期黃淮、楊士奇奉敕編纂的《歷代名臣奏議》的主要內容及其傳入朝鮮王朝的情況和影響。認為《歷代名臣奏議》在朝鮮半島的際遇，是中國史籍對朝鮮王朝政治和文化影響的一個縮影。
中國近現代史學近些年來頗受青睞，來稿也多。“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欄目刊發8篇論文。周倩的《從〈無邪堂答問〉看朱一新的歷史教育實踐與思想》論述了廣東名儒朱一新的歷史教育成就。《無邪堂答問》是朱一新任廣雅書院學長期間，彙集師生論辯問難之語而成的一本書，內含大量史學問答的內容，集中反映了朱氏的歷史教育實踐與思想。該書糾正生徒對史學的錯誤認識，引導他們拓寬史學視野，不溺考據；以“致用”為原則推薦讀史書目，將現實關切融入歷史教育之中。劉澍的《晚清知識分子對印度亡國史的研究》以康有為、馬建忠等在印度實地考察的遊記，晚清報刊中有關印度的論述，魏源、章太炎等未親臨印度者的想像，《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各種晚清印度地理著作等作為基本史料，分析晚清士人對導致印度亡國原因的論述。結合美、英、法、澳大利亞等國學者的印度研究著作，深入探研晚清士人論述印度的文本之內涵。付耶非的《清末民國史家編修國史教科書中的“上古史”書寫》，通過回顧清末民國史家所編修的中學國史教科書對於“上古史”的書寫，認識到這一時期教科書的體例由注重全面性的通史向注重宏觀趨勢專史轉變；語言上由文言文逐步向白話文轉變；內容上逐漸由傳統史學轉變為現代史學。反映了近代新式史學教育的發展和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的嬗變。郭玉春的《南高學派創建“中華新史學”的理論實踐及其學術意義》指出，南高學派對歐美新史學理論是積極傳播的。南高學派骨干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等，將歐美新史學的綜合史觀、法國朗格諾瓦與瑟諾博司的史料考證方法相結合，構建出包括史學本體論、歷史觀和史學方法論的一套較為完整的“中華新史學”理論體繫。南高學派的史學理論體繫是中國史學現代轉型的另一種形式。姜文的《陳垣與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繫》運用豐富的檔案資料論述陳垣對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繫的貢獻。1929—1931年，陳垣擔任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繫主任。在主持繫務期間，他通過引入名師，改革課程體繫，為史學繫的教學、科研奠定了基礎。在教學上，他講究教學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工作能力。在科研方面，他積極鼓勵並指導史學繫學生開展學術研究。在史地繫向史學繫轉變的歷史時期，陳垣為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繫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科的發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謝貴安的《谷霽光對〈宣統政紀〉的校勘及學術批判》論述了1930年代谷霽光校勘《宣統政紀》的背景、校勘成就、校勘方法，以及他對《宣統政紀》的學術批判。認為在與偽滿的鬥爭中，谷霽光以筆為武器，通過對《宣統政紀》在學術上的全盤否定，揭露和批判了偽滿藉《政紀》以接續正統、樹立溥儀形像的圖謀。於延亮的《民國時期高校南洋史課程的設置》運用較多的教學資料，揭示南洋史課程在民國高校開設的情況。認為南洋史設課始於民初之北大，暨南大學、廈門大學等大學開設多種南洋史，輔仁大學南洋課程亦不少。暨南大學把南洋史作為全校必修，先後開課四十餘種，對南洋史尤其重視。。東方語專、海疆學校等專門學校也將南洋課程定為必修。因研究對像近似或地域從屬關繫，南洋史與華僑史、拓殖史和印度史常一校同時開設。作為一門小眾課程，南洋史不在部定之列，教員各自標舉，課程名目與授課內容差異較大。
在“外國史學研究”欄目，況明祺對荷蘭萊頓大學赫爾曼保羅的史學理論作了介紹和評述。赫爾曼·保羅將德性語言引入歷史哲學領域，分析歷史學家的行為，並在角色理論的啟發下構建起以德性為核心的“學者角色”的概念。他的史學理論體現了西方史學理論界中的新研究議程。德性語言與學者角色是一種概念工具而非判定標準，有著主體性的特征。它在反思歷史學學科規範與自律性方面有著啟發意義，同時它也為審視中國史學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王慶婷考察了歷史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歷史主義是發端於德國的一種思潮。20世紀20年代開始在中國得以傳播，傳播途徑比較狹隘。但這並未影響它對中國史學產生作用。一些主流史學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歷史主義，並在史學研究中加以運用。由於種種原因，歷史主義在中國沒有形成一種思潮，但它促進了近代中國歷史哲學與史學理論的發展。
在“歷史文獻學欄”欄目，郭倩的《清華簡〈心是謂中〉與諸子文獻之比較研究》對清華簡《心在謂中》進行了研究，認為該簡是楚地出土的戰國中期偏晚文獻。簡文強調“君民人”的關鍵在於“治心”。這一思想有古老的源頭，且在《孟子》、《管子》能找到相似的觀點；其特重智識“心”的觀點，更接近《管子》。與傳世諸子文獻比較，簡文對於“心”與“身命”、“天命”關繫的闡述，與孟荀特重“心”之於“天命”“人道”重要性的觀點類似，而更接近荀子的思想。陳濤的《敦煌本景教〈志玄安樂經〉羽田本、佐伯本錄文再比較》對敦煌本景教《志玄安樂經》的價值作了說明，梳理了流傳日本及面世的情況，對羽田本和佐伯本錄文進行了文字比對，認為羽田本、佐伯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誤，而佐伯本的失誤較羽田本為多。文中所附日本杏雨書屋藏《志玄安樂經》照片，頗有價值。張升的《從“文字獄檔”看清代以書為禮現像》通過考察《清代文字獄檔》收錄的“蔡顯《閑漁閑閑錄》案”“黃檢私刻奏疏案”相關檔案，發現清代士大夫以書（私刻）為禮的普遍性：並據此推測清代私刻本一次開印的數量在20部至200部之間。張雙智、杜常順的《近代青海考察記及調查資料考述》對近代以來青海考察的情況和有關的調查報告做了敘述，並作了粗線條的階段性劃分，即晚清、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九一八事變後的十四年三個階段，而以後一個階段的成績為。
“當代史學評論”安排了趙貞、時培磊的文章，分別對孫寧先生關於唐代戶籍的研究和喬治忠先生清朝官方史學的研究進行評述。後是兩篇反映本中心一年來大事和一年來國內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科發展成就的附錄。
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本刊在發表學者們扎實成果的同時，也注重反映時代脈搏的跳動和本學科學術前沿動態。“紀念白壽彝先生誕辰110周年”“總結新中國70年來的本學科成就”等欄目的設置，都體現了這一旨趣。傳承優良傳統，追求卓越學術，不斷把本學科向前推進，是本刊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