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溫度感的臺灣史
楊 渡/自序
一
一九八三年秋天，陽明山上陽光燦爛，下午的山風開始有微微的涼意。
我在圖書館裡，把古老的《臺灣民報》找出來，一大本一大本地抱著，到窗戶邊的桌子上，就著斜斜的光，一張一張地翻閱，一頁一頁地尋找，所有與文化活動、戲劇表演有關的報導，都不放過。
報紙是如此的老舊，蒙著濃濃的一層灰塵。在窗戶邊的桌子上，老報紙翻開的瞬間，那些夾在內頁裡，沉埋了幾十年的灰塵都飄了起來，一粒一粒，晶晶瑩瑩，像許多記憶的精靈，在空氣中飛舞。
古老的印刷字體，雖然被時間沉積得有些蒼黃，微微模糊，依舊可以辨認。
……且時間迫切，又降雨連綿，不得已演劇終止，而變易為文化講演，以免辜負民眾之熱誠，是夜雖大雨，而聽眾不下千人，其熱心可嘉也。
翌夜七時起在媽祖宮內開該地有志者大懇親會，定刻，會員不論何種職業，冒雨紛紛而來會者不下千人，著席後，先由陳煌氏敘禮，次會員五分間演說，來賓演說，餘興有奏樂文化劇（彰化留學生文化劇團一行）出演《社會階級》，第二出演《良心的戀愛》，至十二時，劇畢，由周天啟氏代表一行述謝，連太空氏吟詩以為告別，後郭戊已氏述文化劇之精神為閉會辭。當演劇中有柳川巡查部長正式臨監，而無持詳細之腳本，對照取締，亦能得平穩通過，可見當道之刁難證據充分也。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臺灣民報》
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時空，那時代的反抗熱情仍動人心弦：至十二時還未曾休息的演講會，在紛紛雨中觀看文化劇而不願離去的上千雙眼睛，如晶瑩之光，在陽明山秋日的空中飛舞。
一九八三年的臺灣，臺灣史研究依然是禁忌，我想做的“日據時期臺灣戲劇運動”，隻能靠著有限的資料，甚至從舊報紙中，拼拼湊湊，把無政府主義運動、黑色青年聯盟、張維賢、張深切等人的作品與行跡，依照時間，慢慢聯結，構成一幅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臺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形貌。
從秋天到鼕天，整個過程雖然很艱辛，資料也難尋又敏感，但重新看見歷史而展開的視野，尋找到臺灣文化人心靈的知心感，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輩曾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曾參與如此深沉而壯烈的反抗運動，曾和日本的、世界的社會運動合流，一起脈動，那種看見而且觸摸到父祖心靈的感覺，讓我常常獨自徘徊在陽明山的鼕雨中，感到一種既溫暖又孤獨的歡喜。
然而，麻煩也來了。我找不到指導教授。研究歷史的學者是有的，但他們不知道戲劇運動要如何著手；研究戲劇的學者是有的，但以傳統戲曲為主，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戲劇研究，實未曾有過。幾度踫壁後，終於有一位老師指點我說，有此開創氣魄的學者，可能隻有曾永義老師。所幸，在曾永義老師的指導下，我順利通過論文和口試。
一九八六年之後，環保運動卷起臺灣社會運動的浪潮，隨後的解除“戒嚴”、“本土化”，讓臺灣史與臺灣研究成為顯學。然而，一如歷史所見證的，所有過度的壓制一旦放開，就會反彈到對立的一面，直到力氣耗盡，纔會再平衡回來。由於“戒嚴”時代對臺灣研究的壓制，它果然走向反面，在“過度喧囂的吶喊”中，臺灣、臺灣史、臺灣文化、“臺灣意識”逐漸變成一種反抗的政治符號，它不再是我初在陽明山上所感受到的那種來自古老的情感與溫暖，而是一種缺乏溫度的、尖銳如劍的口號。
我知道有些什麼溫暖的情感正在失落，永遠也回不來了。
二
任何歷史，一旦變成政治符號，就失去了真實性；任何研究，一旦變成媚俗，千篇一律走到相同的結論，就失去了探究的樂趣；任何理念，一旦變成政治的召喚，就失去思想的獨立，而隻是動員的工具。臺灣史的悲哀在於此。在“統獨”言論霸權的爭奪中，它不再是父祖的血脈故事，而是交鋒的利劍。
一旦成為利劍，即再無真實的考究，更遑論人性的理解，世情的悲憫，歷史的寬容。可失去了寬容與理解，歷史還有什麼感動人的力量？
例如，凱達格蘭大道。當政者為了表示對威權的反抗，用
“凱達格蘭大道”取代“介壽路”。但凱達格蘭人在北臺灣的生命史，有人去關心嗎？那個曾經和我們生活在這一片相同的土地上，隻是和我們隔了百年時空的人群吶，為什麼我們如此陌生？
是以本書中，我特地選了《後的凱達格蘭人》為開篇，試著用文學的筆觸，描述這個消失族群的歷史。他們曾是北臺灣活躍的族群，像南島語繫的民族一樣，幾千年前，他們流浪而來，定居臺灣，有著自己的傳說和語言。直到大航海時代，來了許多漢族移民和歐洲人之後，他們逐漸失去生存空間；至清朝，終至於在山地住民與平地開墾漢族的夾縫中，艱難抉擇。他們無由自主，打不過山上的住民，隻能生存於平地，後是“我族歸順清廷”，完全同化於漢族社會中。
許多“臺灣民族論”者喜歡用血統論來證明臺灣是一個“新興民族”，有別於漢族，以取得臺灣“獨立”的正當性。而其依據，即是移民來臺的漢族，不分閩南人、客家人，以男性居多，必然與平埔人或先住民通婚，所以“有唐山公無唐山嬤”，以此顯示通婚之後，臺灣絕大多數人都有先住民血統。如此就不是純種漢族。
表面上看來它尊重了甚至認同了當地先住民的母繫血統。但從凱達格蘭人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漢族不僅娶了他們的女性，同化了凱達格蘭人，連同他們的血統代表性都要據為己有，這樣，就可以號稱代表了臺灣，擁有臺灣。明明是一個後來移民者，卻號稱代表這個土地的原來主人；不僅霸占了土地，還要霸占他者的血統代表性，這未免太過分、太不厚道了吧！
即使是美國人，那些歐洲來的移民後裔，也不敢聲稱他們是新興民族，他們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統，所以他們是美洲原來的主人，可以代表美洲的先住民族吧。
寫作這一篇故事，是為了向這片土地上，臺灣原來的主人致意。雖然他們已經永遠消失了，但生活在這土地上的我們，還是要存著深深的感念之心。
三
在日據時期臺灣文化運動時，我曾看見了臺灣的反抗運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全世界左翼運動風潮同步，包括文化啟蒙、無政府主義運動、農民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等；但當時我感到好奇的是，會員高達兩萬多人的“臺灣農民組合”甚至和日本的勞動農民黨、農民組合串聯，互相支援，共同反抗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壓迫。但這些活生生的反抗，卻很少在臺灣史研究範疇之內。某些人更熱衷於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現代化的貢獻”，或者“日本如何在臺灣辦了場博覽會”“建了嘉南大圳”之類的。
是直到二○○四年認識日據時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的公子──簡明仁先生，通過簡吉的經歷，我纔了解農民運動的完整歷史。
簡吉，日據時期的農民組合創建者，組織起全臺灣兩萬四千農民，齊力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在日本軍國主義興起而鎮壓社會運動後，他組織“赤色救援會”，協助坐牢的政治犯家屬，繼續抵抗，直到他也被捕入獄。光復之後，他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維持政權輪替之時的臺灣社會秩序，後來參與“二二八事件”，在嘉義組織“臺灣自治聯軍”；“二二八”之後“潛行”於北臺灣建立地下組織，反抗國民政府的統治。後在恐怖時期被槍決。這整個貫穿臺灣反抗史的過程，他全程參與。這大約是臺灣人之中的一個。
然而，歷史總是冷酷中有溫暖，殺伐中有人情，毀滅中有希望。即使是反抗者，也充滿傳奇的故事。
日據時代農民運動的三大美人之一──簡娥，她的父親是西來庵事件的受害者，但她同父異母的哥哥卻拯救了當時被殺的日本派出所所長的兒子，那個兒子，就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於臺南、示眾數日而不得收尸的湯德章。湯德章的媽媽是臺灣少數民族，所以姓湯。簡娥與湯德章的命運交響曲，仿佛是臺灣與日本命運交織的寫照。那情感的糾葛，國仇家恨的交織，個人認同的彷徨，為理想犧牲之壯烈，其復雜的程度，是任何編劇本的人都難以想像的吧。
每每念及於此，很難不掩卷嘆息。
四
當然，復雜的是“二二八”。有關“二二八”的討論，已被簡化為外來政權的壓迫、族群的衝突、軍隊的鎮壓、清鄉的殘殺……相關的真相已經很難冷靜討論，更麻煩的是它被去除了歷史的脈絡。
例如：臺灣光復當時的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面貌？當中華民國政府還未來臨前，誰在維持社會秩序？在政權輪替之際的無政府狀態下，臺灣人從日本的軍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如何開始一種新的生活？被殖民五十年的臺灣人懂得自主自治嗎？那時的臺灣人有沒有對未來的夢想？
如果不了解當時臺灣社會，就無法理解為什麼臺灣會從光復初期的充滿理想希望，迅速轉變為幻滅失望的歷程。本書中，我試圖從一九四五年《臺灣新報》的新聞報導，來重建一個真實而貼近庶民生活的面貌。
然而，即使是隔了那麼久的“舊聞”，當我看到日本被原子彈大轟炸的新聞時，那報導裡對原子彈的全然無知，日本軍方那種強自鎮定的分析口氣，都讓人感到深深的悲憫。世間戰爭死亡之慘重，莫過於原子彈，而燃燒灼殺之殘忍，亦莫過於原子彈。可死者卻大多是日本百姓。那發動戰爭的日本天皇，可曾有一絲悲憫之心？一九四五年的臺灣，有戰爭，有混亂，有歡欣，有悲傷，在政權轉換之際，那人間的容顏真是難得一見的人性真實。那一年的確是值得“深深凝視”的一年。
然而，隨之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卻是讓臺灣從歡欣走向沉默悲情的轉捩點。有關“二二八”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但我後來發現，真正采訪到當事人的報導非常少，反而各種以訛傳訛的誇大描述特別多。
因此，我做了紀錄片《還原二二八》，以當事人的口述訪問為主，重現當年場景。難得的是訪問到一個不可能的人：“二二八事件”的主角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受訪時她已七十多歲，回憶起和母親在重慶北路一帶賣香煙的童年往事，以及二月二十七日，事件爆發之際，她所見的一切，依然歷歷在目。這給了我們一個真實的現場“二二八”，那纔是當時真實的記憶。
不可思議的是，本該懷著被迫害的痛苦度過餘生的林江邁，竟把她的女兒嫁給了陳誠的警衛隊長，並且得到家族的祝福。這一對夫妻走過幾十年歲月，患難與共，相扶相持，恩愛不渝，這大約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內幕吧。
在這本書中，我試著從報告文學的角度，來刻畫林江邁和她女兒的生命故事。這個故事特別的重要，原因在於：如果林江邁都可以拋棄恩怨，選擇自己的人生，為什麼後代的人還要懷抱著仇恨走下去呢？
當然，要解除“二二八”的魔咒，重要的仍是除去歷史的斷層，還原歷史真相。
它有三個功課：，要從臺灣光復初期的社會結構、經濟狀況、政治光譜等來分析，了解光復初期兩岸社會發展階段的差距，纔能看清“二二八”的結構性根源。第二，要了解日據時代社會運動的脈絡，纔能明白一九四五年光復後的臺灣社會，也纔能明白是誰在“二二八”之時起了領導的作用。第三，“二二八”之後，臺灣社會如何演變，如此大的全面衝突事件，竟可以因為軍隊鎮壓而徹底消失嗎？臺灣人這麼容易臣服而不反抗？
如此一追溯，我們就會看見“二二八”鎮壓後，伴隨著大陸社會主義革命而開展的地下反抗運動，是如何聯結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清鄉，並影響後來的土地改革。現在，這個脈絡大體被淡化甚至去除了，隻剩下“外來政權壓迫”這樣的政治口號。但簡化的口號對我們理解真正的歷史是毫無幫助的。
失去真實的歷史，隻剩下政治口號的對抗，這樣的歷史，怎麼讓我們向孩子交代？難道，我們還要孩子帶著這種被欺騙的歷史，被扭曲的心靈，去走向一個仇恨的未來？
五
重編本書的時候，我總是想起小時候，祖母形容父親的一個朋友說：“他做人有情有義，總是靜靜地來看望，時間久了，纔知是‘有深緣’的人。”
“有深緣”是一個微妙的臺灣話。我已經很久未曾聽到了。它形容一個人珍惜人情義理，交朋友久了，互相了解，纔會有較深的緣分，這叫“深緣”。
我所感受的臺灣人臺灣史，是有溫度的，是父祖的生命與記憶。如此貼近，如此溫暖，但它需要一點時間去了解，去疼惜。它不是冰冷的劍，是溫暖的茶，是“深緣”。
但願這一本書，可以讓我們自我凝視，在凝視的沉靜中，帶給我們對這一片土地的“深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