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為什麼關注制度？

制度是人類在一定的文化生態環境中自創的相對穩定、用以實行的規則、法令、禮俗和認知結構，通過傳統性、強制性（漸趨自覺）勢能，規範社會運作與走向，導致“路徑依賴”。制度的長短優劣及其改善之道，應當受到歷史的、批判性的特別關注。

（2）周制、秦制的特殊性

中國社會制度史歷程繁復錯綜，原始氏族社會約定俗成的習慣法且不深議，自跨入文明門檻，確立權位世襲的王朝政制以後，三千多年的社會制度，略分周制與秦制兩大繫統。

宗法封建制行“王道”，成形於西周，變態於東周，傳世三千年；君主集權制醞釀於春秋戰國的列國之間，定格於秦代，行“霸道”，輔以“王道”，傳世兩千餘年。

故中國制度史似可作這樣的縱向分類：“中國傳統社會”前期行周制，天子與貴族分權，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國人制衡，是一種間接的、相對柔性的君治制度。“中國傳統社會”後期行秦制（漢以降兼采周制），天理、貴戚、官僚、鄉治雖約束王權，但臣民終究歸附於皇帝威權之下。秦漢及以後列朝實現“王權支配社會”（中有跌宕起伏），至明清方全方位達到直接的、剛性的皇權專制。

秦漢以降，由皇帝直轄的科層制官僚繫統取代分權貴族政治，日趨剛性化的皇權掌控社會，但柔性君權的周制並未消彌，或隱或顯地在朝廷乃至社會基層（村社）延綿推衍。兩漢以至明清，秦制呈顯性，周制呈隱性，而在觀念領域則陽儒陰法，周秦二制彼此頡頏又相互為用，綜合為一種“霸王道雜之”“儒表法裡”的漢制，鑄造了前近代中國的社會形態。

（3）中國制度演變的兩次戰略性變革

第一次大更革（周制演為秦制）發生於周秦之際，在生產力進步（牛耕、鐵制農具使用）、生產關繫演化（土地可以買賣的地主經濟取代土地占有是政治特權的領主經濟）推動下，世襲貴族式微，軍功新貴、參政士子崛起；“天子與貴族分權”的宗法封建制，演為“帝王通過朝廷命官統轄庶眾”“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君主集權制。

秦漢以降兩千多年，政治經濟制度層面，秦制為顯、周制為隱；觀念文化層面情形似乎相反，“從周”的儒家為顯，“從秦”的法家為隱。周秦兩制彼此博弈，互動互滲，共構以地主經濟、王權政制為內核的中古—近古社會形態。

中國社會形態第二次大更革發生在清民之際。19世紀中葉以降，隨著工業文明降臨，西學東漸，世界由分散走向整體，伴隨西制的楔入，中國固有的經濟—政治結構漸趨解體，發生社會形態的近代轉型，周秦二制綜彙而成的社會制度體繫是此一轉型的基點。

近代制度（無論冠以多少名目）並非單憑某些政治家、思想家“設計”出來，而是在歷史演進、中外互動中漸次形成的，是在對周秦二制承繼與解構過程中得以重建的。故而清理並反思周制、秦制，須置之於文化生態演化的背景下進行，這是今人探討制度問題不可旁貸的一項“共業”。

（4）托古改制、回到三代

周秦之際，周制已然衰微，秦制勃興，但周制的影響力並未消失，它作為秦制的比較物，每每成為兩漢以降儒者修正現實制度弊端的參照繫。更有甚者，還試圖依古樣復原周制，西漢末年的王莽便是典型。秦漢以降列朝皆出現過統治危機，不斷有儒者吁求復興周制。繼王莽改制以後，又陸續有多起制度更革，其中著名者是“王安石變法”。

“兩王”變制的共通之處在於：變革者皆托周制之古，作“仿周”設計，試圖克服現實的社會危機，結果卻適得其反，社會危機反而被激化。個中因由值得反思。

（5）傳統制度文化的雙重性

周制與秦制構成中國制度文化的傳統主體，而傳統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周制的宗法屬性、秦制的君主專權的獨斷性，皆給中國社會進步造成嚴重障礙；另一方面，傳統又源源不竭地提供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資源，是人們賴以前行的地基，三千年的周制、兩千年的秦制，經過改造、更新，滋養著今人今制，又約束著今人今制。制度前行，依憑對過往歷程的再認知及繼承間的改造，在揚棄中螺旋式上升，此即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序

導言

一、“制度”界說

二、制度的結構性功能：“制度決定論”並不可取

三、中國史學的制度考釋傳統

四、制度生成機制比較（甲）：中與西

五、制度生成機制比較（乙）：中與日

六、以“社會形態說”觀照制度史

第一章周制來路

一、古制分期

二、“天下為公”的“大同”

三、酋邦制與“堯舜禹”崇拜

四、夏制：“大人世及”的“小康”

五、商制：“王神與共”·君治建構

六、殷周因革（甲）：“共主”進為“君主”

七、殷周因革（乙）：“神治”到“德治”，“先鬼重巫”到“人文化成”

八、東周—兩漢：《三禮》等闡釋周制文本集成

第二章宗法封建的分權周制

一、天子與貴族共天下

二、周制非“奴隸制”

三、宗法

四、封建

五、井田

六、禮樂

七、原始民主遺存（甲）：啟用出身微賤者

八、原始民主遺存（乙）：師保輔貳制、國人議政

九、原始民主遺存（丙）：鄉治、鄉校

十、原始民主遺存（丁）：采風、誹謗

第三章儒家周制論

一、“三代之治”：儒家制度論的文化原型

二、孔子的制度保守主義

三、孟子的有限君治論

四、實施度最高的荀子尊周崇秦論

五、古制供參酌而不可重復（甲）：王莽改制—“復周”挽歌

六、古制供參酌而不可重復（乙）：王安石變法—托周改制，以秦制新法富國強兵

[附] 墨、道、法諸家品評周制

第四章周秦之際制度因革

一、周制奠定君治基石

二、周制式微

三、後世承襲周制，“周”名被多朝沿用

四、春秋更制：以鄭執政卿子產為例

五、戰國：士的崛起·客卿當政

六、列國變法

七、君主掌控社會：從周制柔性間接式到秦制剛性直接式

八、封建貴族政治轉向君主直轄的平民—官僚政治

九、中國制度停滯性及其反證：殷周之變—周秦之變—清民之變

第五章君主專權的大一統秦制

一、王權絕對化

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統一民族國家形成

三、皇帝制度：“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  

四、中央集權：三公九卿、中朝外朝

五、變“世卿世祿制” 為“軍功爵制”“流官委任制”

六、御史制：監察臣民

七、郡縣制：君主實轄地方

八、編戶齊民制：朝廷直掌平民

九、地主經濟取代領主經濟

十、“利出一孔”：君國獨控全部利益通道

十一、工商官控與民營之辯：《鹽鐵論》管窺

十二、皇權“臨民”·農民戰爭頻仍，造反而不變制

第六章法家秦制論

一、法家：秦制構思者、力行者

二、《管子》：“富國強兵”“尊王攘夷”

三、《商君書》：倡耕戰和強君國· 馭民五術

四、《韓非子》：君主獨裁的法· 術· 勢

五、強化“治民”，禁絕“民治”

六、君本位—官本位

七、四民社會· 重本抑末· 官商旋轉門

八、制度成本趨高

九、天朝上國：對外交際“厚往薄來”

[附]“過秦”“頌秦”文獻

第七章百代皆行漢政法

一、“漢承秦制”“復古更化”

二、皇權—相權博弈

三、“馬上”“馬下”之辯：文治政府確立

四、從察舉到科舉：官僚考選與“英雄入彀”

五、秦制改良版—漢制的“專制性”程度估量

六、形上之道（天理、民心）約束皇權

七、政治實體（貴族、官僚）制衡皇權

八、民間自治對皇權的稀釋，“民變”對皇權的威脅

九、制衡皇權諸因素的有限性

十、“霸王道雜之”“儒皮法骨”的漢制沿襲百代：對一個名言的修訂

第八章周制文化與秦制文化

一、周制文化（甲）：“軸心時代&rdq典創制

二、周制文化（乙）：“道術為天下裂”與諸子爭鳴

三、秦制及其改良版漢制的“文化一統”路徑：以法為教—黃老無為—獨尊儒術

四、漢制文化：周秦互滲，外儒內法，濟之以道

五、帝王“稱制臨決”，“治統”囊括“道統”：“石渠閣議”“白虎觀議”及“明祖排孟”

六、學術集成與精神統制：以《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為例

第九章近古—近代解構周秦二制

一、秦制解構期

二、明清之際：“新民本”論者贊頌“古之君”，譴責“今之君”

三、“新民本”在康雍乾嘉隱而未彰，重新昭顯於清末民初

四、道咸經世派申斥“一人為剛”的秦制

五、“開眼看世界”哲人以近代民主比附周制

六、早期改良派的“盛世危言”

七、維新志士解構周秦二走向

八、晚清革命派非秦，力闢君主專制，引入民主共和

九、新文化運動清理重點轉向宗法禮教

十、現代新儒家“復周”構想：以熊十力《論六經》為例

結語周制、秦制、西制與制度現代轉進

一、周制向秦制遞嬗及二者互滲

二、周秦二制對制度近代轉型的奠基與阻礙

三、秦制改良版—漢制是前近代制度的完成形態

四、近代體用之辯中的周制、秦制與西制

五、從“郡縣—鄉裡社會”到“單位社會”“後單位社會”：邁向“自由人聯合體”

後 記

自漢代迄於今，流行一種判斷：兩千年來中國制度一直傳襲秦制，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法”。此說自有道理，也大體符合歷史實際，但詳考之下，此說又並不盡然，頗有值得修訂、完善的空間。而這種修訂與完善，有益於準確把握中國制度史的沿革。

反秦戰爭及隨後的楚漢之爭，勝利者劉邦在武人集團擁戴下建立漢朝，大體沿襲秦制，又借助周制的封建要素對秦的郡縣制加以調整，形成郡國並行制。“接秦之弊”的漢初，采納黃老無為學說，“伐亂禁暴”的黃老之書風行朝野，朝廷用此，意在“（省）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讓社會休養生息，達成“治之安”。漢中葉又“復古更化”，形成“霸王道雜之”的“漢家規矩”。故漢制並非秦制原版翻造，而是以秦制為基干，由周秦二制綜會而成的改良版，如此漢制，成為此後兩千年王朝制度的主流。

劉漢初立，即以《秦律》為範本，“約法省禁”，訂定《漢律》九章，實行三公九卿制，健全軍制，集中財權，此皆效法秦制，所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如明清之際顧炎武所言：“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此即所謂“漢承秦制”，誠哉斯言！然如前述，漢代對秦制並沒有全單照收，而是有所選擇並加修正，去秦政之暴，又對秦的郡縣制與周的封建制試作綜會。故單以秦制框定漢制，失之偏頗。

何曉明引述《劍橋中國秦漢史》，指出漢代政體“一直保持到了19世紀之末”。漢以下清朝多從漢制，《晉書》稱：“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美籍日裔政治學者弗郎西斯·福山贊賞“偉大的漢朝制度”：“漢朝時期湧現出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獨裁集權與周朝的親戚制度之間，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它日愈合理化和建制化，一步步解決家族統治的地方勢力。……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經典定義，現代官僚機構的特征包括：因功能而分的官職需要有明確的專長、在界定清晰的等級制度中設立各種官職、官員不得有獨立的政治基礎、官員必須遵守等級制度中的嚴格紀律、薪俸官職隻是謀生的職業。”而對照上述要求，“西漢的中國政府幾乎符合現代官僚機構的全部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官僚機構在憲政繫統中方能發揮現代性功能，而秦制改良版漢制的官僚機構是君主專制的派生物，不可能發揮現代性功能。

如果說福山將漢制作現代化詮釋，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解說，並不可取，但稱漢朝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獨裁集權與周朝的親戚制度之間，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則是恰當的評說。這種平衡周秦的漢制對以後諸朝有深廣影響。在政治管理方面，漢代的郡國並行制、刺史制、察舉制、編戶齊民制皆傳世久遠；經濟方面，漢代的平糶法、鹽鐵專營、貨幣制長期為列朝采用；文化方面的獨尊儒術又兼采諸學，更為兩千年所實行。漢代的“霸王道雜之”“重本抑末”成為以“大一統”為目標的列朝通行之法。

以下著重討論漢代的郡國制、復古更化，以及少數民族統治者所建制度，說明“漢承秦制”的實存，同時漢制又並未限抑於秦制，而是既因且革。兩漢以下制度，正是這種改良版的秦制—漢制的演繹舞臺，而並非秦制的原版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