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陳孔立著作繫列：臺灣史事解讀

編輯推薦

內容簡介

本書是陳孔立研究臺灣史事的專題論文集，共分三部分。部分主要是關於臺灣研究的史觀與方法問題，對臺灣史的分期與框架、臺灣歷史與兩岸關繫、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繫等兩岸關繫中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匡正了某些錯誤認識，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第二部分針對臺灣早期及清代初期的一些史實，如“夷州”與“夷洲”、對鄭成功的歷史評價等問題，提出了不同於學術界一般認識的看法。第三部分主要針對臺灣方面有人蓄意制造“歷史失憶”的行為，根據具體歷史事實，對臺灣的歷史作出了深刻的解讀，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臺灣與祖國大陸不可分割的關繫。

作者簡介

1930年2月出生。長期從事臺灣歷史、臺灣政治、兩岸關繫的研究。現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副理事長。

曾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海峽兩岸關繫協會理事，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臺灣研究會常務理事。

主要著作有《臺灣研究十年》（主編，1990）、《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1990）、《臺灣歷史綱要》（主編，1996）、《臺灣歷史與兩岸關繫》（1999）、《觀察臺灣》（2003）、《臺灣學導論》（2004）、《兩岸僵局下的思考》（2006）、《走向和平發展的兩岸關繫》（2010）、《走近兩岸》（2011）等。《和平統一的十大好處》一文，2001年入選中共中央宣傳部全國精神文明建設第八屆“五個一工程”。2009年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授予“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前言
部分
臺灣史研究的史觀問題
關於“臺灣島史”和“臺灣史觀”
臺灣史的分期和框架
臺灣學者對臺灣歷史的研究
臺灣歷史與兩岸關繫
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關繫的歷史探討
中國傳統文化與臺灣社會變遷
《認識臺灣（歷史篇）》平議
《認識臺灣》教科書引起的爭議
評所謂“臺灣漢人”與“大陸漢人”
評臺北“福爾摩沙特展”
第二部分前言

部分

臺灣史研究的史觀問題

關於“臺灣島史”和“臺灣史觀”

臺灣史的分期和框架

臺灣學者對臺灣歷史的研究

臺灣歷史與兩岸關繫

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關繫的歷史探討

中國傳統文化與臺灣社會變遷

《認識臺灣（歷史篇）》平議

《認識臺灣》教科書引起的爭議

評所謂“臺灣漢人”與“大陸漢人”

評臺北“福爾摩沙特展”

第二部分

夷洲非“夷州”辨
<置澎湖巡檢司考

澎湖不屬同安考

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綜述

鄭成功收復臺灣戰爭的分析

臺灣歷史學界對鄭成功的研究

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述評

李自成?多爾袞?鄭成功

鄭成功評價的方法論問題

朝鮮與鄭成功父子

鄭氏官兵降清事件述論

為鄭經平冤

康熙二十二年：臺灣的歷史地位

施瑯史事的若干考辨

第三部分

臺灣歷史的“失憶”

前僕後繼五十年

霧社周年祭

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

臺灣英烈永垂青史

血濃於水

《臺灣歷史綱要》的學術特色

附錄

陳孔立臺灣歷史論著目錄

前言

無

在線試讀

施瑯與鄭成功
一、施瑯叛鄭降清的時間及原因
關於施瑯叛鄭降清的時間，史籍上有以下不同的記載。《清史稿》施瑯傳雲，順治三年，施瑯從鄭芝龍降清，《八旗通志》名臣列傳未提及降清年份，而指出：“順治四年（瑯）同總兵官梁立隨廣東提督李成棟、弼等剿順德縣海寇，多所斬獲。”這樣，施瑯降清當在順治四年以前，而《海上見聞錄》、《從征實錄》、《閩海紀要》等書均記在順治八年條下。
據《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四年十月初三日有“總兵施瑯”授剿順德縣海寇事，這說明此時施瑯確已降清。[1]但是，順治六年（永歷三年，一六四九年）以後又有如下記載：六年十月左先鋒施瑯隨鄭成功作戰於雲霄、揭陽等地，七年五月瑯招詔安萬禮來附，[2]八年八月鄭成功用施瑯之計，襲取廈門。[3]由此可見，施瑯在投清以後又曾歸附鄭成功。因此，施瑯降清先後有兩次，一次在順治三年，一次在順治八年。
施瑯叛鄭降清的原因各書記載也不一樣。《清史稿》等書說，鄭成功起兵海上，“招瑯不從。成功執瑯，並繫其家屬”，殺瑯父及弟等；《續修臺灣縣志》則說：“成功忌其能，因釁執之”；而《海上見聞錄》等書都說是施瑯的一個部下犯罪逃匿在鄭成功軍中，被施瑯所殺，因而引起鄭施反目。這個部下有的寫作“從將曾德’（《臺灣外紀》），有的作“親兵曾德”（《海上見聞錄》），有的則隻寫“一卒”（《榕村語錄續集》）或“標弁”（《八旗通志》）。
看來上述幾點都不是主要原因，“曾德事件”隻是一個導因，施瑯的叛降應當說是鄭施矛盾發展的結果。因為在此以前，發生過以下事情。一、施瑯反對鄭軍擄掠。那時鄭軍缺糧，“議剽掠廣東，瑯正言阻之，拂其（指成功）意”，[4]成功“督大師掠永寧、崇武二城，所獲頗多而回。施瑯怨聲頗露”；[5]二、施瑯勸阻鄭成功南下勤王，於是鄭成功令施瑯隨定國公鄭鴻逵回廈門，而將施瑯的鎮兵交給蘇茂代管。施瑯在守衛廈門之役時雖然立功受獎，但鄭成功回師後並不讓施瑯復任，而要他再行募兵，另組前鋒鎮；要他“移師後埔扎營操練，施瑯不從”，竟然提出要削發為僧。[6]這說明鄭施矛盾已相當尖銳，加上“曾德事件”，施瑯的父親、兄弟被捕，本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因此決定叛鄭降清。
李光地在評論這個事件時，把主要責任歸於施瑯，他說：“鄭國姓用施瑯如手足，其致釁也，亦由施瑯。”[7]朱希祖則認為主要是因為鄭成功“濫用權威”，誅殺族叔鄭芝莞，“忘大德而不赦小過，此施瑯、黃梧輩所以寧反面事仇也”。[8]其實，在順治年間，清鄭雙方將士官吏投來叛去的情況是常見的，這是因為他們之間的矛盾隻是統治階級中不同政治集團的矛盾。那時鄭成功纔二三十歲，“用法嚴峻，果於誅殺”，促使一些將士投降清軍。施瑯的叛鄭降清反映了鄭軍內部的這些弱點。
二、施瑯與鄭氏的恩怨施瑯與鄭成功

一、施瑯叛鄭降清的時間及原因

關於施瑯叛鄭降清的時間，史籍上有以下不同的記載。《清史稿》施瑯傳雲，順治三年，施瑯從鄭芝龍降清，《八旗通志》名臣列傳未提及降清年份，而指出：“順治四年（瑯）同總兵官梁立隨廣東提督李成棟、弼等剿順德縣海寇，多所斬獲。”這樣，施瑯降清當在順治四年以前，而《海上見聞錄》、《從征實錄》、《閩海紀要》等書均記在順治八年條下。

據《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四年十月初三日有“總兵施瑯”授剿順德縣海寇事，這說明此時施瑯確已降清。[1]但是，順治六年（永歷三年，一六四九年）以後又有如下記載：六年十月左先鋒施瑯隨鄭成功作戰於雲霄、揭陽等地，七年五月瑯招詔安萬禮來附，[2]八年八月鄭成功用施瑯之計，襲取廈門。[3]由此可見，施瑯在投清以後又曾歸附鄭成功。因此，施瑯降清先後有兩次，一次在順治三年，一次在順治八年。

施瑯叛鄭降清的原因各書記載也不一樣。《清史稿》等書說，鄭成功起兵海上，“招瑯不從。成功執瑯，並繫其家屬”，殺瑯父及弟等；《續修臺灣縣志》則說：“成功忌其能，因釁執之”；而《海上見聞錄》等書都說是施瑯的一個部下犯罪逃匿在鄭成功軍中，被施瑯所殺，因而引起鄭施反目。這個部下有的寫作“從將曾德’（《臺灣外紀》），有的作“親兵曾德”（《海上見聞錄》），有的則隻寫“一卒”（《榕村語錄續集》）或“標弁”（《八旗通志》）。

看來上述幾點都不是主要原因，“曾德事件”隻是一個導因，施瑯的叛降應當說是鄭施矛盾發展的結果。因為在此以前，發生過以下事情。一、施瑯反對鄭軍擄掠。那時鄭軍缺糧，“議剽掠廣東，瑯正言阻之，拂其（指成功）意”，[4]成功“督大師掠永寧、崇武二城，所獲頗多而回。施瑯怨聲頗露”；[5]二、施瑯勸阻鄭成功南下勤王，於是鄭成功令施瑯隨定國公鄭鴻逵回廈門，而將施瑯的鎮兵交給蘇茂代管。施瑯在守衛廈門之役時雖然立功受獎，但鄭成功回師後並不讓施瑯復任，而要他再行募兵，另組前鋒鎮；要他“移師後埔扎營操練，施瑯不從”，竟然提出要削發為僧。[6]這說明鄭施矛盾已相當尖銳，加上“曾德事件”，施瑯的父親、兄弟被捕，本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因此決定叛鄭降清。

李光地在評論這個事件時，把主要責任歸於施瑯，他說：“鄭國姓用施瑯如手足，其致釁也，亦由施瑯。”[7]朱希祖則認為主要是因為鄭成功“濫用權威”，誅殺族叔鄭芝莞，“忘大德而不赦小過，此施瑯、黃梧輩所以寧反面事仇也”。[8]其實，在順治年間，清鄭雙方將士官吏投來叛去的情況是常見的，這是因為他們之間的矛盾隻是統治階級中不同政治集團的矛盾。那時鄭成功纔二三十歲，“用法嚴峻，果於誅殺”，促使一些將士投降清軍。施瑯的叛鄭降清反映了鄭軍內部的這些弱點。

二、施瑯與鄭氏的恩怨

本來鄭成功和施瑯的關繫相當密切，他們二人“相得甚，軍儲卒伍及機密大事悉與謀”，[9]施瑯“事成功，年少，知兵善戰，自樓櫓、旗幟、陣伍之法，皆瑯啟之”，[10]鄭成功視施瑯如手足，施瑯也說和鄭成功“有魚水之歡”。[11]

另一方面，施鄭之間的私仇是很深的。除了鄭成功殺施瑯之父大宣、弟顯以外，康熙十九年鄭經又因施瑯的子姪施齊（世澤）、施亥（明良）謀叛，而殺了兩家73口。[12]正因為有這樣的舊恨新仇，所以李光地在保舉施瑯時指出：“他全家被海上殺，是世仇，其心可保也。”[13]施瑯也一再請求出征臺灣，表示“臣鰓鰓必滅此朝食”。[14]

可是施瑯到達臺灣以後，卻再三表示自己“斷不報仇”：“當日殺吾父者已死，與他人不相干，不特臺灣人不殺，即鄭家肯降，吾亦不殺。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報私怨乎？”[15]施瑯還主動告祭鄭成功，提及“瑯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瑯於賜姓，剪為仇敵，情猶臣主。蘆中窮土，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此而已”。[16]所以有人認為施瑯“不念舊仇”，而給予表彰。[17]其實不然。施瑯之所以不殺鄭氏家人，是有自己的意圖的。他對李光地說過：“吾欲報怨，彼知必不能全首領，即不能守，亦必自盡，鄭賊雖不成氣候，將來史傳上也要存幾張紀傳，至此定書某某死之，倒使他家有忠臣孝子之名，不如使他家全皆為奴囚妾婦於千秋，其報之也不大於誅殺乎。”[18]施瑯不是不念舊仇，而是采取另一種手法來報仇。不過他畢竟還能從大局出發，沒有在臺灣大肆屠殺，這對於穩定臺灣民心，對於國家的統一還是有好處的。

施瑯與康熙

一、康熙對施瑯的評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瑯為清朝取得臺灣、統一全國立了大功，康熙親自為他寫了“御制褒章”，並且寫了這樣一首詩：“島嶼全軍入，滄溟一戰收。降帆來蜃市，露布徹龍樓。上將能宣力，奇功本伐謀，伏波名共美，南紀盡安流。”把施瑯比做伏波將軍馬援，把收取臺灣歸功於他。康熙又在“封侯制誥”中贊揚施瑯“矢心報國，大展壯猷，籌畫周詳，布置允當，建茲偉伐，宜沛殊恩”。施瑯去世以後，康熙還表彰他“纔略夙優，忠誠丕著” 、 “忠勇性成，韜鈐夙裕”、“果毅有謀，沉雄善斷”，把收取臺灣看做是為清朝“掃數十年不庭之巨寇，擴數千裡未闢之遐封”。[19]以上是康熙對施瑯的評價，但隻是一種評價，並非全部。

康熙還曾經對施瑯作過另一種評價。康熙二十三年內閣學士石柱（或作席柱）被派往廣東、福建處理開放沿海邊界問題，回京以後，康熙向他詢問福建陸路提督萬正色、水師提督施瑯的情況。石柱說：“水師提督人纔頗優，善於用兵，但既成功，行事微覺好勝。”這時，康熙竟然當著石柱等人的面，對施瑯作了這樣的評價：“粗魯武夫，未嘗學問，度量偏淺，恃功驕縱，此理勢之必然也。”[20]

以上兩種評價截然不同。“粗魯武夫，未嘗學問”和“有謀善斷”“籌畫周密”“纔略夙優”等等是相互矛盾的。但這二者都是康熙親自提出的，究竟應以何者為準呢？我認為這都是康熙對施瑯的評價，它反映了康熙對施瑯既給予重用又不無戒心的實際情況。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康熙對施瑯的態度上得到證實。

二、康熙對施瑯的態度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召見施瑯時對他說：“爾前為內大臣十有三年，當時因爾繫閩人，尚有輕爾者。惟朕深知爾，待爾甚厚。其後三逆反叛，虐我赤子，旋經次第平定。惟有海寇遊魂潛據臺灣，尚為閩害，欲除此寇，非爾不可。爰斷自朕衷，特加擢用。爾果能竭力盡心，不負任使，奮不顧身，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餘，此誠爾之功也。邇來或有言爾恃功驕傲者，朕亦聞之。今爾來京，又有言當留爾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尚用爾勿疑，況今天下已太平反疑爾勿遣耶!”[21]從這一段話看來，似乎朝廷內部一直有人對施瑯懷有戒心，而康熙則向來信任施瑯，對他是“用爾勿疑”的，事實並非如此。

施瑯在任內大臣期間（康熙七年至二十年），並沒有得到重用，所謂“朕深知爾，待爾甚厚”，隻是一般的籠絡羈縻。那時康熙曾經先後任命王之鼎、萬正色為福建水師提督，而沒有考慮起用施瑯。後來李光地向康熙推薦施瑯時，康熙還問道：“施瑯果有什麼本事？”[22]“汝能保其無他乎？”[23]可見那時對施瑯還不信任。

康熙重用施瑯是在重新授予他福建水師提督職務之後。那時康熙不僅親自接見施瑯，賜食賜馬，加予宮保銜，而且在進取臺灣的過程中，給他以大力支持，提供方便的條件。例如，施瑯請求將侍衛吳奇爵調去隨征臺灣，兵部議不準行。康熙說：“吳奇爵在京不過一侍衛，有何用處，若發去福建或亦有益。”[24]滿足了施瑯的要求。又如，施瑯要求授予陳子威等人官職，吏部不準。康熙卻指出：“目前進取臺灣，正在用人之際，福建總督、提督、巡撫凡有所請，俱著允行”。[25]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破例的。更突出的是施瑯多次請求獨自進取臺灣，不讓總督、巡撫插手，康熙竟然批準了這種請求，這種做法也是少見的。此外，康熙還命令派往廣東、福建辦理展界事宜的大臣，凡事要同施瑯會商，因為“施瑯於沿海島嶼情形無不悉知”。[26]後，在臺灣棄留問題的爭論中，康熙也支持了施瑯。以上情況表明，在這個時期，康熙對施瑯是十分信任的。

但是，康熙對施瑯並不是有求必應、一味遷就的。例如，有一次，施瑯保薦被參官員出任新職，有的官員指出：“施瑯雖有大功，不宜干預此事。”[27]另一次，在議論應否設置福建總督時，大學士明珠指出：“今當福建多事之日，提督施瑯又屢干預地方事務，因施瑯繫有大功之人，故彼處巡撫每事曲從，如此恐將來事有未便。”[28]對於以上看法，康熙都認為是正確的。他還通過內閣學士石柱等人，了解施瑯的實際表現，作出“粗魯武夫”之類的評價。

總之，施瑯“矢忠報國”、忠心耿耿地為清王朝效勞，進取臺灣立了大功，正因為施瑯能夠為康熙所用，所以康熙給他專征的權力，並且封侯受賞。但是，康熙又從清朝統治的長治久安著想，不允許施瑯干預地方事務，不允許施瑯觸動既定的成法。康熙對施瑯的態度不是出自一時的好惡，而是以鞏固清朝統治這個原則為依據的。

——《施瑯史事的若干考辨》

我很奇怪，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經過半個世紀的臺灣，為什麼有些人對日本的侵略、奴役已經淡忘？有人辯解說：“本省人雖做日本的三等國民有五十年，受到嚴重的差別待遇與輕視，但大致尚能安居守業，對日本人也許懷恨不深”，而在大陸，受到日本的欺凌侮辱，無所不用其極，“侵占土地，屠殺人民，破壞主權，侮辱國格，個人則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其創深痛巨，超過亡國及做殖民地不知多少倍”。這顯然是對臺灣歷史缺乏了解的表現。臺灣淪為殖民地，臺灣人民所受的痛苦怎麼會不及大陸人民呢？不說別的，隻要看一看霧社就可以了。這裡我引用《霧社深仇》的兩段文字：“日本法西斯終於暴露出豺狼的嘴臉—他們竟然滅絕人性地使用毒氣，十幾架日本飛機接連地施放毒氣。毒霧彌漫，白煙四起，在森林裡，人們被毒氣嗆得喘不過氣來，隻得拼命地跑進山洞、岩窟。可是，山洞隻能避開敵人的炸彈和炮火，卻擋不住毒氣的侵襲。老人和小孩在毒氣的窒息下紛紛倒斃。母親們抱著死去的孩子痛哭，不久，她們自己也被毒死了。有些人冒著毒霧從岩窟裡衝出來，可是敵人早已封鎖了通道，逃出來的人都被槍彈打死在山口。這是慘無人道的屠殺，霧社人民遭受到空前的浩劫，幾百名群眾被日本法西斯毒殺、槍殺在山林、岩窟之中”，“參加霧社起義的各個村莊都被放火燒毀，六百七十多個泰雅族同胞遭到屠殺，幸存的五百多人被驅趕到西抱社等地。五個月後，日本侵略者又制造一次血腥的屠殺事件，就是所謂‘第二次霧社事件’。二百多名手無寸鐵的群眾被殺害了，剩下的二百多人被趕到川中島上。日本侵略者想用這種手段，把膽敢造反的‘霧社番’消滅干淨”。

我也奇怪，為什麼有些歷史書對當年抗日的事件或是輕描淡寫，或是隻字不提了呢？我手頭有一本剛剛出版的書，其中“臺灣五百年大事記”一欄，不知是作者的疏忽還是有意的安排，那裡面對日本侵占臺灣時臺灣人民反割讓的武裝鬥爭，幾乎不曾涉及。值得臺灣人民驕傲的徐驤、吳湯興、姜紹祖、簡大獅、柯鐵、林少貓等抗日英雄，在他們心目中似乎已經不值得一提，霧社的英雄們當然也不在話下了。我發現有些主張“臺獨”的人，他們對臺灣人民抗日鬥爭的態度還不如他們的前輩史明，史明在自己的書中還尖銳地揭露和抨擊了日本的侵略和統治，表彰了抗日的義軍。

我更奇怪，現在臺灣有些人對當年日本的統治卻“頗有好感”，連為他們辯護的人也覺得他們“給人以親日的印像”。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那是一種“媚日情結”，這是什麼原因呢？辯解者認為從他們“在日人統治下長大，及在日本受教育的背景而言，並不足為奇”。近還有人鼓吹日本統治臺灣的“功績”：“日本政府有效統治達半個世紀之久，對臺灣的影響至為深遠，生活水準遠高於騷亂的中國，這些因素皆有助於形成臺灣人的‘國家單位真實感’，總之，日本政府企圖把臺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成功地使臺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我想，殖民者在任何殖民地總要培養一批效忠於他們的知識分子，這些人肯定對殖民者有好感。像王育德那樣，在殖民地時代，當過“十足的日本人”，“體會到優越感”，所以他鼓吹在日本統治下，“臺灣人就這樣被強迫投入近代化社會，不管願意與否，享受近代化的恩惠”。他的這種感情確實是“不足為奇”的，這些人和在日本統治下誓不低頭的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賴和等等當然沒有共同的感情。日據時代一般知識分子，從小受的是日本教育，懂日文、日語，而不懂中文和普通話，他們對當年懷有特殊的感情，也是可以的，但是這種感情不至於導致至今還保留著“皇民意識”，以“不像中國人”而自豪，以致令人“ 有異樣的感覺”。至於廣大被奴役、被歧視的“二等公民”或“三等國民”及其後代，包括霧社的子孫在內，他們大概忘不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很難培養出對殖民者的好感。

我奇怪的是，有些人不怪日本對臺灣的侵占，隻怪腐敗的清朝當局割讓臺灣，不僅如此，他們還把對清朝的不滿轉嫁到今天的大陸，似乎臺灣同胞淪為“亞細亞孤兒”的賬要記在今天的大陸和中國政府的身上。於是有人說：“中國歷來對臺灣的態度不是什麼關心照顧，中國一向將臺灣看作蠻夷島”，“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這造成臺灣住民極大不滿，怒責中國竟拿他們來做犧牲”。又有人說：“被祖國出賣的臺灣人，有什麼資格自稱中國人呢？” 有人還慶幸臺灣當年能夠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認為這樣纔使臺灣建設成為近代化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與貧窮落後的中國迥然不同的社會，甚至認為，現在臺灣的發展不如日本，因此，“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是禍是福頗值深思”，進而有人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未能歸並到日本而感到惋惜，有人主張臺灣應當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州。我想，這些人是不敢站在抗日紀念碑前的，他們的“脫華論” 和“反華情結”，也是絕大多數臺灣同胞無法理解的。

今年是日本侵占臺灣100周年，1930年，當日本殖民者慶祝他們“平定”臺灣35周年時，發生了“霧社事件”，至今整整65周年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想，時代在進步，我們不能隻講民族大義，還要講兩岸的共同利益，但是又不能不講民族大義和全民族的長遠利益。

當然我們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更不會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罪行轉嫁在日本人民身上。但是，歷史的教訓仍然值得記取。所以在紀念霧社起義65周年的時候，我還要引用一段文字，表達對前人的哀思：“白霧籠罩著群山，那山上的青松是歷史的見證；濁水溪環繞著山腳，那溪水訴說著霧社人民的災難。這深仇大恨，泰雅族人民永遠記在心裡。為了維護民族尊嚴而英勇犧牲的頭人莫那?魯道以及許許多多的泰雅族的優秀兒女，永遠受到人們的懷念。”

——《霧社65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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