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騎著車，後來又遇到高小的同學，跟他一求證，果然，因為“讀書會”抓了很多人。我趕緊繞道回家，母親看到我大喫一驚，馬上催促我離開，抓了兩個清明節祭祖的“棗蛋”放我書包裡，哭著說：“家裡沒錢，你自己想法子找地方躲起來。隻要過了黃河就安全了。”迫不得已，我隻得離開學校，在縣汽車站我遇到了同樣逃出抓捕的席荊山。我們去陝西華陰縣農具廠找我的姐夫李劍豪，看他能否幫忙找工作，李劍豪在聞喜做過督學，與席荊山相熟，但李劍豪對我們十分冷淡，說華陰找不到工作，要我們去西安。


我們到西安仍然找不到工作。席決定去甘肅，我隻好再去找姐夫。第二次又到華陰，姐夫訓了我一頓，他抽鴉片，不僅不給我錢，還要我給他錢。沒辦法，我隻好將借來的五塊大洋給了他。他一時高興，還帶我上華山趕了一次廟會，盡管那時我為生活和出路憂心忡忡，但險峻的華山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像。


兩天後，姐夫帶我去找他在42師軍械處的父親，看能不能找一份工作。我這時纔想起我二哥也在42師一個營裡當文書，於是跟著去了駐地大荔縣，後給我補了個看護兵。要我去三原縣等缺。等了三個月，也沒補上。這時，剛好楊虎城的西安綏靖公署軍醫處在西安辦軍醫訓練班，要從部隊招考一批老護士，我因為有文化基礎，學過外語、生物等課程，順利考上了軍醫班。


軍醫班的伙食由公家負擔，每月還可領7塊大洋。生活一有著落，我就開始找黨的關繫。運城師範的同學李艷河，此時正在楊虎城十七路軍當兵，他知道我到後，便從駐地三願縣趕來看我。我們重逢在西安，非常興奮，他跟我說軍醫處衛生隊中有個班長彭大海是黨員，他已跟彭大海介紹了我。我可和彭大海聯繫，我們要利用各種機會，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擴大影響，根據情況輸送一些黨員或進步青年到部隊中來。


這一段，我從一朋友那裡偶然接觸到世界語，便萌發了學習這門新語言的熱情，當時很多人不懂世界語，用世界語搞秘密工作、傳遞信息，對我們搞革命工作，尤其做地下工作很有好處。因此，我白天在訓練班上課，晚上就學習世界語，還在《工商日報》上創辦副刊“我們的語言”，宣傳世界語和新文字、新的世界觀。我還帶著訓練班的學員晚上一塊學世界語，軍醫處處長便把訓練班集合起來訓話；“你們這些窮小子，學好醫，一輩子飯碗都保住了，還想學什麼世界語作外交官！以後不準再學！”沒想到，他還真說對了，我20多年後還真當了外交官。上世紀80年代末，我去西安，還去看這位軍醫處處長，他已經離開部隊，是西安市工商聯主任了，他開玩笑說：“被我說中了吧，我有預見性。”與此同時，我約了兩位朋友，創辦了《更生》半月刊，反映腐敗現實、民眾苦難，宣傳抗日主張。1936年7月，我因《更生》稿件被捕，被押送到綏靖公署軍法處，被投入又髒又臭的牢房，腳上戴著重的八斤重腳鐐。牢房對我逼供信，我死活不改口，隻說自己是學醫的，根本不知道共產黨，投稿隻是為補充生活不足，完全不知道這犯法。他們沒法，隻好把我押送去西北剿匪司令部軍法處。軍法處的法官是東北大學的畢業生，同情抗日，我向他解釋自己學世界語是公開合法的，我不是共產黨，不是共青團，不是左翼聯盟組織。法官隻是笑了笑，宣判我無罪釋放，對《更生》發行人樊仰山以違背出版法罰款釋放。樊仰山後來告訴我，《更生》籌辦款是楊虎城將軍秘密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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