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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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這部《成都城市史》修訂本即將出版，距離初版問世的時間已有二十多年。隨著時光推移，驚人的考古新發現、典藏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研究成果不斷湧現、海量信息的傳播與交流、個人學識的積累與深化，舊日的著述亟須增補和修訂，使其更具參閱和借鋻價值。
即前316年秦滅巴蜀，在成都仿咸陽建制建城算起，成都城市的歷史也有2300年之久。如果要從近年發掘的十二橋遺址、金沙遺址存續的年代（前3150-前2600）朱章義、張擎、王方：《成都金沙遺址發現、發掘與意義》，《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算起，成都應是擁有四千年以上歷史的古城。從古及今，城市雖代有興衰而城址從無變遷，亙古延續至今，生命力無限，是世界名城歷史中的一個典範，值得深入探討。南宋大吏袁說友在《成都文類序》中說：
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絕景，仙遊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纔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
這是從總體意義上來概括成都城市文化價值的，說明成都是一座充滿人文歷史勝跡、令人神往的城市。無怪乎袁說友在間（1195-1200）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時，那麼重視成都地方文化；為了保護和存續成都歷代地方文獻，他聚集有識之士《成都志》和《成都文類》兩部巨構。
像袁說友這樣重視成都歷史文化價值的士大夫，遠的可以追溯到漢晉時期八位史家編撰的蜀中紀實：趙寧《鄉俗記》、來敏《本蜀論》，五家《耆舊傳》，王崇《蜀書》，王隱《蜀記》，常寬、杜龔《蜀後志》和常璩《華陽國志》。其中有成效的是東晉的常璩，他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華陽國志》這樣具有不朽價值的鴻篇巨制，這部書被人稱為後世方志之鼻祖，詳審精要，史料價值甚高。
晚唐（唐宣宗大中六年）西川節度使白敏中囑“從事”盧求撰寫《成都記》五卷（《蜀中著作記》）。隨後，杜光庭撰寫了《續成都記》。宋初《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和《益州名畫錄》所引《成都記》，都出自盧求編撰的《成都記》，足見其可靠性。北宋慶歷（1041-1048）至熙寧（1068-1077），趙抃四度奉詔守蜀，知蜀事甚詳，他延聘蜀中飽學之士編撰《成都古今記》三十卷，舉凡成都重要史事均囊括其中，是為信史。而《成都志》和《成都文類》總纂的袁說友，確定以唐白敏中主纂的《成都記》和北宋趙抃主纂的《成都古今記》為基礎，編撰《成都志》；同時搜尋彙集漢代至南宋淳熙間詩文，編纂《成都文類》，“其文凡一千有奇，類為十一目，為五十卷，益之文於茲備矣”。前者開成都編修方志之先例，後者集西漢以來與成都相關的詩類與文類，以饗後世，功在不朽。
宋末經歷長達數十年蒙古軍攻占四川的毀滅性戰爭，蜀中典藏文獻蕩然末任漢中廉訪使和重慶府總管的費著，多方搜尋《成都志》和《成都文類》。費著在《成都志·序》中將其來龍去脈說得很明白：“全蜀郡志無慮數十，惟成都有《志》、有《文類》，兵餘版毀莫存。蜀憲官佐搜訪百至，得一二寫本，乃參稽訂正，僅就編帙。凡郡邑沿革與夫人物、風俗，亦概可考焉。遂鳩工鋟梓，以廣流傳。”至正《成都志》的來歷。因此，應當肯定費著搶救宋代文獻的功績，否則，今天我們很可能看不到因至正《成都志》刊行而保存下來的宋人編撰的《成都志》和《成都文類》的全豹，包括學者提出來討論的《歲華紀麗譜》等九種文魯校釋：《〈歲華紀麗譜〉等九種校釋》，見《巴蜀叢書》第1輯，巴蜀書社1988年版。
實際上，將宋人撰著的成都文獻張冠李戴，加之於費著的，是嘉靖間編纂《全蜀藝文志》的楊慎和他的助手。因《成都志》已經失傳，他們從費著纂輯的至正《成都志》（包括《成都文類》及前面提及的九種文獻）過錄，楊慎和協助校正的兩位鄉賢在成都東郊淨居寺宋濂、方孝孺祠不舍晝夜，僅28天，就輯錄涉蜀詩文近兩千篇，有姓名的作者631人，匆促完成後，“而付之梓人”刻印成書。在從至正《成都志》過錄《歲華紀麗譜》等九種文獻時，將卷首《序》的作者之名誤植為九種文獻的作者，發生粗疏錯訛，造成無心之失。張學君：《〈成都府志〉考》，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主辦：《國學》第五集，巴蜀書社2017年版，第306-401頁。後來學人將這個署名錯誤加在費著頭上，看來有失公允，因為這不是費著欺世盜名。
成都所在的岷江流域是長江上遊古代文明誕生的搖籃，它有悠久而獨立的文明始源，有多姿多彩的文明發展歷程，有兼容性、再生性、自適性極強的自然個性。它是成都平原稻作農業文明和地域財富的自然彙聚地，經開明、李冰治水後即有“陸海”的稱譽。這是成都城市持久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此外，秦漢以來外來移民的不斷融入，為成都增添了絢麗多彩的城市文化和智慧；城市中傳統因素和外來因素不斷交彙和轉換、輻射和發展，形成兼容並包、趨同存異的特質，把天府文明的優勢和輝煌發揮到了極致。歷史上成都遭到多次毀滅性破壞，戰亂結束之後，很快又重現輝煌，具有極強的恢復功能。
《成都城市史》修訂本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初版作了增補和修訂：
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成都平原若干古城聚落的發現，特別是三星堆、十二橋、金沙、商業街等重大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一些造型奇特的古建築遺址（包括殿堂、宮室、祭祀場所）重見天日，大量貴重禮器、青銅器、玉器、石器出土，給古史探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寶貴資料。先秦部分，初版主要依據是秦漢以後的歷史文獻，這次將歷史文獻與近年考古發掘的重要資料結合，嘗試史學大家提倡的古史二重證。是否妥當，有待讀者驗證。
二、秦蜀守李冰創建都江堰水利灌溉繫統、開鑿“廣都鹽井諸陴池”使成都平原形成“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稻作農業區；又告別缺鹽歷史，成為富有養生之饒的“天府之國”。成都城市經濟就是在富有成效的稻作農業基礎上不斷增長，手工業和商業貿易也是植根於這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這是本書著重論述的城市經濟部分，即成都為何成為“人富糧多”的“國之寶府”的原因何在。
三、秦統一蜀、巴之後，古蜀文化不再延續，蜀中開始接受中原文化影響，秦蜀守張若、西漢文翁治蜀的主要成效，就是比照秦國的模式，重在經濟開發，社會改良、文化傳承。促使蜀中（包括成都、重慶）從古老的方國演變為秦漢帝國治下的郡縣治地。於是，成都成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接受其禮樂教化。
四、自秦開始實行大規模移民，徹底改變蜀、巴人口結構和文化狀況。秦滅蜀、巴後，考慮“戎伯尚強，移秦民萬家實之”(《華陽國志·蜀志》)；統一東方六國後，秦始皇考慮“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史記·項羽本紀》)。當時蜀、巴人口原本稀少，如此眾多的外來移民足以改變蜀中人口結構和文化習俗。史書稱“染秦化故”不是虛語，的確是將蜀、巴變成了秦國治地。西漢景帝末年，廬江舒縣（今安徽廬江）文翁被任命為蜀郡守，他在蜀中興辦教育、引進中原文化，一方面選派優秀子弟到長安入太學；一方面在成都興建石室學宮，招收郡縣青年纔俊入學，同時帶動了蜀中巴郡和廣漢郡官學的興辦，於是儒家文化成為蜀中的主流文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漢書·循吏傳·文翁》)自西漢開始，蜀中經學、史學、文學經久不衰，到唐宋時期達到興盛期，在經學、理學、文學、史學諸方面都有傑出的成就。明清時期，雖有宋末、明末兩次毀滅性戰亂，但戰後恢復極快，明清時期也有卓越的文化貢獻，出現了楊慎、費密、彭端淑這類學者和文人。這次增訂，對成都文化作了濃墨重染。
五、成都與許多世界歷史名城一樣，是一座充滿人文歷史勝跡的城市，從古及今，許多歷史文化名人的足跡遍布城市的通衢街巷。歷代成都人特別珍視歷史名人勝跡，一直在保護和記錄有關史事遺址，並著意將名人居所、重要遺址、實物遺存留存下來，傳之後世。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為大規模的城市改造，舊有的歷史文化勝跡、名人遺蹤已無處搜尋。《成都城市史》修訂本對成都人文歷史勝跡作了一些搜尋、完善和補充。對歷代重要遺址的存廢情況，進行了分段追蹤。
六、作為內陸傳統城市的成都，進入近代歷史以後，也感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社會經濟也在緩慢地邁進早期現代化的進程。在東西文明踫撞、自然經濟與市場經濟衝突、新舊因素雜陳、傳統性與現代性諸種因素相互激蕩的背景下，成都也顯示出歷史局限性，農業文明的歷史優勢明顯弱化，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換遲緩也顯示出來。現代化的推進，因受地理因素影響，成都落後於長江上遊水陸要衝城市重慶。成都城市群體性現代意識的覺醒差不多是在戊戌變法（1898）前後纔開始，那時，清廷被迫接受《煙臺條約續增專款》，向國際資本開放了長江上遊市場。重慶成為外商在四川開拓市場、經商和投資的大商埠。
成都從自然經濟結構向市場經濟結構的轉型，要晚於重慶。直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東部經濟西移，大量工廠設備、技術力量遷川，四川成為支撐抗戰的戰略基地，成都社會經濟開始有了發展機遇。與此同時，還有東部大學、科研機構、師生員工大規模內遷，成都教育、科技得到了良好的發展機遇。抗戰時期和抗戰之後，成都商業的繁盛更多地體現為投機性商業、畸形金融業的發展。從民國37年（1948）到民國崩潰，因幣制混亂，金圓券、銀圓券失去幣信，通貨膨脹、物價騰飛，民心盡失，各種風潮迭起，嚴重摧殘了成都社會經濟，使成都墮入衰微破敗、奄奄一息的境地。
本書所述起於古蜀，終於國民政府結束在大陸的統治。全書分為四編，圍繞城市起源與變化、城市經濟與市場空間、城市建設與交通、城市文化與學術狀況、城市生活與習俗等方面展開論述。因作者學識有限，是否具有參閱和借鋻價值，有待讀者評說。
張學君張莉紅2018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