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水火》選段：

研究歷史，我以為首當注意的是，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中心勢力，如兩漢末年的外戚，唐朝末年的藩鎮，明朝末年的宦官，清朝後幾年的親貴，等等。大致中心勢力在宦官、外戚，必然導致亡國之禍；如在藩鎮，則必形成割據。唯有高級知識分子成為中心勢力，始能開統一之盛運，讓老百姓過幾十年太平歲月。

溯諸既往，大致每一朝由力戰經營而開國，如漢、如唐、如明、如清，繼以偃武修文，由高級知識分子領導政府，就會很快地出現升平盛世，如西漢的文、景，唐朝的貞，北宋的太宗末年至神宗朝這百年之間，明朝的宣德、弘治兩朝，清朝自三藩亂平至嘉慶初年，以及洪楊之後所出現的短暫的“同光中興”，都令人不勝向往。

但是，文治既久，往往不可避免地會啟門戶之爭。此風起於東漢，至唐朝的“牛李黨爭”，構成一個模式，先有政策上的歧見，發展為權勢的衝突，黨同伐異，掀起政局上的極大波瀾，恩怨糾結，終於形成意氣之爭。到了這一程度，國本自然就動搖了。

北宋新舊之爭，是個殘酷的例子；明朝末年東林、閹黨之爭，是另一個更殘酷的例子。東林、閹黨之爭，原是由以地域分的派繫發展開來的，後仍歸於地域派繫的對立，即所謂“南北之爭”。

由東林、閹黨之爭，演變為南北之爭，明朝的天下已經不保。因此，南北之爭從清朝一開國便已存在，至順治十年以後，壁壘分明，勢成水火。吳漢槎因而充軍的“丁酉科場案”，即是南北兩派大火並，北派得八旗之助，痛擊南派的結果；接著更有“探花不值一文錢”的“奏銷案”，金聖嘆殺頭的“哭廟案”，南士飽受荼毒。但人纔南盛於北，北派雖以與八旗接近而得強有力的奧援，但始終不能將南派打得抬不起頭，及至打倒了，清朝也快亡了，此即戊戌政變潛在的興亡真相。

順治末年及康熙初年，新統治階級原有利用南北之爭以操縱駕馭之實，及至天下大定，需要穩定，纔能展開建設時，自然要嚴禁黨爭。康、雍、乾三帝，皆為英主，力足以抑制；嘉、道兩朝，政爭漸起；至辛酉政變，失敗的一方漢人皆為北人，匡源、杜翰籍隸山東，焦祐瀛天津人，隻“穆門十子”之一的陳孚恩為江西人。勝利的一方則皆為南人，其中關鍵人物約計四人，曹毓瑛江陰，朱學勤仁和，方鼎銳儀征，另一即先恭慎公（即許庚身——編者注）。四人者，分隸江浙兩省。

是故辛酉政變實為重啟南北之爭的一大回合，南派大勝，重新奠定了與北派分庭抗禮之勢。自至光緒十年，軍機自恭王以下全班被逐為止，南派的領袖為瀋桂芬，北派的魁首則是李鴻藻。瀋桂芬一死，北派勢力大張，李鴻藻得“兩張”——張佩綸、張之洞之助，盡力壓制南派，以致王文韶因“雲南軍需案”鎩羽，閑廢七年，始得復起，但已磨盡圭角，得了“琉璃蛋”這個雅號，南士沒有人願受他領導，他亦根本不想領導南派了。

瀋桂芬的衣缽，是歸翁同龢繼承；北派的傳人，本應是張佩綸，隻以馬江一役，一蹶不振，而張之洞夙有“八表經營”的大志，且以開府兩湖，有仿佛可以自闢曹掾的便利，故不願自囿於北派，而想兼收並蓄，一網打盡天下名士。因此，承李鴻藻的餘緒而領導北派者，竟為榮祿。

戊戌政變則是南北之爭的後一個回合。這一回南派慘敗，但北派則是慘勝。由戊戌政變引發庚子之亂，母子君臣，兩敗俱傷。翁同龢的絕筆詩有句：“淒涼到蓋棺。”其實榮祿亦何嘗不是如此！

翁同龢生平，知者已多，茲先介紹榮祿：他出身於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瓜爾佳氏，隸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武將世家，祖、伯、父三人，皆在洪楊初起時殉難。像他這樣的背景，隻要本人的纔識夠條件，飛黃騰達，是必然之事。

榮祿於咸豐二年十一月，由蔭生以主事用，分在工部，承辦陵工，以後又調戶部銀庫司官，當的都是闊差使。同治末年轉入神機營。神機營由醇王掌管，頗自矜重，因而在神機營當差，升遷的機會極多。同光年間，京師有兩句口號：“帝師王佐，鬼使神差。”言此四條路子，皆為終南捷徑。“帝師”指為幼帝授讀的師傅，“王佐”言恭、醇兩王的親信，“鬼使”為駐外國使節，“神差”即神機營差使。榮祿以“神差”而為“王佐”，故至同治七年，即已蒙賞頭品頂戴，年紀不過三十出頭。

同治十三年榮祿的官銜是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差使極多，主要的是兩個，一是管理神機營事務，二是總管內務府大臣。

清朝的官制，分缺、差兩種，本缺隻有一個，差使可以兼至無數。京官的差使中貴重的是“內廷差使”，如弘德殿行走、毓慶宮行走的師傅，南書房翰林、總管內務府大臣，都是經常可以見到皇帝的；譬諸世家大族，這三類人便是西席、清客、賬房，在皇帝是當作“自己人”看的。榮祿即因當了內務府大臣，纔能在“內廷行走”，為慈禧太後所賞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