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言》看晚明商人
中國傳統社會，因采取中央集權制，事無大小，悉聽朝廷號令。所有法律辭章，必須劃一。此在工業革命之前，交通通訊諸技術未曾發達之際，實有多數不合實際之處。因此皇室威權，雖廣泛無涯，但其行政技術低劣。政治之安定，並非經常在法律及經濟上求改革；而有賴於支持儒家思想，由家族社會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種措施，實與西洋諸國近世紀保障人權、支持私人財產、允許市民自治種種措施大相徑庭。因此“重農抑商”縱非中國朝廷能夠經常維持之政策，亦必為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勢。西洋諸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有賴於尊重私人財產之性，並認為此性高於皇權，甚至高於傳統之道德觀念。其司法權之獨立，即由法庭保障此性。凡此措施，隻能在西歐諸小國經始。中國之地方政府，始終未由私人結會之形式構成；而繫由中央政府規劃；其行政精神又偏重於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間差異之處，無待詳述。
明代統治中國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紀至17世紀，此為西歐諸國近代國家社會形成及資本主義發展之際。中國政府則在此時期鞏固其中央集權。因中央集權之結果，政府之經濟政策，不能以經濟高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而繫以經濟低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例如洪武之稅收政策，全以谷物為基干，各衙門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變法時，即收代役錢，在明初又全部改為現身服役。永樂雖派遣鄭和下西洋，但對民間海舶，則極力取締。1404年則令民間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以防止泛海。《明律例》亦定民間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處斬。凡此多端，其重點在保持全國經濟之平衡，以維持政治之統一。大凡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過大時，其政治必受影響。例如美國在19世紀即因其經濟發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戰爭。此在傳統中國社會，自當竭力防避。防制地區間經濟超度發展，以與低度及落後之經濟基礎看齊，為適應中國傳統政治之需要。此在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至為不利。此可以在中國實行者，因為中國經濟，在19世紀之前，為“非競爭性”者，未有如西歐諸國，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權，其經濟為“競爭性”者。亦即其國家或諸侯間經濟之差異，立即影響其武備之盛衰，而可能決定其存亡。中國傳統政權，以廣泛動員農村經濟為其實力之基礎。兵員為農民，軍費無大異於食糧，兩者均重量不重質。經濟雖落後，但全國情形均一，征發仍輕而易舉。反之，其工商業及經濟方面前進之部門，則恰為政府統治征發不及之處。中國歷史上，凡朝代以落後之農村經濟為骨干，其經濟基礎為&ldqu”者，通常能號召大量兵員，戰勝以&ldqu”經濟，甚至較前進經濟為基礎之政權。是以明代經濟政策，符合當日政治需要，在歷史上則為背道而馳。
中國金融經濟，在歷低限度有三次突然猛進。此即西周至兩漢，唐宋之間，及明清之際。但曾無一次其突出使中國經濟史改觀，有如近世西歐之資本主義。有時傑出之商人能以其私人財力影響權要，但此純繫私人非法活動，在歷史上未曾改變法制，既不能全部提高商人之社會地位，尤不能促使商業為超官僚歧視之獨立經濟部門。然今日仍有不少學者，過度誇張各時期比較高度之金融活動，如若干日本學者稱宋代“商業革命”，其社會影響有如歐洲“文藝復興”。若干中國學者則稱明末清初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此在中國經濟史上言，闡述其比較性則可，盛稱其為質量上之改變則不符合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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