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城的誕生

山與海之間

樓船之師打來了

趙佗立國

總算有了城牆

哪裡有水喝

第二章  海上絲路

打通大海航線

住蕃坊的人

來了幾個大和尚

喧鬧的街道

商賈騷動

第三章  奢華年代

三城半是宮苑

快活不知時日過

信佛的暴君

眼看它樓塌了

第四章  重建家園

死而復生

打開門做生意

西村窯的火光

造一座金湯城池

第五章  厓山前後

佛家與道家

讀聖賢書

被夷平的城市

四等子民

第六章  鳶飛魚躍

心學大師們

十八世書香門第

武夫從文

先生的背影

第七章  鎮海樓下

三城合一

大航海時代

衝破海禁

勝過秦淮數倍

沉淪於血海

第八章  一場春夢

海禁與遷界

平南親王在廣州

一口通商

的富豪

十三行灰飛煙滅

第九章  城坊歲月

完美無瑕的

大城晝與夜

水上城市

讀書人的小天地

憤怒的商人

皇朝後一夜

第十章  十字路口

生活開始改變

西風東漸

拆城牆築馬路

給你一個新廣州

在暴風雨中

第十一章  破與立

花園城市

萬丈高樓平地起

墜入黑暗深淵

全面崩壞

歷史新一頁

山與海之間

茫茫無涯的大海，波濤緩緩地湧起，緩緩地沉落，又緩緩地湧起，有如大地的呼吸，一起一伏；隆隆的巨響，仿佛來自大地腹腔深處，隨著海浪的節奏，滾滾而來，滾滾而逝；無論吹東南風，還是西北風，無論是黎明，還是黃昏，海浪從不止歇。天地之間，除了水，似乎什麼也沒有了。

但終於有一天，浩瀚的水面，露出一塊粗礪的礁石，初隻是一個小黑點，有時會被滔滔海水淹沒，不見了蹤影，但幾天之後又露了出來，還漸漸擴大，漸漸高隆，成了一個小島。小島漸漸長大，海水再也淹沒不了它了。不知從何時起，島上的岩石縫隙間，長出株青翠的小草。粒草籽也許是風吹來的，也許是候鳥帶來的，也許是從海底爬上來的，總之它就這麼不可思議地來了，而且生根發芽了。

海面的島嶼越來越多，漸漸連成一片，迎接著來自遙遠北方的千百條河流，河水以雷霆萬鈞之勢，穿過南嶺山脈，把無窮的砂礫推向大海。經過千萬年的地貌變遷，海水退卻，陸地隆起，一片陸地形成了。後來人們把這個地方稱為——珠江三角洲。

廣州在珠江三角洲北緣，再往北就是綿延千裡的南嶺，西江出肇慶羚羊峽，北江出清遠飛來峽，東江出博羅田螺峽，三江來水，彙成浩浩珠江，後通過八大門河口，奔流入海，形成了眾多的溺谷和漏鬥灣。南海古時有“漲海”“沸海”之稱，其磅礡恣肆的氣勢，可以想及。清咸豐三年（1853年）《順德縣志》有一段記載：“昔者五嶺以南皆大海耳，漸為洲島，漸成鄉井，民亦藩焉。”海潮一日兩漲，枯水期江水勢弱，海潮從各個河口湧入珠江三角洲腹地，甚至遠溯至清遠山區。

在距今約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更多島嶼浮出水面。廣州的海珠區，也在這時成為一個大島。海珠區的七星崗，隻要往地下挖幾米，就會遇到藏著大量海洋軟體動物的貝殼和微體化石的淤層。地理學家1937年在七星崗發現了海蝕崖和海蝕平臺的地貌結構，從而認定這裡曾是南海溺谷灣的一部分。

從地理學來看，溺谷灣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海岸在長年累月的潮水衝擊下，會堆積形成沙堤。七星崗東南方的松崗，就橫亙著一道高出珠江準點平原一米多的沙堤。這一發現，吸引地貌學者紛至沓來。隨後，他們在赤沙、鷺江、赤崗，陸續發現了古沙堤的痕跡。遙想當年，這個熙熙攘攘的鬧市區，曾經浪濤洶湧。

人們在中山四路發掘出一個秦代遺址，有部分學者判斷其為造船的船臺，這意味著，秦漢時中山四路以南，便是溺谷灣的灘塗水岸，否則船隻無從下水。在遺址下面的淤泥中，采到了幾十枚泥蚶——一種生活在咸水中的軟體動物。有趣的是，它們的貝殼是閉合的，屬於自然死亡，並非人們食用後丟棄的空殼。這表明當時中山四路以南的珠江水，就像海水一樣是咸的。

直到20世紀70年代，廣州人仍習慣把穿城而過的珠江稱之為“海”。天字碼頭、沿江路一帶被稱為“海皮”；渡江叫做“過海”；城廂內外有多條“海傍街”。有人認為這隻是方言，並非真的說大海。但早在東漢，《漢書》中就說番禺（廣州）“處近海”，作者班固是陝西咸陽人，應該是說關中語的，但關中語並沒有把江說成海的習慣。三國東吳中書丞華覈上表舉薦交州刺史陸胤時，亦稱廣州“州治臨海，海流秋咸”。華覈是江蘇丹徒人，也不懂廣州方言。另一位交州刺史步騭評價廣州地理：“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他把廣州形容為海島，其實它更像一個半島。步騭是江蘇淮陰人。唐代詩人高適留下了詩句：“海對羊城闊，山連像郡高。”他是河北景縣人。宋代詩人楊萬裡詩曰：“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他筆下的“大海”，是指扶胥南海神廟一帶，而“小海”則指今荔灣地區。楊萬裡是江西吉水人。

這些外省人都不熟悉廣州方言，卻不約而同采用了“海”的說法。可以推斷，廣州人把珠江稱為海，既不是方言，也不是井蛙之見，把江河誤作大海，而是千萬年前對大海的記憶，代代相傳，留存下來了。瀕海地區，往往受咸潮影響。廣州直到明朝，日常生活仍深受咸潮的困擾，每年鼕季枯水期，咸潮便會從南海洶湧而至，直灌入城，連井水都是咸的，每逢夏秋臺風季節，經常水漫羊城。

從侏羅紀至白垩紀，燕山期岩漿不斷大規模侵入，至第三紀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廣州地區形成了瘦狗嶺斷裂帶、廣從斷裂帶和廣三斷裂帶這三大斷裂帶。沿海地貌出現先降後升的變化，從海裡冒出的沙洲、島嶼越來越多，南沙、番禺至虎門出海口，大小島嶼，星羅棋布。廣州著名的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原來都是沉浮於海中的小島。

宋人方信孺形容廣州的地形是“萬山滾滾盡東來”。大庾嶺自北逶迤而來，至廣州分為三十餘峰，逐級而下，白雲山為級，越秀山為第二級，禺山、番山為第三級。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描述：“自白雲蜿蜒而來，為嶺者數十，乍開乍合，至城北聳起為粵秀，落為禺，又落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長城，勢至珠江而止。”

番、禺二山在南漢時已經消失。考其位置，番山大約起於今越華路，沿舊倉巷、文德路向南伸至文明路，西及北京路、西湖路。禺山大約起於廣大路西端路口，經財廳前、南越王宮博物館、城隍廟，至倉邊路與中山四路交會處止，以聚星裡為處。從高處俯瞰，二山略呈丁字形，山勢並不算雄大。屈大均推測，番、禺二山應該很大，所以番禺縣纔會以它們命名，不會隻是城中這兩座“特培塿耳”的小山。

但屈大均沒有解釋，為什麼一定是番禺縣以番、禺二山得名，而不是反過來？歷史的真相，也許是任囂或趙佗在這裡建立郡治時，登山臨水，一時興起，纔把這兩座無名小“培塿”，以番禺縣的地名，分別命名為番山、禺山呢？

遠古時代，番、禺二山與越秀山是一體的，是同一座山的不同山頭，並非截然分開的三座山，正如越秀山還有越井崗、像崗、蟠龍崗、桂花崗、木殼崗、長腰崗、鯉魚頭崗等不同的山頭。1954年在越秀山鎮海樓後面，發現唐代天祐三年（906）的王渙墓，墓志有“番山之左，越井之下，以卜以筮，可封可樹”之句，似乎證明越秀山也叫番山。其實，所謂“番山之左，越井之下”，更多是出於駢文驪句的要求，追求對仗工整而已。越秀山的北面是白雲山。這兩座山也是一體的，越秀山是白雲山的餘脈。蒲澗清溪，飛流直下，從濂泉向西彙入金鐘塘，在上下塘轉向南，在越秀山東麓一分為二，一支沿今吉祥路、教育路而下，從北京路西側彙入仙湖（今西湖路）；另一支經今小北路、倉邊路，從中山四路注入珠江，得名文溪。文溪寬闊浩大，風帆可過。倉邊路一帶，布滿河汊水道、曲渚回灣，夾岸豐草綠縟，佳木蔥茏，鳥鳴在枝，魚躍在水。大東門以東，統稱“東山”。南部雖有衝積平原（沙洲），但形成年代較晚，北部受瘦狗嶺斷裂帶的擠壓，連片的低丘臺（崗），自北向南傾斜，延綿不絕，有蟾蜍崗、竹絲崗、木棉崗、柏子崗、馬棚崗、螺崗、大眼崗、和尚崗、青菜崗、天聖崗、玉子崗、竹園崗、蜆殼崗、橫枝崗、黃花崗、英雄崗、白灰牛、大雲頭、貓兒崗、像欄崗、大水牛崗、松崗、水均崗、龜崗、木蔭崗等，溪流溝壑，縱橫交錯，灌木叢生，野獸出沒。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敕賜永泰禪寺碑記》，描述東山口的地理環境：“千金山列於左，卬山列於右，觀音、彌陀、馬鞍、白雲諸山當其前，州岡山擁其後，前臨白雲溪，後濱珠海水，高明幽雅，真勝境也。”

西門口附近，直到三國時，還是煙波浩渺的水域。經地質鑽孔，在今文化公園、天成路、大德路、寶源路、西堤、光塔路、大南路、大德路等地的地層下，都發現了蠔和泥蚶的貝殼。寶源路地層中發現的海貝，經鋻已有兩千多年歷史，說明秦、漢時代，這裡還是水天相連。這也印證了《南海百詠續集》所說，西門口外，“漢魏時，此處尚屬汪洋耳”。相傳晉代葛洪在今中山七路的小島浮丘石上煉丹，曾經從水井中撈出一叢珊瑚，大家都說這是海神獻來的瑞物，於是把水井命名為珊瑚井。清代乾隆年間，妙觀（今中山六路）開墾菜地，挖出了一條古船。廣州，因水而生，因水而興，因水而美，因水而榮，曾經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繫成網的水城。無數的河湧溪流，縱橫交錯，千回百轉，滋潤著廣州大地，為這座文明古城帶來無限的生機。屈大均曾盛贊廣州水脈：“蓋會城沙水氣脈，起伏周環，有情有勢，真天地造設之奇。”

嶺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始於八千多年前，經歷了四千多個春秋，進入青銅時代。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水處行舟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濱，過著狩獵捕魚的生活，與中原紛亂不已的征戰，似乎十分遙遠。

“越族”常被人誤以為是一個民族，其實它隻是文人史家的杜撰，指向十分寬泛，初是指商朝時活躍於河南、甘肅、陝西的某些部落族群；到戰國時，變成指長江下遊的越國；越國亡後，又變成泛指所有生活在中國東南部的土著。正如《路史》所說，越族“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裡，百粵雜處，各有種姓”，雖然他們的語言、文化、習俗和社會結構，都不盡相同，卻被一個模糊的“越族”概念，統而括之。這種情況，就像19世紀廣州人叫洋人為“番鬼”一樣，並不具有任何人類學的意義。

廣州人究竟是些什麼人？有人說與北方人同屬蒙古人種，有人說是馬來人種，也有人辯稱馬來人種就是蒙古人種的南亞類型，大家爭論不休。種族的劃分，為人的體格、相貌、膚色特征，賦予了強烈的社會內涵，更多時候，隻是為了對不同人群作文化定位，把對角色的預期合理化而已。事實上，眼睛大小、顴骨高低、小腳指甲有沒有分瓣、屁股有沒有長蒙古斑，並不會引起文化的本質差異。

春秋戰國時代，生活在西北黃土高原的人，把東南沿海的人稱為越族，也是基於想像的一種“文化建構”，虛構成分大於事實。在這種觀念之下，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兩廣地區的眾多小部族，雖然互不相屬，但統稱為越族。它們的名稱五花八門，有越常、甌越、且甌、南越、禽人、海癸、蠻揚等，如溫州一帶的人就被稱為“東甌”，廣東的越族，被稱為南越，粵西至廣西一帶的人被稱為西甌或駱越，有時會被統稱為“甌駱人”。

在南越人居住的兩廣地區，迄今已發現大量的舊石器時代文物，包括各種石制工具和人類化石，可證其文明歷史，有自己的成長路徑。但在中原人看來，南越也罷，駱越也罷，都是未開化的“南蠻”。戰國或更早時期成書的《山海經》說南人“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是近乎半人半鳥的怪物；成書於北齊（550—577）的《魏書》，也還是把南人形容為“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鱉，嗜欲皆異”。唐朝名臣韓愈把嶺南描寫成“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的瘴癘之地，一入嶺南，便不作生還之想，囑家人“好收吾骨瘴江邊”。

在文化歷史研究中，存在一個有趣現像：凡進入嶺南的中原人，都被描述成“傳播文明”的使者；如果某種優良的器物或技術，在嶺南與中原都存在，那一定是從中原傳到嶺南的；嶺南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在中原的教導下完成的；嶺南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是伴隨著中原人的南遷而來的。“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在王道正統的眼裡，嶺南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接受王道教化的歷史，後也要通過出了多少舉人、多少進士、，來接受中原正統文化的驗收。這已成了民間與學界共同的思維定勢。

屈大均曾說：“粵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遠，固聲教不能先及者也。”似乎離帝王都會的遠近，成了文明的指標，離帝王都會近則文明程度高，離帝王都會遠則文明程度低。然而，帝王都的聲教，並不是文明的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創造出來的。這纔是恆久的、基本的文化之源。

廣州老城區（指越秀山以南地區）成陸較晚，舊石器時代，還是一片煙波。但到了新石器時代，隨著越秀山下的陸地越來越多，成片的紅樹林，慢慢成長起來，雜花生樹，草長鶯飛，野豬、麂、鹿、猴和各種囓齒動物、昆蟲，開始出沒活動。從那時起，代的廣州人，便在這裡安下他們的家了。1954年，海珠區中山大學的師生，在校園內的馬崗頂，采集到幾件新石器時期的雙肩石斧和石鏃，經專家考證，是四五千年前的遺存。這是在廣州市區內次發現先秦文物。

1956年，中山大學地理繫在飛鵝嶺（今華南植物園）附近也發現了石鑿、石鏃、有肩石斧、礪石、玉環、一些有印紋的軟陶和夾砂粗陶片。20世紀50年代以來，從化呂田多次發現史前社會的文化遺物。1961年在增城金蘭寺發現新石器時代至戰國時期的文化遺存。1965年在蘿崗區暹崗、大嶺崗南發現了幾件古老的青銅器，不久又發現大批印紋陶片和石器。1999年在蘿崗發掘出很多春秋戰國時期的硬陶器。

21世紀以後，更多地處廣州的先秦遺址，重見天日。2000年在增城石灘圍、2006年在蘿崗隔田山、2008年在增城豬頭山、2013年在蘿崗來峰崗，都發掘出數量可觀的先秦文物。2017年秋至2018年春，在黃埔區九龍鎮湯村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商之際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窯穴類灰坑19座、柱洞302個，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質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堆積之豐富，遺跡之復雜，令人嘆為觀止。

這些先秦遺址，大部分在東北郊，似乎離老城區越近越少，這就造成一種錯覺：廣州的文明程度，不如周邊的深山野墺。其實原因是，直到秦朝，中山路以南、中山六路以西的地區，仍是大片水域與灘塗，退潮時爛泥盈積，漲潮時盡成澤國，人們隻能選擇在中山路以北，越秀山以南這段地勢較高的狹窄地區居住，借著番山、禺山的山勢，躲避珠江大潮和洪水的威脅。2009年在西湖路的大佛寺工地，挖出了廣州老城區迄今的先秦文化遺存。當年這裡是番山西麓，林木繁蔭，倚山臨水，是個很好的聚居點。

廣州自秦漢時任囂立寨、趙佗建城，一直是嶺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許多文化遺存，因城區不斷地移山鑿湖，大興土木而遭到破壞，不被南越國破壞，就被南漢國破壞，逃得過趙宋，也逃不過朱明，每次戰亂，都被摧殘一番。民國以後，作為一個現代城市，廣州進行了幾輪大規模開發建設，古跡遺物更如疾風吹籜、虎蕩羊群一般，十不存一了。歷史的露往霜來，就這樣無情地把我們的記憶，一點一點淡化。

但記憶不會被完全抹去。1982年考古人員在新市葵湧龜崗，發掘出石斧、石錛、礪石、網墜、紡輪等物，還有各種釜、罐、盤、鼎、缽、豆等器皿的殘片。石器的形制，不再像舊石器時代那樣單一不變，而是花樣百出，用途越來越專門化；工藝也從早期的打制，發展成磨制。2000年、2002年在南沙鹿頸村挖出了大量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朝的陶、石器物和魚骨、獸骨、貝殼等，甚至還有一具三千多年前的完整男性人體骨架。這兩個遺址都在水邊，自然環境與廣州老城區很相似，讓人可以展開想像，一窺遠古時代先民的生活圖景。

廣州春夏秋三季，都是闌風長雨的天氣，所謂“夏季東風惡過鬼，一鬥東風三鬥水”，加上老城區前有珠江大潮，後有白雲山洪水，房子被淹浸和衝垮，乃家常便飯。為了應付這種地勢卑濕、瘴氣凝聚的自然條件，越人發明了干欄式房子。

在越語中，“干”是上面的意思，“欄”是房子。顧名思義，這種房子大多用竹竿、木棍、干草和泥巴搭建，分上下兩層，上層用木柱架空，離地面約兩米，搭梯子上下，供人居住；下層架空，用來養家畜或放雜物。有些房子倚山而建，後部建在山坡實地上，前部懸空，稱為“弔腳樓”，算是半干欄式建築。南宋人周去非對干欄建築的描述是：“深廣之民，結柵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柵上編竹為棧，不施椅桌床榻，唯有一牛皮為裀席，寢食於斯。”他稱之為“麻欄”。而在《魏書》和《新唐書》中，則稱為“干欄”。晉朝《博物志》說：“南越巢居……避寒暑也。”其實主要是為了防水、防潮、防毒蟲野獸，避寒暑倒不是重要的。

在陸地生活的越人，喜歡把頭發束成椎髻，或編成辮子。不同的發飾，往往成為一個部族的標志。他們用樹皮或獸皮做成衣服來防寒，發明紡車後，可以紡織麻布了。大多人是赤足而行，上身穿左衽短衣，無領短袖，下身穿“無袴”短褲，其實就是用一幅布圍起來，有的書稱之為“桶裙”；還有一種衣服，是在一幅布上剪個洞，從頭套入，稱為“貫頭”。越人有鑿齒的習俗，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齡，就要硬生生撥掉一兩顆牙齒，作為成年的標志。這無疑是一件極疼痛的事情。

雖然房子簡陋，食物也很粗糙，風餐雨宿，備嘗艱難，但並不妨礙越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他們把本地出產的珠璣、玳瑁、像齒、貝殼、翠羽等，做成精巧的首飾，佩戴在身，倍顯光彩照人。在廣州龍洞飛鵝嶺、青山崗、菱塘崗一帶，曾發現一隻四千多年前的完整玉環，直徑9.1釐米。在新市葵湧的遺址，有兩塊黑色頁岩磨制的石環殘段，頗為搶眼。它們原本是裝飾用的石環，以當時的工藝水平來看，造型柔美，手工精致，鑽孔和打磨技術，已十分高超。

廣州先民講究生活的質量，細節上並不馬虎。在大佛寺的先秦遺址，清理出近兩百塊夾砂灰陶和泥質灰陶的殘片，可以辨認出是釜、缽、盤、罐、豆、尊、壺的殘件。釜用來烹飪，罐用來貯存物品，盤和豆盛食物，尊和壺裝酒水。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功用，大大小小，各司其職，井井有條。器物不僅要實用，而且要美觀。從廣州附近出土的陶器來看，器型普遍較小而且胎薄，有大口卷沿折肩的圈足罐，有圓唇弧腹圜底的杯形罐，有小口廣肩鼓腹的圈足尊、圈足豆，有圓唇折沿敞口弧腹圜底釜。每件器皿都拍上花紋，盡量做得悅目娛心。紋飾以繩紋居多，包括細繩紋和線狀繩紋，還有曲折紋、方格紋、雲雷紋、條紋、網格紋以及三角圓點凸紋，有的繩紋互相交錯，與圓圈紋、雙圓圈紋、指甲紋、排列狀戳印小渦紋等構成復雜而精細的圖案，呈現質樸淳厚的味道，顯示出一種典雅的審美眼光。這就是文明的表征。

不難想像，家裡使用如此繁伙的器皿，說明他們擁有一定的物質生活水準。如果家無隔夜糧，喫了上頓沒下頓，要這麼多釜鼎缽罐做什麼？自古“民以食為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都是為了喫，食物是頭等重要的。這些壇壇罐罐，用來烹飪食物，第二用來盛放食物，第三用來貯藏食物。住山裡的人，每天奔走於山林，獵殺動物和采集野菜、野果；住水邊的人，則劃船出海，捕撈魚蝦蠔蜆。靠山喫山，靠水喫水，都不太會耕種。隻有住平原的人，纔會面朝黃土背朝天，火耕水耨。廣州山環水抱，大部分是岡地，可以耕種的平坦之地不多，而水陸物產豐富，人們自然會選擇狩獵、漁捕、采集，而不是耕田，作為主要的營生。

廣州人善造舟。《山海經》記載：“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所謂番禺者，即指今廣州一帶的百越先民，他們的歷史，從上古時代開始，便與造船緊密相連。男人們個個體格強壯，活龍鮮健，上山是猛虎，入水是蛟龍。他們很早就學會了“刳木為舟”和編織漁網。把大樹剖開，挖空中間，做成獨木舟，在水上往來如風；絞動紡輪，用麻纖維編織漁網；把石制的網墜繫在漁網下面，加快它的下沉，以捕撈更多的魚蚌。漁民的裝束，大多是“斷發文身”，即剪短頭發，在身體上刻畫魚龍紋飾，塗上顏料。《莊子》說：“越人斷發文身。”《說苑》也說：“彼越……是以剪發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斷發、剪發是為了方便水下作業，文身初是想扮成魚蚌同類，迷惑它們，後來變成了一種趨吉避兇的迷信。

珠江每月的初一潮漲，初四退；十五復漲，十八退。人們稱漲潮期為“水頭”，退潮至下一次漲潮為“水尾”。《羊城古鈔》說：“春、夏水頭盛於晝，秋、鼕盛於夜；春、夏水頭大，秋、鼕小。”那時雖然沒有月歷，但善漁者根據天文氣像，對潮水的漲退，了如指掌，“水頭魚多，水尾魚少，不如沓潮，魚無大小”。沓潮就是舊潮未退盡，而新潮初起盛時，捕撈收獲必大。這是他們的經驗之談。

獵獸也是先民重要的食物來源。在眾多先秦遺址裡，除了發現龜甲、蜆、蚌、螺、蚶等軟體動物貝殼和魚骨之外，還有鹿、野豬、豪豬的骨骼，鹿角和鱷魚骨架。東漢廣州人楊一世紀寫的《異物志》一書，記載了廣州的三十多種動物，包括狐母、猩猩、殃牛、大豬、麇狼、鼠母、鼯、靈狸、白蛤狸等，水裡則有鯨鯢、鮫魚、鼉風魚、鹿魚等。

對生活在山海之間的廣州人來說，各種飛禽走獸、蛇蟲鼠蟻，都可成饌。明代《百夷傳》寫道，廣州人“鰍、鱔、蛇、鼠、蜻蜓、蝮、蛟、蟬、蝗、蟻、蛙、土蜂之類以為食，魚肉等汁暨米湯信宿而生蛆者以為飲”。盡管每天日曬雨淋，飽經霜露辛苦，但餐桌上的肴菜，卻一點也不單調，至少蛋白質是足夠的，所以在鹿頸村發現的男性人骨，年約四五十歲，身高1.7米，體格不遜於現代人。

種種跡像表明，新石器晚期的廣州地區，已有不少人煙，形成了不同的聚落，生齒日繁。聚落之間並非“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而是你來我往，交流密切，甚至還有某種形式的交易。明顯的例子是，不同聚落使用的石制器具，工藝如此相似，讓人不禁猜想，它們好像出自同一個工匠之手。在西樵山就有二十幾個石器加工場，儼然石器的生產中心，不同聚落的人，用各種物資去換取石器。

人們甚至可能已經建立起某些管理規則行為規範。在新市葵湧的遺址，找到大量殘破的石器、陶器（幾乎無一完整）和動物殘骨、貝殼，卻沒有人類居住的痕跡。那麼，這些人類生活垃圾是怎麼來的？這是不是一個垃圾堆填區？它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人們會循規蹈矩，不嫌麻煩地把垃圾運到這裡丟棄？幾千年前人們是用這種方法處理生活垃圾的嗎？這些問題雖然不會有答案，但也饒有趣味。每一個考古的新發現，都為後人拓展了更大的遐想空間、更多的可能性，也帶來了更多的不解之謎。

某些摻雜了神話的傳說，追溯越族祖先，從大禹傳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兩晉名臣賀循在《會稽志》中說：“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少康的活動範圍，在河南、山西一帶。《國語》裡有一段注文提出：越王“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羋姓也。”“羋”是羊的叫聲，同樣可以追溯到中原及西北。祝融的孫子季連，出生於河南，其部落生活在河南、甘肅、陝西一帶，與以牧羊為業的西北羌族多有聯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變體，季連部落亦以“羋”為各部落的共姓。

當時一個部落有多少人呢？夏朝時，有三百多戶人家、一千五百人左右，就算大部落了。由於各部落間，不斷爆發爭地盤與搶人口的戰爭，一些部落戰敗，各散東西，分成幾個小部落，或被其他部落吞並。不斷的裂變，讓人搞不清各個部落間的血緣關繫，所以有“三代不同源”之說。

夏末商初，曾經顯赫的季連部落也被打垮了，部落中氏族分路逃亡，熊氏一支逃至甘肅東南部（今信陽市羅山縣）隱藏，休養生息。他們因善於羅網捕鳥而被叫做“羅”。武王伐紂後，周天子裂土分茅，羅被封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縣，名為羅國，面積約一二百裡，周朝一裡相當於現代的四分之三裡。熊氏另外一支被封在荊州為楚國。

羅國與楚國都是季連部落的後裔，但春秋時代，楚國吞並了羅國。羅族憤然與熊氏割席，改稱羅氏，以紀念故國，南遷至洞庭湖一前391年，楚國平定了東越，但南越因有五嶺為屏，楚國不能越雷池一步，羅氏便逃入了南越的地盤，建立“縛婁國”（也就是後來的博羅）。有人認為，如今兩廣地區，保留著大量“羅”字地名，如羅定、羅傍、羅董、羅嶺、羅湖、羅歐山、羅馬山等，均為羅氏南下經過的痕跡，甚至廣州的“羊城”之稱，也源自季連部落的共姓“羋”。

一個與嶺南似乎毫不相干的中原小部落，就這樣，和廣州歷史掛上鉤了。

五羊神話，在廣州傳誦千年，家喻戶曉。相傳有五仙騎羊，各執穗禾一莖六出，降臨廣州，祝曰：“願此阛阓永無荒饑。”然後五仙騰空飛去，羊化為石。所以廣州也被稱為“仙城”“穗城”或“羊城”。唐代初年，羊城這個名稱，已廣泛流傳。初唐詩人瀋佺期《峽山賦》即稱廣東清遠峽山“切惟羊城王嶺之要衝”。高適的《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詩亦有“海對羊城闊，山連像郡高”之句。在唐人詩文、筆記、雜史中，“五羊城”或“羊城”的出現，屢見不鮮。

幾乎所有人談論五羊故事時，都把它說成是農業文明從中原傳到嶺南的像征。這是對想像的隨意闡釋。比如《嶺南民間文化》一書便總結說，五羊傳說是一則“史前拓殖神話”，反映史前時代北方文明對嶺南的“拓殖”。這種說法是完全錯的。

五羊傳說，早出現在晉代裴淵的《廣州記》，此書原版已佚，現僅存收在宋代《太平御覽》裡的殘篇。裴淵寫道：“州廳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隨像懸之。雲昔高固為楚相，五羊銜谷萃於楚庭，於是圖其像。廣州則楚分野，故因圖像其瑞焉。”馮沛祖的《越秀史稿》說，“五羊銜谷萃於楚庭”，是廣州“古老也是著名的神話”。但我們從古老的裴淵版本中，卻看不到有神話色彩，無非是高固家裡有五隻羊，當地人覺得很稀罕而已。與裴淵同時代的顧微，也寫了一本《廣州記》，記述與裴淵相同。

顯而易見，這兩本早講述五羊故事的書，都沒有說五羊是仙羊，也沒有五仙的出現，直到南朝時，故事纔被賦予了神話色彩。南朝宋人瀋懷遠在《南越志》中大筆一揮，寫道：“昔有五仙牽五色羊至此”，不僅多了五仙，而且羊也變成了帶有仙氣的五色羊。瀋懷遠信奉道教，曾受妾室王鸚鵡巫蠱事件牽連，被宋孝武帝發往廣州，幾乎殺頭。五仙和五色羊的出現，是他采自民間傳說，還是基於自己的信仰編造的，現已不可稽考。

這個故事後來衍生出多個版本，時間跨度逾千年，細節也愈豐富。有說五羊降臨於周夷王（前895—前880年在位）時，有說降臨於周顯王（前369—前321年在位）時，有說降臨於任囂、趙佗征討嶺南（前222—前214年）時，也有說降臨於西晉（266—316）時。情節從初“五羊銜谷萃於楚庭”，變成後來的“五仙牽五色羊而至”，再後來變成五仙人騎著五色仙羊，駕著五朵彩色祥雲，在柔美悠揚的仙樂伴奏下，從天空飄飄而降，仙人把稻穗贈給廣州人後，又踏著祥雲飛走了，五隻仙羊卻因依戀人間，留下化為石頭。

然而，無論哪個版本，成書時間都不是史前，講的也不是史前故事，與“史前拓殖”沒有任何關繫。嶺南農業和畜牧業，不是北方傳來的，廣東甚至是全國早發明種水稻的地區之一；嶺南人也早就開始飼養豬、水牛和狗等家畜了。

真正與五羊有關繫的，不是五仙，而是裴淵、顧微在各自的《廣州記》裡都提到的高固。他是歷史文獻中出現位有名有姓的廣州人，楚威王時以纔學聞名，做了五年楚相。明人歐大任《百越先賢志》把他列為百越先賢之一。高固的祖先是高傒，姜姓，高氏，春秋齊國大夫，姜太公的後人。姜是羌人的姓氏，而羌人以牧羊為業，奉羊為圖騰，與季連部落有不少親戚關繫。因此，高固在家裡養羊，也是有可能的。

近代學者對高固其人的真實性，一直很懷疑，因為高固的名字，未見於東晉以前的典籍。民間卻言之鑿鑿，深信五羊確實降臨在高固的家裡，並贈了一莖六出谷穗給廣州人。北宋初年，五仙和五羊傳說，得到官府加持，熱度驟然提升，還在廣州人認為是高固故居的地方，興建了座五仙祠。

這座五仙祠的地點在十賢坊，即今北京路與廣衛路交界之處，先秦時是禺山西麓。在廣州人心目中，高固曾在北京路居住過，五仙騎羊也是降臨在北京路。後來五仙祠一度遷往他處，但宋政和年間（1113年前後），又搬回了十賢坊。南宋嘉定年間（1218年前後），五仙祠遷往西湖玉液池畔（今西湖路附近），稱奉真觀；南宋末年遷至今廣仁路；年（1368）毀於大火，十年後遷建於大市街（今惠福西路）。明成化五年（1469）和年（1723）都對五仙觀進行過重修。

至此，五仙和五羊到底具體降臨在什麼地方，已不再重要了。在五仙觀內後殿東側的原生紅砂岩石上，有一大一小兩個凹穴，為古時山坡受海水回旋衝刷侵蝕而成的甌穴。兩穴互相連通，長約三米，寬約一米，狀如人的腳印，凹穴下有泉眼，名為“陀泉”。人們就說，這是仙人留下的足跡，於是圍繞凹穴砌石為池，名為“仙跡池”，池壁上嵌“仙人拇跡”石匾，成為廣州一處勝跡。

1925年的《廣州民國日報》刊登署名“甘樹熙”的文章，說他探訪五仙觀時，主持道人告訴他另一版本的五仙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五仙與五羊，同為一體。當初白鵝潭是一汪弱水，行舟甚險。某日有五人雇船過潭，船至半途，忽然興起巨浪，小船搖搖欲覆。五人投二石於水，頓時風平浪靜。白鵝潭從此波瀾不興，每於月白風清之時，可以見到一對白鵝浮沒於波間。這五人登岸後，行至大市街，化為石羊。明、清兩代，五仙觀均入選“羊城八景”，分別名為“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當然，五羊降臨隻是一個民間故事，所謂仙人拇跡，也不過是附會之說。與高固同時代的，還有一位公師隅，也久居嶺南。明人歐大任的《百越先賢志》說他築了一座南武城，是為廣州建城之始，卻沒有指出具體位置，隻說“乃往相度南海，將依山築南武城以擬之。”後來很多人說，南武城就建在越秀山邊，不知何所據而雲。也許因為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說：“相傳南海人高固為楚威王相，時有五羊銜谷萃於楚庭，遂增築南武城，周十裡，號五羊城”，因此他們就據高固住在越秀山下，推斷南武城也在越秀山下。

明、清的記錄，距離春秋時代，太過久遠，且無更多旁證，哪怕是東漢時專述吳、越兩國史事的《吳越春秋》，亦無相關記載。因此所謂南武城，早經《廣東通志》指為可疑，更遭到清光緒年間《廣州府志》直斥“向壁虛造，不足為據”。楚國的勢力範圍止於五嶺，未能征服兩廣，但覬覦之心是有的。楚威王請世居南越的高固任楚相，很可能就是為了謀取南越。如今在越秀山上立有一座“楚庭”牌坊，紀念楚國與廣州的交往，可見廣州人沒把楚國當敵人。因此，比羅族逃難更合乎情理的想像是：高固是南海人，楚王派他回家鄉，與越人聯絡感情，高固帶了幾隻羊和一些谷穗稻米，作為見面禮送給嶺南土著首領。人們次看見這種奇怪的動物，無不嘖嘖稱奇，認為是天示祥瑞，高固也因此大受歡迎。結果口口相傳，羊成了民間故事的主角，後被升格為“仙”。

不管是羅氏，還是高固，他們帶來了稻米，不等於廣州沒有稻米。兩廣種植稻子的歷史，比楚國平百越的時間更早，在很多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都發現了有肩石斧，就是耕地的工具。1996年在廣東英德雲嶺獅石山牛欄洞發現了1.8萬年前的水稻硅石；1965年在廣西桂林發現一萬年前的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水稻專家認為，野生水稻需要的基本自然條件，是江河入海處且具一定規模的三角洲和岸邊沼澤，因此，中國水稻的種植歷史，應是從沿海向內地發展的，而不是相反。

在廣州周邊地區發現大量新石器時代的陶罐，我們不妨想像一下，這些陶罐在當時是用來裝什麼的？很可能，除了盛水，就是貯藏糧食。農業愈發達，家裡的壇壇罐罐就愈多。有人推斷陶器是伴隨著農業文明而出現的，不無道理。羅氏或高固還帶來了羊，但羊始終未能成為嶺南主要的家畜，越人嫌其羶臊。屈大均說：“東南少羊而多魚，邊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難怪有人說，“羊城”既沒有羊，也沒有城。

至於“羅”字地名，是否羅氏族人的印記，在無史實佐證的情況下，隻能靠猜。楚國平東越後，洞庭湖畔的羅氏族人，已分崩離析，一支入了廣東境內，一支從滇東、滇南遷入湄南河下遊，還有一支向西越過神農架進入川東，定居閬中，一部分西遷到北勝縣。按常理推測，羅氏四散逃亡，能翻越五嶺的重岩疊嶂，穿過大片原始森林，逃過毒蛇猛獸的襲擊，進入廣東的人數，當不會太多，但羅字地名卻遍布廣東全境，遠及廣西。羅氏到底需要多少人，纔能走遍這些地方，並且都以他們的姓氏命名呢？

語言學家說，廣東很多地名，其實出自僮語，包括以那、烏、良、思、古、都等字起首的地名都是，羅字亦然。在僮語裡，“羅”與“六”是相通的，如封川六田、信宜六岸、茂名六雙、化縣六磊坡、陽江六平山等；“六”與“祿”也是相通的，如臺山祿馬、南海祿境、鶴山祿峒、德慶祿滾等。這些地名初都是口頭的，沒有文字，後來寫入官府文書時，以讀音定字，按照書寫者的不同理解，便寫成了不同的字。

羅氏族人即使到過嶺南，也隻是嶺南文明的介入者，得到了嶺南文明的包容與接納，而不是開創者。中原人的到來，也許確實帶來了北方的某些農耕技術，對廣東的農業與畜牧業，有助推作用，但並不是說沒有中原，嶺南就永遠要茹毛飲血。事實上，中原的某些農耕技術，在嶺南未必適用，蓋因地形不同，水土氣候不同，種植的品種也不同。

天地間自有人類以來，廣州人便生於斯，長於斯，耕耘樹藝，漁海樵山，從石器時代走向青銅時代，文化一天天茁壯成長。春秋戰國五百餘年，中原征伐不已，江山萬裡，盡成戰圖，但廣州有五嶺屏障，依然河清海晏。戰國後期，甚至和海外建立了貿易往來，商業活動十分活躍，海內外商賈咸集，是一個繁華熱鬧的商品集散地。司馬遷的《史記》描寫：“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後來《漢書》又補了一句點睛之筆：“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

司馬遷所說的“果布”，可能是指蔬果布匹，但也有人猜測，可能是指“果布婆律”，即馬來語中的“龍腦香”。如果這個推測正確，那麼就為當時嶺南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提供了佐證。司馬遷把番禺（廣東廣州）與邯鄲、燕（河北易縣）、臨淄（山東淄博東北）、彭城（江蘇徐州）、宛（河南南陽）等地並列為“都會”，顯示出太史公獨具慧眼的見識。

讓人感興趣的是，《史記》所描寫的這種景像，究竟出現在秦始皇嬴政征服嶺南之前，還是之後？史學家呂思勉認為：“《史記·貨殖列傳》言番禺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此語必非言漢時，可見陸梁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來至交、廣者矣。”這一判斷，被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如果不是秦王朝的南征，廣東沿海完全有可能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明體繫——海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