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滿 洲 崛 起

清初八旗制度

一、八旗制度的創立

二、八旗之主——主旗貝勒

三、管旗大臣——固山額真

四、八旗的基層組織——牛錄

五、八旗兵制

六、蒙古八旗

七、漢軍八旗

“土黑勒威勒”考釋

論文館儒臣及其對清初政治的影響

一、文館漢族官生的政治性格

二、文館儒臣對清初政治的影響

劉興祚論

康乾盛世的成就與隱患

明清鼎革之際中國政治的走向

清初奏折探析

一、順治年間官私文獻所提及的“奏折”

二、康熙朝的密折

三、康熙朝非機密性的奏折

四、康熙朝奏折制度已具雛形

雍正密諭淺析

——兼及軍機處建立時間

康乾盛世的成就與隱患

一、為什麼把康乾時代的中國稱為盛世

二、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是中國在18 世紀國勢達到

鼎盛的首要原因

三、利弊相因，禍福相倚——盛世光環掩蓋下的隱患

四、世界形勢劇變：中國與歐洲大國間戰略均勢即將

被打破

康乾之際禁南洋案探析

——兼論地方利益對中央決策的影響

乾隆年間侵貪問題研究

《字貫》《一柱樓詩》兩案與乾隆查辦禁書

清乾隆朝瘋漢文字獄探析

乾隆皇帝生母及誕生地考

——從近公布的一則清宮檔案說起

土爾扈特蒙古回歸日期續考

滿漢文化衝突與融合

清朝皇帝的中國觀

清開國時期的國家概念

“統馭天下中國之主”

清朝皇帝對中國疆界的認識和自我約束

“天下一統，華夷一家”

“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也談滿族漢化

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誤事的清官

——雍正對用人之道的別一種見解

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李衛“陰間”說

所謂“君臣萬裡談心”

關於楊名時的洩漏密折

且看朱綱如何審案

兩種文本繫統的楊名時傳記

前言

這部論文集收錄的十幾篇文章按主題分了三組，下面說說各組文章的學術背景、概要和思路。

一

20 世紀80 年代前後，清開國史是清史研究的一個熱點。清人從在東北一隅建國，到定鼎燕京，開創一代新王朝，用了不過三十年時間，被後人看成“奇事”。組主題為“滿洲崛起”的文章，就是試圖從滿洲角度解釋這件“奇事”的合理性，關注點可能更多地放在文化上。

滿洲崛起之際，面臨強鄰逼處、戰無虛日的嚴峻形勢。《清初八旗制度》著力探討清開國帝王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如何汲取並充分發揚滿族整體意識、嚴明法紀、尚武精神以及權利義務相統一，特別是崇實務實的文化傳統，以八旗制度凝聚和統轄國人，同化歸附的蒙古和漢人，從以分散的族黨村寨組織部眾，到體察圍獵規則編組牛錄，到初編四十牛錄，到創建八旗制度，再到組建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一路反復探索，備嘗艱辛，軍政合一的八旗制度遂臻於完備。同時，滿洲統治者始終把軍隊建設置於國事首位，伴隨著對外征服戰爭全方位的展開，八旗兵被鍛造成當時中國乃至東亞一支如日後康熙皇帝所謂“戰必勝，攻必克，所向無敵”的軍隊。17 世紀中葉清朝皇帝皇太極去世時，入主中原、統一中國可謂萬事俱備，隻待良機。

《“土黑勒威勒”考釋》考察了已被歲月塵封的清初一種獨特的科罰制度。法司在定罪量刑時，把貴族和官員“過誤犯事”，如失職、旦大宴遲到、齋戒期間食韭、作證反復、賭博淫亂、隱匿丁口、在家中聽訟等合並為一類，一律繩之以法，科罰“土黑勒威勒”。科罰時按世爵高低罰銀，世爵愈高，科罰愈重。崇德三年（1638）正月刑部共審理18 宗案件，受到刑罰的23 名有世爵者中，13 人被罰“土黑勒威勒”，可見貴族和官員“過誤犯事”之類輕微違法是普遍的、大量的，刑部一概以法繩之，且平日特權愈多、得利愈多者科罰愈重，如此既貫徹了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也體現了“罰重於上”的立法精神。《“土黑勒威勒”考釋》一文不止於考察這一司法特例，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揭示一個處於上升時期、充滿生氣的民族的思維與行為方式。

《論文館儒臣及其對清初政治的影響》一文論述努爾哈赤汗位繼承人對漢族文明的態度。皇太極即位後，銳意革新，仿明制建立六部，至於六部職官設置及其職掌，並沒有全盤照搬《大明會典》，而是堅持從滿洲國情出發，借鋻明制，即“參漢酌金，用心籌思，就今日規模，立個《金典》出來”。當改革成為滿洲繼往開來的時代呼喚時，漢族政治文化無疑有借鋻價值，但皇太極以為“漢文史書，殊多飾辭”，令文館儒臣隻翻譯“有關政要者”，用備觀覽；他並不反對讀書，但讀書必須“明晰是非，通權達變”，不能膠柱鼓瑟，“拘守篇章”；他一再表示不喜“空言文飾，要取虛譽”，尤其恥於“行不逮言”。皇太極與其父努爾哈赤所處形勢有所不同，但二人“凡事莫貴於務實”的思想路線完全一致。

總結清開國史，滿洲迅速崛起，究竟靠的是什麼？答案可能多種多樣，清入關後第三代皇帝雍正提要鉤玄，給出的回答是：“我朝龍興，混一區宇，惟恃實行與武略耳。”“實行”“武略”，隻有兩個詞、四個字，且“實行”置於“武略”之上，尤其耐人尋味。雍正所謂“實行”，指的是崇實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繼之以躬身踐履為認知的歸宿。“實行”，實際是從哲學的文化的高度對滿洲崛起的優勢和根本經驗做了精闢概括。

以上幾篇文章從滿洲角度彰顯了清人發祥歲月的輝煌，《劉興祚論》一文則把關注點切換到另一歷史維度，透過這位自稱“漢人金官”的傳奇人物在民族危難時刻的人生抉擇，揭示滿洲“神武開基”黑暗的一面。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前十年，居住在遼東開原的年輕士子劉興祚流落到了邊外的建州女真，努爾哈赤“愛其纔，待如子”，並給他起了一個滿語名字“愛塔”。1621 年金軍占據遼東，愛塔積功至副將，地位僅次於施吾裡額駙佟養性、撫西額駙李永芳，成為金國漢官中第三號顯赫人物，明廷曾懸“除荊州刺史，給銀萬兩”重賞購求這個民族敗類的頭顱。

隨著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愛塔泯滅已久的民族意識開始蘇醒。1621 年七月，鎮江漢民與明將毛文龍內外呼應，襲取鎮江，捕殺金國遊擊佟養真等多人，努爾哈赤隨即派兵屠殺鎮江漢民，幸存的一萬二千人全部沒為奴隸。以鎮江屠城為起點，努爾哈赤對漢人的民族壓迫越來越殘暴，而遼東漢人反金的敵愾情緒也越來越激烈。五年後，努爾哈赤竟下令屠戮遼東仇金的漢民，紳衿首當其衝，釀成一場時稱“殺秀纔”的慘絕人寰的浩劫。劫後餘生的漢民，被全部強制編為莊屯，分隸八旗，給諸貝勒、大臣為奴。殘酷的現實震撼著愛塔的良知，當面臨善與惡、是與非、順與逆的抉擇的嚴峻時刻，他開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價值，並沉著地尋找機會報效明朝。他屢屢暗中通書時為寧薊道的袁崇煥，表白自己“心在明朝，寢食不忘”，又將金兵兩次入關殺掠的機密情報，遣人密送袁崇煥。1628 年鼕，興祚設計詐死逃出嚴密防範的金國，投往明廷開鎮朝鮮皮島的東江鎮。向崇禎帝承諾五年復遼的薊遼督師袁崇煥，對從敵人營壘中倒戈回歸的興祚寄予厚望。1629 年秋末，興祚等渡海抵錦州與崇煥議事，而崇煥因金軍從喜峰口突入，已先行馳援京師。十二月初，崇禎帝突然逮薊遼督師袁崇煥下於獄，都下哄傳崇煥與金密有成約，千裡入援的目的是引敵脅和！五年復遼成了泡影，興祚決心喋血疆場以成歸正初志。1630 年農歷正月初二夜，皇太極偵得興祚行蹤，竟放棄唾手可取的永平城，連夜部署精兵猛將擒殺這個滿洲的叛逆。興祚突遇敵騎數千，殺敵無數，中流矢陣亡。皇太極聞興祚死訊，乃命將其尸當眾剖胸裂腸，快洩其憤。

歷史是勝利者寫成的。明清易代之後的官修史書，找不到劉興祚的傳記。今天，中華民族內部骨肉相殘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歷史應該給劉興祚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不僅是為他個人，更重要的是，須要完整再現那段令人一唱三嘆的歷史。

二

第二組文章主題是“康乾盛世的成就與隱患”，重點在檢討清代政治體制。

中國古代政治體制一般名之曰“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其皇權至尊地位雖始終如一，而政權中樞職官設置、職掌及權力運作機制，自秦漢以迄清亡，流變紛繁，未可一概而論。其間明璋打出復古旗號，一舉廢棄通行千年的分寄大權於宰相的漢唐舊制，是為中國君主專制集權政治體制演變的一大關鍵。但明璋高標的“事皆朝廷總之”，即皇帝獨攬朝政，經有明二百餘年的政治實踐不僅徹底落了空，還鬧成了晚明天子懶政、閹宦竊權、閣臣狼狽、言路囂張、朋黨亂政，以致國勢陵夷的亂局。直到清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皇帝，歷經百年纔真正實現了所謂“乾綱獨斷”。

與皇帝擺脫一切羈絆和制約、皇權擴張到空前強大的背景相同步，清朝的國勢也一步步達到了為外域矚目、乾隆自詡的“全盛”。這不盡是妄自尊大的浮誇，18 世紀末周歷半個中國的英國使臣斯當東稱中國“國勢的隆盛是超越千古的”，當代美國史學家魏斐德也稱贊當時清朝是“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如果說在相權對君權形成某種制衡的“聖君賢相”體制下相繼出現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ldqu盛世”等乃順理成章，無需特別論證的話，那麼，清帝另闢蹊徑，在君主專制的“乾綱獨斷”體制下竟也締造出不遜於漢唐盛世的康乾盛世，那就需要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先來考察清代政治體制組織架構的特點。

其一，改革傳統軍政中樞，創建承旨書諭的軍機處，通過軍機處處理國家緊急、重大、機密的軍政事務，輔之以固有的內閣處理日常的有例可循的庶政，在皇帝控制與督責下，軍機處與內閣分工明確，運行協調，朝政後由皇帝裁決。

其二，改造傳統題本的僵化程式，創行奏折制度，皇帝及時掌握事關國家安危治亂的重要信息，信息的搜集、處理和反饋以及信息真實性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誇張一點說，已呈現出某種近代性。加以驛站、軍臺、塘鋪網絡覆蓋全國，驛傳制度周備，政令傳達迅速通暢，不存在君主鞭長莫及的死角。

其三，通過機密的廷寄諭旨，對各省督撫和邊遠地區將軍等嚴加操控，朝廷之於地方，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運轉自如，令行禁止。軍隊，無論是八旗，還是綠營，都聽命於皇帝。同時，從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實際出發，凡有所興革，強調貫徹因地制宜原則。

後，改革傳統皇位繼承制度，創立秘密立儲制。其審慎運作，既能防範預立太子難免激化諸皇子之間，甚至太子與父皇之間的矛盾，又可以不拘嫡長子的限制，在所有皇子中遴選秀的皇儲，並通過長期培養、教育和暗中考察，由皇帝做出終是否令其承繼皇位的決定。清帝先天素質較高，且凜然恪守“勤政”家法，有助於實現乾綱獨攬。康雍乾三帝經過長期摸索和綿密思考，終於構建起以個人之力獨攬朝政的國家中樞——軍機處和內閣，加以廷寄、奏折及驛傳聯絡朝廷與地方，政治體制組織架構的嚴整、協調、靈活、高效，較之漢唐盛世有過之而無不及。

清代政治體制架構的完備，隻是超越前代、國勢興盛的組織前提，深入探討其權力運行機制，纔能揭示出內在奧秘。

權力運行機制集中體現在諸凡政務的處理和軍國大計的決策，其整個過程一般要經過皇帝諭示議題，廷臣或地方督撫遵旨議覆，後由皇帝欽斷的常規程序；皇帝也完全可以不循常規程序，不經眾議，單憑自己意志獨斷，即所謂“聖衷宸斷”。以18 世紀前期禁南洋貿易案決策為例，從嚴禁到弛禁、從封閉到開放，其間朝廷決策幾經反復：康熙五十六年（1717），皇帝事前既沒有征詢東南沿海督撫的意見，也沒有在大學士、九卿中議論過，即倉猝獨斷，頒布禁南洋貿易令；雍正五年（1727），皇帝將閩浙總督高其倬《復開洋禁折》批交怡親王允祥與大學士、九卿等議準，開放南洋商販；乾隆六年（1741），署閩浙總督策楞密折奏請再禁南洋，皇帝批交“議政王大臣速議具奏”，隨即又將閩籍御史李清芳反對全面禁南洋一折交“議政王大臣一並議奏”，議政王大臣以此案事關東南沿海各省，奏準交閩廣江浙督撫妥議具奏，迨各督撫陸續奏到，乾隆俱批發原議政王大臣等議奏，經裕親王廣祿等會議，奏請延續雍正既定政策，仍準南洋“照舊通商”，乾隆降旨允準，自康熙晚年以來一波三折的禁南洋案至此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乾隆把“乾綱獨斷”常常掛在嘴上，仿佛一日萬機，事事獨斷。這難免誤導人們對清代專制政治體制的認識。其實，所謂“乾綱獨斷”，既指朝政一般按常規程序眾議，由皇帝後裁決，也有如康熙獨斷禁南洋那樣無須眾議的“聖衷宸斷”。後者在康雍乾時代一百餘年間並不經見，而前者則是通行的、連皇帝也不肯輕易違反的普遍規則，這有現存清代軍機處、內閣等浩如煙海的檔案為證。

就清代朝政議事常規而論，其實質與唐太宗主張並踐行的——凡事“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並無不同；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在形式上清代常規議事程序更靈活，更實用，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因為它要應對比漢唐時代更大、更復雜的內外變局，倒不是康雍乾三帝比唐太宗格外高明。

總之，深入研究康雍乾時代清朝政治體制組織架構和內在的運行機制，客觀評價其限度發揮國家權力集中、高效的強大優勢，對實現國家大一統偉業、強化各民族人民認同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性貢獻，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君主專制體制下出現了不遜於漢唐盛世的康乾盛世。

然而，即使經清朝館臣反復斟酌修纂、後由皇帝欽定的權威的王朝編年史——《清實錄》，也無法完全遮掩康乾盛世禁錮思想、鉗制輿論、銷磨人材、敗壞吏治種種君主專制政體殘暴黑暗的一面，特別是不受任何權力制約的皇帝很難始終如一地保持開明的為政作風，一旦轉而好自專斷，拒諫飾非，以至群臣緘口或阿諛順旨，就可能因重大決策錯誤埋伏下危及國家與民族前途命運的巨大隱患。

康熙五十六年，皇帝獨斷禁南洋貿易，絕非一時的孤立事件。身歷康雍乾三朝，對其間政治氣候冷暖有切身體會的方苞論及康熙晚年行事風格時曾說：“時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熟諳環海形勢與地方民情的閩籍廣東副都統陳昂對禁南洋雖持異議，當時卻不敢直言，臨死上遺疏謂其子曰：“未有能悉此利害者，即知之又莫敢為民請命，我今疾作，終此而不言，則終莫上達矣。”廷臣“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地方大員“又莫敢為民請命”，人之將死纔敢跟皇上講真話，蓋懾伏於康熙皇帝自恃的“英明果斷”，這就是當時專制的生動寫照。

雍正繼位，一改其父獨斷做派，親筆朱諭向兩廣總督孔毓珣坦陳，“朕實不達海洋情形，所以總無主見”，並委托其“博訪廣詢，謹慎斟酌其至當奏聞”。乾隆初政，如臨如履，惟恐失誤，一日之中朱筆細書，折成方寸，或咨詢張廷玉、鄂爾泰，或咨詢孫嘉淦、朱軾，“曰某人賢否，某事當否？日或十餘次”。雍正，繼之以乾隆，糾正康熙晚年獨斷禁南洋的失誤，也絕非一時孤立的事件，其背景是君主專制體制下因皇帝的開明而呈現政治和煦氣像。在這種情況下，重大問題決策失誤可能性就比較少，偶有失誤，常規的議事程序也可以及時啟動糾錯機制。

不幸的是，乾隆的開明逐漸向專斷的方向轉化了。繼續就開放還是封閉這一關繫中國和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大事來檢討，在關鍵時刻乾隆皆因“獨斷”而一再失誤。乾隆二十二年（1757）限制西方國家來華貿易的廣州單口通商的決策，就是在未經廷議，也沒有很好協調廣東與江浙地方利益關繫的情況下，由乾隆采取非常規決策程序“聖衷宸斷”的。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馬戛爾尼首次來華，談判中英貿易，其時中國還具有足以同這個西方強大的國家相抗衡的實力，如何通過外交手段爭取到中國的利益，主動權掌握在中國一方，但乾隆壓根兒就不打算和這幫不懂“禮儀”的野蠻人打交道，更談不上考慮應采取何種策略以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他在做出如此重大決策時不僅沒有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省督撫議奏，也沒有交軍機大臣等統治集團核心層商議，而是以天朝大皇帝“敕諭英王”的口吻將英國提出的要求，不合理的與合理的，一股腦兒地全部回絕，隨即有禮貌地將英國使臣推出國門了事。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中英貿易談判，就

這樣以簡單草率的方式關上了大門。如同康熙一樣，乾隆這時也“臨御天下已五十年”，他的“英明果斷”更遠遠超乎其祖父。乾隆五十五年（1790），內閣學士尹壯圖在往返京師與雲南原籍後向皇帝講了點實話，奏稱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庫帑虧空，“商民半皆蹙額興嘆”，乾隆大為光火，厲聲呵斥其“將所奏直隸等省虧空者何處？商民興嘆究繫何人？逐一指實覆奏”！嚇得失魂落魄的尹壯圖無法也不敢指實，乾隆仍令其隨同欽差前往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實地盤庫，自然是欽差未到，各省早已挪掩完畢，尹壯圖往返數千裡，後承認“各省庫項豐盈，倉儲充足，並無絲毫短缺；商賈士民，安居樂業，共享升平，實無地方官滋擾之事”，法司以尹壯圖妄生異議論斬，乾隆雖饒他一命，但在處理這轟動一時、影響深遠的大案中，皇帝鉗制人口、愚弄天下的淫威，以及暮年君主恃氣虛驕、喜諛惡諫的心態已暴露無遺。乾隆晚年喜柔惡剛、喜從惡違的由人性弱點決定的專制偏好，營造了朝野“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則四海謳歌”的政治迷信，反過來又助長了乾隆高己卑人、雄纔易事的自我膨脹，他譏諷唐太宗的納諫為沽名釣譽，把襄贊政務的大學士視為贅疣。在這樣專制的政治環境下，出現對西方貿易決策的兩次重大失誤不是偶然的；在這樣專制的政治環境下，即使遵循常規議事程序，信息的全面、真實也要大打，臣下信奉“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又何談議政的充分深入。

開明如唐太宗未能、盛清也未能擺脫糾纏古代中國政治的歷史宿命。

三

第三組文章想探討滿漢文化的衝突與融合。

撰寫《也談滿族漢化》（2000）的學術背景是20 世紀90 年代中葉以後，美國學者羅友枝與何炳棣關於清王朝及滿族“漢化”的論爭，由這一論爭衍化而漸成氣候的美國“新清史”的一些觀點，又觸發了我對清代中國各民族人民國家認同的思考，於是寫了《清朝皇帝的中國觀》（2005）作為回應。

滿族及清朝是否“漢化”？一方面，我不贊同用“漢化”的模式來解釋滿族史、清史的基本走向及其重大歷史事件、歷史現像，而嘗試轉換一個視角，把滿族從單純受動的一方，位移為積極主動的角色，看她如何自覺地、清醒地抵拒漢文化的滲透和侵蝕，如何處心積慮地裁量、陶鑄、重塑、支配著漢文化，這一漫長而歷經磨難的過程，不僅使滿族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裡成功地維護了本民族個性，而且也給清代歷史打上了有別於以往歷代王朝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贊同刻意強化滿族及清朝獨特性，終導致“去中國化”傾向的偏頗。《也談滿族漢化》一文想表達這樣的觀點：滿族與漢族是各有不同歷史譜繫、文化傳統的民族，有清三百年漢文化始終居於主體地位，而滿文化則挾有政治威權發揮著主導作用，尤其在康雍乾時代一百餘年間突出。滿漢文化從衝突到融合，是以漢文化為主體的雙向互動過程，滿漢文化衝突並沒有導致決裂，而是互有妥協，彼此包容，終達到在一個新的層面、新的內涵的融合。這隻要舉出雍正皇帝的辯“華夷”、乾隆皇帝的辯“正統”大概就可以說清楚了。嚴“華夷之辨”是儒家思想體繫一個重要命題，呂留良闡發“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論”，曾靜由此推論滿洲入主中原是“夷狄竊奪天位”。雍正為維護滿族皇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勢不能不挺身而出，向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辨”展開反擊。他雖無意摧毀“華夷之辨”，但對這一浸透著大漢族主義的理論體繫必須以“夷狄”與漢族平等為前提加以根本改造。雍正同時向漢族臣民表示了認同和繼承“堯舜以來中外一家”歷史文化傳統的真誠願望，對曾靜策動總督嶽鐘琪反清的謀反大案也予以寬大處理，並未激化業已平緩下來的滿漢民族矛盾。乾隆承襲雍正“天下一統，華夷一家”的思想，進一步提出衡量一代王朝屬於“正統”的新標準，其核心要旨在於，無論開國皇帝是否身為“夷狄”，隻要“奄有中原”而主中華者即為正統。乾隆接過傳統史家正統論重新定義與發揮，終完成了融通正統理論體繫的重構，從而確立清朝在中國歷代王朝正統序列中的合法地位。

延續《也談滿族漢化》思路撰寫的《清朝皇帝的中國觀》依次表述如下幾層意思：，清開國皇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雖尊奉明朝為“中國”，認可歷代中原王朝狹隘的“中國”概念，但在他們看來，環“中國”而居的還有所謂“夷狄”的蒙古、女真等“國”“部”，而“華”“夷”之分，從來不是中國與外國的分別，“中國”之君也不是萬世一姓由漢族壟斷的，滿洲即有資格復興歷史上女真金國的未竟之業，到燕京、汴京或南京當中國皇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後世子孫可貴的“大中國”觀蓋源於此。第二，定鼎燕京後，清初皇帝明確昭示，作為天命所歸的“大清國皇帝”已承繼明朝皇帝為“大國之君”。清代有作為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次第削平中原反清勢力，完成“中國”統一，繼而開疆拓土，將周邊喀爾喀、青海蒙古、西藏和準噶爾等納入大清版圖，完成了國家的大一統。這中間，無論征服也好，招撫也好，剿撫並用也好，都是基於“華夷一家”大中國理念的重整故國河山。而喀爾喀、準噶爾等雖曾以“國”自稱，甚至與承繼中華正統的大清國分庭抗禮，以致兵戎相見，甚或有取代清朝為中華大皇帝之念，但他們與清開國時期欲取代明朝的努爾哈赤、皇太極一樣，從“無自外於中華皇帝”。

無視準噶爾等與清朝治下中國的歷史的、經濟的、文化的、宗教的不可分割的事實，誇大其獨立於中國傾向的觀點，是缺乏歷史根據的。第三，清朝皇帝雖以“統馭天下中國之主”自居，但並不認為中國疆界是無限的。平準之役奏功在望，乾隆皇帝即明諭，昔日準噶爾與毗鄰中亞國家的邊界，即為中國版圖的終界線。一旦大軍在特殊情況下越界進入外國境內並實現既定目標，則主動撤軍回到自我約束的中國疆界之內，即使如哈薩克“情願全部歸順，永為大皇帝臣僕”，乾隆仍以哈薩克與內屬喀爾喀、阨魯特歷史背景不同，申諭其無須也不應納入中國版圖，而將其列為“外藩屬國”。乾隆皇帝根本沒有想過步成吉思汗後塵，乘兵鋒盛之機西征中亞、西亞。歷史事實足以駁倒所謂清朝對外擴張的種種觀點。第四，傳統儒家觀念中的“中國”過於狹隘，與歷史上漢族與周邊各族共同締造的大中國的事實不相符合，與今天作為我國通稱的中國更不可同日而語，雍正辯“華夷”，乾隆繼之辯“正統”，所闡發的“大中國”觀念具有極其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亦足以廓清所謂長城、柳條邊是古代中國國界之類有意或無意的誤解和曲解。後，第五，國家統一大業完成後，昔日邊遠蠻荒之地，“畫疆置吏，有如郡縣”。“中國”概念的外延已拓展到了昔日“四夷”居住的地域。清朝皇帝此時對中國的體認，已不是中原漢族地區的狹義的“中國”，而是多民族大一統的“大中國”，並與“大清國”“天朝”等含義疊合在一起；實際上，與國外學者通常使用的“清帝國”這一概念也完全相同。從此，清朝皇帝所關注的是，中國疆界內國家的有效治理與眾多民族的生養凝聚。歷經二百餘年漫長歲月，在中國版圖上生活繁衍的各民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勢頭深化著互相依存、休戚與共的聯繫，他們作為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感也以前所未有的勢頭蘊蓄著，強化著。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威脅日益加劇，昔日內地漢族與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區別和對立的“華夷之別”，被中國各民族人民與西方列強的區別與對立的新“華夷之辨”所取代。作為中國歷史內在邏輯與外力影響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終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當清朝行將覆亡之時，竟由滿洲統治者提出“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這一邏輯嚴謹、內涵明確的“大中華”“大中國”概念，並為各方政治勢力所明之際“驅逐胡虜”的故事沒有重演，國家分裂的危機也很快平息，“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的中國大一統局面維持並延續至今，這對已經步入近代世界的中國實為一大幸事。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朝不僅留給今天中國廣袤的國家版圖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實體，而且留下了中國各族人民國家認同的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以上三組文章所研究的不過是清代政治的一鱗半爪，所謂研究也隻是淺嘗輒止，全書冠名“清代政治論稿”，實在心有未安，如有可能，留待日後彌補吧。

郭成康

2019 年5 月初稿

2021 年7 月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