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瑾是一個標簽化、臉譜化的人物。即便在現行的標簽化史料文本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劉瑾並非就一無是處。

劉瑾的改革並沒有什麼高遠的政治目標和道德願景，而是情非得已，不得不為。劉瑾的成功源自於皇帝的寵幸和大臣的懦弱、攀附。劉瑾的失敗源自於皇帝的震怒和痛下殺手，大臣們隻是“打蛇隨棍上”，附帶發洩一下不滿。劉瑾的改革雷厲風行，成效顯著，不僅實現了國家財政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還革除了官場諸多積弊。當然，*重要的還是為了表明和皇帝的立場保持高度一致。他也必須背負一個時代所有的罪惡與荒誕。

劉瑾死後政權仍歸內廷，宦官對於國家軍政大事、官員任免、司法刑名都有權干預並積極介入，宦官干政一發不可收拾，動搖了大明王朝的社稷根本。在政治、道德的二維空間，從來沒有永恆的榮譽和罪惡，隻有永恆的利益；一切不是取決於個體的纔智和機遇，而是取決於皇權的即時需求和當下心境。當善惡被定制為簡單的兩極標簽，善惡是非的標準及其區分意義就隻能委諸於話語權人的個人喜惡和功利取舍。

從一個卑微莫名的宦官，劉瑾如何一步步登上權力極峰？從一個舍盡家產行賄的罪人，劉瑾如何一躍成為驚天巨貪？當權力的暈圈遮蔽了應有的良知與理性，劉瑾變法又觸動了哪些利益集團並引發官場大地震？當皇帝的恩寵與信任消失，劉瑾的政治對手又是如何將他推向歷史的黑暗深淵，永世不得翻身？當法律被作為權力鬥爭的工具，劉瑾又如何以自己的深重苦難反射了皇權制度的陰影？

劉雲生（中國內地），男，四川綿陽人，1966年11月生，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法史學博士後，《中國不動產法研究》主編。曾任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現任廣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入選者（2009）、重慶市第三屆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2012）。重慶市政府第六次、第八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