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中華民族已經走過了5 000年波瀾壯闊的戰鬥歷程。我們思考、總結其中的歷史經驗，就有必要回顧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的“大事因緣”，哪怕是非常簡要、粗略的回顧。但這不是一個人能干成的事情，當然更不是我這等無知者僅憑“無畏”、想干就能干成的事，更何況實在也沒有誰要求、布置我去這樣做。於是，我一度甚至以為自己有這樣的想法本身就近乎無事生非。人們寫書，總是基於各種各樣高遠的理由，而我的理由，倘若坦然地說，竟然是時時感到無聊——如果用雅致、時髦一點兒的說法，這感受大概就是所謂的“寂寞”。
有一段時間，就因為寂寞的緣故，我把古代的奏章找出來抄寫，從《商君書》到康有為的《上清帝七書》。我抄書的地方就建在清代成親王永瑆舊宅的廢墟上，夜裡，這園子裡是一個人也沒有的，從古樹的縫隙裡能夠看到對面圓明園寥落的燈火。秋天的夜空，如同無際的大海，月明時的窗外，雲在天際走，仿佛滄海上行著的帆。四周一片靜謐，而心就這樣沉靜下來。於寂寞與沉靜中，我時時感動於前人的勇毅與艱難，慨嘆於他們的走投無路與奮然前行，同時感到了更大的寂寞，竟然想起了這樣的話：“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萬裡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無語。雁不到、書成誰與”——沉靜下來，就似乎聽到遠山遠水隔不斷的呼喚和吶喊，而這呼喚和吶喊又時時使我在平靜中感奮，於寂寞裡驚怵。到了這個歲數，年輕時經常走動的朋友，因為“忙”的緣故，彼此早已不大走動了，而這也許更是因為心的隔膜，彼此早已沒有什麼可談，枯坐著避過對面的眼神，使我時時感到時光不能忍受的漫長，同時分明感到：正是這樣虛浮的時光，將我們與歷史、與遠山遠水的呼喚和吶喊隔絕開來。終於來了一位，是多年前也在這院子裡常常談天的，隻是自他擔了要任後，已很少來往了。那天夜裡，偶然從樓下經過，他看到隻有我的屋子還亮著燈，忽然就踱上來。開門後，彼此默然良久——從眼神裡，我分明感受到了他的疲憊和寂寞。“這是十分有意義的工作啊！”他翻了我的筆記，斷然決然地鼓勵說——這語調，仿佛間使我想起我們還年輕的時候。我忽得一振，但彼此看著對方燈下的華發，情緒隨即暗淡下來，我低聲說：“而我倒是覺得什麼意義也沒有……何況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些，隻是無聊而已——”“嚯！‘大事因緣’——你起碼可以給學生講它一兩件，這對年輕人是很有好處的。”“沒有人愛聽的，現在的學生，你是不知道的——”“現在又怎麼樣呢？青年學生，就像當年的你我，總是追求有意義的人生——”我想說，現在的學生，早已不似當年的你我，而且，如今反感於“意義”的，豈止是青年學生。馬克思創造過一個詞——“有節制的利己主義”，且感慨說，“這種利己主義表現出自己的狹隘性，並用這種狹隘性來束縛自己”。在馬克思看來，“德國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繫”的實質，其實就在於這種“有節制的利己主義”。我想，這恐怕便是馬克思深以為“寂寞”的根源所在，這甚至也就是馬克思判定自己的工作在當時的德國“沒有意義”的原因。而所謂“德意志意識形態”，一向也絕不僅僅是說當年的德意志帝國。我想說，如果“有節制的利己主義”算是一種“癥候”，恐怕就連如今的你我都有。然而，看到友人疲憊而執著的目光，以及他的華發，這些掃興的話，終於沒有再說出口。我知道，他畢竟是洞達的，有一種行走叫“宦遊”，而其中所謂寂寞，實際上絕不在我之下。翻著這些筆記，他從我這裡拿了一支煙，抽起來。我們就這樣對坐抽煙，再也無話。臨行，他握著我的手——是如同年輕時那樣的緊握，而目光裡竟然似乎有了乞求：“你畢竟可以試一試，也算是為我們，你看我，現在即使想做這些，也不可能了，至於你，畢竟還好，起碼時間是自己的。何況，人活在世上，不能隻想著他自己一個人吧。”我默然送他到樓下，月光滿地，我就這樣看著他一步步地走到了月光裡，想起一句話——“高處不勝寒”。於是，到了下學期，我的一門新課就這樣列在了課表上，課程名是“唐宋以來經典文獻選讀”，而這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因為受了夜訪的故人的“蠱惑”。而結果自然不出我所料——起初，聽課者熙熙攘攘，擠了一屋子，其狀如同趕集，而到了學期末，敢於參加考試，“以身試法”的卻隻有5 人了——這成績自然是我當教師以來糟糕的一次。我知道這門課對於初出茅廬者委實太難了，隻是這種難反而激發了我的勇氣或者脾氣，畢竟，與學生為難，又何如與自己為難——於是，假期裡把講義改了又改，發給了我過去參與編輯過的刊物，而如今的編輯正是過去的學生。不久，學生回信說，文章固然令他“醍醐灌頂”，但主編有兩點意見：一是文章太長，也太難了，“本刊水平所限”，竟不知道怎麼刪改；二是這文章講的是歷史上的奏章，而奏章則不屬於“國學”。原來如此……如今講“國學”的人多了起來，但究竟什麼是“國學”呢？
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大致分為4 種：一是經典研究（儒）；二是治國理政的學問，或政治研究（筆）；三是事實的歸類和辨識（學）；四是詩詞歌賦（文），即我們今天所謂的“文學”。此所謂：“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
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
泛謂之筆。”中華傳統文明，當然不等於詩詞歌賦，就是因為其中蘊涵著治國理政的寶貴遺產。“善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蕭繹《金樓子·立言篇》中說：“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所謂“文筆之分”，“筆”就是奏章，就是治國理政的經驗與學問。
如今講“文”的人極多，而對於“筆”的重視不夠，幾乎就是完全無視，這裡的原因，我以為無他——人們如今需要些輕松的東西，文章還是輕松些好，寫文章的人好不要與編輯和讀者為難。進而言之，文人不必管國事，國家也不要管文人——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如此好，而在如今的“主編”們看來，我把“國事”扯進了“國學”，這就是無事生非，就等於破壞了“國學”。但這豈不恰是千年的積弊，正如劉師培所謂：“夫中國之學術既以非干涉為宗旨，故中國數千年之政治亦偏於放任……虛浮之習，朦混之弊，層出不窮，則中國之用法，悉以放任為政策，未嘗有任法為治之一日也。”既然彼此“水平所限”，再跟他們說這些，還有什麼意思呢？自從寫文章以來，我次品嘗到了“被退稿”的滋味，且還是被自己的學生，被自己過去編輯過的刊物——我從此知道，老師不必為難學生，寫文章的人更不必為難編輯和讀者，如果一定要認真較勁，那你就隻能自己跟自己玩。魯迅說過，“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然而，如今想來，大約也就是從這裡，我終於讀出了使魯迅工作下去的動力，而這種動力無他，其實無非就是“寂寞”而已。我從此也方纔知道，這世界上的寂寞，其實就是所謂“挖山不止”。“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這又是怎樣的“愚不可及”。恰是因為這樣的教訓，我豁然開朗於中華文明的偉大精神，便從此下定了決心，在這寂寞中前行。於是，我終於動手開始寫《龍興：五千年的長征》這本書。捫心自問，這能算歷史嗎？
據說，歷史，是關於記憶的。魯迅在《範愛農》裡寫過一件事：當年，革命黨人徐錫麟（號“光漢子”）刺殺清浙江巡撫恩銘被捕，恩銘的親兵把徐錫麟的心肝挖出來，炒著喫了。這描寫自然比福柯的《規訓與懲罰》深刻。而至於這種施暴的原因和動機，我則是很久以後纔知道的。今年夏天去井岡山，井岡山干部學院的同志告訴我，當年還鄉團殺回來，抓捕赤衛隊和紅軍，就把他們的心肝挖出來，炒著喫——但這不是因為仇恨，而是因為恐懼。古來的風俗是這樣的：殺了一個人，他的靈魂就會來找你報復，隻有把他的心肝挖出來喫了，他的軀殼就沒有了靈魂，於是，殺人者就會免於被鬼魂報復。其實，曼努埃爾·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中寫過同樣的事：美洲殖民者用一種巫術攝取了印第安人的靈魂，使他們不能思想，沒有記憶，不能反抗，成為終日勞作的“僵尸”奴隸。我想，這就是所謂“誅心”的意思吧！魯迅晚年寫了《女弔》，這篇文章歌頌一個美麗的女弔死鬼，她死死地纏住了自己的敵人，“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使其不得安寧。魯迅臨終前還說過這樣的話，大意是：基督徒臨死前要懺悔，以饒恕自己的敵人，而我想了一下，我不希望被饒恕，至於我的敵人，我也一個都不饒恕——我做鬼也要記住他們，我也希望，他們能夠記住我。在“意義”到處被解構的時候，如果說到“意義”，我們的歷史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意義在於，在中華民族已經走過的5 000 年波瀾壯闊的戰鬥歷程，有著許多內外敵人，我們的歷史就是前赴後繼，與內外敵人不懈鬥爭的歷史。“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魯迅的工作的意義，魯迅的寫作的意義，我以為——在很大的程度上，往往竟是因為他的敵人，直白地說：是為了使敵人長記性，是為了給他們一個難以磨滅的深刻教訓——我想，畢生的奮鬥其實也是如此。因此，他們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歷史與其說是關於記憶的，還不如說是關於報應、關於報復、關於革命的。革命史觀，大概已經被“學術界”解構得體無完膚了，但我是贊成這樣的史觀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革命與改革的歷史，因此，我把它稱為“五千年的長征”。
馬克思渴望他的書有“真正的讀者”，所以就不想在一本書的序言裡便把“結論”事先告訴他們，他說，“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隻是經不住恩格斯、拉薩爾的苦苦勸說，他方纔極不情願地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自己的研究心路、“骨架”和方法做出了簡要的概括——盡管這無論對於讀者還是作者自己都是必要的，馬克思還是對這種廣告式的“內容簡介”感到不滿，於是他在文章開頭執拗地重申：寫作隻是“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問題”。如果必須簡單地向讀者概括本書的主旨，那就是：沿著殷周之變、周秦之變、魏晉隋唐之變、唐宋之變，通過“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講到今天“數千年未有之新時代”——這就是我所謂的“大事因緣”。古代與現代的區別究竟在哪裡？中國的古代歷史，當然也是革命與改革的歷史，然而如馬克思當年所說，“可是，徹底的德國革命看來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困難”。馬克思所謂的這個“重大的困難”究竟是指什麼呢？馬克思接著回答說：“就是說，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我想，晚清以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意義，其實正在這裡，就在於那些內部的與外部的、主動的與被動的條件高度聚集在一起，迫使著中國去全力克服“物質的限制”“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從而為將來“徹底的革命”提供“物質基礎”。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突破“物質的限制”，化中國生產力發展方面的“被動”為“主動”，這當然是我們前人艱苦卓絕奮鬥的輝煌成就，但卻未必可以囊括他們偉大抱負的全部。甚至，我以為這還不是馬克思所謂的“徹底的革命”，也並不是所謂的“將革命進行到底”——而隻是“萬裡長征”關鍵的一步，因為這隻是為我們今天的“新時代”奠基。因此，我們的時代即所謂“數千年未有之新時代”的意義，便在於在生產力高度發展和競爭的基礎上，去建立一個更加合理和美好的社會制度，以此達成人的解放，這乃是“後的鬥爭”。而這纔是馬克思所謂的“徹底的革命”，這纔是所謂的“將革命進行到底”。所謂“機遇空前，挑戰空前”，就是因為今天的我們面臨著這樣的革命。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為了這“後的鬥爭”，我們可能還要經歷幾十代人的奮鬥——“幾十代人”是什麼意思呢？自從有衍聖公以來，孔子的子孫纔有七十幾代——路漫漫其修遠，我們今後的路更長，任務更繁重，工作更艱苦，成就更偉大。我想，這本書在這樣的時代還不至於淪入“既無人贊和，也無人反對”的境遇，而與其得到贊和，我倒是希望得到反對，這裡的理由無他——“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就是因為我們的事業，從來都是在不屈不撓的鬥爭中前進的。我不是歷史學家，沒有那樣的學問，寫史之於我，無非是“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而已。我隻是想，夜訪者的話或許是對的——“人活在世上，不能隻想著他自己一個人”。魯迅說過：無窮的過去，無窮的遠方，都與我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