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遺產的考古與歷史探索》付梓之際，作者吳春明教授囑我作序。春明是中國考古學界從事水下考古、海洋文化遺產、海洋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學者，此前他曾有多部學術專著出版，在學術界影響廣泛，本書是作者近期推出的又一部力作。

   
人類的海洋活動離不開舟船，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吳春明教授把舟船起源與航海技術作為本書的切入點，而舟船起源與航海技術研究又涉及諸多學術領域。因此，這一研究要求學者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深厚的學術積累。春明為考古學科班出身，他長期學習與工作的廈門大學是我國海洋文化研究的重地，他在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之下，二十多年來一直從事著與海洋文化相關的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而且他的研究領域在不斷擴展，其“擴展”涵蓋了兩個層面的學術內涵：一是學術研究空間的“擴展”：他首先對中國東南地區、華南地區史前與先秦時代考古學文化進行了廣泛研究，繼之從陸地走向沿海，成為中國水下考古的早參與者，從渤海灣綏中三道崗到東南海濱的連江定海、東山鼕古等水下考古現場均留下了他科學實踐的身影。爾後他又把自己的研究領域從中國沿海延伸至海洋。二是學術研究內涵的“擴展”：舟船起源與航海技術研究涉及考古學、歷史學、海洋學、地理學、氣像學、天文學、物理學、航海學等諸多學科，從本書可以看出，吳春明教授較好地運用多學科結合方法，從而開闢了中國考古學學者在舟船起源與航海技術領域研究的先河。

   
沉船是水下考古的研究的重要物化載體，沉船又是舟船起源與發展研究的極為重要考古資料，同時沉船又為探索海洋貿易與文化交流路線提供了科學支撐。春明多年的沉船水下考古經歷，使之積累了豐富的相關考古學資料，以及對水下考古資料的深刻理解，在此基礎之上，他對沉船的貨物遺存給以極大重視。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作者對海洋文化本質有著精闢獨到的見解，正如本書所說的那樣：“海洋經濟是人類海洋文化發展的根本宗旨與核心內容，從史前時代到近現代歷史，人類的海洋經濟活動源遠流長，從史前人類認識海洋、利用海洋的原始海洋經濟探索，到歷史時代的腹地經濟、港市集散、海洋交通到海外市場構成的海洋經濟貿易體繫形成，經濟史是海洋文化史的核心篇章。沉船船貨遺存的時空分析、源流研究，是考古學探索古代海洋經濟貿易軌跡的根本途徑。歷代的航路格局與變遷既是航海技術史的體現，同時也是古代海洋經濟活動的實踐結果。”現在我們所說的“一路”——“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等稱謂，就再清楚不過的說明了人類經濟活動是海洋文化的本質。

   
但是本書的關鍵不在於揭示上述人類經濟活動歷史過程與現像，更為重要的是作者提出的以人類經濟活動為基礎的海洋文化所派生的“文化”對歷史的深刻影響。這樣提出的問題，不是“主副顛倒”，而是人類歷史研究中的“由表及裡”。長期以來水下考古僅僅停留於科學的“描述”階段，這一方面是學科發展階段性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考古學研究中存在的“重物輕人”、“見物不見人”現像。比如，對於“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水下考古研究中，學者重視對“陶瓷”、“沉船”等貿易貨物與運載工具的研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對於因“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而導致的對人類文化自身變化的深層次歷史問題，似乎探討不夠，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這種看似“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的“副產品”，恰恰是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可想像，沒有“海洋文化”，今天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海洋文化”之於中華民族歷史發展同樣具有十分重要歷史意義。正是基於此，春明多年來以考古學（包括水下考古）、歷史學與民族學的綜合研究為基礎，探索、挖掘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海洋文化因素，對包括歷史上舶來的建築、墓葬、宗教、藝術、技術、器具、物產等海外文化對豐富與發展中華文化內涵的貢獻，考察土著（夷越）生成、漢人傳承、諸蕃融合、歐風東漸、海外遷徙的中華海洋族群的歷史發展脈絡，這些應該是吳春明教授對海洋文化研究的重要貢獻。

   
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地處東亞，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發達的以農業為主的生業繫統，但是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海洋與陸地同樣被視為國家的整體，作為古代國家縮影的秦漢至明清王朝的都城及其宮城之中“太液池”、“四海池”配置，充分反映古代政治家把它們作為國家空間有機組成部分的政治理念。考古發現證實，早在先秦時代，從東亞經過南亞至西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存在。《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南海航線遠可達印度南部東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中國境內的漢代番禺、徐聞、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為重要。談到海洋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人們就會想到明成祖朱棣於永樂三年派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其實早在鄭和下西洋之前620年，唐代航海家、外交官楊良瑤就以“聘國使”身份攜帶判官和國信、詔書，率外交使團（陝西省咸陽市涇陽縣雲陽鎮小戶楊村的“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碑文），乘風破浪從中國東南沿海、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後抵達遠東伊拉克，完成了其海上絲綢之路的外交之行。時代，中國的航海與造船技術已居於世界先進水平。隻是歷史發展到西方工業革命與殖民時代、中國古代社會的末期，海洋成為西方列強炮艦入侵中國的“大道”。“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盛世之路”，當今“一帶一路”的提出，是新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中國需要走向世界、世界更希望走進中國的時代要求。本書從歷史上闡述的海洋文化之於中華民族發展的必要性與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必將進一步加深我們對“一帶一路”重大意義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