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達摩與西來初地

一、達摩來華登岸時間

北年（1004）成書的道原《景德傳燈錄》卷3，謂達摩之東來在梁普通八年（527）。按梁武帝於是年三月改年號，年（527），與《華林寺開山碑記》合（詳見下文）。據此，則達摩登岸的時間，為527年春。但達摩登岸時間，尚有普通七年（526）、劉宋末年（479）年（520）三說。清雍正八年（1730）郝玉麟《廣東通志》謂：“華林寺在西南一裡，梁普通七年（526），達摩從西竺國泛重溟，三周寒暑至此，始建。國朝順治十一年（1654）宗符禪師重修，環植樹木成叢林。”仇巨川（？—1800）《羊城古鈔》“華林寺”記：“在城西南一裡。梁普通七年，西竺達摩禪師從本國來，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至此，始建。”

羅文俊（1789—1850）《新建華林寺五百羅漢堂碑記》亦稱：“自蕭梁普通七年，達摩泛海至粵城西南登岸，後人名其地曰‘西來’，建庵曰‘西來庵’，歷千三百餘載，傳燈弗絕。”

李仲偉、林子雄、崔志民：《廣州寺庵碑銘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頁。

又民國時面世、所記為清代情況的《廣州城坊志》稱：“華林寺，在西關繡衣坊，梁普通七年，達摩航海至粵，卓錫是間，為南宗初祖。廣人目其寺為西來初地，實嶺南古之剎也。順治十三年（1656），僧人宗符大修之。”

此說晚出，所記較上引文獻早一年，或繫後人見史載梁武帝普通無八年，未審是年三，而遽作“更正”所致。無論如何，此與前人所記亦僅差一年而已。《光孝寺志》兩說並存，既謂：“普通八年，達摩初祖至自天竺，止於訶林。”“梁武帝普通八年，達摩初祖至寺。廣州刺史蕭昂表聞，帝遣使迎至金陵。”又雲：達摩“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丙午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表聞武帝”。陳澤泓指出：“《光孝寺志》同一書中記述達摩抵穗年期有異，當是所輯資料出處不一，而年代久遠，也難以追求精確。”

自是確論。

近時有重拾民國時人的故說而被目為“新論”者，謂達摩登岸在劉宋（420—479）年間。此說本於唐代道宣（596—667）成書於貞觀十九年（645）的《續高僧傳》卷16“菩提達摩傳”，雖較早出，然甚可疑。中山大學文學院史學繫主任葛定華1931年11月24日完稿之《西來初地華林寺考訪記》指出：“考達摩東來之年月，據《續高僧傳》，則謂達摩初達宋境之南越，宋為劉宋，南越即今廣東地，其說甚不可據。蓋達摩與梁武帝相見之事實已確定，而劉宋之末年，為西歷478〔479〕年，南梁武帝即位年年），為西歷502年，其間相隔24〔23〕年。考慧可（達摩代弟子）參見達摩時，慧可年已四十，此事實據宋《景德傳燈錄》（卷3）及《續高僧傳》（卷19）所載一致。又《續高僧傳》記慧可於後周武帝廢佛道二教後，尚未死，宋《景德傳燈錄》之《慧可傳》，則謂慧可於隋開皇十三年（593）圓寂，年百七歲。自隋開皇十三年至宋末，為一百十五年，如達摩來華之年在宋代，則慧可年齡當在百五十歲以上，非人間生存年齡之常數，故《續高僧傳》所載達摩於宋時來華說不可信。”他同時還指出：“契嵩（1007—1072）之《傳法正宗論》，改《傳燈》（《景德傳燈錄》）之普通八年說年（520），實非是。”契嵩之所以如此改動，其自述理由是：“《傳燈錄》諸家舊說，並雲達摩東來，在梁普通八年，今按史書，普通隻七年，唯今三佑長歷甲子數，或有八歲，可疑。”可見確繫因史籍無普通八年之記而契嵩又不明“三”而致。

二、達摩來華登岸之地

現時一般記載均謂達摩來華登岸之地即廣州西關西來初地，這可能是事實，但仍有值得推敲之處。

前引雍正《廣東通志》等定華林寺建於526年，即達摩來時始建。更早的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華林覺《華林寺開山碑記》記：“吾粵自盧燈，曹溪滴水，遍灑天涯，後之溯宗門者，莫不首列南華。要之，法乳淵源，西來一脈，我華林寺，實肇其基焉。寺踞廣州羊城西郭，一水迂回迤邐而達於珠江。潮汐潛通，蔥蔥郁郁，望氣者謂主法王示現，出為苦海津梁之像。舊稱西來庵，地曰西來初地，乃蕭年，達摩尊者自西域航海而來，登岸於此，故名。至今三摩地，西來古岸，遺跡猶存。前明嘉靖間，慧堅耆宿懸記雲：一百單八年，當有大善知識，在此建立法幢。崇禎初季，我師宗符老人，由漳州行腳入粵，路出西來；先一夕，庵主夢金翅鳥翱翔空際，光燭茆茨；及見師，大奇之，願布坐具地，為建道場。師以志切遊方，力辭不就。厥後遍參海內諸大名宿，傳毗尼於雲頂，印心法於天童，復飛錫南來。一時當道宰官，暨紳士程可則、王念初、梁佩蘭、陳恭尹諸公，仰師道範，為卜地西來，請轉法輪。由是遐邇向風，皈依恐後。爰拓基址，定方隅，引河流為功德水，植材木為祗樹園，首建大雄寶殿，次及樓閣、堂廡、寮室、庖湢，無不圓成。榜曰華林禪寺，乃國朝順治乙未（順治十二年，1655）歲也。師住持一十有七載，大建西來宗旨，常垂三關語，勘驗諸方學者。道風遠播，聞者景從。前後復開法雙桂、勇猛、東湖、雲門諸剎，嗣法門人離幻、鐵航、識此、天藏，皈依弟子不可以數計。猶憶掩關石洞時，曾晤天然和尚雲：自少室潛蹤，遺下一片閑田地，孕奇毓秀，於千載之外，仰額望師久矣。今乃應運崛興，適符往讖，地靈人傑，相得彌彰，此論殆非虛譽。無何，辛亥之夏，偶示微恙，未幾歸寂。宏法方殷，報緣莫續，詎非神龍變化，見首不見尾覺忝列門牆，雖經大冶陶镕，仍慚鈍鐵，安敢主盟保社，為世導師；奈承屬個未了公案，隻得努力向前。十載於斯：法之昌而明之，緣之輻而輳之，要皆先老人道隆德盛，感格人天所致。後之藉其蔭而享其成者，自當飲水知源，善繼善述，西來一脈之傳，正未有艾也。是為記。大清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孟秋。”這是目前可見到早指明西來初地即達摩登岸地的文獻。可見達摩來華登岸於西來初地之說，可能很晚纔出現。

乾隆四年（1739）在華林寺內立石之《鼎建西來禪院關帝聖殿碑記》雲：“裡中華林寺暨關帝宮，即今之西來庵舊址也。明壬午癸未間（崇禎十五、十六年，1642—1643）父老所創建，予與洪君敬亭、林君明華曾襄其事。初止一椽，足蔽風雨；中奉佛座，未有廓廡榱榭、漆飾丹艧之煌煌也。己丑庚寅（明永歷三、四年，清順治六、七年，1649—1650，這兩年廣州基本在南明治下，庚寅年十一月始復陷於清）後，西關長者陳世興、徐梓、鐘景潤、陳朝雅、劉嗣美、蔡弘奎、莊端、陶正隆、蘇韜、康德升、郭柱、林猶龍，舍市地之金四百餘兩，仍募仙城內外，共得三百餘金，購地庀材，鳩工拓而大之。池輔〔浦？〕、僧寮、幾筵、木石畢備，請宗符禪師駐錫其中。於庵左建關帝殿，置屋六間以為香燈久遠計。越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春，程君有和、王君虞捐資興舉，謀之本裡汪君景漢，又偕原倡首諸君募金成事，復建□〔聖〕殿，兼設廚房，增置香燈屋二間。自是歷年隨時加修……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花朝,汪君景漢、陳君於寵慮緣起之未詳，無以垂遠也，謂裡中老成，歷事之端末，而詳悉之既久者，惟予為，屬予言以紀之。予曰：‘事有為耳目所見聞者，猶足當考獻征文之實，況身共事者乎？是誠非予莫悉也。’因為敘其初終，付勒之石，而詳記其起建年月，與捐金、購地、庀材、鳩工、拮據有事諸君子之姓名於左。乙酉（年年，清順治二年，1645，時廣東在南明治下）科舉人原候選推官裡人直庵前頭顏養氣常集甫撰文。”

此碑雖立石於1739年（也許是重立，上引《華林寺開山碑記》就是在同治七年，即1868年重立石的），但撰文卻在1683年。作者是明代遺民，明朝廣東末科舉人，故紀事不書年號，唯雲甲子。《鼎建西來禪院關帝聖殿碑記》雖晚於《華林寺開山碑記》兩年，但作者親身參與華林寺的創建，並列舉了一大批亦參與其事的見證人，與《華林寺開山碑記覺未歷其事，僅得聞乃師之言，而又著力渲染“神跡”相比，顯然可信得多。惜《鼎建西來禪院關帝聖殿碑記》鮮為人知，後覺，陳陳相因，以迄於今。

從《鼎建西來禪院關帝聖殿碑記》可知：，華林寺創建於1642—1643年，當時即名為華林寺。從“裡中華林寺暨關帝宮，即今之西來庵舊址也，明壬午癸未間父老所創建”一語，及標題名之為西來禪院，文中亦數處稱其為庵，可知西來庵及西來禪院之名，尚較華林寺之名後起，撰此碑記時覺所謂“舊稱西來庵”之“舊”，隻是指宗符為住持之時。所謂“崇禎初季，我師宗符老人，由漳州行腳入粵，路出西來。先一夕，庵主夢金翅鳥翱翔空際，光燭茆茨；及見師，大奇之，願布坐具地，為建道場。師以志切遊方，力辭不就”也隻是故神其說。《鼎建西來禪院關帝聖殿碑記》既稱華林寺創建於1642—1643年，則此前十餘年間，其範圍內顯然沒有任何寺庵，更無“庵主”。陳澤泓指出：“生活在明末清初時人的詠華林寺詩，有屈大均的《過華林寺作》，梁佩蘭的《除夜宿華林寺呈宗公》，陳子升的《寓華林寺颶風欲歸不果與天藏上人》、《西來庵放生》、《盂蘭盤日西來庵舍利》，從詩題可知清初華林寺、西來庵之稱，在文人的詩文中並用，而以稱華林寺為多。”

這是值得注意的。實際情況，應是崇禎末初建寺時，已名為華林寺，清初擴建時，為突出達摩西來的品牌，又曾命名為西來庵、西來禪院，而後兩名稱日久漸隱而鮮為人知。第二，華林寺之擴建，開始於1650年之後。是年末廣州重陷於清，戰事平息，翌年工程即可展開；竣工之後，始“請宗符禪師駐錫其中”。則擴寺工作，宗符當未覺謂其主持建寺（甚至為此而制造了“前明嘉靖間，慧堅耆宿懸記雲：一百單八年，當有大善知識，在此建立法幢”的讖語），固不足信；其所謂建成之年（1655），亦不過宗符到寺之年。第三，《鼎建西來禪院關帝聖殿碑覺所謂“地曰西來初地，乃蕭年，達摩尊者自西域航海而來，登岸於此，故名。至今三摩地，西來古岸，遺跡猶存”隻字不提，初建寺時亦僅名“華林”而不及“西來”，可見“西來初地”之說未必源於當地故老相傳，而更可能是宗符的創作或另有所本。

廣州在歷史上除西來庵外，尚曾有西來堂。明成化九年（1473）《廣州志人陳植《重修西來堂記》雲：“凡寺名西來者，以達摩自西域入中國而人信者眾矣。番禺城之西南有堂，自唐迄今，蓋亦有年。其地因兵革後為居民奄取。延丙辰（延祐三年，1316），居士覺真劉公自廬陵來，奉佛為念，乃出己資率眾淨財，與雍氏復之，廣袤十方，乃建精舍、殿廡、雲堂、山門、齋廚，既完且備。至順辛未（至順二年，1331）悉毀於火。嗣法歐陽覺通亦廬陵人，也抵茲院，誓必復興。時連帥斡赤答失主盟，布舍雲集，不一載而院宇鼎新。初祝發僧智訊始正其額為‘西來院’，而地藏乃劉慶堂創蓋，重構輪藏。各有所收，廣濟市上，築客舍十有二間，歲收租以供香油之資。十方者輻輳，素無土田，日食常百數。訊應接未□之。院鄰劉氏以院東偏為園己五年，1339），偕子孫舍其園亭歸於院。訊將撤其地為觀音閣，恐力未瞻，又訊年老，以鄉人故，來請記。餘志其本末。”從內容看，碑記即撰於此時，也就是1339年。該志並記：“西來堂，在郡泰通坊…&hell末復毀。國朝洪武七年（1374）僧惠福重建。郡人劉慶堂施屋十二間，月入其資為香燈之費。屋在新橋街泰通坊。司其事者民黃子成也。”

《南海志》“番禺縣坊裡”條下記：“城南，世科、泰通，鼎魁，登俊，擢桂。”

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大德南海志殘本》，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頁。此處所引《南海志》條目中，兩處特意指出“歸附後”的變化。由此觀之，此志若非大德《南海志》，則為北宋初年滅南漢後所纂。然從其提及西城、子城、東城，又可斷其成於1072年之後，則其為大德《南海志》無疑。

結合成化《廣州志》所記，可以肯定西來堂是在西城牆之內的泰通坊，而不在西城牆外之西來初地。與泰通坊同屬城南坊，其名沿用至今，在人民南路東側與天成路西側之間。民間坊原名泰通坊，由《南海志》同時記兩坊名，可知此說不準確，但也說明兩坊相鄰，纔致此誤。由此亦可判斷與泰通坊相接的新橋街，當即坊附近的新橋市。新橋市在海珠南路西側與天成路東側之間，故西來堂當坊與新橋市之間。明南京工部主事，南海人張詡（1456—1515）弘治十八年（1505）所成《南海雜詠》有《西來堂》雲：“何年飛錫自西來，萬古長空一鳥飛。隻為少林無口訣，教君何處覓筌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