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是《西北邊疆史地研究叢書》其中一本，主要闡述了古代水利在西北經濟開發全過程中的發展歷程。自古以來，西北地區非常重視水利建設，興修了一大批水利工程，為農業灌溉事業提供了保障。同時，伴隨著農田水利事業的開發，一繫列環境問題也隨之產生，這又反過來影響著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全書集中討論了歷史時期西北的水利和環境變遷問題。

西北邊疆史地研究是西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科長期穩定和特色的研究方向，學術積澱深厚。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漸形成了西北疆域演變與國家穩定、西北邊疆環境變遷、西北邊疆民族宗教問題、西北邊疆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等相對集中的研究方向。近年來，西北師範大學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優勢，主動適應地方文化建設的需要，在西北邊疆史地研究方面開展繫列學術科研活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一、編撰專題學術著作。以西北邊疆史地為主題的學術專著有五十多部，其中主要有：吳廷楨、郭厚安《河西開發史研究》，季成家等《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趙向群《五涼史探》，陳守忠《河隴史地考述》，侯丕勛、劉再聰《西北邊疆歷史地理概論》，李明清治理甘青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和實踐》，劉建麗《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田澍《西北開發史研究》，田澍、何玉紅《西北邊疆社會研究》，田澍、何玉紅《西北邊疆管理模式演變與社會控制研究》，田澍、陳尚敏《西北史籍要目提要》，李並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沙漠化研究》，李並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胡小鵬《西北民族文獻與歷史研究》，李建國《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尚季芳《民國時期甘肅毒品危害與禁毒研究》等。這些學術著作或以主題探討為主，或以資料彙集為主，內容繫統、全面，且具有一定的開拓性，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二、承擔各類科研項目。以西北邊疆史地為主題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等八十餘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有：王三北《中國歷代西北開發思維和蘇聯對外政策》，趙汝清《絲綢之路西段歷史研究》，李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研究》，田澍《明清中央政府與蒙藏民族地區政治互動策略研究》和《十四到十六世紀明蒙關繫的走向研究》，劉再聰《唐朝“村”制及西北民族地區基層治理研究》和《唐朝“村”聚落形態與基層行政制度“西進化”歷程研究》，李並成《歷史時期我國西北地區沙塵暴研究》，李曉英《近代甘寧青回族商人研究》，連菊霞《宗教信仰與族際通婚——以甘肅積石山縣保安族、回族與漢族的通婚為例》，尚季芳《近現代西北民族地區毒品問題與社會控制研究（1840—1960）》，胡小鵬《晚清至民國時期甘青藏區社會群體糾紛解決機制研究》，潘春輝《清至民國時期甘寧青地區農村用水與基層社會治理研究》，李建國《近代西北地區商貿經濟及對當地社會發展影響問題研究》，王新春《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與近代中國西北考古研究》，張嶸《我國社會現代化歷程中的少數民族發展研究》，劉清玄《天水麥積山石窟洞窟題記釋錄與研究》，張榮《哈薩克問題與清代西北邊疆安全》，李永平《甘肅新出土魏晉十六國文獻整理研究》等。這些項目圍繞與西北邊疆史地有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內容展開研討，主題集中，針對性強。

三、召開繫列學術論壇。以西北邊疆史地為主題的學術會議有：“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屆年會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討會”，“慶賀蔡美彪先生八十代民族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11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敦煌文化學術研討會”，“河洮岷歷史文化與甘肅民族史學術研討會”，“南梁精神與甘肅紅色文化高層論壇”，“甘肅歷史文化資源高層論壇”，“甘肅遠古文化與華夏文明高層論壇”，“中國古代史教學改革高層論壇”等。這些論壇吸納國內外知名專家就當今西部大開發、西北邊疆安全、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西北生態保護、西北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開發等前沿課題展開集中研討，提供學術咨詢，具有較強的服務社會與政策咨詢功能。

四、加強機構和學科建設。西北師範大學西北邊疆史地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動了歷史學科的發展。2010年5月，西北師範大學西北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獲批為甘肅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成為國內專門從事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高水平科研平臺。目前，與西北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互為依托的科研平臺有中國史一級博士點、中國史博士後科研流動站、甘肅文化發展研究院、甘肅省絲綢之路與華夏文明傳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等。互為依托的平臺之間相互推進，同步發展。2006年以來，《敦煌學教程》、《簡牘學教程》、《西北邊疆考古教程》、《西北少數民族史教程》等8部本科生繫列教材先後出版，在國內高等學校歷史學科教學方面產生了良好的影響。2013年，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民族學四個學科同時獲批為省級重點學科，使西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科建設得到了新的發展機遇。

五、重視持續發展。近年來，西北師範大學圍繞西北邊疆史地研究，在《中國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國內權威學術期刊和報紙上發表高水平論文學術七百餘篇，不少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等轉載。截止2009年，彙聚階段性成果的學術叢書《西北史研究叢書》十冊本後出齊。為了使西北邊疆史地研究能夠獲得進一步、持續性順利發展，《西北邊疆史地研究叢書》應運而生。《西北邊疆史地研究叢書》的編撰，必將不斷深化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深度，拓展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學術視野。

西北邊疆史地研究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也是必將得到持續發展的事業。

章  古代西北農田水利建設總論

西北地區自古就是我國的一個干旱、半干旱區，無論歷史上氣候有多大的變化，水利灌溉始終是西北農業的命脈，這一點迄無變化。因此，古代不論誰在西北進行經濟開發，都必須從水利建設入手。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西北的經濟開發是從農業開始的，而西北的農業發展又離不開農田水利灌溉，水利作為農業的要素，貫串於西北經濟開發的全過程。以下主要從農田水利建設的高峰、農田水利建設的技術、農田水利開發的類型投資者與基本經驗等方面，對古代西北農田水利建設做一個總括的論述。

節  古代西北農田水利建設的三個高峰

中國古代西北的農田水利開發，受制於兩個因素：一是國家的軍事活動，二是中央政府的投資力度。西北的軍事活動幾乎無代無之，歷代中央政府為了解決軍需供應問題，無不在西北設立屯田和開發水利資源，但由於不同時代國家的統一幅度、內部和諧程度不同，可用於投資的人力、物力、財力不同等原因，遂使不同時代西北水利開發呈現出高低波動的曲線, 且在漢、唐、明清出現三個高峰期。

西北地區以農田灌溉為主要目標的水利建設，遲在西周時期就已經相當發達了。反映西周以來制度文化的《禮記》中有許多級次的水渠名稱，如《周禮·地官司徒》雲：“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這些遍布於京畿四周的遂、溝、洫、澮、川等渠道，一則用於排水，二則用於灌溉。《禮記·郊特牲》載，周代的“八蠟”之祭中，也包含祭水渠之神“水庸”。這都是當時有農田灌溉的明證。《史記》卷29《河渠書》中記載戰國秦早的水利建設稱，東周晚期，韓國怕秦的武裝進攻，欲疲其國力，使不能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遊說秦王。秦王被鄭國的水利說詞打動了，中間纔發覺有詐，但經過鄭國的辯解，秦國還是認可了他關於“渠成亦秦之利也”的說法，終於修成了“溉澤（一作‘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的鄭國渠，“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這條以鄭國名字命名的水渠，是見於記載的西北歷早確切可指的農灌用渠，它對後世農田水利事業的影響和鼓舞作用極其深遠。

一、漢代西北農田水利建設高峰的出現

兩漢西北的水利，除關中的鄭國渠仍在沿用外，漢初漢中地區還修建了山河堰，據說它是漢相國蕭何、曹參創築的。“其下鱗次諸堰，皆源於此。”① 陝西褒城縣的“流珠堰勢若流珠，亦漢蕭何所築”② 。洋縣的“張良渠在縣東南二裡七女塜，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③ 。光時（前134—前129年），鄭當時為大農令，建議政府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黃河三百餘裡，可灌“渠下民田萬餘頃”，朝廷悉發卒數萬人穿渠，三歲而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莊熊羆又建議：臨晉（在今陝西大荔縣東）民願穿洛（即漆沮水）以溉重泉（在今陝西蒲城縣東南）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征（今陝西澄城縣西南）引洛水至商顏山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下流——引者）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裡間。井渠之生自此始”。此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地區有■渠。④ 左內史鼎六年（前111年）奏請穿六輔渠，其後十六年，趙中大夫白公，又“奏穿涇水，注渭中，溉田四千餘頃。人得其饒而歌之”①。後人稱之為白渠。盩厔有靈軹渠，又引堵水（一作諸川）。“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② 由於灌溉用水量大增，下遊河水大減，淤泥沉澱，河床升高，河堤容易潰決。王莽時，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③ 張戎的意見固不可取，但我們從這裡不可以看到當時長安東西、黃河和渭河流域灌溉普遍發達的景像嗎？

東漢時期，關中農渠多數仍在利用，且有新開渠的記載。如今高陵縣的樊惠渠，就是靈帝光和五年（182年）開的。原先，“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谷不植，而涇水長流。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立新渠，向之鹵田，化為甘壤”④ 。

除關中外，寧夏、河西、隴西、西域等地在兩漢時期都有大的水利開發。如寧夏境內的“光祿渠”，據清人考證，是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四月，“遣光祿勛徐自為築五原塞列城，西北至盧胊，後遂名為光祿塞，則寧之光祿渠應屬自為所開浚”⑤ 。寧夏還有以“御史”“尚書”命名的渠道，據考也都是漢人所開。至於靈州傳為秦人所開的“秦渠”，漢時無疑還在使用。方志記載說：“秦渠在靈州，一曰秦家渠，相傳創始於秦，引黃河水南入渠口，設閘二空，曰秦閘。沿長一百五十裡，溉田一千三百頃零。”⑥ 東漢順帝永建四年（129年），尚書僕射虞詡奏復朔方西河上郡，乃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⑦ 。

河西酒泉郡福祿縣的呼蠶水（今討來河）“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道羌谷”。張掖郡觻得縣（今甘肅張掖市）的千金渠，敦煌郡冥安縣的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① 。敦煌郡龍勒縣的氐置水（今黨河），“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② 。東漢建武十二年（36年），南陽人任延被任為武威太守，他針對河西少雨澤的特點，“置水官吏，修理溝渠”，在谷水（今石羊河流域）興修陂塘，灌溉農田，當地民眾“多蒙其利”。③

青海漢時的水利建設，據載漢宣帝神爵時（前61—前58年），趙充國在湟中準備屯田，“繕鄉亭，浚溝渠”④ 。功雖不就，仍可以看到水利在當地農業中的重要性。隴右西部一帶，建武十一年（35年），隴西太守馬援組織金城民眾“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⑤ 。這件事在《水經注》卷2《河水》中說得更清楚：“昔馬援為隴西太守六年，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粳稻而郡中樂業。”

漢簡中有關修建水利的記載相當多，下舉幾例：永平七年（64年）正月，“春秋治渠各一通”⑥ ；“……六月戊戌，延水水工白褒取……”⑦；“……發治渠卒……”⑧。

漢朝政府在西域也興建了一些水利設施。據《水經注》卷2《河水》記載，西鳳中（前80—前75年），敦煌人索劢有纔略。刺史毛奕表行二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灌浸沃衍”。他率兵“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漢宣年（前53年），西域烏孫國發生內亂，漢朝政府派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積谷，欲以討之”⑨ 。他“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轉谷”，“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輥?輮?訛 這是兼顧運輸、灌溉兩方面的水利設施。

以上說明，兩漢時期，不僅京都地區的水利建設蓬蓬勃勃，這是官民生產生活的需要；而且隨著國家控制區域的擴大、駐兵的增加，為了屯田積谷，解決軍糧，農田水利事業乃從關中核心區擴大到了河西四郡、湟中、寧夏以及西域部分地區，出現了西北開發史上個農田水利建設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