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靳 飛
一

大約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剛結識梨園界的老前輩葉盛長先生不久，他就對我講起張伯駒的故事，說，“我這個右派，就是跟著張伯駒給黨提意見纔惹出來的。我覺得張老那麼有學問，說出話來能錯嗎？結果我們就都成了右派。”我那時隻有二十歲年紀，哪裡懂得什麼，這卻是我次聽到張伯駒的大名。既然知道了，也就注意了，其後遂在《燕都》雜志上，不斷看到有人提到這個名字。
《燕都》雜志是一本了不起的雜志。“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政治日益清明，北京燕山出版社迅速辦起這本雜志，組織了一批歷經浩劫而殘存下來的老學者，動手寫些老北京掌故，翁偶虹、景孤血、朱家溍、鄧雲鄉、黃宗江、吳小如，都是其主力作者。仿佛是一件貴重的瓷器驟然被打個粉碎，要再復原已經是不可能的；老先生們趕緊撿拾起些碎片，一一作出標記。人的身體裡有遺傳基因，文化裡也有遺傳基因。文化的遺傳基因就存在於這些碎片裡，雖未必再值錢了，文化卻可因此而生生不息。
張伯駒即如瓷器碎片一般地散落在《燕都》雜志裡。但凡涉及他的故事，都是傳奇。為膾炙人口的，便是在他四十歲生日的堂會上，他自己票演《失空斬》，親飾諸葛武侯，而配演則是楊小樓、餘叔岩等多位京劇史上的標志性人物。相對於這一舉世無雙的記錄而言，所謂“民國四大公子”的說法，都顯得平常了。
沒有想到的是，我在九十年代初移居東京以後，家裡有套香港《大成》雜志，原本是漢學大家波多野太郎心愛之物，太郎先生晚年轉讓給內子。內子是太郎看重的弟子，太郎又曾問學於內子祖父波多野乾一。《大成》雜志的氣質，與《燕都》如出一轍——這話其實是說反了，《大成》在先，是一群更老的老先生遭逢鼎革，離開大陸以後，寄托故國之思的所在。
張伯駒又是《大成》頻頻出現的人物，不過，與《燕都》有所不同的是，張伯駒在《大成》裡的形像，可說是毀譽參半。《燕都》的作者，不說很刻薄的話，講究為尊者諱，為長者諱；而《大成》的某些作者，則是不說上幾句刻薄話，就好像是白作了文章。我更為感興趣的，卻不是這些人是人非，是在《大成》雜志裡，讀到了張伯駒的《我從餘叔岩先生研究戲劇的回憶》《鹽業銀行與我家》《滄桑幾度平復帖》等多篇文章。
在《燕都》與《大成》兩雜志的啟蒙之下，我開始收集整理張伯駒的相關資料，這項工作，斷斷續續，不想竟做了二十餘年。

二

張伯駒的著述並不多，可是內容龐雜，涉獵尤廣，眾所周知的是其戲劇、書畫、收藏、詩詞等四大項；事實上則牽扯到晚清、民國、共和國等幾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學、藝術、軍事等諸多方面。更為復雜的是，在伯駒充滿個性的、堅守自由的人生中，他從不人雲亦雲，隨波逐流，而是始終保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
他是一位隱士，但他決不消極，決不冷漠。他是一位文士，但他沒有理性的設計，自然也不會持有什麼主義。他是一位志士，在他三十歲之後，他一直頑固地追求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實現自己的目標，通過實現自己的目標，進而在社會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他有過無數次失敗，“十有九輸天下事”；然而他仍不輕易苟同，“百無一可眼中人”。他所深深拜服的，隻是我先民之文化傳統。他珍愛這些傳統，並且不斷地超越現世的種種利益，將自己的這種“珍愛”的情感加以提純，直至使其徹底融入自己的“天性”中，中華文化傳統乃與其血脈相連。
張伯駒是近現代收藏大家，以收藏《平復帖》《遊春圖》《上陽臺帖》《諸上座帖》等書畫巨跡聞名天下，無人能出其右。伯駒終將所藏捐獻國家，其《叢碧書畫錄》序雲：
自鼎革以還，內府失散，輾轉多入外邦。自寶其寶，猶不及麝臍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煙雲過眼，所獲已多，故予之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是則予為是錄之所願也。
張伯駒是戲劇家，他追隨京劇宗師餘叔岩學習十餘載，躬行實踐，亦步亦趨。
其《紅毹紀夢詩注》雲：
餘三十一歲從餘叔岩學戲，每日晚飯後去其家。叔岩飯後吸煙成癮，賓客滿座，十二時後始說戲，常至深夜三時始歸家。次晨九時，錢寶森來打把子，如此者十年。
他可以容忍劇人的鴉片惡習，他並不認為劇人必須應該兼具道德典範。他所怒不可遏的是，藝術上的輕浮與草率。這就有了餘叔岩與他的好朋友孫養農記述下的故事：
我帶他去看上海某名角的《四郎探母》，他一聽之下，馬上離座就朝外走，口中還喃喃有辭，我急忙跟上，問他什麼事，他不脫鄉音地說：“前後門上鎖，放火燒。”我被他說得一愣，就問他：“干什麼呀？”“連唱戲的帶聽戲的，一齊給我燒”，他氣鼓鼓地說。我聽了不禁啞然失笑。
又有一次，我們一同在聽譚富英的《群英會》，那個去孔明的裡子老生，在臺上大耍花腔，他就跑到臺口，一面用手指著一面就罵：“你不是東西。”罵完回頭就走，弄得臺上臺下的人都為之愕然。這種舉動，當然不足為法，但是足以證明他是如何地愛護戲劇，而痛恨破壞規矩的人了。
張伯駒是詩人，他不善言談，甚至拙於文章；而他作詩填詞，卻信手撚來，盡展其五車之學、八鬥之纔。在他所有留下的文字裡，多的是詩詞，精的是詩詞，真的也是詩詞。其忘年之交周汝昌果然是伯駒知己，周在伯駒身後，為其詞集作序時，特意說到北宋晏小山，說：
就中小晏（晏幾道）一家，前人謂其雖為貴公子而有三痴焉，語絕可思。我以為如伯駒先生者，亦曾為公子，亦正有數痴，或不止三焉。
周汝昌語，典出黃庭堅之《小山詞序》：
餘嘗論：叔原（晏幾道）固人英也，其痴處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慍而問其旨：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痴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作一新進語，此又一痴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饑，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皆負之而不恨，已信之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乃共以為然。
以此數“痴”，移評伯駒，亦無不當。伯駒之詞，雖淺而摯且有致，雖淡而清而有情，不求與古人合而能與古人合，不求與古人異而能與古人異。近世之人，詞之卓然一家者罕有，伯駒居其一也。伯駒更有臨終之作《鷓鴣天》，竟純以氣像勝，一洗平生婉約纖弱，堪稱絕唱。其詞曰：
以將干支指鬥寅，回頭應自省自身。莫辜出處人民義，可負生教父母恩。
儒釋道，任天真，聰明正直即為神。長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萬旬。
沉著開闊，深摯自然，足證伯駒在其生命結束之際，不僅心安理得，且由“痴”而“悟”，升華到另一番境界，實非尋常詞人所得企及。
以伯駒不世之纔華、不世之際遇，駑鈍如區區我者，研讀伯駒生平成就，直似勉力攀登蜀道，縱不敢有絲毫懈怠，猶是兢兢戰戰，徒嗟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三

我自讀伯駒《叢碧書畫錄序》而興長嘆，其所謂“世傳有緒”，付出之代價即《史記》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犧牲，此亦中華文化之能動人處。
由此思及中國之著名悲劇故事，為營救趙氏孤兒，公孫杵臼與程嬰有段經典對話，大意是，舍命救孤與以命養孤孰難？公孫擇其前者，程嬰取其後者，皆竭其全力完其義，盡其責。
迄至近代，中國遭逢陳寅恪所雲之“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歷史的舞臺，重新又上演了一回《趙氏孤兒》。
當此時也，梁巨川、王國維選擇了飾演公孫杵臼，張伯駒選擇的則是程嬰。當然，在那個年代裡，選擇做公孫的、選擇做程嬰的，都各是一大批中國之一流人纔，傾其所有，義無反顧。陳寅恪先生也是一位程嬰。
此種精神感召之下，鋻於張伯駒研究之不足，我自2002年起，發願欲為伯駒留下一部信史，亦為自己能在心靈深處建起一座廟宇，以伯駒為偶像，崇之奉之。奈何限於自身水平與條件，積十年之力，閱千萬字，九易其稿，草成年譜初編。檢視其缺漏之處，自知猶是數不勝數，僅得聊勝於無耳，幸諸方家視之勿以學術相衡也。有雲昔日王國維先生靈前，陳寅恪先生繫行三拜九叩之大禮；值此張伯駒先生冥壽一百一十五周年，我即以此部年譜，作大禮參拜焉。

2013年5月30日於北通州新華西街新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