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影斧聲》選段：

當時的事實是什麼？細考史實及後人的評論，我認為趙家得天下的真相如下所述：

，“陳橋兵變”，出於太宗和趙普的密謀，太祖本人並無欺負柴氏孤兒寡婦的意思。

第二，太宗在策劃“陳橋兵變”，推戴太祖做天子時，就已有了“兄終弟及”的打算，但他自己不便表示，所以由杜太後以母命做成“金匱之盟”——太宗“陳橋兵變”的密謀，杜太後和太祖的姑母大概都知道，隻瞞著太祖一個人。

第三，太祖不愧孝悌，忠實地執行了“金匱之盟”。

第四，太宗即位後，有悔盟之意，趙普看出端倪，設計迎合，借以復登相位。

第五，德昭、德芳的死因可疑，而廷美獲罪而死，則完全是趙普的陰謀。

第六，至此，“金匱之盟”中所約定的傳位順序，自然中斷，太宗達到了傳子的目的，而欺母、負兄、殺弟、逼姪的罪名，也就難逃於天地之間了。

由此更下一斷語，燭影斧聲，並無可疑，太宗所可訾議者，在後不在前。“金匱之盟”見於《宋史》“杜太後”、“趙普”修《宋史》，又修多本宋朝國史，則“金匱之盟”的始末，宋國史原已有記。既然國史有記載，知道的人自然不少，但宋人筆記中，幾乎從未提到過有此盟約，而且也絕少談到廷美、德昭、德芳的遺聞軼事，可知“金匱之盟”在當時是一大忌諱。

這個忌諱，易代以後，當然消失。哪知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復成忌諱。《宋史》具在，真相大白，關於太宗得位的記載，明明《湘山野錄》可信的成分多於《涑水記聞》，而畢沅著《續通鋻》，偏偏全采後者，隻修正了一個小錯誤，把王繼隆改為王繼恩，因為有雍正奪嫡這一重公案，怕觸犯時忌，引起文字獄，有滅門之禍。

如以為我這個說法武斷，請再看一看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這部書對正史的疑義闕失，以及歷朝史事中的特點，無不表而出之，獨獨於宋朝開國事跡，以及太祖一變傳統，傳位於弟而不傳子這等大事，略而不記，這又是為了什麼？

以司馬溫公的方正、畢秋帆的淵雅，所記或不可信，真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本此體念，我要從史書的夾縫裡，找出一些真相來幫助讀者了解這一件宮闈疑案的始末。

這話要從“陳橋兵變”談起。五代十國這五六十年，是中國歷混亂的一個時期。篡弒相尋，兵連禍結，軍人驕橫跋扈，往往以擁立主帥作為一種取富貴、得庇護的捷徑。當周世宗柴榮崩後，七歲的幼主即位，是為恭帝。這年十一月，據報北漢勾結契丹兵，將從山西渡黃河南侵，於是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領兵御敵。當時就有流言，說出兵之日，要擁立趙匡胤為天子。這在五代是不足為奇的事，但每逢這改朝換代的一天，士兵照例可以放搶，被稱為“靖市”，所以稍微好一點的人家，也照例要逃一次難。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恭年的正月初三，大軍出發，當夜宿開封以北的陳橋驛。那時的趙光義還未改名，叫趙匡義，是他哥哥手下的“供奉官都知”，相當於現代一個兵團的後勤主管；趙學究趙普是“歸德軍掌書記”，相當於參謀長了。這兩個人“部分諸將，環列待旦”，星夜派人聯絡禁軍指揮官石守信和王審琦。天亮時，趙匡義和趙普進帳報告，說將士們認為幼主根本不懂事，出死力破敵亦沒有人知道，“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亦未為晚。

其時趙匡胤因為頭一天夜裡喝多了酒，殘醉猶在，一時弄不清是怎麼回事，起來一看，“將校已露刃列庭”，齊聲說道：“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正在躊躇考慮時，一件黃袍已披到他身上，將校拜呼：“萬歲！”接著，把他扶上了馬，向南回城。

事出無奈，趙匡胤隻好這樣說：“你們貪富貴，立我為皇帝，如果聽我的話，我接受，否則，我不干！”全體將校下馬表示聽命，於是相約：不得驚犯周太後和恭帝；不得欺凌大臣；不得搶掠擾民。遵命重賞，違命重罰。然後整隊進城，接收了後周的政權。因為“歸德軍”駐宋州，於是定國號為“宋&rdquo為建隆。

據《宋史》記載，“兵變”的起因是軍次陳橋驛，部隊裡有個懂天文的人，名叫苗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蕩者久之”，是天命有歸，因而起意，去報告趙匡義和趙普，然後如何如何。

這是有意用曲筆為趙匡義和趙普開脫，因為既是臨時起意，一夕之間何來御用的黃袍？同時，所謂“北漢會契丹入寇”，根本就是一個假情報。清人查初白有詩：“千裡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便罷兵。”隱隱然指責趙匡胤居心不良，其實是冤枉了他。趙匡胤不但不知有其事，而且亦不樂為天子——後面將有說明，這裡暫且不談。

根據各種跡像來研判，我確信“陳橋兵變”出於趙普的策劃，趙匡義的導演，甚至我還相信，杜太後和太祖的姑母，事先都是知道的。《宋史·後妃傳》說：“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後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後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杜太後的態度，實在令人奇怪！照常情來推測，做父母的一旦聽說兒子做了皇帝，絕不可能有如此從容鎮靜的反應。我的家鄉有個真人實事的笑話：父子二人同赴春闈，榜發之夕，同榻不寐。先來了個報喜的，說是“少爺中了”，做兒子的慌忙下床，連鞋子都顧不得穿，光著腳就奔了出去。做父親的心裡覺得不是味道，便罵兒子：“得失小事，何用如此！”到了後半夜，又來了一個報喜的，說是“老爺中了”，這位老爺正下床方便，一聽報喜的聲音，順手把溺壺往桌上一放，奔了出去打聽消息。於是做兒子的反唇相譏，一面移去溺壺，一面笑著說道：“得失小事，何用如此！”

想想看，功名得失，尚且如此縈懷，何況儻來的一場大富貴。

《五代史》記梁太祖朱溫破黃巢，為“宣武軍節度使”，派人到蕭縣去奉迎他的母親時，其母“驚喜泣下”；或者如清末醇親王聽說他的兒子載湉被指定繼承皇位時，“踫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親述所見），倒也是正常的反應。總之，無論為喜為憂，當此時也，情緒絕不可能不激動。於此可知，杜太後對“點檢作天子”在心理上早有準備，為了要給人一個事所必至、無足為奇的印像，來衝淡大局劇變的嚴重性，所以纔出此矯情鎮物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