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農村的問題在近些年已經變成了某種學術時尚，鄉村政治顯然屬於其中的熱中之熱、焦點的焦點。20世紀後10年越來越熱鬧的村民自治改革，使得學界的目光不知道怎麼一來，居然一下子投向了一向為他們所忽視的農村，一份份田野考察報告，一部部重頭的著述，使得中國學術一時間似乎進入了“草根（grassroots）”時代。這一切，當然會讓如我之輩曾經關心過農民問題的人感到有些歡欣鼓舞。

然而，近年來對於農村政治的關注似乎太多地集中在對村民自治的現實上面，而對於中國農村政治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和為什麼非走這一步，卻缺乏起碼的考察。單從政治學和社會學學理上去考究農村推行的村民自治體制，分析其民主因素的大小有無，考察其對中國共產黨現行體制的震蕩以及對農村社會現代化的後果，雖然直接而干脆，但卻難以深入。中國農村的政治是凝結了歷史的政治，不理清歷史的脈絡，現實的結就難以真正解開。現實農村政治危機和困境的來由，其實未必是在描述村民自治的著作的前言中，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得清的。中國農村從清末民初到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取得政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的格局從鄉紳主導的鄉村自治變為國家政權支撐的“干部統制”，發達的民間社會組織是怎樣被推擠出局？鄉村的文化結構又出現了哪些變化？原來的地方精英是怎樣把自己推到了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的境地？在邊緣和中心權力轉換的過程中，國家政權扮演了什麼角色？農村的文化意識形態轉換是怎樣實現的？為什麼會實現？類似這樣一連串的問題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因此，就有了以下的文字。

在進行寫作的時候，黃宗智和杜贊奇對於中國農村的研究無疑對我有很大的啟迪，我基本上是在中國國家現代化過程的視野下，討論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以及文化權力之間的關繫。但是，也許是出於自己根深蒂固的成見，我一直難以接受“內卷化”的概念，甚至對於杜贊奇關於近代鄉村權力結構從保護型經紀到贏利型經紀這種過於西化的“經紀（broker）”比喻也不能同意，顯然，中國農村的權力結構，比西方“經紀”的概念要復雜得多，甚至復雜到了基本上無法用這個概念來概括的程度。傳統鄉紳在鄉村的作用，一般是通過軟性和間接的渠道實現的，他們的權力屬於文化威權，來源於農村共同認可的文化氛圍和資源，他們既不是村民的代理人，更不是經紀人，甚至不能說是村民的管理者。擁有正統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識，和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無疑是他們實現對鄉村權力控制的必要前提。而且毫無疑問，這種文化威權也帶給他們相應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寒士”即使不出仕，也可以通過取得功名而步入小康之境的緣由。文化威權也是特權，它賦予擁有者各種別的階層的人所無法得到的好處。盡管民國初年以來這種傳統的鄉紳日益式微，但直到中國共產黨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之前，並沒有完全消失，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還利用過他們的威望。而那些武化的地方精英，固然對於“贏利”很在乎，但也無不以村民的保護者自居（將農民視為自家的私產，“保護”的力度似乎更大一些），兩者都不能說是農民的經紀人，因為他們和農民之間不可能類似於西方社會的委托和代理的關繫。

盡管清末以來，排滿的革命家們將滿人政權痛詆至一無是處，但平心而論，滿清還是蠻有特色的一代王朝，遠的不比，至少比起相接的朱明，其政治實有鳳鴨之別。究其由，並非清代制度比之明季有什麼優處，而在於統治者的皇帝，兩朝有很大的差別。清代之帝，不論賢與不肖，個個都有圖治之心，說宵衣旰食固然是吹捧，但“君王從此不早朝”的事好像也沒有。就更沒有像明武宗那樣自封“總兵”和明熹宗專事斧斤的胡鬧帝王。更何況還出了兩位放在何朝何代也堪稱明君的康熙與乾隆，前後統治百多年。在人治政治模式的傳統政治中，君主的明智與勤政顯然比任何賢臣都更加有效。

雖然清朝政治頗有氣像，但由於在制度上“清承明制”之故，幾乎明代政治的明弊與隱疾，清代也都有，換言之，清代的政治格局與明代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無相權的皇權集權，以相互牽制為首要特征的中央政府機構，中央與地方外輕內重的布局，地方的簡政與中央的繁政相搭配，缺乏效能的兵制等等大都大同而小異。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任何政治繫統，隻要能實現統治目標，就應該是合格的。自宋以降，在多數情形下中國封建統治者關切的統治目標是對國家的控制，消解內部的叛離，至於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繁榮則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行政效率的低下與國家機器的腐敗，往往能換取皇權的穩固。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今天看來的所謂政治繫統的弊病，很可能是一種統治所必需的合理代價。隻是，這種代價在政治體繫運作過程中會逐漸累加，一直大到足以損傷整個繫統。而晚清政治格局的嬗變，就是在這種代價累加到了一定程度，由於西方勢力的介入的刺激而發生的。政治重心由內重外輕轉為外重內輕，新興的湘淮軍制部分彌補了傳統兵制的怠滯，從而使清代政治呈現出一定的彈性和靈活性，雖不足以抗擊西方的衝擊，但已可延緩其壽命。

清季政治傳統：補丁機制

中國進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論，是進入了衰落期，統治方面無論是制度還是經驗手段都過分地致密而煩瑣，政治目標體繫中保守主義傾向加重，過分地強調政治穩定，盡可能地避免或減少任何可能的動蕩乃至波動。相較而言，清代比明代這方面的特征更明顯。

清季統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講究“祖制”，或許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許是少數民族統治的特有謹慎，總而言之，清朝統治者心目中的“祖制”有著近乎神聖的意味。日常事務，以循行祖制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臺，合於祖制則理直氣壯，不合則躲躲閃閃，有時明明是新舉措，也偏要打著祖制的招牌。像晚清祺祥政變以後，西太後那拉氏與恭親王奕聯手，為了遮人耳目，混淆視聽，故意給奕以實際上已經廢置了一百多年的議政王稱號，來陪襯她的“垂簾”，即讓祖制上有的“議政王”掩著祖制上沒有的“太後垂簾”。

但是，看重祖制的清代政治還遠遠談不上像我們一般作為常識公認的那樣是僵化的，它在適應情勢變化方面，還是具有彈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數時間裡，能夠應付統治的需要。清代政治在其運作過程中，衍生出一種“補丁機制”，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應付局面，或者為統治者所不喜時，用某種“補丁”政策和要素來修補之，並不去掉舊的。道光帝對此曾有段佳妙的議論，他說：“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東邊倒塌，就是西邊剝落，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1]這種“補丁機制”運行起來有兩種情況，通俗點說，就是一種補丁小，一種補丁大。不論補丁大小，要的就是補得“整齊”，面上光。

前一種情況的例子比較典型的是清代的財賦政策。清代中晚期，社會動蕩加劇，軍費開支陡增，囿於賦稅不增的祖制，盡管軍情火急絕沒有人再敢在國家日常賦稅上打主意，於是隻好開捐，後又加上釐金征收，盡管捐額與釐金比例越來越大，但比起國家常稅，它還是一種小補丁。又如總理衙門的設立，盡管不僅彌補了原政府機構欠缺的外交職能，而且凡有洋務之處，無不插手，事實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職權領域，但比起原來龐大的政府機構來，它承負的行政功能還是要少。

屬於大補丁的情況相當多，像內閣之於議政處，軍機處之於內閣，前者雖然沒有撤銷，但職能均為後者抽空，成為名副其實的“閑衙”。再有像以湘、淮軍為首的勇營之於八旗與綠營，以及後來的新建陸軍，遞次相補，國家正規軍的位置先是由勇營擠走了八旗綠營，而後新軍又擠走了勇營，但直到清朝覆滅時，八旗與綠營仍在苟延殘喘。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實行低俸祿制，正七品的知縣，年俸四十五兩，四品知府一百零五兩，巡撫與總督，貴為封疆大吏，也不過一百五十五兩和一百八十兩（乾隆時米價，每兩不過買一石米多一點）。明知這點官俸根本不夠養家糊口，卻不肯加增，開始默認官吏在耗羨上打主意，後來則添加高出俸祿百倍的養廉銀。典型的莫過於漕政，漕運在晚清由河運改為海運之後，河漕的一整套機構無事可做，但一直擺在那裡，戊戌變法時好容易要撤了，沒幾天又恢復了。在這種情況下，補丁有時已經大過了它所補的東西。事實上是聽任原有的東西自我萎縮，自生自滅。

清代政治這種自我調節的修補功能，雖然能滿足政治變革的部分需要，也確有減少政治震蕩的好處，甚至面對西方的衝擊，也能作出相應（雖然很笨拙）的反應。但是，修補一旦成為一種政治慣性或者傳統，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為因循守舊提供堂而皇之的棲息地。當步入近代面臨近代化和對付西方侵略這雙重課題時，修補功能就愈發力不從心，機構的疊床架屋，政策的混亂重復，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隨著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務的日重，這種修補政策實際上已經走上末路窮途。可惜的是長期的修補傳統在人們心理上已經形成了因循遲滯，得過且過的慣性，和對徹底變革的本能排拒，以及以新補舊的操作定式。這樣，人們在進行大規模變革的時候，其各種有形無形的障礙就顯得格外的厚重。李鴻章在晚年曾不無自嘲地稱自己是個於事無大補的裱糊匠。不錯，李鴻章給清王朝這座風雨飄搖的大廈裱上了淮軍和北洋水師，裱上了洋務企業和幾個半洋的學堂，可急風驟雨一來，依舊房倒屋壞，補丁畢竟隻是補丁。

[1] 張集馨：《道成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