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楊天石
江南水鄉周莊有一條“南社旅線”,西起小巧玲瓏的石拱紅橋,穿行於白牆黑瓦、石板鋪路的小道中,南經清末的東江國民學校舊址,登上貞豐橋畔的德記酒樓——
迷樓。這座臨水的二層小樓,當初之所以稱為“迷”,是因為景色好、酒好、菜肴好,還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似乎說不大清楚了。上世紀20年代,陳去病、柳亞子等南社詩人常在此宴集,迷樓附近,有南社發起人陳去病故居,有因陳逸飛的油畫而名聞世界的雙橋,有民國報人葉楚傖的故居,有青年詩人王大覺的“風雨閉門齋”。1916年,當袁世凱稱帝時,這位詩人憤而起草討袁檄文:“一千一百八十字,字字蒼生痛哭聲”。現在帝制已遙,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主義卻如影隨形,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難以根除的痼疾。思念及此,不免感慨。
我每次到周莊,都喜歡站在迷樓附近的街道上,看兩側店招飄飄,聽彈詞聲聲,遙想當年陳去病、柳亞子等南社人在此臨風把酒,揮毫吟詩的情景。2011年,曾有小詩《題周莊迷樓,憶南社諸子》:
迷樓往昔憶顛狂,
痛飲長宵待曙光。
蒿目時艱多慷慨,
悲歌代哭寫華章。
一首小詩,寫不了更多內容,倘能傳達當年陳去病、柳亞子等人的心神於萬一,則幸甚。
今年9月,炎氣初消,微雨蒙蒙,我再次來到周莊,走在黑瓦白牆、石板鋪路的小道上,陪我遊覽的一位年輕女孩子知道我研究南社,突然問我:“老師:今天我們可以從南社詩人身上繼承什麼?”
“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呀!”我不假思索地脫口回答。
南社醞釀於1907年,成立於1909年。那時,中國外有列強侵凌,內有專制高壓,國勢危殆,人民淪入“兩重奴隸苦復苦”的悲慘境地。在這樣的時刻,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一批文人響應孫中山“振興中華”的號召,集會於蘇州虎丘,毅然成立文學團體南社,以文字鼓吹革命,投入以推翻清朝皇權專制主義為目標的民族、民主革命。終於,民國肇建,共和創立,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沒有皇帝的新世紀。然而,曾不旋踵,袁世凱竊國,復闢帝制,南社文人再次響應孫中山號召,投入保衛民主、保衛共和的鬥爭,以詩文鞭撻帝制,諷刺倒退、復闢丑劇,再一次表現出愛國和民主精神。
愛國、民主,這是近代中國人的普遍要求,堪稱時代的主旋律。南社在文化上主張“召喚國魂”。高旭在《南社啟》中的句話就是“國有魂,則國存”。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西方打敗,歐風美雨東來,中國人為強盛、繁榮的西方文明所吸引,一時間,盧騷、華盛頓成為偶像,學習西方成為熱潮。與之相並立,主張保存民族文化精華的國粹主義思潮興起。南社的召喚“國魂”,大體上與國粹主義思潮同調。何謂“國魂”,用今天的語言來說,也許可以稱之為“民族精神”。召喚“國魂”,發揚民族精神,保存民族文化的精粹,同樣體現了南社作家們的愛國主義思想。
南社成立後,山鳴谷應,越社、廣南社、淮南社、遼社、南社粵支部相繼成立。至全盛時期,全國入社者達一千一百八十餘人。革命家黃興、宋教仁、陳其美,名報人於右任、邵力子、林白水、戴季陶、陳布雷,翻譯家馬君武,思想家吳虞,法學家瀋鈞儒,人權活動家、中國科學社創立人楊杏佛,畫家、藝術家黃賓虹、李叔同,小說家蘇曼殊、包天笑、周瘦鵑,女作家徐自華、呂碧城等陸續加入社籍,連魯迅都曾加入越社,編過《越社叢刊》。汪精衛也曾列名社籍。南社因此名流荟萃,人纔濟濟,集一時之選。其成員在近代中國的革命事業、文學事業和教育、新聞、出版、科學、藝術等多種文化事業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南社也就因此成為近代中國、名氣為響亮的文學社團和文化社團。現在,蘇州、南京、常熟、無錫、常州、泰州、徐州等地都在紛紛成立研究南社的團體,不少知名學者、企業家紛紛加入,南社風流頗有在新時期重現的趨勢。
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但是,文化除了民族性之外,還有其時代性。“國粹”固然要“保存”,但是更要革新,發展,與時俱進。中國歷史到了近代,開始向現代轉型,中國文化到了近代,也開始向現代轉型。20世紀初,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都曾是中國文化向現代轉型的推手。他們繼承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所倡導的“詩界革命”傳統,以傳統詩詞格式寫新思想、新意境。又積極提倡“戲曲革命”,鼓吹“種田的、當兵的”都能讀能懂的“白話文”。這些都開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河。“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南社逐漸解體,柳亞子於1923年10月又與葉楚傖、胡樸安、邵力子、陳望道等人組織新南社,提倡新文化,注重引進世界思潮,表現出追隨時代腳步,苟日新、又日新的精神。革命家廖仲愷、著名作家瀋雁冰等新人加入,更為新南社注入了新血液。一時間,《新黎裡》、《新同裡》、《新周莊》、《新盛澤》、《新平望》等“新”字頭的報刊遍布蘇州一帶城鎮。歷史學家範文瀾曾稱湖南是戊戌維新時期有朝氣的一省,我覺得黎裡、同裡、周莊等地堪稱新文化運動時期有朝氣的江南小鎮。可惜,由於國民黨左右派鬥爭興起,柳亞子的主要精力被卷入,未能將這一勢頭發展下去。
俞前、王曉華、張慶軍的《天下南社》這本書,寫了南社從成立到解體的歷史,但是,又不限於南社的歷史,而是選擇若干南社有代表性的人物,寫了若干有關他們的代表性的故事,其下限,一直寫到於右任、柳亞子分別在臺灣和大陸逝世為止。這種寫法,擴大和豐富了南社研究的內容,有助於加深對南社及南社成員所處時代的理解。由於作者采取“大事有據,小事不拘”的紀實文學寫法,所以較嚴謹的、“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無出處”的南社研究著作要生動、可讀。近年來,南社研究已經受到學人重視,電視界拍了好幾部關於南社的文獻片,文藝界在開始籌拍藝術片。現在,俞前先生等又有本書的寫作,試圖以文學體裁再現南社和南社人,從而再現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身影。俞先生自稱這是“嘗試”,我要說的是,這是可貴的、有意義的嘗試。
本書作者俞前先生多年研究南社,研究陳去病。我此次到南方來,俞先生要我為本書寫序,我旅途無書,手頭沒有任何資料,隻能憑記憶塗鴉幾句。
2013年9月13日於無錫黿頭渚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