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亮點:
1816,如何奇異?
——印尼坦博拉火山在1815年的爆發,導致了1816年的全球降溫,以及各地出現的氣候災難。1816年成為歷史上著名的無夏之年。
——1816年,中國詩人龔自珍和英國詩人雪萊,都正好25歲。龔自珍隨父親生活於上海,他這一年寫作的幾篇文字,涉及到天像和天氣,以及江南地區夏天的水災,並運用陰陽五行理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雪萊與情人瑪麗去瑞士旅遊,在日內瓦結識了拜倫,在異常寒冷的天氣裡,雪萊寫下了《勃朗峰》,瑪麗創作了《弗蘭肯斯坦》。
——1816年,英國攝政王喬治在倫敦嫁女,在布萊頓宮追求奢華享樂,與自己的皇後爭奪民意;中國皇帝嘉慶勤於政務,即便是木蘭圍場打獵,也被闡釋為一種固國根本的策略。
——1816年,英國以攝政王名義派出的阿美士德使團到訪北京,卻沒有見到皇帝,還差點跟中國高官發生群毆。覲見失敗後,嘉慶皇帝處罰了幾個中國高官,阿美士德在回程中拜訪了中國“門外漢”拿破侖。這是英國政府繼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後一次與中國官方接觸,從此往後,中英之間再無此舉,直至1840年次鴉片戰爭爆發。
……
1816,這個奇異的無夏之年,相距甚遠的兩個國度,以及身份相同的兩組人物,回置於整個災難背景中,竟呈現出奇異的可比性。
編輯推薦:
在本書中,坦博拉火山爆發及其後續全球氣候效應,並不是作者關注的重點,而隻是一個背景。因為1816年的全球降溫,讓作者得以把中國和英國的知識分子並置在一起,把英國國王和中國皇帝並置在一起,讓他們產生一種互文效應。飄浮在平流層裡的氣溶膠,成了一面映照東西方社會和文化的鏡子,構成一幅相互關聯的圖景。在這個圖景中,無論是中國的龔自珍,還是英國的雪萊,無論是攝政王喬治,還是嘉慶皇帝,都被影響全球的氣候突變所籠罩,成為 1816 無夏之年時空中凝固的標本。他們的生命軌跡,他們的喜怒哀樂,都成了這個特殊年份中的文素,成了中國和英國 19 世紀初期歷史進程的個體話語標志物。
在這裡,個體是關鍵。
龔自珍生活在富裕的江南上層社會, 1816 年中國氣候突變所帶來的旱澇和民生之苦,父親治下的上海江蘇等地的災情,他也許有所耳聞,卻沒有在自己創作的文本裡直接呈現出來。嘉慶皇帝坐在紫禁城和圓明園裡,閱覽官僚們呈上來的奏折,也許能掌握這一年全中國的氣像災害概況,卻不可能真正體會到雲南草民的生存掙扎。同樣是貴族出身的雪萊,也許能從日內瓦湖畔的淒風苦雨中,見證氣候寒冷給人種帶來的退化,能從阿爾卑斯山上的冰雪裡,體會到自然的神奇力量,卻無法體驗瑞士農民喫不上面包和土豆的饑餓感。攝政王喬治也許聽說了東英吉利的饑民暴動,卻不能將自己在布萊頓宮裡感覺到的盛夏寒意,與愛爾蘭鄉村居民的瑟瑟發抖做身體上的關聯。
身為知識分子的龔自珍和雪萊,在他們的寫作中對氣像變化做出了間接和直接反應,但這隻是他們這一類人的一種反應而已。不管是將帝國南北的水災跟陰陽五行的失調聯繫在一起,還是把日內瓦的夏日冷雨當作法蘭西院士的自然哲學證據,他們的文本,隻表征了他們的生存體驗和他們的思想與情緒。同樣,嘉慶皇帝兢兢業業用朱筆批改奏章,給江蘇和安徽的農民免去這一年的稅賦,並不代表他真的體會到了受災人民依靠觀音土充饑的困苦,也不意味著他會削減在皇宮中為自己服務的廚師的人數;那位以享樂而聞名的攝政王喬治簽署的政府文件中,也許就有救濟饑民的內容,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他在布萊頓宮用116 道菜的晚餐來招待客人時,不會聯想到參加“面包還是鮮血”大遊行的英國民眾的空胃。
1816年,當平流層裡的坦博拉氣溶膠蔓延在地球上空,同時籠罩著東方和西方時,中國的龔自珍和英國的雪萊,並不知道他們各自的國家,在這個特定時空的官方接觸,將是一次歷史性的文化踫撞。而就是在如此的踫撞中,我們得以窺見兩個國家和兩種不同文化的巨大差異與各自興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