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解讀曾國藩

為什麼不做皇帝

忠而不愚與用而有疑

強者性格與求闕心態

一生三變

治軍方略

不是漢奸賣國賊

家教家風

拙誠

怯弱：內心世界的另一面

含雄奇於淡遠之中

本色是文人

兩部詩文選本

三夢劉墉

遊子的故園情結

識人用人

保皇派與掘墓人

曾國藩與左宗棠

曾國藩與李鴻章

梁啟超向曾國藩學什麼

一個負載沉重的生命

輯二  時勢造豪傑

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

從治亂史看和諧社會的要素

厚重與和諧

湖湘文化與湖南人

忠誠：湘人品格的亮點

回雁孤峰喚船山

千金不換的回頭浪子

古今難尋彭玉麟

九帥曾國荃：時勢造就的豪傑

亂局清醒客

從清流名士到國家重臣

時代釀造的悲劇角色

從詩歌創作看張之洞的真性情

一個率真的熱血男兒

輯三  小樓碎片

帝王之學：封建末世的背時學問

晚清大吏的文人情結

歷史人物的文學形像塑造

敬畏歷史.感悟智慧

我看歷史小說

從編輯《曾集》到寫曾國藩

富厚堂的藏書樓

父親的兩次流淚

鐵畫銀鉤憶秦孝儀

《曾國藩》的三個抄稿人

政敵與親家

事業與胸襟

符號與本體

為什麼不做皇帝 

自從小說《曾國藩》問世以來，十多年間，常有熱心讀者問我：曾國藩為什麼不自己做皇帝，甘心充當清王朝的鐵杆保皇派呢？也有讀者為曾國藩惋惜，認為他放棄稱帝，是他一生的遺憾。甚至有人據此批評曾氏，說他太自私，因為自私而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損失。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也很有興趣跟大家一起來探索。

一、曾氏有過四次被人勸做皇帝的經歷

咸豐三年八月，曾氏由長沙遷往衡州府。這次南遷，名義上是“就近搜捕”湘南土匪，實際上是他在長沙城裡待不下去了。曾氏奉旨在長沙辦團練搜查土匪安定地方，本是地方文武的幫同者，即協助者，但曾氏一則出於高度的責任心，二則仗著多年侍郎的資歷和眼下欽差大臣的身份，反客為主，變幫辦為主辦，又奉行法家宗旨，以重典治亂世，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他所制定的“就地正法政策”，侵犯了地方政府的職權，強迫綠營與團練一道嚴格訓練、參劾長沙協副將清德、嚴辦與湘勇械鬥的綠營兵，又因而與軍方結怨。文武兩方都討厭曾氏。曾氏不得已，退出長沙，將衙門搬到衡州府。趁著戰局緊急、朝廷命他救援湖北的機會，招兵買馬，擴大湘勇，來衡州不滿四個月，便將湘勇迅速擴大，組建陸師十營、水師十營共一萬人，加上近八千輔助人員，號稱二萬，曾氏成了名副其實的三軍統帥。這時有一個名叫王闿運的湘潭秀纔，正在衡州東洲書院求學。此人雖習孔孟之道，心中向往的卻是戰國縱橫家們的帝王之學。他那時剛二十出頭，很有膽量，居然敢於一個人闖曾氏設在衡州城裡的湘勇指揮部，面見曾氏。勸曾氏既不助朝廷，也不助太平軍，擁兵自重，蓄勢自立，要以韓信為前車之覆，莫使悲劇再次重演。王闿運實際上是在充當第二個蒯通。當年蒯通勸韓信背叛劉邦，自立為劉、項之外的第三方。所謂“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韓信未聽，結果被呂後所殺。曾氏未采納，但也未斥責他，留他在營中。大軍北上時，王借口身為獨子，不能長住軍營，於是離曾氏而去。這應該是曾氏所遭遇的次勸進。

咸豐十年四月，曾氏被任命為兩江總督，當即整軍東進；六月，將兩江總督衙門駐扎在安徽祁門。就在這時，王闿運又來到曾氏軍營。這幾年，王闿運積極推行他的縱橫之術。他做的一件事是來到肅順家做家庭教師，與肅順關繫密切。但不久，他又離開北京，在山東巡撫文煜衙門過完年後又轉回北京，聽說曾氏放了江督，遂南下特為拜訪。王這次在祁門住了兩個多月。此時，曾氏的軍威與聲望遠遠超過當年在衡州府初建湘軍時。王再次兜售他的蒯通之計。野史上說，曾氏聽王滔滔不絕的議論，微笑不語，隻用手指蘸茶水不停地在桌面上寫字。待曾氏有事暫時離開時，王走近桌面，見上面寫著一連串的“狂妄、狂妄”。王隻得怏怏離開祁門，臨行賦詩二十二首，感嘆此次祁門之行是“獨慚攜短劍，真為看山來”。

關於王闿運兩次勸曾氏自立的事，可從他的真傳弟子楊度的詩中覓到蛛絲馬跡。楊度在他的長詩《湖南少年歌》中寫道：“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擊劍學縱橫。遊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為連衡。曾胡相顧咸相謝，先生笑起披衣下。”

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湘軍吉字營打下安慶。這是湘軍的一個大勝利。初八日，曾氏將兩江總督衙門由東流縣移到安慶府。從祁門到東流，曾氏的江督衙門一直處於流亡狀態，進了安慶城，算是有了一個體面的辦公場所。不料十天後，曾氏忽接咸豐皇帝駕崩的哀詔。咸豐帝纔三十一歲，他的去世，是曾氏及所有湘軍高級領導層所不曾料及的。繼位的載淳纔六歲，由咸豐臨終所托的以肅順為首的八個顧命大臣輔佐政務，這八個人中卻沒有小皇帝的親叔父且在朝廷有很高威望的恭親王奕

。這正是史書上所說的“主少國疑”的非常時期，不測風雲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就在這個時候，不少野史都記載，當時湘軍集團高層，曾有過一次醞釀推曾氏為頭自立東南的過程。

先是胡林翼打發人送來一封信，信中說左宗棠近日回了一趟湘陰老家，遊境內神鼎山時，做了一副嵌字聯，道是：神所依憑，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胡在信中問曾氏，左的這副聯語做得如何？顯然，左的這副聯語化自《左傳·宣公三年》中的如下這段話：“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焉。”這段話也是後世“問鼎”一詞的出處。

曾氏明白胡與左的用意，將聯語改動一個字後，原信退回。這個改動是將“似”改為“未”。

又，彭玉麟也在這個時候，悄悄遞給曾氏一張紙條，上面隻寫了一句話：“東南半壁無主，滌丈豈有意乎？”野史上說，恰好此時有人進來，曾氏將這張紙條吞進肚子裡。

這應是曾氏所遇到的第三次勸進。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南京被吉字營攻下。湘軍與太平軍的角逐，至此以前者的全勝而結束。因放走幼天王、李秀成以及搶掠城內金銀財貨，吉字營受到朝廷的嚴厲譴責，並責令其統領曾國荃上繳已落入私人腰包的全部金銀財貨。此令激怒了曾國荃和吉字營的所有官勇。以曾國荃為首的吉字營高官們一齊來到曾氏身邊，勸曾氏效法趙匡胤黃袍加身。曾氏一言不發，隻寫了一副聯語送給他的九弟曾國荃：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我自知。曾國荃知乃兄無造反之意，遂作罷。這是第四次，也是後一次。

二、大家都會問，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曾氏一次又一次毫不猶豫地拒絕勸進，到了後，他甚至以自剪羽翼即將湘軍十裁其九，來表示他對朝廷的忠誠呢？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有如下幾點：

（一）曾氏是一個家世寒素的農家子弟，他說過他們曾家是“從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纔之列”（《臺洲墓表》），也就是說五六百年來，他們曾家沒有人得過秀纔以上的功名，當然，也沒有人做過官，直到他父親四十三歲那年經過十七次考試，纔得中秀纔。可見功名富貴對曾家來說，是多麼的艱難。但曾氏卻二十三歲為秀纔，二十四歲為舉人，二十八歲中進士點翰林，三十七歲即為二品大員，其功名富貴之順，遠非常人可比。平心而論，他一個偏遠鄉村的農家子弟，若不是朝廷所推行的科舉考試及破格提撥，怎麼會有此等命運！曾氏對朝廷的恩德，真可謂淪肌浃髓，刻骨銘心。從情感上來說，他是決不可能背叛皇家的，更遑論起兵造反，推翻這個於他恩重如山的朝廷！

（二）曾氏是一個理學信徒，不是趙匡胤、袁世凱一類的強權政客。漫長的中國歷史舞臺的上層，活躍著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強權政客，差不多人人都想做黃袍加身的趙匡胤、代清自立的袁世凱，許多人沒有做成趙、袁，隻不過是缺乏足夠的實力與合適的環境罷了。這些人的眼中隻有權力與利益，他們也會講信仰、道德等等，但這些話無非是欺蒙世人，或鉗制別人而已，“信仰”“道德”雲雲，純為達到其個人目的的工具。但是，世上也有另外一類人，他們是把信仰、道德放在位的，權力與利益都要在符合信仰與道德的範圍內去考慮。前一類人可稱之為豪傑，後一類人的楷模通常被稱為聖賢，所以，世上便有豪傑事業與聖賢事業之分。

豪傑事業重在功利，聖賢事業重在德行，兩者有著明顯的區別，很難統一。立德立功之所以難得兼顧，其原因就在這裡。曾氏雖然建立了巨大的事功，但他本質上是一個理學信徒。他的人生榜樣是聖賢而不是豪傑。曾氏一向推崇“誠”，他若舉兵反朝廷，便是徹底背叛了過去，是的不誠，的欺人欺世。對於曾氏這種理學家而言，寧願死，也不會那樣去做。所以，要曾氏接受勸進，從根本上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三）對於戰爭所帶來的災難，他有深切的認識，他不忍心再挑起戰爭。戰爭是給人類帶來摧殘傷害的活動，它可以在頃刻之間摧毀千辛萬苦所獲得的成果，毀滅人所為寶貴的健康與生命，故而從古以來人類都是希望和平，反對戰爭。

曾氏出身農家，在純樸的鄉村長大，珍惜勞動成果與生命這種農人意識，對他來說可謂與生俱來。他帶兵十多年，轉戰十餘省，戰爭給社會帶來的創傷，他的感受自然比別人深刻。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賣三十文一斤，近聞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亂如此，今年若再兇歉，蒼生將無噍類矣。亂世而當大任，豈非人生之至不幸哉！”

這種沉重的感受是發自內心的，它既有一個普通人的心靈上的傷痛，又有一個擔當大任者的道義上的愧疚。

同治三年六月，南京城堅固的城牆被湘軍炸開。這座被太平天國當作都城的江南名城，重新回復它的兩江總督衙門所在地的原身份，戰爭所摧毀的城牆很快被修復。曾氏為此事立碑銘文：“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作為湘軍的統帥，這裡沒有絲毫勝利者的得意與張揚，有的隻是對生命和物力在這種一失一復戰爭中的損耗，所表現出的沉痛的惋惜。我們隻要將目光稍稍從功利二字離開一點，便會看到：南京的一失一得，與為此丟失的十餘萬生命比起來，簡直毫無意義可言！正是因為對戰爭殘酷性的認識太深切，所以他多次對兩個兒子說打仗是造孽的事，要他們今後不要從軍。倘若曾氏造反，帶來的後果必定是戰爭的危害面更擴大，戰亂的時間再延長。一個認為打仗是造孽事的人，能會由自己的手去挑動新的戰爭嗎？

（四）受道家功成身退思想的影響，勝利後的曾氏也不可能會去再舉反旗。

曾氏的好友歐陽兆熊，曾經以“一生三變”來總結曾氏一生的成功要訣。所謂的“三變”，指的是，早年從詞賦之學一變為程朱之學，中年從程朱之學二變為申韓之學，晚年從申韓之學三變為黃老之學。程朱之學即儒家，申韓之學即法家，黃老之學即道家。道家學說同樣博大精深，然其要義一在順其自然，二在以柔克剛。正是基於這些理念，老子說：“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說：“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曾氏在咸豐七年守父喪期間，認真地總結出山五年來所經歷的一切，痛定思痛，決心改弦更轍，以道家的學理作為思想和行為的指導方針。果然，周邊環境大為改善，軍事也逐漸進入坦途。歐陽兆熊說曾氏即便面臨收復南京這樣的天下大功，也無一點沾沾自喜之色。我們看他此時送給其九弟曾國荃的四十一歲生日賀詩，十一首詩幾乎都貫穿著這種“功成身退”“成功而不居”的道家思想：

“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已壽斯民復壽身，拂衣歸釣五湖春。”

“與君同講長生訣，且學嬰兒中酒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