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過三十五,在我的老師們看來,還是一個學歷史的“小年輕”,勉強算是進入了歷史學人的“黃銅時代”吧!我卻開始有兩個明顯的感覺,是特別喜歡回放和總結過去。近期讀過一部小說,裡面講到一個有趣的觀點,說遠古時期人的壽命都不長,三十歲大概就是老年了,老年自然愛回憶,這習慣刻進了人類的基因延續至今;第二個與此相關,在回放和總結完過去之後,特別喜歡追問“意義”兩個字,這意義是要從內心過得去的,而不是仰賴財富數量或者他人點頭的東西:每天忙忙碌碌,眼瞎背駝面容老,做的事到底值不值?
既然談到意義,就和每天做的事情脫不開干繫了。我們這個學科的人,做的多的事情就是跟文獻打交道,在故紙堆中掙扎,對史料經過一番淘瀝和加工,後用論文的方式將所思所想展現出來,短則數千字,長則兩三萬;如果興之所至、講得痛快了,四五萬字也未必剎得住。尷尬的是,我們花費數年功夫來生產,敝帚自珍、引以為寶的論文未必都能被業內接受(學術期刊);即便能順利發表,閱讀量也通常不會超過兩位數,且數年之後,大概率就不再見光了(為了應付定期考核的急就章就更堪憂了)。
當然,我們可以用“曲高和寡”的道理來安慰自己,或者用“藏之名山,以待後世”的大志向來自期(欺),記得在十多年前我這話還沒說完,導師就斬釘截鐵地正告我:“你寫的東西今人都不愛看,後人還會看嗎?”他說的果然沒錯,十多年前調置震動、放在一邊待機七天的“老頭機”諾基亞,早已被須臾不可離身的智能手機所取代,大學生用來讀書的時間,也早已被兩微知豆和B站徹底吞噬,當初想翻而沒有翻開的書,今天就更不可能去翻了。以此類推,今天讓人無法卒讀的書,豈能指望後人來讀?就算人家有心,也未必有力,畢竟太多的“今典”(就是大學生所說的“梗”)都是與當下息息相關。時過境遷,別人自有屬於自己的時代,未必能懂,也未必想懂了。
當然,論文的價值並不能等同於眼下的下載量和閱讀量,這就如同學問高低不能化為買書多少一樣,但如果關於人和社會的學問,能拿出來與更多人一同分享,不是一件更好的事嗎?記得當年在學位論文開題會上,我侃侃而談,但又自覺不得要領,對面的幾位老師貌似聽得木然,如果不是礙於面子,我猜他們都有出去散心的衝動。下場之後,導師召集我們幾個學生直截了當地問:“剛剛他講的你們聽懂了嗎?”大家表情尷尬,不知做何回應,他卻直說他沒聽懂,然後用自己的語言替我講了五分鐘。這一次,我坐在聽眾的位置上,覺得他講的不但凸顯了我題目的意義,也講明了研究的特點,還能讓人滿懷期待。這個面紅耳赤的經歷讓我明白:對方沒聽懂,很可能是說話人沒想明白,而不是表達高明;第二,在進行學術的表達之前,先對著自己講兩遍,站在聽眾的角度,假設隻是一個略知題目大概的人,問問自己能不能聽懂。後來在師範大學當了老師,我就更注意這一點。事實證明,越是想著聽眾,越是講究表達,學生的參與和反應就會越熱烈;反之,相同的內容隻會讓他們昏昏欲睡。
這本小書就是一個嘗試,希望自己的思考不僅是一批程式完整、論述冗長、更多是照顧自己發揮的學術論文(它們放在期刊網上供人下載,偶爾被人征引,就足以讓自己鼓舞萬分),而是一些可以呈現給更多人讀的短文章。其中的內容跨度約為百年,包括清末民初的制度、人物與世運,來源大致可分為三類:類文章的底本是發表過的長篇論文,一方面可以說這些論文材料齊全、論述完整,另一方面未嘗不是“面目可憎”:個別對該問題有興趣的同行或許會下載征引,更多人則不會有閱讀的途徑或興趣。不過,其中或有新材料、或有新發現,可能會對普通讀者有所啟發,我不忍看著它們湮沒不聞,就試著略去冗長的論證,用課堂上平實的口吻將它們講述出來,期待更多的人閱讀(因為在師範大學的原因,我尤其希望這些內容能對中小學歷史教師有所幫助)。第二類是以前在《文彙學人》《上海書評》等媒介發表過的通俗文字,感謝兩處朋友們策劃與我研究內容相近的主題,並鼓勵我將它們寫出來。還有一類是教學研究之餘的雜感,是受到學生問題的啟發,在試著回答的過程中進行的一些發掘。
讓更多人看懂甚至愛看,絕不意味著犧牲質量、拋棄深度去迎合市場。選入本書的文字希望把握住兩個原則:,能出一點“小新”,或有新材料,或有新想法;第二,通俗但又不失依據。除了個別文章之外,其他已發表的文章在收入時,都經過了大改。對於這種用簡潔和通俗語言呈現學術論文的形式,希望翻過我學術論文的讀者不要以“洗*”目之。
這本書取名“日暮乾清門”,是因為首篇所講的御門聽政是在乾清門外,書中提到的君主召見大臣(包括皇太後垂簾聽政)的乾清宮、養心殿,作為君主秘書機構和政務運轉中心的軍機處,都在乾清門半徑一百五十米之內。參加“早朝”——御門聽政的官員們所見證的,本應是日出東方的乾清門,隻是這個朝會在1860年之後便宣告終結,不再舉行。我們今天看到的1901年乾清門外小廣場的照片,隨處可見磚縫中一簇簇的荒草,地磚和臺階也久未打理,在暮色之下生出無窮的蒼涼,讓人感慨那個王朝遠去的盛世。
我們所處的時代,除去一些“年拋型”或者壽命更短的議題(或者叫“梗”),其實還有很多古今中西相通的問題要面對。本書中嘗試去講的國家事務的討論方式、在上者對信息的獲取、傳統財政的困局、專業化外交思考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被家事影響的國事、人事糾紛引發政治惡果……諸如此類,大概不僅僅是那個時代的東方的事情。
網絡時代真是個資訊層出不窮且良莠不齊的時代,我們見證了太多的“劇情反轉”,這更增強了我的一個信念:資訊不完整,則判斷無意義;判斷不依專業,則結論無價值。對於歷史研究而言,資訊就是史料;史料搜集與解讀不到位,好的想法或許就隻是一個想法。在寫作和修改本書期間,正值疫情持續燃燒,讓我這個“純文科生”深感無力,從頭到尾似乎都插不上手、幫不上忙,隻能加倍努力去做專業上的事。這本產生於疫情期間的小書,如能讓非專業的讀者增長見識我就很滿足,如果能促成大家的一些思考,就更是我的榮幸了。
感謝責編邵衝的督催,促成本書能及時完成。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劃了“論衡”繫列,讓我有機會去大膽嘗試通俗寫作,面對更多的讀者,接受更多的批評。在書價動輒砍半、批量購買學術書的時代,人們更認的是作者品牌,熱心地給未成名的年輕人(“論衡”繫列中的其他長輩和同輩學人的作品除外)出書,成本已經付出,風險和銷量卻是未知的,用傅斯年的說法,這是一個“不生利”或至少不那麼生利的事情。可是,理想的事情往往就是這些不生利的心思養成的。
李文傑庚子年初夏序於東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