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序

作家書簡

白樺的本質是詩人
大器晚成張中行
譯界巨匠戈寶權的兩件小事
《藝海拾貝》使我成為秦牧粉絲
“半是武夫半是文人”黃秋耘
“斯文掃地”的路翎
九旬“老記”顧執中
可敬的“文化老人”範泉
童話老作家賀宜熱心提攜
“神筆馬良之父”洪汛濤
與任大星聊創作
作家宋宜昌背後的謎
“拼命三郎”三故事
我與《收獲》

藝術錦書

永遠年輕的方成
我的老搭檔——漫畫家繆印堂
紫籐燦燦雙燕飛
“不中不西”周宗琦
“壞蛋”專業戶程之
中國“咽音鼻祖”林俊卿
上海故事大王瀋寂
遠去的“小字輩”
儒雅的節目主持人曹可凡

史海鉤沉

方毅傳奇
渡江勝利紀念館裡的紅衣女
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克實的珍貴回憶
公安部原部長王芳送我照相機
坦蕩爽朗的萬裡長子萬伯翱
上將熊光楷風采
他令美國間諜心悅誠服
“活字典”坎坷命運
走訪著名“紅小兵”黃帥
老報人謝蔚明憶往事
陳新桂憶周恩來一眼識故人
他見證柯慶施之死

科學華箋

我與錢偉長院士的書信之交
遺傳學巨星談家楨院士
為陳中偉院士扼腕而嘆
跟汪猷院士聊合成胰島素
與袁翰青院士討論“馬和公案”
我的論文導師李安模
她，跳蚤的“戶籍警”
“蚊壇泰鬥”陸寶麟院士
作戰處處長講述搜尋彭加木
首漂長江人

境外飛鴻

在費城楊忠道院士家中
在舊金山尋訪斯諾之友
洛杉磯巧遇《傷痕》作者盧新華
與“俄羅斯妹妹”的跨國友誼
敬業的德國記者埃林
索尼公司中國首席顧問遲叔昌
在臺北的巴金早年密友索非
他與李敖的恩恩怨怨
臺灣的“散文女神”簡媜

附錄  訃告面面觀

序

細心是永遠需要的

2016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歷史的絕筆：名人書信背後的歷史側影》。初打算寫100篇名人書信故事，字數太多了，寫至82篇就收工了，總共75萬字。
《歷史的絕筆：名人書信背後的歷史側影》出版之後，受到各方關注，好評頗多。意猶未盡，又續寫了54 篇，成了這本《歷史的絕響：名人書信背後的如煙往事》。
關於這兩本書的寫作用意，已經在《歷史的絕筆：名人書信背後的歷史側影》序言中詳細寫及，編者也言簡意賅地作了如下介紹：
葉永烈見證了許多名人的傳奇人生，抓住了許多轉瞬即逝的歷史瞬間。他用溫情的筆觸、不長的篇幅清晰記下一段段人生，隨手一翻，人物帶著歷史的煙塵撲面而至。一邊是恍悟，一邊是感慨，這樣的絕筆，該有多少歷經滄桑的人會讀到唏噓輾轉。
多年來，作者葉永烈從事當代重大題材紀實文學的創作，穿梭於名人之林。正是這種因緣際會，他收到並精心保存了諸多名人書信。隨著時代發展，紙質名人書信已成為“絕品”，成為收藏市場的新寵，然而葉永烈卻把自己收藏的諸多名人書信無償捐贈給上海圖書館。
葉永烈在捐贈之前，摩挲故紙，深感這些名人用富有個性的字體寫下來的書信，面字如人，溫存溫馨，泛黃卻不褪色。由此萌發用散文筆調寫一本名人書信背後的故事，因為不知道書信背後的故事，就無法了解這些名人書信的來龍去脈，也無法理解這些名人書信的內容以及文化價值、歷史價值。可以說書中每一個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特寫，一篇從記憶中“撿”來的散文。
大歷史，小故事，講歷史，談文化，這本書中諸多書信的作者已經離世，而紙質書信也日薄西山，退出歷史舞臺，書中的這些泛黃書信，折射出的時代悲歡，已成歷史的絕筆。
關於這兩本書的寫作背景，以上的文字大體上說清楚了。
很多讀者驚訝於我保存了那麼多紙質書信，而且把這些書信整理得井井有條，寫出一個又一個書信背後動人而有趣的故事。
在這裡，我倒是願意談談與此相關的另一個話題——細心是永遠需要的。
2018年春，中央電視臺新做一檔節目《謝謝了，我的家》，談家庭文化傳承。有人說革命家風，有人談愛國精神，有人講勤儉治家，有人論博愛之心。《謝謝了，我的家》節目也邀請我擔任嘉賓，我用兩個字概括父親對我的家教，那就是“細心”。
我的父親是一位企業家，當年在溫州執金融界之牛耳，不僅是錢莊的總經理，又是銀行的行長，還兼任一家醫院的院長。他從小念私塾，後來到保定軍官學校念書。他書法很好，會寫詩詞，有一定的文學修養。父親曾經每天在開門營業前，把所有員工召集在一起，由他主講《古文觀止》，當時這在我們溫州是的。我小時候似懂非懂地在旁邊聽，這其實是我初的文學熏陶。
我父親是個非常細心的人。我小學時的成績單，一個學期有兩三張，我都交給他，他全部保存下來，從小學到高中畢業總共有39張，其中小學的23張、中學的16張。張成績單是1945年的，離現在73年之久了。我的母校都沒有這種成績單保留下來，現在這些成績單成為學校的珍貴檔案。
父親告訴我：“要緊的東西一定要保存好、整理好。”我11歲的時候開始投稿，寫了一首小詩，投給當地的《浙南日報》（《溫州日報》的前身）。過了幾天我收到平生封信，信封上寫著“葉永烈小朋友收”，信上說，你的稿子寫得很好，下個星期會登出來。父親看見報紙上登出了我的詩，顯然很高興，把報社來信、報紙原件都保存下來了。在我長大之後，他“移交”給我，一直保存到今天。我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時候要填一張表，填寫什麼時候次發表作品，我就寫1951年4月28日在《浙南日報》發表詩歌。我很感謝父親在我不懂事的時候，幫助我保存了重要的書信和文件。父親告訴我，所有信件都要寫年月日，照片也是如此。父親在我的照片背面，總是寫好哪年哪月哪日拍的。我張照片是一周歲時拍的，照片的背面寫著“永烈周歲紀念”，特別注明“農.7.26”。我的生日是農歷7月27日，如果是在7月27日拍的話就多了一天。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父親非常細致。他給別人送照片，如果是家庭的合影，就在背面按照拍照時的位置寫上我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後來我學父親，在照片背面蓋一個藍色的日期戳。有時候偷懶，左邊是誰、右邊是誰，我沒有寫，幾年後就想不起來站在我左右兩邊的人叫什麼名字。所以細心是永遠需要的。細心的基礎是耐心，有足夠耐心的人纔會細心。慢慢地我也知道了，做什麼事情都應該耐心地堅持下去。有耐心，資料纔會保管好，有條有理。
我把大批書信捐給上海圖書館之前，花費很多時間進行整理，給每封書信寫上標題。
比如，熟悉的朋友給我寫信，通常隻署名，沒有寫姓。我必須在信紙上方寫一行字作為標題，補寫姓，而且寫“×××致葉永烈”。
有的寫信給我的人，像冰心、柯靈、錢學森、華羅庚、賀綠汀，一看就知道。也有很多寫信人，我要在姓名前加注一下身份，諸如洪汛濤注“神筆馬良之父”、賀友直注“連環畫泰鬥”、江小燕注“冒著風險收藏傅雷夫婦骨灰的姑娘”。
感喫力的是，很多人寫信，隻署月、日，沒有年份。於是，我不得不花費許多時間對信件的年份進行“考證”。
有的信件保留了信封，依據郵戳上的年份，當然就可以判定來信的年份。不過，有的郵戳上的年份不甚清楚，再說保留了信封的信件畢竟隻是一小部分。
有的信件跟我的回信放在一起，我的回信必定都寫明年月日，據此可以斷定來信的年份。那時候，我寫書或者寫文章，為了避寄丟失，總喜歡夾一張單面復寫紙，以保留一份底稿。這習慣也沿用到寫信。凡重要的書信，我也必定留一份底稿。經過這次大整理，我居然還有了意外的收獲——整理出好幾卷厚厚的“葉永烈書信集”，妻正在幫我一封封輸入電腦。
如果既沒有信封，又沒有與我的回信放在一起，那就隻能依據信的內容判斷年份了。
有的信中有“春節好”“中秋好”之類的話，則查閱萬年歷進行“考證”，因為每年的春節、中秋的公歷日期各不相同，據此可以斷定年份。比如一封信中寫及“再過三天就是春節了”，信末署“1月23日”，我查萬年歷判定是1982年。
還有的信是依據開頭句話“××日信悉”，再查對我的書信底稿，查出“××日”給他的信，由於我的信都寫明年份，據此可以斷定來信年份。
有的信中提到，“昨日從《××日報》拜讀大作”，也是“破案”的重要線索。我的所有文章都登記在作品目錄筆記本上，從作品目錄可以查到那篇在《××日報》的文章發表的年月日，當然也就查明了年份。也有的依據來信中提及我的××新書，則依據我的著作目錄確定年份。還有的依據提及的人與事，查對我的日記、年譜，確定年份。
陸寶麟院士給我的信隻署6月25日，但是信中提及“拙作《蚊蟲綜合防治》，可望今年八月出版（科學出版社）”。搜索《蚊蟲綜合防治》的出版時間，得知是1984年8月，由此確定了他的來信的年份。
有趣的是，我還依據信紙進行鋻別。例如某兄有一段時間，連續用印著他單位紅色抬頭的信紙，另一段時間集中用一家出版社綠色方格稿紙寫信，據此也可以鋻定一部分來信的年份。他有的信用香港信箋，而在一封信中曾寫及“1982年2月18日將赴港探親”，據此斷定那些香港來信是1982年的。
盡管經過這樣的“考證”，也有時不見得準確，例如某友人給我接連寫的幾封信起初斷定為1982年。後來，由於他所附的一份文件末寫了1981年，逐斷定前面幾封信均為1981年。
有的信件末沒有月份隻有日，或者寫“即日”，或者連日期都沒有，“考證”起來更加喫力，隻能寫“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類模糊年份。
其實，當年寫信時，隻消輕輕一筆，寫上年份“19××”，哪怕是寫“79”“80”，也就省去了幾十年之後的這番艱難的“考證”功夫。考古學家夏鼐寫給我的每一封信，都端端正正寫明19××年×月×日，顯然這是他數十年考古工作養成的嚴謹的職業習慣。當然，他有的信隻署一個“鼐”字，則必須注明夏鼐。
經過這樣的“考證”，我纔在一封封書信上方標上年月日。在每一封信上加了標題之後，我纔捐給上海圖書館。那裡的工作人員一看，就明白了。
我與傅雷之子傅敏的紙質通信上百封，是研究傅雷的極其寶貴的史料。我與馬思聰女兒馬瑞雪的通信也近百封，同樣是研究馬思聰的手珍貴史料。
我捐給上海圖書館的書信、手稿、檔案、錄音帶，已經達60箱，目前仍在繼續整理、捐贈之中。
我捐給上海圖書館的采訪錄音帶1300多盤，每盒錄音帶上面都寫好被采訪者姓名、采訪地點、哪年哪月哪日、第幾盤磁帶。上海圖書館花費兩年時間，已經把這批錄音帶全部轉換成數碼錄音，以供後人研究之用。
我捐給上海圖書館的著作手稿，裝訂成冊，貼好封面，寫好書名，整整齊齊。
我捐給上海圖書館的檔案，一箱一個主題。比如檔案，便收450多篇文章復印件。王力（“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檔案，收入我為王力編輯的《“文革”親歷記》手稿，收入王力寫給我的40多封親筆信，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重要檔案。
對於錄音帶、手稿、檔案的整理，同樣需要耐心和細心，需要有條有理的工作習慣。
我還可以舉出一個細心給我帶來莫大幫助的例子：2014年6月，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葉永烈筆下的十萬個為什麼》一書，收入《十萬個為什麼》從版到第六版中我寫的“為什麼”。其中版出版於1961年，當時不是在每一個“為什麼”末尾署作者姓名，而是在扉頁上寫上這一冊的作者姓名。這姓名是按照寫作多寡排列的。在第二冊（化學分冊）和第四冊（農業分冊），我都排名，因為這兩冊裡我寫的多。可是由於不是在每一個“為什麼”末尾署名，弄不清楚哪個“為什麼”是我寫的。20歲的我還沒有養成留底稿的習慣。所幸1961年我在收到少年兒童出版社寄來的《十萬個為什麼》樣書時，記憶力清晰，就在我寫的“為什麼”前打了一個“√”。這個“√”為半個世紀之後編選《葉永烈筆下的十萬個為什麼》一書幫了大忙，我查清了：
《十萬個為什麼》化學分冊，初版本共收175個“為什麼”，其中我寫了163個——隻有12個“為什麼”是別人寫的。
我為《十萬個為什麼》天文氣像分冊寫了27篇；為農業分冊寫了89篇；為生理衛生分冊寫了43篇。
《十萬個為什麼》初版本初出了5卷，共971個“為什麼”，我寫了326個，占全書的三分之一！
1961年順手而打的“√”，不僅幫助我把我為《十萬個為什麼》寫了多少個“為什麼”查得清清楚楚，而且查明白哪些“為什麼”是我寫的。
如果沒有1961年所打的“√”，如果不是仔細保存了這幾本打了“√”的樣書，半個世紀之後我無法辨別哪些“為什麼”是我寫的，也就無法編選《葉永烈筆下的十萬個為什麼》一書。
這輕輕地打一個“√”，就像寫信時寫上年份一樣，在當時輕而易舉，卻給日後帶來莫大的方便。
同樣，《歷史的絕筆：名人書信背後的歷史側影》《歷史的絕響：名人書信背後的如煙往事》兩書中，從數以千計、頭緒繁多的書信中，找出這近140 位名人的書信，按照人頭分好，也相當煩瑣。書信要用掃描儀掃描。我還要找出相應的照片。理出頭緒之後，查找采訪筆記以及日記，纔能逐一寫出相關的名人故事，這同樣得益於多年養成的細心的習慣。
其實，對於任何人、任何工作，細心是永遠需要的。細心、耐心、精心，三“心”高照，一絲不苟，心細如發，以工匠精神做事，是成功的秘訣。
正因為這樣，在《歷史的絕響：名人書信背後的如煙往事》出版之際，我把在中央電視臺《謝謝了，我的家》節目中的談話加以補充，寫下“細心是永遠需要的”，作為序言。

葉永烈
2018年11月5日於上海沉思齋

公安部原部長王芳送我照相機

王芳自稱是的“大警衛員”，因為王芳曾長期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而特別喜歡杭州，先後來杭州多達42次，在這裡度過了800多個日日夜夜，每次來都由王芳負責警衛。在常住杭州的日子裡，王芳緊隨鞍前馬後，有了諸多交往。在“文革”中，江青曾經指斥王芳是“特務”，笑道：“如果王芳是‘特務’，我早就沒命了！”
……

住在杭州劉莊，辦公在葛嶺山30號。那裡原本是國民黨淞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的“公館”，也依山臨湖，景色宜人。
次入住劉莊，就喜歡上西湖。從1953年12月27日，一直住到1954年3月14日，一住就是三個多月。他在這三個多月裡，完成了一件大事，即主持起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讓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三位“筆杆子”隨行到杭州，也是為了一起起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
從此，一次次來到杭州，來到西湖，他把杭州稱為“家”。他一進劉莊，便說：“哦，到家啦！”
杭州有水又有山。杭州的山，跟西湖一樣娟秀，隻是小山而已，沒有千仞絕壁，也沒有聳入青雲的高峰。不過，滿目青翠的小山，倒正是適合年已花甲的拾級而上。這種散步式的登山，可以使從繁忙的工作中走出來，得以放松，得以健身。正因為這樣，一次次在杭州登山。
每一回登山，都使王芳處於忙碌、緊張之中。那時候，新中國政權建立不久，蔣介石在臺灣口口聲聲要“反攻大陸”，地處東南沿海的浙江，不斷受到蔣介石派遣特務的騷擾。杭州乃旅遊勝地，山間遊客頗多。為了保證的安全，每逢登山，王芳必須布置崗哨，封鎖山路，驅逐閑雜人員。爬山時，王芳要陪在左右，隨時保持警戒。
在杭州的群山之中，要算北高峰稍高。北高峰地處靈隱寺之後，與南高峰相對峙。此外，北高峰附近，有飛鳳亭、桃花嶺、扇子嶺、美人峰等名勝，風光秀麗。
喜歡爬北高峰。王芳記得，頭一回是經靈隱寺，從正面登北高峰。第二回是從側面上北高峰。第三回，從玉泉山方向朝北高峰進發。那天，發了詩興，寫了《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
杭州一望空。
飛鳳亭邊樹，
桃花嶺上風。
熱來尋扇子，
冷去對佳人。
一片飄飖下，
歡迎有晚鷹。
這首詩寫於1955年。1993年《黨的文獻》第6期發表《詩四首》，首次公開發表了的這首《五律·看山》。
《五律·看山》公開發表之後，許多詩人、學者對的這首詩進行了注釋。王芳笑道，他們由於不知道寫這首詩的背景，所以很多注釋想當然，也就弄錯了。
王芳一語驚人：“的這首詩，其實在批評我！”
王芳說，頭一句“三上北高峰”，一看就明白。第二句“杭州一望空”，不知背景，就很難解釋。王芳說，那是指從北高峰上隻見杭州城，卻空空如也，不見杭州老百姓！
其實，王芳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為了確保的安全，他不能不把山上所有的道路封鎖起來，不讓閑人接近。然而，卻喜歡接近老百姓，希望能夠跟老百姓交談，所以他不滿於“杭州一望空”。
第三句“飛鳳亭邊樹”，是指上山時個休息處鳳來亭，又稱飛鳳亭。
第四句“桃花嶺上風”，是指下山時的休息處桃花嶺，又稱桃源嶺。
第五句“熱來尋扇子”，這“扇子”是雙關語，既寫登山熱了尋找扇子，而扇子又指扇子嶺。
第六句“冷去對佳人”，那“佳人”是指美人峰。
為費解的是末兩句：“一片飄下，歡迎有晚鷹。”“飄飖”，亦即“飄搖”“飄蕩”，指“晚鷹”飛翔狀。很多人解釋說，傍晚，天上飛著老鷹，在那裡歡迎。
王芳說，那“晚鷹”是指公雞！
王芳記得，傍晚時分，下了山，來到靈隱寺後面，那裡有一戶人家。走了過去，想跟老百姓打招呼，老百姓不敢出來——事先，有關部門關照過。然而，一隻公雞卻朝跑了過來。
指著公雞對王芳說：“廳長，公雞不聽你管。你看，它跑出來歡迎我！”
那時候，總是叫王芳為“廳長”。王芳明白，又在那裡批評他。
王芳笑道，倘若不是親歷其境，這“晚鷹”即便絞盡腦汁，也難以考證。
我很仔細傾聽著王芳對的《五律·看山》的解釋。我想，他的解釋是權威的，所以在這裡詳細地記述了他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