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亮點：

1816，如何奇異？

——印尼坦博拉火山在1815年的爆發，導致了1816年的全球降溫，以及各地出現的氣候災難。1816年成為歷史上著名的無夏之年。

——1816年，中國詩人龔自珍和英國詩人雪萊，都正好25歲。龔自珍隨父親生活於上海，他這一年寫作的幾篇文字，涉及到天像和天氣，以及江南地區夏天的水災，並運用陰陽五行理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雪萊與情人瑪麗去瑞士旅遊，在日內瓦結識了拜倫，在異常寒冷的天氣裡，雪萊寫下了《勃朗峰》，瑪麗創作了《弗蘭肯斯坦》。   

——1816年，英國攝政王喬治在倫敦嫁女，在布萊頓宮追求奢華享樂，與自己的皇後爭奪民意；中國皇帝嘉慶勤於政務，即便是木蘭圍場打獵，也被闡釋為一種固國根本的策略。

——1816年，英國以攝政王名義派出的阿美士德使團到訪北京，卻沒有見到皇帝，還差點跟中國高官發生群毆。覲見失敗後，嘉慶皇帝處罰了幾個中國高官，阿美士德在回程中拜訪了中國“門外漢”拿破侖。這是英國政府繼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後一次與中國官方接觸，從此往後，中英之間再無此舉，直至1840年次鴉片戰爭爆發。

……

1816，這個奇異的無夏之年，相距甚遠的兩個國度，以及身份相同的兩組人物，回置於整個災難背景中，竟呈現出奇異的可比性。

編輯推薦：

在本書中，坦博拉火山爆發及其後續全球氣候效應，並不是作者關注的重點，而隻是一個背景。因為1816年的全球降溫，讓作者得以把中國和英國的知識分子並置在一起，把英國國王和中國皇帝並置在一起，讓他們產生一種互文效應。飄浮在平流層裡的氣溶膠，成了一面映照東西方社會和文化的鏡子，構成一幅相互關聯的圖景。在這個圖景中，無論是中國的龔自珍，還是英國的雪萊，無論是攝政王喬治，還是嘉慶皇帝，都被影響全球的氣候突變所籠罩，成為 1816 無夏之年時空中凝固的標本。他們的生命軌跡，他們的喜怒哀樂，都成了這個特殊年份中的文素，成了中國和英國 19 世紀初期歷史進程的個體話語標志物。

在這裡，個體是關鍵。

龔自珍生活在富裕的江南上層社會， 1816 年中國氣候突變所帶來的旱澇和民生之苦，父親治下的上海江蘇等地的災情，他也許有所耳聞，卻沒有在自己創作的文本裡直接呈現出來。嘉慶皇帝坐在紫禁城和圓明園裡，閱覽官僚們呈上來的奏折，也許能掌握這一年全中國的氣像災害概況，卻不可能真正體會到雲南草民的生存掙扎。同樣是貴族出身的雪萊，也許能從日內瓦湖畔的淒風苦雨中，見證氣候寒冷給人種帶來的退化，能從阿爾卑斯山上的冰雪裡，體會到自然的神奇力量，卻無法體驗瑞士農民喫不上面包和土豆的饑餓感。攝政王喬治也許聽說了東英吉利的饑民暴動，卻不能將自己在布萊頓宮裡感覺到的盛夏寒意，與愛爾蘭鄉村居民的瑟瑟發抖做身體上的關聯。

身為知識分子的龔自珍和雪萊，在他們的寫作中對氣像變化做出了間接和直接反應，但這隻是他們這一類人的一種反應而已。不管是將帝國南北的水災跟陰陽五行的失調聯繫在一起，還是把日內瓦的夏日冷雨當作法蘭西院士的自然哲學證據，他們的文本，隻表征了他們的生存體驗和他們的思想與情緒。同樣，嘉慶皇帝兢兢業業用朱筆批改奏章，給江蘇和安徽的農民免去這一年的稅賦，並不代表他真的體會到了受災人民依靠觀音土充饑的困苦，也不意味著他會削減在皇宮中為自己服務的廚師的人數；那位以享樂而聞名的攝政王喬治簽署的政府文件中，也許就有救濟饑民的內容，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他在布萊頓宮用116 道菜的晚餐來招待客人時，不會聯想到參加“面包還是鮮血”大遊行的英國民眾的空胃。

1816年，當平流層裡的坦博拉氣溶膠蔓延在地球上空，同時籠罩著東方和西方時，中國的龔自珍和英國的雪萊，並不知道他們各自的國家，在這個特定時空的官方接觸，將是一次歷史性的文化踫撞。而就是在如此的踫撞中，我們得以窺見兩個國家和兩種不同文化的巨大差異與各自興衰的根源。

序章  遙遠的爆發

章  坦博拉 

 塵封的厚度

 平流層裡的氣溶膠

 降溫

 1816：氣候亂,世界就亂

 西部神話和東部寒潮

 神奇的“遙聯”

第二章  龔自珍 天公何在

 在父親府上

 放浪的文人

 家門內外

 艱難的科考之旅

 天災

 嘉慶大饑荒

 氣像敘事

 漫長的前儀器時代

 天災與人禍的關聯邏輯

 應對天氣,有無解決方案?

 文藝江湖

 女人

 狂徒

 九州與世界

第三章  雪萊 寒冷的隱喻

 英國情人

 交遊日內瓦

 抱團取暖

 蒸汽文化時代

 “老下雨,很潮濕”

 火山爆發的文學回響

 《勃朗峰》

 冰冷的自然哲學

 不可抗力

 被啟蒙的浪漫分子

 冷雨之夜與惡之花

 他喜歡水,卻不會遊泳

第四章  雙城記 從倫敦到北京

 喬治 享樂王子

 始終缺席的王後

 君主立憲制 懶政

 哥特中國風

 遙遠的生意

 嘉慶 有夷自遠方來

 奇異的旅程

 叩還是不叩?這是個問題

 魔幻現實主義戲劇

第五章  天朝之門 

 “國威”

 木蘭秋狝

 虎槍與鳥槍

 衰世之兆

 “爛攤子”和“好主子”

 一個門外漢

 沉睡的帝國

終章  值得記憶的年份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序章  遙遠的爆發

2018 年11月，因為要去印度尼西亞的卡加馬達大學（Gadjah Mada University）訪問，我在網上搜尋有關日惹市（Yogyakarta）的相關信息，卻一頭撞上了火山。

印度尼西亞是萬島之國，也是著名的火山之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一萬七千多個大大小小的島嶼上，127 座火山是顯眼的存在。在日惹附近二十多公裡的地方，就有一座活火山，被介紹為該市著名旅遊景點。然而，終吸引了我眼球的，卻是另外一座火山。與這座火山相關聯的，是一個叫“無夏之年”（the year without summer）的全球事件。

所謂“無夏之年”，是指 1816 年。

1816 年，亞洲、歐洲和北美經歷了一個奇怪的夏天。低溫、冷雨、洪澇和干旱襲擊了北半球，在許多地方引發農業歉收和饑荒，導致社會動蕩，暴亂發生。而這個無夏之年的起因，現在被科學家們一致認定，與印尼的一座火山有關繫。因為在一年前，也就是 1815 年，爪哇島東邊的坦博拉火山（Gunung Tambora）劇烈爆發。

桑巴萬島（Sumbawa）上的這座火山，在 1815 年 4 月 5 日突然蘇醒，一千多公裡之外的人，都聽到了噴發的轟隆聲。4 月 10日的爆發更猛烈，將震耳聲波傳到兩千多公裡以外。根據估算，在連續幾天的爆發中，有幾百立方千米的火山物質被拋出，數百萬噸火山灰衝向天空，遮天蔽日。因此，桑巴萬島的居民，把這災難性的一刻叫作“塵雨之時”（zaman hujan au）。五千多萬噸細微火山物質和二氧化硫氣體，被炸到距地球表面四十多公裡的高空。肉眼無法看見的灰燼顆粒，在一年內擴張蔓延，停留在距地球表面十至二十公裡的大氣中，形成一張氣溶膠膜，將太陽能量反射回了宇宙。

然後就導致了全球降溫。

1816 年 6 月，美國東部本應是和風暖陽的夏天。新罕布什爾州新上任的州長普盧默，在康科德一家教堂舉行就職典禮。一位在場觀眾回憶，州長演說時，教堂外寒風呼嘯，還飄起了雪花，“我們凍得牙齒直哆嗦，手腳都麻木了”。到了晚上，這位觀眾回到酒店，“圍著熊熊燃燒的大火，身子還在發抖，同時抱怨屋子太冷”。低溫襲擊了從緬因到佛蒙特，從紐約到弗吉尼亞的大片區域，終迫使許多破產農戶向西遷徙，深入曾經不屬於美國版圖的大西部。

1816 年夏天，“連續八周”的雨水和低溫，讓愛爾蘭的土豆、麥子和燕麥普遍歉收，“玉米地裡的景像很是淒慘，許多地方的玉米地呈現一片黑色”。從 2 月到 10 月，都柏林的平均氣溫，比正常值低了 16.8 攝氏度。這一年夏天，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到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莊園做客，兩人卻被寒冷潮濕的惡劣天氣“囚禁”在室內。雖然他們在人口問題和經濟問題上見解不同，卻都一致認為，如果眼前的惡劣天氣繼續下去，英國將面臨糧食短缺的社會危機。

1816 年，飄浮在大氣中的坦博拉火山灰導致印度洋季風發生繫統性紊亂，恆河三角洲干旱和洪澇交替出現。到了 1817 年，反常氣候引發霍亂菌株基因突變，並開始在這個英國殖民地肆虐。兇猛的傳染病讓上百萬當地居民死去，更借助殖民者、遷徙者和生意人的身體，從印度次大陸向東進入印尼、菲律賓，向北進入中國和日本，向西穿越阿拉伯世界並終抵達俄羅斯、法國、英國，再跨越大西洋進入美洲。從 1817 年開始，直到 1850 年代，19 世紀的這場規模的傳染病暴發，在全球奪去上千萬人性命。

……

國外學者撰寫了大量文獻，重建坦博拉火山爆發對全球氣候的擾亂歷史，以及對世界各地的衝擊。這些研究，還連帶分析了這場災難給西歐帶來的社會動亂和變革，比如：城市中的饑民暴亂，導致了社會治理改革；霍亂暴發，催生了現代公共衛生和醫療救助體制的誕生；燕麥歉收，馬匹大量餓死，激發了一個德國貴族發明自行車的雛形……

有些研究者，還考察了氣候突變給歐洲文學藝術帶來的影響。

1816 年，英國詩人雪萊（Percy Shelley）和作家瑪麗（Mary Shelley）在瑞士日內瓦湖畔與拜倫（George Byron）會合，但他們過得並不愜意，因為那個夏天“天氣很冷，老下雨”。按照雪萊和瑪麗的說法，很多時候，他們隻能待在拜倫的別墅裡，烤著火，用聊天打發時間。拜倫提議，他們用寫鬼故事的辦法來消遣，由此，誕生了號稱史上部科幻小說的《弗蘭肯斯坦》。

籠罩在寒冷之中的阿爾卑斯山脈，更成就了雪萊的著名詩篇《勃朗峰》。

1816 年，平流層中的火山灰使得倫敦和英格蘭的黃昏天空，出現“五顏六色”的暮光。在落日附近，哪怕晴朗無雲的天穹，也散發出極為罕見的深紅和橘黃。這種奇異天像，導致英國畫家透納（J. M. W. Turner）和康斯太布爾（John Constable），在自己創作的風景畫中使用出乎常規的紅色和黃色。一幫歐洲科學家在前些年做了一項研究，他們通過數字手段，分析四個世紀裡歐洲風景繪畫中的紅色使用情況，結果發現，1816 年之後的一段時期內，紅色使用量多。

一位美國學者近年發表的著作，書名就叫《坦博拉：改變世界的火山爆發》（Tambora:The Erup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在不斷搜索信息的過程中，我開始注意到中國。

1816 年，是清帝國的嘉慶二十一年。承接所謂康乾盛世的餘暉，嘉慶皇帝執政的時代，被許多歷史研究者認定為清朝衰敗的開始。紫禁城裡的皇帝和雲南農舍裡的佃農，根本不知道有一座叫坦博拉的火山在印尼爆發，盡管中國傳統話語裡，早就有關於“爪哇國”的傳說。

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從 1815 年開始，被坦博拉噴發拋入大氣層的火山灰，讓之後十年內整個亞洲的平均氣溫低了1.2 攝氏度，也讓中國經歷了一個天氣異常的過程。1815 年秋天，河北出現嚴重霜凍。1816 年開年，海南、廣西、廣東、臺灣都出現了罕見的降雪，廣西的積雪達到 70 釐米厚，而臺灣也記錄到厚達 3 釐米的結冰。江西的一些地方積雪厚達數尺，整個鼕天都沒有融化。

隨著 1816 年夏天的到來，受季風氣候影響的中國許多地方，遭遇異乎尋常的霜凍、低溫、洪澇和干旱。雲南的持續低溫和大風冷雨，導致基礎糧食作物水稻和荞麥大面積損毀，暴發了所謂的“嘉慶大饑荒”，餓殍遍野。“觀音土”——一種含鎂、鋁、硅、鋅等礦物質的黏性泥土——成為絕望人群的飽腹之物。

有研究者指出，隨著 1816 年雲南農村經濟的徹底破產，一種新的種植物開始取代水稻、玉米和荞麥，出現在那裡的山坡上和溝壑間。因為易於生長，更因為提取的煙土能賣出好價錢，罌粟成了雲南農戶生產自救的不二選擇。很快，鴉片種植蔓延到這個西南邊省各地，野火燎原一般擠占了農田。按照這些研究者的說法，鴉片在西南地區的大面積種植，嘉慶大饑荒無疑是其導火索。四十多年後，等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硝煙散盡，罌粟成了神州農村的一大經濟支柱，將人民拋入更深的幻覺和麻木的深淵，將清皇朝進一步推向衰頹的結局。

從某種意義上講，遙遠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發，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看到如此結論，我的確有些震驚了。

國外的地質學、火山學、氣候學和環境學研究，通過各種手段，已經證實坦博拉爆發對 1816 年的全球氣候造成巨大衝擊。國內的氣像科學研究者，也通過歷史記載、計算機模擬、氣像模型演繹，推導出這一年中國各地所受影響，補上了曾經缺席的全球氣候歷史拼圖重要一塊。也就是說，至少從自然科學層面，我們已經能確認，這場火山大爆發，造成了顯著的全球氣候異常。

但是，坦博拉爆發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雖然也有大量文獻描述和分析，卻多少有些見仁見智的含混，尤其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到中國時。對於中國來說，盡管有天人合一的久遠思想傳統，但要把 1816 年的“天災”，跟其後發生的“人禍”緊密關聯起來，將清帝國的國運轉衰，鏈接到“爪哇國”一座火山的噴發，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 19 世紀前 20 年的歐洲和北美，繫統的氣像觀察和氣溫記錄纔誕生不久。盡管如此，粗鄙的技術工具和觀察者日志，媒體的報道——其中還伴隨宗教的預言與迷信的末日恐慌，至少可以幫助人們大致重建西方的“無夏之年”。而在那時的中國，氣候變化更多被解釋為天體運轉和神秘力量的結果。朝廷的天像觀察，雖然也借助皇家天文臺的西式天像儀，但關於天災的結論推導卻帶有玄學意味，而不是出於日常觀察和記錄分析。

中國科學家對 1816 年氣候異常的討論，除了借鋻國外的科學假設和調查成果，直接的證據，隻能從那個時代的歷史書寫甚至詩歌詠嘆中攫取。這些歷史敘事，基本上沒有借助任何技術手段如溫度計、氣壓計、濕度計等，屬於純粹感官體驗。因此，要確鑿重建這一年中國的氣候異常與坦博拉火山爆發之間的關聯，重建由此導致的社會災難或社會變化，成了一個充滿挑戰的任務。

我是不可能迎接這個挑戰的。

話雖這樣說，經過半年多的查詢、沉澱，閱讀、放棄，我發現自己依然無法擺脫坦博拉爆發的蘑菇雲陰影。1816 年，包括那個寒冷的或者“消失了的”夏天，就像久久盤旋於平流層的火山氣溶膠一般，固執地籠罩著我的意識環境和想像世界。

然後我纔突然明白，這場驚天動地的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氣候異常，其實是為我打開了一扇特殊的窗口，讓我能從一個奇妙的角度，來觀看那個特定的歷史時刻，來理解那時的西方和那時的中國。

一直以來，我對國內學界一些庸俗比較研究都不甚感冒。在大多數時候，那些比較文學、比較詩學、比較藝術學和比較文化批評，不過是將中國和西方的各種現像胡攪蠻纏地拉到一起，沒有基本的歷史邏輯和話語邏輯。而在 1816 年，西方與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現像，卻因為一場火山爆發有了奇異的可比性。

桑巴萬島上的那場天災，除了奪取當地大約十萬居民的性命，將兩個王國徹底摧毀，給地球表面留下一個大坑外，也給東方和西方的居民帶來無處躲避的氣候衝擊。無夏之年的氣候事件，讓地球人在時間和空間裡罕見的同步，成了同一個災難的共同受害者和共同目擊者。

如果把 1816 年看作一個時間延綿的橫切剖面，它呈現出來的諸多景像，都有一個透視滅點：地球的、氣候的、東方的、西方的、社會的、文化的、歷史敘事的、植物的、動物的、集體的、個人的……所有這一切，都終聚焦於坦博拉火山在 1815 年 4 月開始噴發的那一刻。火山物質在大氣層裡形成的氣溶膠膜，向太空反射太陽能量的同時，也變成一面把整個地球都籠罩進去的鏡子，映照出不論中國還是歐美的社會和歷史，映照出所有人的影子。

找到這個焦點，我的寫作也就找到了基本框架。

坦博拉火山爆發，以及後來影響全球的天氣異常，將成為這本書的總體背景。我將跟隨氣候災害留下的歷史印跡，去尋找幾例文化個案。那些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得出的證據和結論，將成為這些文化個案的事實背景，而不是敘述和討論的內容。的確，1816 年的火山鼕天（volcano winter），讓中國和西方有了某種可比性，我卻不想陷入精確對位的所謂比較研究套路，比如找一個德國畫家來跟中國畫家比較，或者把一個中國詩人的作品跟一個法國詩人的作品交叉。

我真正想探討的，是 1816 年的中國，是它那時的文化語境。我想知道，產生於那一年的部分中國敘事，如何在全球氣候災難的背景之上呈現？制造這些話語的人，如何想像和描述他們的世界？我們能從這些敘事裡，確認坦博拉爆發對中國歷史進程的衝擊嗎？在此基礎上，我還想知道，今天的我們面對這些文本時，會有什麼樣的感受，會引導出什麼樣的闡釋。

按照一些歷史學家的描述，1800 年代的中國，無論是人口數量或經濟總量，都還站在世界前列。所以在 1793 年，乾隆皇帝纔會傲慢地對英國位來華使節馬嘎爾尼勛爵（George

Macartney）宣布，我天朝啥都不缺，不用跟貴國通商。1799 年，嘉慶皇帝在世紀之交接過父親的江山，按說是繼承了一個盛世。然而，根據另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在愛新覺羅·永琰登基之時，這個東方帝國已開始走下坡路。光鮮精美的錦緞黃袍，包裹的其實是一個衰態畢露的統治肌體。

到了 1816 年，坦博拉火山爆發的氣候效應開始影響亞洲，波及中國。清朝皇權治下的個別文人，對當時的天災人禍做出了間接反應。但是，生活在 19 世紀初期的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不會像今天的我們一樣，知道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他們更不可能像我們一樣，知道坦博拉火山在那個叫“咬溜吧”的蠻夷之地東邊。他們留下的文本，也許涉及火山爆發帶來的惡劣氣候和可怖災難，但他們卻根本沒有任何可能，將這一現像跟遙遠的異邦聯繫起來。

對於 19 世紀初期的英國人來說，情況也差不多。不過，相對於 1816 年的中國同輩，他們有更開闊的眼界，更清楚世界的總體模樣。

經過了地理大發現，經過了 18 世紀的理性啟蒙和工業革命，英國的知識界已經站在那時全球知識體繫的高位。當中國的知識分子還在苦練八股文，糾結該用什麼樣的字體在科舉考場上答卷時，英格蘭或蘇格蘭的文人們，卻不用面對皇帝頒布的殿試考題抓耳撓腮。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寫作題目和樣式，並把作品拿去發表，更關心自己發表的文字能否賺得上流社會的名聲和書刊市場的金錢。即便如此，他們在那時也無法理解，自己所遭遇的天氣，跟遙遠的坦博拉火山爆發有關。

這就正好說明，以坦博拉火山爆發和氣候變化為焦點，來審視 1816 年的中國和英國知識界，是一個多麼有意思的角度。

在今天發達的資訊平臺上，坐擁有關那場爆炸和氣候劇變的海量信息，我們仿佛變成了無所不知的上帝，俯瞰無夏之年裡的芸芸眾生。我們不僅能看見他們看不見的空間，也能掌握他們無法控制的時間。我們能透過各種文本，快進和慢放他們的生命歷程，並且已經知道，他們奮鬥和掙扎的終結局。人們常說，歷史沒有如果。但實際上，每一個面對歷史的人，不論是書寫者還是閱讀者，愛做的假設就是，如果當時……

如果當時的中國皇帝知道，英國已經成為全球貿易和殖民強國；如果中國文人知道，他們認定的所謂天下，隻是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傳說中的“爪哇國”，已經是英國人跟荷蘭人的殖民地；如果歐洲的知識界知道，1816 年寒冷夏天的起因是坦博拉火山爆發，愛爾蘭的饑荒起因是全球氣候的突變……然而，他們不可能知道。再聰明的大腦，再瘋狂的想像力，也無法讓他們超越自己的時空，在這一點上與當下的我們達成共識。其實，這也正是歷史書寫和批判的樂趣所在：作為書寫者，雖然後知後覺，卻總是比歷史裡的當事人擁有更廣泛的認知，擁有更全面的視野。

在重建歷史人物的生命軌跡和存在語境的同時，高高在上的我們，仿佛獲得了一種擺脫實際功利的審美距離。

兩百多年過去，科學家們通過封凍冰層中的火山物質，通過樹干異常的年輪，通過散布各地的氣像記錄和文學敘事，重建了坦博拉火山爆發對地球氣候的影響模型和效應過程。在此基礎上，社會科學研究者和人文學者，也重建了這場巨大地質活動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的衝擊圖景。耗費如此腦力和體力，去追溯兩個世紀前的地質和大氣事件，去追溯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體驗與掙扎，當然不是為了獲得事不關己的審美享受。

2018 年 11 月，我終沒有去日惹郊區的默拉皮火山（Gunung Merapi）觀光。

這座號稱地球上活躍的火山，曾經在 1006 年、1786 年、1822 年、1872 年、1930 年猛烈噴發，近的幾次噴發分別是在1994 年、2001 年、2006 年、2010 年。在我訪問日惹前的 6 月 1 日，這座火山都還短暫蘇醒過，噴出的火山灰和蒸汽柱體高達 6 千米。在我離開後的 2019 年 2 月，它又再次醒來。

甚至，就在我寫作這本書的過程當中，2020 年 3 月 3 日和 27日、6 月 21 日，它都又發生了多次小規模噴發。

默拉皮在 11 世紀初的那次噴發異常劇烈，摧毀了東爪哇的兩個王國。岩漿、浮石和火山灰，將日惹附近一座規模巨大的佛教浮屠掩埋，讓另一座恢宏精美的印度教廟宇成為廢墟。據說，在此之後，伊斯蘭教逐漸成為爪哇的強勢宗教，曾經輝煌一時的佛教和印度教建築群，成了供人回憶的遺跡，成了今天的旅遊景點。

生活在默拉皮附近的日惹居民，跟我們一樣正常生活，喫飯睡覺，上班休閑，戀愛結婚。盡管已經有相對完備的預警繫統，他們其實並不能預測，這座火山將在什麼時候再次劇烈噴發，再次以震耳的爆炸、猩紅熾熱的熔岩和遮天蔽日的火山灰，把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推向災難邊緣，就像 1815 年的坦博拉一樣。

誰知道呢？

我們以為自己生活在盛世，卻不一定知道這盛世景像，已經被大大小小的地震撕出了裂紋。這些地震，其實就是火山即將噴發的前兆。寧靜的陡峭山坡上，植物和動物生命繁盛，火山口內，雖然偶有熱氣蒸騰，卻一片安詳。然而在這表面的平和之下，壓力在火山腔體裡不斷聚集，無法得到釋放，熔岩蠢蠢欲動。

直到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