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風雲

    歷史是一種本文，而其中時間、地點、人物則是三個巨大的歷史常數，後世的一切因此而改變。總有一些時間節點，對歷史改變尤其大；總有一些地點，對文明影響尤其大；總有一些人，能夠不由自主地走進歷史。我們總是抑制不住地去檢閱過去的一切，而真正讓我們為之著迷的並不是浩如煙海的各種記載、條文與朝代更替。正如西方一位歷史學家所說：“支配歷史的絕不是一些空洞無物的形式，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群。” 

   1644年，崇禎十七年年年。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這一年準確地說是四朝共存，五帝並現，各種政治勢力光怪陸離，此消彼長，其局面之離亂，整個中國歷史。這是一個奇異的時刻： 除去張獻忠的西朝可以多少忽略外，三個王朝，三個皇帝，命運各異。三月十九日，明朝皇帝朱由檢自縊煤山，李自成入主大內；一個月後的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棄京西逃；五月二日，多爾袞策馬進京。短短四十三天，天崩地坼，江山易色，紫禁城兩易其主。終，明亡清興，一個朝代淪落，一個王朝勃興，史稱“甲申之變”。到1645年6月7日（舊歷五月十四日丙午），南明獻輿圖正式投降，大明宣告滅亡。這一年，顛覆、破碎，風雨飄搖，中華帝國這艘大船在驚濤駭浪中載沉載浮。個人的命運在驚惶絕望處或隨波逐流或手足無措或艱難抗爭，真可謂“滾滾橫流水，茫茫末世人”（老舍語）。 

    在我看來，這一年，蘊藏了中華漢文明意味深長的衰敗密碼，面對外族入侵，漢民族如何應對，其行為與心理的表現頗可玩味。這一年，同樣集中體現了中國式王朝更替的特色及規律，而面對歷史巨變，皇帝、士人與百姓之關繫及其表現，歷史定式亦清晰可辨，尤其是作為文官集團的士人們的行為路徑與思想脈絡更加值得勘探。從那個甲申年開始，人們不斷想像“民族國家”，持續選擇“歷史”的敘事策略和話語方式，一直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1644年，同樣是對漢民族心靈的巨大挑戰，是對中國的一種預言和警示，同時也是一種歷史的詛咒和懲罰。可惜，這個歷史時刻就像歷史上所有年份一樣，寫在歷史裡，卻沒有刻進後人心裡。明清鼎革，可嗟嘆之處在於中國文明的陡然中斷，拐彎，停滯，延1644年的心靈史，值得大書特書。明清易代，某種意義上，標志著一個世界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