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

內容簡介

本書是王笛教授繼《街頭文化》之後的又一力作，作者通過考察茶館的歷史、經濟功能和茶館作為社區中心及其中所蘊藏的豐富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從當時茶館生活的細節來了解成都，對認識20世紀中國城市、城市社會以及與中國政治之關繫都有所裨益。

作者簡介

王笛，男，1956年6月出生於成都。現為澳門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繫主任。兼任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講座教授。1982年和1985年分別獲四川大學歷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87年被破格提撥為副教授。1991年赴美，師從西方研究中國城市史大師羅威廉教授。1998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博士。1998～2015年在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繫歷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2003年和2004年任旅美中國歷史學會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社會史、城市史、大眾文化史。

中文版序Ⅰ
英文版序ⅰ
引子--早茶
章導言--城市、茶館與日常文化
城市和茶館
茶館的攻擊者與捍衛者
城市史視野中的茶館
茶館敘事中的地域論
茶館的生態與環境因素
資料與文本解讀
第二章閑茶--悠閑與休閑
坐茶館與喫閑茶
社交--一個社區和信息中心
茶館文化--茶館中的語言和慣習

中文版序Ⅰ

英文版序ⅰ

引子--早茶

章導言--城市、茶館與日常文化

城市和茶館

茶館的攻擊者與捍衛者

城市史視野中的茶館

茶館敘事中的地域論

茶館的生態與環境因素

資料與文本解讀

部茶館與社會

第二章閑茶--悠閑與休閑

坐茶館與喫閑茶

社交--一個社區和信息中心

茶館文化--茶館中的語言和慣習

茶館休閑的多重角色

第三章娛樂--戲園與觀眾

茶館--民間藝人之謀生地

劇目與地方戲改良

茶館戲園--新的公共舞臺

觀眾

娛樂控制

大眾娛樂與休閑政治

第四章群體--階級與性別

商人和小販

人以群分

階級畛域

性別歧視

公共生活的集體選擇

第二部茶館與經濟

第五章經營--小本生意的管理和競爭

數據分析

資金和財務

經營和管理

稅務負擔

環境和衛生

小本生意的生命力

第六章公會--周旋在行業與國家之間

組織結構

價格控制

組織抗稅

協調關繫

限制數量

國家控制與行業利益

第七章堂倌--艱難環境中的掙扎生存

"茶博士"

在男人的世界討生活

茶社業工會

藝人工會

性別衝突與性騷擾

男女茶房的社會形像

性別、勞工與國家

第三部茶館與政治

第八章講茶--超越國家的控制

袍哥大爺

擺茶碗陣

茶館講理

國家權力之外的社會力量

第九章混亂--日常生活的衝突

日常糾紛

為生計而掙扎

"借刀殺人"

茶館與鄰裡的矛盾

暴力陰影下的茶館生活

軍人和戰時混亂

公共生活的末日？

第十章秩序--公共空間的政治

從改良到革命（1900～1916）--重新打造茶館

軍閥統治（1917～1936）--政治動亂中的茶館

抵抗的政治（1937～1945）--"喫茶與國運"

從"休談國事"到"茶館政治家"

一個時代的結束（1945～1950）--嚴密控制茶館

千變萬化的政治萬花筒

第十一章結論--地方文化與國家權力

一個微觀世界

日益增強的國家干預

比較視野中公共領域與公私關繫

時空轉換中的公共生活

茶與酒的對話

小商業和日常文化的凱旋

尾聲--尋夢

附表

征引資料目錄

譯後記

前言

中文版序
我對茶館的興趣，應該說是始於1980年代寫《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時，但當時所有到手的關於茶館之資料，不過是傅崇矩晚清所編《成都通覽》上的寥寥數語（也是人們廣泛引用的資料）和1980年代初陳茂昭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上的一篇回憶，雖然資料的缺乏使我難以對茶館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但這個課題一直在我腦中縈繞。在為《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我不斷發現關於茶館的記錄，遂逐漸萌生了專門就茶館寫本專著的念頭。1998年，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權力、文化與歷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Global Studies in Power, Culture, and History），宣讀了我**篇關於茶館的論文《閑人和忙人——20世紀初成都茶館與公共生活》，這篇論文2000年發表在美國《城市史雜志》上，修改後的中文本次年又以《二十世紀初的茶館與中國城市社會生活——以成都為例》發表在《歷史研究》上。2001年當《街頭文化》英文本交出版社後，我便全力以赴進行這本《茶館》的寫作。
2003年初稿成形後，便開始了漫長和艱苦的修改過程，其間眾多學者耳提面命，還在國內外利用演講該主題的機會，聽取大家高見。稿子每從頭到尾大改一次，我另存一份電腦文件，等書*後定稿，整整12個版本！雖然不能說我對本書完全滿意了，但*後與*初版本相較，真有天壤之別。從**篇論文到專著出版，其間剛好經歷了10年。中文版序

我對茶館的興趣，應該說是始於1980年代寫《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時，但當時所有到手的關於茶館之資料，不過是傅崇矩晚清所編《成都通覽》上的寥寥數語（也是人們廣泛引用的資料）和1980年代初陳茂昭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上的一篇回憶，雖然資料的缺乏使我難以對茶館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但這個課題一直在我腦中縈繞。在為《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我不斷發現關於茶館的記錄，遂逐漸萌生了專門就茶館寫本專著的念頭。1998年，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權力、文化與歷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Global Studies in Power, Culture, and History），宣讀了我**篇關於茶館的論文《閑人和忙人——20世紀初成都茶館與公共生活》，這篇論文2000年發表在美國《城市史雜志》上，修改後的中文本次年又以《二十世紀初的茶館與中國城市社會生活——以成都為例》發表在《歷史研究》上。2001年當《街頭文化》英文本交出版社後，我便全力以赴進行這本《茶館》的寫作。

2003年初稿成形後，便開始了漫長和艱苦的修改過程，其間眾多學者耳提面命，還在國內外利用演講該主題的機會，聽取大家高見。稿子每從頭到尾大改一次，我另存一份電腦文件，等書*後定稿，整整12個版本！雖然不能說我對本書完全滿意了，但*後與*初版本相較，真有天壤之別。從**篇論文到專著出版，其間剛好經歷了10年。

西方歷史學家喜歡“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我覺得自己更像一個人類學者，對一個地區進行孜孜不倦的長期田野考察。寫作《跨出封閉的世界》使我對四川的社會和文化有了宏觀的理解，但《街頭文化》和本書以成都為中心，這個城市的微觀世界令我心醉。我現在正在撰寫的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茶館與公共生活，也是以成都為焦點。這三本書可以算是一個中國城市微觀史和成都敘事的“三部曲”吧。在《街頭文化》中，我的焦點放在精英和大眾、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對抗上。但本書的中心則是兩個基本線索，一個是在20世紀上半葉，國家角色日益加強，國家支持的現代化不斷削弱地方文化的獨特性；另一個是在國家權力深入地方的過程中，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對抗現代化所推行的國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剛開始這個研究計劃時，由於資料的缺乏，原來是打算利用有限資料寫一本百年成都茶館的歷史，但由於從成都市檔案館發現的豐富的有關茶館檔案，使我決定以1950年（成都被解放軍接管是1949年12月27日）作為分界，寫兩本書。我至今仍然記得在成都市檔案館發現有關茶館檔案時的興奮之情，甚至回美國時也不放心將資料托運，一直隨身攜帶，不敢讓其須臾離開自己的視線，生怕丟失。在英文本出版後，便想盡快能使本書與中國讀者見面。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十分高興中譯本順利完成。這裡借用中文本出版的機會，簡要將我研究這一課題的現實與理論思考作一些交代。

強國家與弱社會

在這本書中，我想表達的是什麼呢？如果要用簡單一句話，就是國家是怎樣逐步深入和干涉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國家”這個詞在本書中經常出現，本書導言部分對這個詞進行過解釋。在英文中，與中文“國家”一詞相近的詞至少有三個是常用的，即country、nation和state。但這三個詞在英語中有明顯區別，country是從地緣的角度講“國家”，nation是從民族的角度講“國家”，而state是從國家體制和國家機器角度講“國家”。在本書中，我所講的“國家”是state，因此經常又是政府的同義詞。作為state的“國家”，在本書中有時也具有不同的含義，當相對人民而言，它是“政府”，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在軍閥時期也可以是軍閥政府；當相對地方而言，它是“中央政府”，具有state和“全國的”（national）的雙重含義。

這裡還有必要對本書中的“地方文化”和“國家文化”進行一些解釋。我認為所謂地方文化，就是由於地理、生態、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種文化現像。由於過去交通不發達，社會相對分離，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獨特性。“國家文化”是我經常使用的另一個詞，英文我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而對國家文化要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隨著時空的轉移，特別是近代由於交通的發展和政治的衝擊，地域間的交流不僅更頻繁，規模也在擴大，地方文化和國家文化的意思也在發生變化，而且這兩個概念之間經常發生遊離。但是我認為國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個要素：**，是由國家權力來提倡和推動的；第二，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第三，有一個全國的統一模式。

從本書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國家權力的無限擴張和國家文化的勝利所帶來的後果，現代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步調統一，但比任何時候都缺乏文化的個性和多樣性。以今天的中國城市為例，雖然建築是豐富多彩的，但城市外觀和布局日趨千篇一律。中國今天地域文化逐漸消失，現代化使中國文化日益趨向同一。中國是一個崇尚大一統的國家，許多人有著強烈的國家情結，認為隻要為國家的大一統，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他們對地域文化的衰落以及消亡是不會有一絲半點的遺憾的。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統一的民族文化，宏大的國家敘事，無疑在建構強勢的國家政權中可以扮演積極的角色，同時還能滿足那些具有強烈國家意識的人們的野心。

國家政權深入社會底層的努力，是從晚清開始的，民國時期進一步強化，國民黨的失敗，新政權的建立，使國家機器的強化達到**，這是20世紀現代化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的一個重要過程。在近代中國，愛國者們所憧憬的“國富民強”的“國”，是作為民族（nation）的國，而非國家機器或政府（state）的國。一個過於強勢的國家機器，是經常與“國富民強”背道而馳的，甚至使民權進一步弱化，人們隻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現一個“好政府”上。其實，作為民族的國家和作為政府的國家的強弱經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國作為民族國家是*強大的，但作為國家機器是相對很弱的，因為國家的權力被“強民”（或社會）所分化，特別是公民手握有選票這個民主制度*強大的武器，而隻有在“民強”的時候，纔會出現真正強大的民族國家（nation）。

但是在中國，整個20世紀基本上都走的是不斷強化國家機器的路子。公民與國家（state）始終是一對復雜的關繫，前者始終是弱者，是保護公民利益，還是保護國家利益？地方與國家的關繫也存在同樣的矛盾，是保護地方文化，還是保護國家文化？無論這些關繫對人民和民族有利還是有弊，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國家有著無法挑戰的**權威，那是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的。當國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麼國家無非成了剝奪公民利益的工具。在現代化早期，需要加強國家權力以推動現代化，建立民族國家，但如果國家權力大到任何力量都無法制約的時候，社會則無法發展，民權則無法伸張。

國家與社會關繫問題，是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個著眼點。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美國學者冉枚爍（Mary Rankin）、羅威廉（William Rowe）、全大偉（David Strand）使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這個概念來研究近代中國時，遭到不少學者的反對，認為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概念不適合於中國。我在撰寫《街頭文化》一書時，主要考察公共空間是怎樣演變成社會政治空間的，從一個側面論證了“公”在地方政治中的角色。現在，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了，不是“公共領域”這個概念是否可以用來研究中國的問題，而是采用這個概念來研究中國時，怎樣定義這個概念的問題。其實冉枚爍在研究浙江、羅威廉在研究漢口、全大偉在研究北京時，不存在所謂哈貝馬斯的概念的誤用問題，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同哈貝馬斯使用同樣的概念，而且事先申明與哈貝馬斯的概念是有區別的。

事實上，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也並非像我們過去理解的那樣總是一個與國家對立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它同時也是指物質空間。我將在本書的結論中對這個概念進行具體討論。當人們走出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便進入了公共領域。從“物質”的“公共領域”這個角度看，茶館扮演了與歐洲咖啡館和美國酒吧類似的角色。即使退一步，按照比較嚴格的哈貝馬斯的概念，即把公共領域視為與國家權力對抗的一種社會和政治空間，茶館仍然不失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公共領域。正如在本書第8章中所討論的，我們看到國家的司法權是怎樣在社會基層被分化，一個“*民主的法庭”（雖然這種說法理想化了這種社會活動）是怎樣在發揮著穩定的作用。

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強烈表達，在中國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個中心角色，為市民參與社會和政治提供了舞臺。歐美城市史學者對公共聚集場所，諸如咖啡館、酒館、酒吧間等都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在那些地方，陌生人聚集，交流信息，進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間是觀察社會關繫的極好場所，在這些地方，各種人們特別是下層民眾，從事著日常生活活動。但是中國城市的公共生活長期為城市史學者所忽視，因此，我希望通過對20世紀上半葉成都茶館的考察，揭示民眾與公共空間、街頭生活與公共生活的關繫，探索國家（state）在公共空間的政治話語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實際上，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便處於有“國家”無“社會”的時代，國家掌握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一切資源，這是前此任何政權所未能實現的。傳統的“公”的領域也幾乎不復存在。在城市中，從街道到單位，都是國家行政機構的一部分，由各級政府任命的領工資的黨和行政部門的大小官員，主宰人們社會生活的一切事務。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沒有任何名副其實的社會組織，所有名義上的社團，都僅僅是國家政權機構的一部分，無論是同業公會、工商聯，還是各種文化協會，都不再有任何獨立性。社會的一切都隻能由國家包辦，但實際上國家又無力包辦，社會沒有了能動性，失去了活力。隻有到了1970年代末之後，隨著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以及中產階級逐漸興起以後，纔出現了部分自治的商業聯合會、專業協會、聯誼會、慈善會、宗教協會以及各種自願組織等，“社會”纔逐漸走向復蘇，雖然這個過程是長期的和緩慢的。

國家怎樣控制社會和日常生活，是20世紀中國一直存在的問題，本書無非是從公共生活的角度，以茶館作為窗口，繫統考察20世紀上半葉的這個過程。從20世紀開始，茶館一直被政府和改良精英認為是鼓勵懶惰、滋生罪惡的地方，在國家強大的話語霸權下，即使是那些為茶館辯護的微弱聲音，即使是那些茶館和茶館生活勇敢的捍衛者，也顯示了他們的內心深處對茶館的未來缺乏信心，雖然他們反復強調茶館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館是“舊”的東西，社會“進步”之後，*終新的公共設施將取代茶館，茶館終將消亡。但他們完全始料未及的是，經過了共產革命的勝利以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國際化等，社會的確已經有了巨大進步，甚至可以說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傳統中的許多東西都永遠不復存在了，但茶館不僅沒有消亡，而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這充分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頑強。

新文化史與微觀史

本書應該說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取向在中國史研究的一個實踐。理解茶館的社會、文化、政治角色，能夠幫助我們不僅從微觀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對認識20世紀中國城市、城市社會以及與中國政治之關繫都將有所裨益。這個研究力圖回答：當傳統的日常生活和休閑的方式逐漸消失，為什麼茶館能夠在艱難的社會環境中幸存並更加繁榮？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考察茶館的歷史、茶館的經濟功能、作為社區中心的茶館以及茶館所蘊藏的豐富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微觀歷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導我們進入城市的內部，茶館提供了研究下層民眾活動的一個重要空間，在那裡我們可以仔細考察他們日常生活的細節，即使那些細節看起來是多麼的微不足道。

對茶館的考察給我們提供了把城市社會放到“顯微鏡”下進行觀察的機會。雖然難以像C.金茲伯格（Carol Ginzburg）那樣利用繫統的宗教裁判所檔案對一個案例進行深入分析，但我仍然通過挖掘茶館——這個人們日常生活中*基本的單位——的各種有關記錄，以盡量詳細的敘事來重構過去人們日常和公共生活的歷史。事實上，在20世紀前半葉的成都，幾乎沒有其他機構像茶館那樣與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樣有如此多的茶館。如果把茶館視作城市社會的一個“細胞”，那麼在“顯微鏡”下對這個細胞進行分析，無疑會使我們對城市社會的認識更加具體深入。我試圖對茶館這個“肌體”進行全面考察，從茶館生活到經營、同業公會、雇傭以及茶館政治、政府發布的關於茶館的政策等，揭示茶館作為一個典型的小商業，怎樣與城市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考察其獨特的活力和文化。這個對茶館的研究有三個內容：其一是對日常休閑的作用，其二是作為一個經濟實體的功能，其三是它們的政治角色。

我研究公共空間、日常生活和微觀世界，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受到西方新文化史、微觀史的影響。新文化史從1980年代以來漸成氣候，加入這個陣營的學者把普通人作為他們研究的主要對像，同時他們也從過去現代化理論流行時代的社會科學和科學的方法，轉向講究敘事和細節的人文的方法。雖然大事件仍然是許多歷史學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課題如日常生活、物質文化、性別身體、記憶語言、大眾文化等得到明顯的發展。

西方新文化史的發展是有一定的理論淵源的，如A.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與庶民文化理論便有著廣泛的影響。他認為取得文化霸權的關鍵是看革命黨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觀念傳播到民眾之中。但他也認識到，新舊文化經常交叉重疊，很難明顯劃分，因此工人階級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舊雜存的形式顯示出來。這種理論趨向在英國新社會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E.P.湯普遜（E.P. Thompson）《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部名著中體現出來。湯普遜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並非源於產業工人，而是具有庶民文化傳統的手工工匠。這個背景當然也影響到英國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行為和工人運動，因此早期工人運動的中堅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產業工人。被認為持“新勞工史”取向的賀蕭（Gail Hershatter）關於天津工人和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關於上海工運的研究，便受到湯普遜研究的啟發。總體看來，關於中國工運的研究，焦點仍然放在占很小比例的工廠工人身上，但在這本關於茶館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中國近代城市中，手工工人占有**的統治地位，本書便通過茶館考察小商業中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命運。

南亞下層的庶民研究學派給我們考察下層民眾以極好的範例。從20世紀80年代初，一批在西方的印度裔學者就南亞特別是印度庶民社會進行了長期的研究，他們的成果集中在繫列叢書《庶民研究》中，其代表人物是印裔的澳大利亞人R.古哈（Ranajit Guha）。當然庶民研究內部也有不同聲音，如G.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便批評古哈將庶民視為一個同一體，而忽略了底層之中的不同性。斯皮瓦克有一句名言，即“底層人能說話嗎”？這裡實際提出的是底層人能否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古哈表示，庶民一定要而且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盡管這種聲音可能是微弱的。這項對成都茶館的研究證明，我們可以從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們的聲音，以他們自己的聲音來考察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是研究下層和微觀世界的一個極富挑戰性的努力。

新文化史也得到人類學很大啟發，例如人類學家C.吉爾茲（Cliford Geertz）的《尼加拉：19世紀巴釐劇場國家》，通過對尼加拉的研究，揭示生態、地理、政體、宗族、婚姻、結盟、村落與國家、廟會、梯田組織、灌溉會社、慶典、祭祀、權力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人類學家關注的，也是新文化史家的興趣所在。在這裡，國家慶典被隱喻為劇場表演，“國家”隻有在舉行儀式之時纔展示出來。因此，巴釐通過公共戲劇化，即舉行慶典場面來建構一個國家概念。所以實質上尼加拉隻是一個宗教意義上的結構，並非政治、社會或經濟的實體。吉爾茲的另一部為新文化史學者津津樂道的著作是其論文集《文化的闡釋》，特別是關於巴釐鬥雞的那一篇，從村民的一種日常活動中，他觀察到了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他發現，雖然搏鬥的是公雞，但實際上是男人間的競爭。對吉爾茲來說，鬥雞是了解巴釐社會的一個文本，即民族文化的文本。從同樣的意義來說，茶館便是我了解中國社會的一個文本。

與新文化史齊頭並進且相互影響的是微觀史學。C.金茲伯格的《奶酪與蛆蟲》應該說是微觀歷史*早和*有影響的著作之一。全書篇幅不大，隻著眼一位生活在16世紀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經營磨坊的農民。研究微觀歷史，首先需要繫統的資料，宗教裁判所的詳細記錄為這個課題提供了必要條件。這個農民因“異端邪說”而被宗教法庭起訴，在經過長達十多年的審訊後被處死。宗教法庭對他的審訊記錄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作者從這些完整的記錄中，竭力挖掘他的內心世界。例如從其在受審中所交代材料的書籍入手，分析這個小磨坊主怎樣理解那些文本，從而使金茲伯格能夠通過研究這樣一個在歷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建構一個小磨坊主的心靈史，並由此去解讀當時的社會、宗教和文化，展示意大利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關繫和衝突。金茲伯格研究的焦點，實際上是與精英文化相對的大眾文化和下層文化的歷史，從微觀角度研究前現代的意大利社會和文化可謂得天獨厚。G.魯格埃羅（Guido Ruggiero）從微觀史學的角度，以老婦瑪格麗塔奇怪的死亡為分析案例，探討了17世紀初意大利宗教、大眾文化與日常社會生活的復雜關繫。這個研究利用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記錄，探討當時人們是如何解讀疾病、身體以及人們所生存的世界，從而進一步理解早期近代的文化世界。對作者來說，瑪格麗塔的死亡不僅是一個醫學上的神秘故事，而且也是探討一種被遺忘的文化和前現代醫學實踐的窗口。作者像寫偵探故事一樣，把我們一步步帶入事件內部，把各種細節拼在一起，從而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繫。這個研究給我們提供了關於微觀史的一個很好的範例。

當然也並不是說沒有宗教裁判所檔案就無法進行微觀歷史的研究了。B.達頓（Bobert Darnton）的《屠貓記以及法國文化史的幾個插曲》，從不同的資料來源和側面討論法國社會和文化，包括民間傳說故事、手工工匠的自傳、城市指南、警察密探報告、狄德羅的《百科全書》、讀者與出版社的通信等。該書是新文化史和微觀歷史研究在資料利用和解讀方面的經典之作。該書共有六章，我覺得*有意思的是第二章，即作為書名的關於屠貓故事的解讀。該章根據一個印刷學徒工所記敘的殺貓取樂活動，進行文本分析，來觀察階級衝突、師徒對立等問題。印刷學徒工的生活百無聊賴，平時經常酗酒甚至鬥毆。在這裡，師傅夫人*喜愛的貓是資產階級的貓，喫得比學徒好，還叫春引人討厭，因而引發了虐貓的惡作劇。而達頓的傑出之處，是力圖追溯這個惡作劇的文化淵源，當時民俗便有虐貓的傳統，如在狂歡及其他各種儀式中，對貓進行折磨。而且貓在大眾文化中經常暗示巫術，民間便存在著免除貓魔的儀式，包括使貓致殘的各種辦法，如像割尾、斷腿、火燒等酷刑。有的人在新房落成後，把活貓封在牆壁裡闢邪。在法國通俗文化中，貓還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因此在民間故事中，經常描述女人在戀愛中像貓一樣。通過虐待女主人的貓，也就暗示欺辱女主人，使女主人像征性地受到性侵犯。殺貓行為，也是一種獵殺女巫行動，或暗喻反抗或造反。

如果我們試圖在中國史領域找到與微觀歷史相通的研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能是*為接近者。該書以鄉村底層人民的生活為中心，描寫了貧窮的山東郯城從生態到農民的艱苦生活。從一場地震開始，然後看當地的自然狀況、疾病、饑荒、暴力、滿人征服，討論土地、天氣、農業、賦稅、人口、行政機構等。史景遷還重點描述下層人民的生活，例如寡婦如何把兒子撫育成人、地方上的各種爭鬥等；*後從一樁殺人案的原原本本，來看婦女的遭遇和地位。王氏是一個貧寒農民之妻，與人私奔，數月後因走投無路而返家，丈夫恨其使他顏面盡失，在大雪之夜將她掐死，還嫁禍鄰居。多虧知縣黃六鴻發現破綻，偵破疑案。不像歐洲的微觀史研究，史景遷並無繫統資料，隻好主要根據《郯城縣志》、黃六鴻所著《福惠全書》以及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等不多的文獻，重構幾百年前一個北方貧窮村莊的社會和生活，顯示其運用資料的高超技巧。史景遷前些年出版的《書的叛逆》，以講故事的手法，記述了雍正時曾靜案和《大義覺迷錄》出籠的前因後果，也非常接近微觀史的寫作手法。

所有上述著作對我研究茶館都或多或少有所影響，都可以看到我與這些研究在學理上的聯繫。不過，我關於茶館研究又與上述所有研究在關注的問題、使用的資料、解讀文本的思路、分析事件的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宏大敘事與日常取向

是否地區或地方的研究可以提供一個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識，是歷史學家關心的問題。微觀研究的意義在於，能夠為把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更廣義層次而提供個案分析，其不僅能豐富我們對地方的知識，而且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理解。由於中國地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特征的復雜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應在我們的思考範圍之內。當我們研究大眾文化、一般民眾、日常生活時，也應該重視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對微觀和下層的研究使我們能觀察那些知之不多的社會底層現像；另一方面，對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強我們對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當我們將微觀視野放在民眾、日常、街頭、茶館等問題時，精英、國家、政治運動等也不可避免地會納入我們的討論之中。這種取向使我們在研究微觀問題時，也充分注意到宏觀的歷史事件。雖然微觀歷史津津樂道那些微不足道的細節或“小歷史”，但其所揭示的問題有助於我們理解大歷史。

剛去世的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著名節目制作人D.荷維特（Dan Hewitt）有句名言：“告訴我一個故事”（Tell me a story），以講述故事的手法來進行新聞報道和分析，他對美國新聞報道的敘事方式有著重大影響，其所創造的電視新聞周刊《60分鐘》（60 Minutes），開創了新聞報道的新裡程。在我的歷史寫作中，也持有類似的原則，講述在茶館裡發生的故事，揭示了關於茶館的許多細節。這些細節，是我論證人們怎樣使用公共空間、國家如何控制和影響日常生活、地方文化怎樣抵制國家文化等更宏大問題時所不可或缺的。引子和尾聲這兩個部分實際上是對半個世紀成都社會和茶館變遷的概括，有的細節是根據歷史記載的一種邏輯重建，如果讀者讀完本書，再對照我在《街頭文化》中對成都的描述，就會發現這種邏輯重構完全是有歷史依據的。

本書既是一本微觀史，也是一部敘事史，亦是一部大眾文化史。不過采取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取向對中國進行研究時，有若干問題還值得進一步討論。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受人類學影響甚深，但由於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等學科日益“侵入”歷史研究領域，不少學者感到了危機，擔心歷史學將因此被“解構”。其實我認為這是杞人憂天，多學科交叉不僅沒有給歷史學帶來危機，而且開拓了新方向，給歷史學帶來了生機和活力。過去歷史學無法進行研究的課題，或者有些老課題似乎已經山窮水盡，但由於多學科、新思維、新方法的引進，從而使許多新課題得到開拓，老課題有了新發展。其實，如果說許多其他學科“侵入”了歷史學領地，那麼歷史學實際上也“侵入”其他學科的“勢力範圍”。

新文化史和微觀史使我們從宏大敘事轉到日常取向。考察歷史的角度和方法，經常因史家的歷史觀而異。過去我們研究歷史，鐘情於宏觀歷史和歷史上的風雲人物，風行一時的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更使我們相信，歷史學家應該高瞻遠矚，寫歷史也應有叱咤風雲的氣概，指點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資治通鋻》那樣，為當政者提供治國的借鋻，或為國家民族復興在意識形態上奠定基礎。當書寫這樣的歷史時，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我們駕馭歷史的野心。因此，中國的歷史書寫，從根本上看，可以說是一個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知識精英的歷史，因為我們相信，隻有寫他們，纔能建構有關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宏大敘事，纔能體現史學家的使命感。我們事無巨細地了解帝王將相、風雲人物的一舉一動，他們當然比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對歷史更有影響。但問題在於，我們所面對的是占總人口99％以上的這些小人物，他們每天也在創造歷史，隻不過創造的方式不同罷了。我們不關心他們的情感，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思想，因為他們太渺小，渺小到難以進入我們史家的視野。因此，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歷史，我們把焦距放在一個帝王將相、英雄馳騁的小舞臺，而對舞臺下面千變萬化、豐富多彩的民眾的歷史卻不屑一顧。在帝王和英雄的歷史書寫下，我們把希望寄托在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明君賢相、精英人物身上，視個體的小人物如滄海中的一滴水，可有可無，似乎他們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任何蹤跡。

研究日常、大眾、下層，涉及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雖然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強調是人民推動了歷史前進，我們的歷史研究實際上對這個動力十分輕視。當然論者可以反駁說，研究農民戰爭不也曾紅極一時？但很清楚，這些農民戰爭的研究基本是以領導者為中心的。當一個普通農民一旦振臂一呼成為起義的領袖，便成為我們歷史撰寫中的“英雄”，他們的事跡不過是進一步為英雄史觀提供更多的腳注和事例罷了。我們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費在那些歷史上默默無聞的芸芸眾生之上，唯恐這樣便降低了我們歷史研究的意義。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不正是從一個平平常常的、“沒有意義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發現了這個帝國內部所隱藏的導致其滅頂之災的深層危機嗎？當然，黃仁宇的興趣，仍然在於帝王將相，與我們所關注的默默無聞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仍然有著遙遠的距離。

一位我十分欽佩的成就斐然的前輩美國華裔歷史學家曾經告誡道：“千萬不要做第二等的題目”，言下之意是要選重要題材纔可能成就傑出歷史學家，所以他所做選題，都是關於國計民生的大題目。他的這種看法，引起不少國內史家的共鳴。但是我懷疑，是否真的存在所謂“一等題目”或“二等題目”。我想在那些崇拜“一等題目”學者的法眼中，巴黎聖塞弗倫街印刷作坊中學徒工的殺貓，巴釐島上土著居民的鬥雞，成都窮街陋巷邊茶館裡的清談……應該都是末流題目了。其實，每天的日常生活，較之突發的政治事件，難道不更貼近我們的命運嗎？在我看來，沒有無意義的研究對像，無論我們的研究對像是多麼平淡無奇，多麼缺乏宏大的“政治敘事”，如果我們有利用“顯微鏡”解剖對像的本領，有貼近底層的心態和毅力，就可以從那些表面看來“無意義”的對像中，發現歷史和文化的有意義的內涵。如果我們的讀者從茶館這樣一個“無聊”的題目中，能夠得到哪怕一丁點有意義的啟發，那麼我這十來年的心血也算沒有枉費了。

2009年5月初稿於加州伯克利

2009年11月定稿於得克薩斯大學城

英文版序

本書緣起於1998年3月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權力、文化與歷史研究所所宣讀的一篇論文。我要特別感謝羅威廉（Bill Rowe）在研究這個課題漫長過程中對我的啟發、鼓勵以及許許多多的幫助。我還要感謝周錫瑞（Joe Esherick）,作為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審稿人，他兩次通讀全稿，提出了*為全面、*為詳盡、極有建設性的意見，使我的一些重要論點更為清晰、更加尖銳。我還想感謝另外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意見和建議。我很感激黑田明伸2005年邀請我到東京大學的東洋文化研究所進行7個月的訪問研究，那段時間我對書稿的修改有了極大的進展。在本書寫作的各個階段，不少學者以各種方式對這個研究給予幫助，在此我要感謝齊慕實（Timothy Cheek）、岸本美緒、林培瑞（Perry Link）、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村田雄二郎、韓書瑞（Susan Naquin）、歐中坦（Jonathan Ocko弘子、司昆侖（Kristine Stapleton）、司馬富（Richard Smith）、孫江、鈴木智夫、王碩、麥吉福（Jeffrey McClain）、葉文心、吉澤誠一郎、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等。我感謝美國全國人文科學研究中心2006～2007年度研究員對我書稿的建議，包括R.比奇（Robert Beachy）、F.波多格那（Francesca Bordogna）、C.博郎寧（Christopher Browning）、J.格德斯登（Jan Goldstein）、S.弗斯（Sally Hughes）、B.科南（Benedict Kiernan）、S.科恩（Sheryl Kroen）、J.帕斯勒（Jann Pasler）、W.舍維爾（William Sewell）、S.謝爾茲（Sarah Shields）、J.斯威特（James Sweet）、R.維爾（Rachel Weil）等。我在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繫的同事們，包括T.安德森（Terry Anderson）、T.比科漢姆（Troy Bickham）、O.卓爾（Olga Dror）、C.達寧（Chester Dunning）、A.哈特費爾德（April Hatfield）、C.海漢（Carol Higham）、A.克肯戴爾（Andrew Kirkendall）、A.內爾森（Adam Nelson）、D.瓦特（David Vaught）、L.維登索爾（Lora Wildenthal）等，我感謝他們或閱讀我的部分初稿或提供其他幫助。感謝歷史繫主任W.本格爾（Walter Buenger）和文學院執行副院長B.克勞奇（Ben Crouch）對這個課題一如既往的支持，包括提供研究經費和學術休假等，使我能集中精力完成本書。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曾應邀到一些學術機構就這個專題進行演講，包括中研院（臺北）、南開大學（天津）、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南京大學（南京）、一橋大學（東京）、東京大學、加州大學爾灣校區、四川大學、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得州大學（奧斯丁）等。感謝那些出席我演講的學者和學生，他們所提問題對我都很有啟發。我還要感謝老成都人和老茶客姜夢弼和熊卓雲，他們告訴我許多在茶館裡的親身經歷。感謝來約翰（John E. Knight）先生允許我使用傳教士那愛德（Luther Knight）1911年和1912年在成都教書間所拍攝的照片，感謝王玉龍先生幫助我得到使用這些照片的許可。我感謝J.約翰遜（Jean Elliott Johnson）女士提供和允許我使用她父親H.依利羅特（Harrison S. Elliott）1906年和1907年間在成都所拍攝的照片。我特別要感謝攝影家陳錦先生慷慨允許我使用他所拍攝的許多關於茶館的精彩照片。我還要感謝畫家劉石父、李萬春、謝可新、潘培德、熊小雄、孫彬、張友霖允許我使用他們所作長卷風情畫《老成都》的一些局部。我感謝A.克勒特（Ann Kellett）的書稿校對。感謝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資深編輯M.貝爾（Muriel Bell)對本書編輯出版整個過程的指導和所做的努力，助理編輯J.蘇阨熱斯（Joa Suorez）和K.奧斯特（Kirsten Oster）在本書編輯過程中的幫助，資深編輯J.希巴德（Judith Hibbard）負責對本書的精心制作。特別感謝R.甘地（Richard Gunde）對*後文稿的仔細編輯和所發現的問題。

這個研究得到了各種基金的資助，包括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國家人文研究基金（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日本學術振興會（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霍普金斯—南京中心中美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等。我的這個研究還得到得克薩斯A&M大學的資助，包括國外研究旅行資助基金（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avel Assistance Grant）、歷史繫/人文研究中心基金（Department of History/Center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Fellowships）、促進學術和創造活動基金(Program to Enhance Scholarly and Creative Activities)等。我感謝全國人文科學研究中心提供了優裕的研究和寫作條件，使我2006～2007年度在中心撰寫茶館研究的第2卷(即《社會主義下的公共生活——革命和改良下的成都茶館，1950～2000》)的同時，能對本書進行*後修改定稿。感謝成都市檔案館允許我使用其卷帙浩繁的檔案資料，當我在那裡閱讀資料時，得到了非常優良的服務。我感謝得克薩斯A&M大學的埃文斯圖書館（Sterling C. Evans Library）、四川省檔案館、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另外，本書第3章和第7章（譯注：即本書中文本的第7章和第9章）的初稿在《20世紀中國》（Twentieth-Century China）和《歐洲的東亞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上發表過，本書的若干插圖也在《城市史雜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發表的我的一篇文章中使用過，感謝這些雜志和編輯允許我將這些資料包括在本書中。

我將本書獻給我的朋友和老師韋思諦教授（Steve Averill，1945～2004)。我們**次見面是1989年他正在四川大學作研究之時，後來他與密歇根大學的楊承恩（Ernest Young）一起，申請美國學術團體協會下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青年學者基金，我於1991年作為訪問學者到密歇根大學和密歇根州立大學進行研究。我早期在美國的學術生涯中，是韋思諦引導我初步熟悉西方歷史學，幫助我由一個中國學術訓練的研究者，轉化為中西兼修的歷史學家。在我離開密歇根後，他繼續在學術上給予我全力支持，他認真閱讀我寄給他的每一篇論文，提出啟發性和建設性的意見。他還無私地將關於東亞史的課程資料給我使用，使我從他的教學經驗中受益良多。在他患病以後，還花了大量時間編輯我的關於“茶博士”（“Masters of Tea”，即本書的第3章［譯注：中文本的第7章］）的論文，發表在他生前主編的*後一期《20世紀中國》上。我*後一次見到他是2004年在聖地亞哥召開的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上。雖然他當時身體已十分虛弱，仍然出席了我的關於茶社業公會的論文（即本書第2章的初稿［譯注：中文本的第6章］）宣讀，還在會上要大家注意我即將在《20世紀中國》發表的那篇文章。他對本研究寄予很高的期望，並為此花費了很多精力，他的鼓勵使我為完成這個研究工作更加努力。

*後，如果沒有我家庭的支持，這個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為此，我對妻子李薇和兒子王也的理解和支持深懷感激，在我致力於這個課題研究的這些年來，是他們使我的生活更有趣和更有意義。我衷心感謝父母和哥哥，他們總是我*堅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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