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中外文化交流與地方社會變遷，既是近代中國歷史關注的課題，更是潮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歷史人類學和社會文化理論在中外學術界漸成風氣，海內外漢學家亦嘗試采取跨學科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潮汕歷史社會文化的發展，通過幾十年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但從方法論而言，當代潮學研究仍要面對三個挑戰：，由於學者關注政府如何向地方社會滲透與擴張，偏向於研究國家政權如何從上至下管理地方官民關繫，這個研究視角基本上集中在國家的層面，忽略從地方社會角度由下至上探討國家和社會的互動；第二，以地方的精英，例如士人、儒生、鄉紳等為研究重心，對於宗族、寺廟、廟會和教會等民間組織在地域上的差異，以及形成背景、組成形式、運作過程和地方網絡等各方面，皆缺乏深入的了解；第三，在研究民間宗教文化時，傾向於從功能主義角度來分析禮儀的政治和社會作用，忽略了宗教的文化影響力。

潮汕是一個文化和的社會，其跨國移民網絡更是 19 世紀初西方文明傳入當地的直接平臺。在鴉片戰爭之前，部分潮汕移民於東南亞接受西方文明，之後自發地回到家鄉，標志了基督教在潮汕本土化的開始。當汕頭在 1860 年開埠之後，大批歐美的人士湧入，在當地辦學，推動醫療和慈善事業，更發展了女學和抽紗工業，對牽動地方社會現代化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研究西素在潮汕的中國化至為重要，因為這有助讀者全面地重構潮汕多彩多姿的歷史，並向讀者展現潮汕現代風貌和精神氛圍內所滿載的西方文化烙印。

這本歷史影集訴說了近代潮汕地區的現代化經驗，特別是當地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相遇之下所呈現的影像資料，美國浸信會和英國長老會傳教士的攝影機，平實而樸素地捕捉了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融入潮汕當地的點滴。當中的主角，既有不畏艱辛遠渡而來的宗教人士、教師、醫護人員，也有刻苦耐勞的潮汕先賢，他們的努力讓西方文明落地生根，使之成為潮汕文化的一部分。幾十年來的歷史變遷，並沒有完全磨滅西方現代化精神在潮汕地區的影響。今日潮汕人對外來的科學精神和技術文明的熱切追求，與昔日對西方文明的開放態度一脈相承。在外來文明的熏陶下，文化傳統與現代精神在潮汕有機地結合，啟發潮汕人民追求科學觀和實踐個人的中國夢。

和坊間不少潮汕舊影文獻一樣，本影集是早期潮汕開埠之後的重要記錄。本影集有兩大特色：

首先，它采取跨文化的視野，並結合社會文化史學與影像人類學的方法，以相片中的人情風貌為切入點，力求再現西方文化與當地社會不同的互動，以及隱藏在相片背後的想像。

其次，這是傳教士未曾公開的私人舊影的首次結集，除了一小部分已在美國南加州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網站公開之外，書中所收錄的兩百多張黑白照片，都是英國長老會和美國浸信會傳教士在19世紀末至1949年所拍攝的。在未公開的照片中，大部分浸信會的照片來自汕頭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購於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來華傳教士的私人檔案。另一部分浸信會照片收藏於美國俄勒岡大學圖書館特藏部，以及位於美國亞特蘭大的美北浸信會歷史學會。至於長老會的照片，其來源是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圖書館檔案室，以及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世界基督教研究中心。第五章中有關鹽灶﹑古溪﹑溪東教堂的照片是從教會文獻中翻拍出來的；此外，其他彩色照片則來自李榭熙和汕頭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韋紅老師各自在田野調查時的記錄。

正如在亞非拉地區一樣，潮汕的傳教士留下了大批寶貴的舊影，講述他們與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往來。這些翔實的圖片，突顯中外宗教交流的長遠意義和所形成的文化遺產。關於這方面的歷史敘述，蔡香玉的研究是一例。她追索了“汕頭抽紗”事業的歷史源流，反映了傳教士帶來的經濟物質文明，一方面促進了潮汕婦女手工業的發展，又為中國婦女制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家庭的收入。另一例是關於潮汕近代方言與音樂文化的海外歷史檔案，包括現藏於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和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的《潮語聖經》﹑《客語聖經》﹑潮汕方言詩歌集﹑長老會牧師汲約翰編選的《潮正兩音字集》，這些文獻大部分都已被潮汕學者復制，現存放於汕頭開埠文化陳列館，讓公眾參閱。這些已公開的史料，說明了中外交流對潮汕普羅大眾的文化提升，並對民間掃盲運動作出貢獻。這些潮

語詩歌集和聖經，至今仍廣為海外潮汕僑胞使用，維繫了普世潮人的身分認同，形成一個跨地域跨時空的潮人文化印記。

本影集從宏觀的角度讓讀者走進一段精彩的歷史旅程，回到昔日一個極為國際化的潮汕社會。更重要的是，照片顯示了外來文明進入潮汕的“多層次”面貌：文化傳播﹑建築美學﹑西學推廣﹑施醫贈藥﹑賑災施善各方面對社會所帶素。地方上新生代宗教文化領袖的培育﹑結合中西建築特色的教堂﹑西方現代教育中婦學和女學的感人故事﹑西方醫學護理的普及化，都在照片中娓娓道來。

本影集的另一貢獻是從微觀社會史的角度，探究中外文化交流在潮汕的歷史進程，其中以西方文化融入地方社會的本土化過程為明顯。自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在對中外官方檔案、傳教機構檔案、地方史料和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推動下，潮汕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發展。就研究的視野來看，潮汕學者嘗試從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建立的教會為切入點，研究信教民眾在地方上的政治、社會和宗教活動，具體地探討基督教群體興起的過程，借此了解基督教在本土化過程中與地方社會的協調和衝突。尤其是胡衛清和蔡香玉的作品指出，潮汕基督教在不同的歷史時段，皆積極參與並領導公益與慈善活動，成為地方社會管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此外，現代女子教育與醫療知識，又為地方百姓提供了新的知識平臺，幫助他們探索信仰和追尋世界文化空間。

深受海洋文化孕育的潮汕社會，大大促進了中西方間的文化互動。環球的視野和地方的土壤，造就了其生機蓬勃的文化內涵。潮汕先賢擁抱並使用近代知識﹑技術和處事方式去改善地方社會；西方傳教士極力融入潮汕本地並以此為家。正當晚清社會仍然苦惱於是否進行現代化和擁抱現代性之際，潮汕先賢已經走在時代前沿，主動地與西方文化接觸。這種開放兼容的作風，正是海洋社會的特點，更是今日世代需要學習的歷史智慧。

從方法論上講，了解這些歷史照片的使用背景和閱讀對像至為重要。那些已經發表的傳教士照片都被廣泛引用。這些在舊時代發表的照片主要面向西方讀者，尋求他們對傳教事業的支持。這種實際的需要，往往影響到傳教士對題材的選擇。但傳教士的私人檔案中，還有無數沒有面世的照片，這些照片往往保留了個人對傳教地區的記憶﹑與個別信徒的友誼﹑對地方文化風俗的好奇，以及教會在建設基督化群體上所取得的成果。因而，每張照片不僅是一份獨特的文獻，它所涉及的題材廣泛，所橫跨的時段廣闊，所記錄的人情深厚，處處顯示了攝影者在當地社會和教會情感上的高度投入。

使用傳教士照片作為影像文獻，有三種視野可供參考：種是“歷史處境”視野。潮汕中外文化的交流是當地文明轉化的行動，信徒與教會善用西方知識和資源去改善自身處境和建構新秩序，在動蕩不安的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找到新方向。照片所見的不僅是拍攝時的歷史時空，照片本身更有其後續生命，正如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博士研究生賀威瑋所言，傳教士照片是維繫中美民間交流的命脈，傳教士把所拍下來的影像寄回故鄉在親友間傳閱時，這些照片的生命就被延續下去，成為對遙遠中國進行想像的素材。

第二種是“文化符號”視野。這個視野有助跳出傳統“文化侵略”與“東方主義”的狹隘角度，去理解攝影者與相中人的權力關繫。人們常會忽略“拍照”可被相中人利用來向西方世界展示自我。正如香港中文大學彭麗君指出，近代中國照片顯示了中國人不是無助的弱者；當他們面對像征強勢西方文明的攝影者時，他們會把握相機快門被按下的一刻，以特別的姿態和眼神來表達自我。觀賞照片時必須注意相中人的表情和身體語言，因為其所呈現出來的，可以是主人翁所構建的影像身份，它會遠遠超過攝影者的拍照初衷。傳教士照片中的人物，不論是學生﹑醫護人員﹑病人﹑女傳道人﹑信徒﹑會眾，抑或村民﹑路人等，並不都是站在鏡頭下等待傳教士按下快門的被動者，而往往是向外界表現“我是誰”的能動者，讓自己在相中的影像身份得以留存於世。

第三種是“草根社會”視野。“拍照”是 20 世紀初時尚但昂貴的活動，非一般人所能負擔，隻有商賈﹑官紳﹑名流纔會拍家庭照和個人照。若不是傳教士把鏡頭轉向信徒﹑病人﹑孤兒﹑婦女﹑教會員工，普羅大眾的生活面貌就會被遺忘。他們的照片為後世留下了重要的視角，對重構昔日民間社會的風貌提供了重要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