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當這部歷史著作初以英文出版時，它極富爭議性，但是伴隨時間的流逝，情況發生了改變。初的爭議源自它對現代技術以及“技術統御”所提出的質疑，它們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開始出現，影響了西方各國，但是在各類不同的圈子中飽受冷落。其中部分質疑來自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憂慮，對地球徘徊難去的尊重；部分則來自人們對國家以無比熱情興建的巨型機器、炸彈、水壩的擔憂。他們詢問道，巨型機器將為權力的集中與領導人的公信力帶來怎樣的影響？技術在政治上並非是中立的，我當時這樣認為，現在依然如此。我們對自然所做的一切正是我們加諸己身的一切—征服自然與征服人類之間糾結至深。然而，對那些奉經濟與技術進步為圭臬，僅能看到其慈悲後果的老一代人而言，這些觀點是駭人聽聞的。

數十年過去後，這些對於技術的質疑，假若業已發生了變化，它們的變化則在於比以往更為寬廣的影響。而今我們的質疑，細則包括如細胞的轉基因，泛則涵蓋如工業化帶來的全球氣候變化。對技術的不滿四處蔓延，隨之而來的是，對那些或得以控制技術，或能夠守護人類及其他有機物，使之免於其威脅的當權者的懷疑。詩人、作家、電影制作者、歷史學者愈趨細致地檢驗現代性在此世界上恣意任為的破壞性力量。我們已然進入一個焦慮與脆弱的時代。我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像這個時代的先覺者，雖然這部書非關末日巨災，而隻是撰寫了在征服抵達極點的過程中緩慢發生的衰落與失敗。

這本書所講述的是一群勃勃進取的現代化者，他們試圖欺騙他人，可能也同樣欺騙自己：認為他們所希望創造的是一樁永續的善業。他們生活在美國西部，那裡水源匱乏，河流往往距離遙遠，非常類似中國的某些地方。在19世紀中葉，美國人開始向彼處遷徙，並且開始掌控那裡的水，改變沙漠。在很長一段時間，他們自豪地將西部的河流轉化為農業與城市運轉的機器。在征服精神的引導下，他們未曾詢問人類可能應當怎樣更加審慎地令自身契合於自然的秩序。他們堅持認為，自然缺乏任何一貫性、秩序或者效率。當河流抵達大海，或者在干旱的沙漠空氣中蒸發，他們稱之為“浪費”水流。他們斷言，人類必須嘗試主宰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強行為這些素做出更好的安排。

然而，統御的驅動力並未止於對西部水與河流的控制。伴隨水利工程的擴張，一個愈趨清晰的事實是，征服自然不可避免地變為某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征服，而自然則淪為其工具。社會衝突正是其後果。初始，衝突存在於入侵的歐裔美國人和那些長期棲息於該處的土著民族之間。隨後，在那些自征服自然中獲利多與少的群體之間產生了衝突。後，衝突出現在私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即使兩者終將學會聯合其力量，共同征服沙漠。美國政府同意在為水利工程提供資本與專業知識的同時，盡量不將其規則與控制強加於那些以經濟增長與發展為名而使用技術的人之上。

通過這些衝突，水控制者宣告他們正在西部創造一種新和諧。在那裡，一個自然與人共同幸福繁榮的綠色天堂將取代往日之荒涼。他們修建的每一座水壩都將在與自然的完美協調中矗立。果園將綻放，鳥兒將更加歡樂地歌唱，而人們則在技術的福音中更加合作，共同生活。和諧總是在前方，在更多的水壩與運河修建成功之後，在更多沙漠的土地被開墾之後。但是如同本書所指出的那樣，和諧無法通過技術的力量勉強生成，而必須在對自然秩序的謙恭與尊重中實現。

美國西部的情況表明，人們遠沒有取得和諧，而是在破壞土地、水與其他形式的生命。欲免於這一後果，就要求改變人們對自然世界的感知與衡量，以及對人類自身在其中位置的理解。決意致力於技術征服的社會，並沒有真正尋求和平與共生，無論它們對世人的宣言是怎樣的。恰恰相反，隻有那些對技術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失控權力持批評態度的文化，方擁有獲取可持續未來的好契機。

我在此向侯深博士致謝。她是一位很好的寫作者，對語言的力與美有敏銳的捕捉力，她自身也是一位優秀的研究者。因為她的工作，這部書能夠以一種新的面貌呈現給新的讀者。至於它可能將展示美國與中國西部之間怎樣的不同，則將留待我們的讀者來決定。

唐納德·沃斯特

 沃斯特是一位雄辯而熱情的歷史學家……這部重要的著作是在其*素——水——之上書寫的美國西部歷史，它無疑將引起人們的激烈爭論……它檢驗了對水的操縱如何與邊疆神話、期盼與假想相媾和，而後者又是如何為利益階層所精心培植，以創造這一含糊不明的現代西部。

——華萊士·斯泰格納（美國著名作家）

    通過其高超的語言掌控力、想像力和將思想與事件以及人物性格編織在一處的能力，沃斯特能夠令*為平淡乏味的事實變得鮮活生動，成就一部引人入勝的歷史著作。

——《洛杉磯時報書評》

熱烈而浪漫……充滿著卓越的詩意與力量的語言……在包括約翰·繆爾、愛德華·阿比、伯納德·德沃托、華萊士·斯泰格納在內的，對美國西部充滿深情而敬畏的寫作傳統中，沃斯特自有其位置。這的確是一個傑出的群體，而唐納德·沃斯特卓然立於其中。

——《紐約時報書評》

章

前言：溝渠中的映像

西部的問題即美國發展的問題。

——弗裡德裡克·傑克遜·特納：《西部的問題》（1896）

在寫就於1862年的《漫步》一文中，亨利·戴維·梭羅描述了一項在其時代極具美國特色的日常儀式。當他步出位於馬薩諸塞州康科德鎮梅恩路的住宅，梭羅會駐足片刻，問詢他的本能。他應該選擇哪條道路開始其鄉間漫步？一般而言，他內心羅盤的指針會指向南方或者西南，於是，如同千萬拓荒者正在、已經並且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將做的那樣，梭羅會朝著那個方向行進。“未來為我鋪墊了這條路，”他寫道，“彼處的土地似乎更無窮盡，更加富饒。”向西走，他期待發現一個更具野性的美國，那裡的樹木更加高大，陽光更加明媚，行動的領域仍然向鮮活的英雄行為開放。那條道路上的風景仍未成為私人財產，行人仍可享受相對的自由。當他大踏步地出發後，他很快離開了康科德那些一成不變的部分，緊束的柵欄，狹窄的樓群，嘈雜的習俗，傳統的桎梏，機會漸失的古老封閉世界，離開它們至少一兩個小時，暫時分享那曾經盤踞無數國人身心的遷移衝動和冒險精神。“向東行，我被迫無奈；但是向西行，我走向自由。”

假使梭羅徑向西行，穿過康科德的邊界直抵太平洋沿岸，假使他在時空中不停歇地走入20世紀末，他將會發現什麼？他是否會遭遇一個向他和他的國家信守其諾言的西部？他是否當真會在那裡發現一個較之東部更具個性、革新和創造力的空間？發現彼處的人們不那樣注重財產的聚斂，他們的社會沒有如此的等級分化？他是否會找到更加完美的民主？找到個人自由的絢爛綻放？找到進步理念的確立見證？

梭羅在其文章發表的那年過世，他無法看到，甚至無法設想一個真實演化的西部。 同樣，很多在他之後生活在此地區的人們，也沒有看到這樣的西部，或者至少沒有看到一些其更為顯著的結果。甚至今天，在距離梭羅所處的浪漫樂觀主義時代已有一個多世紀的今天，許多西部人（毋庸提千百萬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們）仍為舊有標語上理想化的虛構和儀式化的咒語所蠱惑。在公眾想像中，西部仍然應當是一片未經踐踏的自由土地—也許那裡的某些角落確實如此。但是，這並非它的全部，甚至不是它更重要的部分。更一貫且更明確的美國西部，是一片屬於權威與束縛、階級與剝削，終屬於帝國力量的土地。現在已是時機來清除那些逐漸朦矓的神話，以及陳舊迷失的理想，從而將注意力集中在業已完成的現實之上。在1862年，梭羅所描寫的是一個位置模糊、未實現、未安定、尚待體驗與創造的西部；而我們，在另一方面，則必須面對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擁有長久歷史的西部。理解這段歷史，探索這個地區的意義、動力、矛盾、夢想及其所實現的種種，即可更好地理解一些更為廣闊的美國渴求，而這大概是為所有地域的現代人共有的某些渴求與命運。

也許沿著西部的一條灌溉渠漫步，是開始這一重新檢驗的所在。在它中間存在著一些重要但被忽視的線索，用以解讀歷史的，而非神話的西部所具有的自由和自主、民主自決和開放的內涵。比如，我們或可選擇弗裡恩特—克恩運河，它起源於塞拉山腳，流向位於加利福尼亞中央大谷地的貝克菲爾德附近的沙漠地帶。與梭羅曾經蕩舟的薩德伯裡和康科德的河流相比，這是一條截然不同的水流：那些河流，在梭羅的時代以及今天，沿岸草如茵、樹成堤，緩緩流入大海，途中幾乎無需任何人工的力量。在白人定居後的350年間，它們多少仍是天然的河水流瀉在其天然的流域。與之相反，弗裡恩特—克恩運河則是先進工藝的產物，是技術而非自然的作品。它沒有自己的流域，而是從蓄水庫中取水，輕快地將之運往匱乏的區域用於商品作物的種植。它意味著生意。其很長的部分都是筆直前行，迅如疾箭，以極佳的效率劃越地表。工程師們報告說，它的流量為每秒5000立方英尺（141.5立方米）。這一精準的計算方法暗示著工程師、農場主以及其他現代西部人，力圖從這條運河及其水流中攫取每一份可能回報的決心。今天的美國西部事實上便因此決心而存在。雖然它的重要性很少被真正認識，但是與其他任何單一因素相比，它是造就這一地區歷史的決定性力量。 在這一誓將開發進行到底的決心中，梭羅關於自由的理念幾乎無從尋覓、表達，或者成為可能。這裡完全沒有留給自然本身的自由，因為作為自由流動的個體，天然的河流有其自身的完整性與秩序；而梭羅所向往的人類享有的社會自由在這裡亦所存無幾。弗裡恩特—克恩運河提供的是對生態和社會進行嚴格控制的研究。

現代灌溉渠的水流所反映的，方是我們看到的真實的西部。首先並且在根本上說，它是一種建基於並且依賴著與自然極度疏離而又高度管理之關繫的文化與社會。假使梭羅在今天沿著這樣一條溝渠漫步，他將會發現這裡對生命而言是一個貧瘠的所在。這一現代溝渠從頭至尾都用混凝土砌成，以防止水流滲入泥土；結果是，沒有任何綠色的東西可以在其沿岸扎根，沒有樹木，沒有蘆葦，沒有草地，沒有種子或花朵徐徐飄落在漣漪之中。在這裡，也從未曾找到一隻潛伏獵捕青蛙或蠑螈的白鷺，一隻婆娑枝頭的紅翼畫眉，或者一隻在泥中掘洞的麝鼠。簡而言之，這條現代運河（canal）不同於河流（river），它並非一個生態繫統。它是被簡單化地抽離出的水（water），嚴格地同土地分離，被堅定不移地導引著生產食物，充填管道，賺取金錢。在弗裡恩特—克恩運河兩岸，如同在其他類似溝渠的兩岸，節節相扣的柵欄高聳，隔離開了流浪狗、孩童、釣魚者（橫豎這裡也沒有魚）、孤獨的思考者、情侶、泳者、敏捷的饑餓郊狼和遷移的烏龜。事實上，它將除卻聯邦墾務局官方管理人員的一應自然與人類生命隔絕在此溝渠之外。當這條運河在高速公路下流過時，所經之處總有大而醒目的標志，上書“止步保生”。這些標志的用意當然是提高公共安全，警告人們溺水或被激流吸入彎管的危險。但是，它們相對晦暗的效果則顯示出，灌溉渠所構建的世界是一個不歡迎任何生物，包括人類的地方。

然則，溝渠的水中所反映出的社會秩序、西部社會的形態又如何呢？這正是本書所需研究的問題，但是此處我們將做一些初步的探討。當我們對弗裡恩特—克恩運河周邊的定居地與人進行考察時，感覺是社會的混亂，一種當地居民及其日常生活的迷惘無序，這恰與其嚴整潔淨、幾何形狀的水繫統形成鮮明對照。比如，在桃樹那點兒可憐的陰涼下，孤零零地坐著一位黑人老婦，她的母雞在塵土裡撲騰，一塊手寫的廣告牌顫巍巍地弔在枝頭，上面寫著“賣秋葵”。街對面，一群白人孩子在他們房車外面的白鐵馬槽中戲水。 隔壁是一片荒蕪的褐色農田，生鏽的灌溉設備堆放在一邊，像停車場一般片葉不生，極為乏味，同那些孩童和那位婦女的生活毫不相干。同一條街的再遠處，是一處新的郊區莊園，裝飾華麗的鍛鐵門和磚牆將它同鄰居分離開來。這個富裕農商的家園在它似海的碧綠草坪中熠熠生輝，它前面不被注意的小徑上亂丟著一些空啤酒罐。越過其府邸，在待收的葡萄園盡頭，成堆的箱子排放在路邊，其木面上印著“Malanco Visalia”——它們不是這個莊園的財產。苜蓿田中散發出與之毫不協調的油井氣味，銀色的運油卡車在鄉間高速路上呼嘯而過，兩旁是橄欖和杏樹林。處處都有甜菜摻雜其間，像一排排褐色的石塊躺在田中。各類機器的刺耳聲音充斥著鄉村的空氣：灌溉用的抽水機、拖拉機、西紅柿收割機、噴農藥的直升機以及軋棉機的轟鳴聲，噴著鮮紅旋轉火焰的重型黑色雪佛蘭的呼嘯聲，其上載著奔往下一個工作地的四處遷移的工人。在每一個方向，人們都可以發現建築物、莊稼和其他各類物件的松散混合，雜陳於土地之上。五旬節派教會的葡萄園小聖堂；我們的瓜達洛普淑女；莎朗玫瑰與真光福音；三一聖公會；墨西哥浸信會教堂；科特李珊農場；特納可農場；扎拉格扎市場；喜互惠超市；藍綠灰泥蒙特馬蘇餐廳；土粉色的拓荒者俱樂部；洛斯3號王牌俱樂部；進步路；第七標準路；布朗與布萊恩特農業化工廠；阿爾文鎮的迪吉奧吉奧公園，那是墨西哥老人們閑坐聊天消磨黃昏的場所。一處建築工地外面的柵欄上刷著抗爭的字眼：“為社會主義而戰鬥—工人奪取政權。”一塊廣告牌則在拼命兜售殺蟲劑：“我們殺戮是為了生存。”在灌溉渠周邊發展起來的這個西部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和諧的，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入畫。那裡幾乎沒有和平、整潔或者責任，也幾乎沒有穩定社區的概念。那裡沒有財產的公平分配。人們在那裡的隱現總是非常類似帶刺鐵絲網柵欄上的風滾草，沒有永恆，不斷漂泊，糾纏半晌，再度遊移，毫無優雅與個性，一陣炎熱沙漠的強風隨時都會將之卷走。

但是，假若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這個雜亂失衡的西部中潛藏著某種秩序，雖然就總體而言，這並非自然的、景觀美學的，抑或緊密結合的社區生活秩序。它是一種被強加的技術經濟秩序，其目的則是為了駕馭艱難的環境。如同運河之水一般，那裡的人們被組織誘導，沿著一條直線，奔向的產量、的利益。 現代治水社會（hydraulic society）是對美國西部的描述，亦即是說，它是一種建立在對干旱環境中的水及其產物進行密集而又大規模操縱之上的社會秩序。它絕非梭羅為這一地區所構想的秩序。他所向往的是一個自由聯合的社會，由自我定義、自我管理的個人和社區所構建，他們的力量與權威基本平等。西部的治水社會則與之相反，它是一個愈來愈高壓強制、簡單劃一且等級森嚴的體繫，由掌握資本與專業技術的權力精英所統治。灌溉運河的每一英裡都映射出這一社會的面目。在這樣的映像中，人們或許可以看到集中的財富、精湛的技藝、規範、勤奮，看到普遍的默然承受，看到某種順從而聽天由命的情感等各類特質，然而人們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很多梭羅所構想的自由。

在美國的西部，甚至就此問題而言，在世界範圍內，都很少有他處如加利福尼亞的大谷地那般，發生如此徹底的改變。在梭羅寫作行走西部之文時，這個谷地業已開始經歷一場生態革命。同時，這番大動蕩也帶來了一場與之相應的巨大社會變遷。在此兩個方面，大谷地都可代表漸趨形成的西部及其突兀的轉變，一種較之他處更為突兀的由荒野向技術統御的轉變。

大谷地是一片巨大的海槽，縱貫南北四百餘英裡。周圍群山環繞，其東為塞拉內華達山脈，海撥約1.4萬英尺，其西則是遠無如此高峨的海岸山脈。在近的地質時代（大約距今100萬年），谷地的底部形成了排水性不佳的衝積平原。其沙質土壤來自兩側花崗岩與頁岩的峰嶺。一片原始自然谷地的橫斷面，例如弗裡恩特—克恩地區，呈現出多種截然不同的生態群落，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依據其海撥高度排列。在山腳處，原本可以看到延綿的稀樹干草原，點綴著高大的橡樹（谷地橡樹混生在藍色橡樹和南部小橡樹之中）。在河底地勢較低的一端，生長著其他樹種，如梣葉槭、闊葉梣、弗氏黑楊、胡桃、樺樹、柳樹、棉白楊（更毋庸提枝蔓橫生的野葡萄與黑莓），它們與橡樹一起構成了河邊茂密的叢林。水獺與河狸遊弋河中，與之相伴的還有鮭魚、虹鱒魚、鱸魚、鱘魚。在谷地的南部，也就是如今的弗雷斯諾以南，來自塞拉山脈的徑流很難尋到一個出海口。 事實上，那裡的數條河流都傾瀉在陸封的湖泊當中（圖萊裡與布埃納維斯塔是其中的兩個），在洪澇季節，它們造就了覆蓋數百萬英畝的低淺沼澤。在其他地方，聖華金河和薩克拉門托河周期性的洪泛生成了大量的泥沼和濕地，一直延伸至三角洲。這裡生長著高達八英尺的蘆葦。每年都會有幾個月的時間，這些蘆葦澤變成遷徙水禽，如加拿大大雁、針尾鴨、桂紅鴨、小天鵝以及其他物種的鼕季棲息地。後，在這些主要的生態群落中，還有構成谷地組成部分的平坦干燥草原。在那裡，多年生的叢生禾草是優勢物種，其上則棲生著叉角羚和加利福尼亞特有的食草動物圖萊麋鹿（美洲赤鹿的一種），一兩千頭一群，漫遊在草原之上。

當梭羅在康科德那個在他有生之年便已有200年歷史的小鎮長大成人之時，大谷地仍然是一片實際上尚未受到白人觸動的環境。它無疑仍然是屬於野生生命和數個印第安部族的領地。後者包括溫頓族、帕特文族、谷地麥杜族、谷地或平原米瓦克族以及人數多的谷地優庫各族，約有50個部落，各有其名稱、方言與領地。所有的土著部落被入侵白人以“掘草根者”一詞籠統稱之。他們生活在河岸或者季節性湖泊邊界上的大型村莊中。雖然他們的食物來源豐富多樣，包括魚、蚌、野獸、水禽、昆蟲、各種根莖、種子，他們的主食卻是谷地橡樹的橡實。這些橡實在秋季收獲，在谷倉中儲藏過鼕，或被磨成粗粉，制成糊泥或者糕餅。這裡的食物是如此之豐饒，大約有7萬優庫人以及其他各個部族能夠在谷地中賴此維生，他們構成了北美洲密集的土著人聚集點之一。毫無疑問，通過使用火而促進他們樂見的植物生長以獲得食物和草料，這些土著人影響了那裡的原始生態群落。然而，由於谷地部族並非農業部落，而且也沒有對河溪的水流有過任何干預，因此，與其後來者相比，其影響甚微。這裡已有足夠的自然生長的食物供其狩獵采集，維繫其人口。除此之外，他們不需要再做更多攫取，也沒有意識到此舉的意義。經過數千年的棲居，谷地的生態秩序仍然近乎完好。

西班牙人鮮有冒進谷地，即使到來，此地的前景也足以令他們氣沮。這裡太熱、太干、太荒涼，而有些地區又太泥濘，不足以吸引他們離開其在海濱的使命。美國的毛皮獵人、探險家傑迪代亞·史密斯在1827年穿越此處，隨後，在1849年，來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群從東面擁來，尋找黃金。為了保護這些淘金者免受印第安人的傷害，同時也為了繪制地圖，美國政府在1849年和1850年兩次派遣喬治·德比中尉來到此處。德比時年26歲，是一位測繪工程師。他與梭羅年齡相仿，而且來自同一地區，然而他在西點軍校接受科學教育，成為一位肩負實際使命、行跡廣泛的旅行家。德比對大谷地的農業潛力進行了首次徹底而有繫統的勘察。針對在聖華金與默塞德兩河交彙處白人定居的可能性，德比寫道：“除去溪邊一道狹長土地，這裡極其貧瘠，資源異常匱乏，無樹無草，據我估計，永遠無法為農業目的所征用。”當他朝圖萊裡湖方向南行（他將之稱為塔奇），他對那裡所能提供的機遇甚至變得更為悲觀。這塊地方是“的沙漠”，“除了狗根草，根本沒有牲畜的飼料，圖萊沼澤裡的水則是咸水，全無樹木”。在他看到鄰近現在名為貝克斯菲爾德的地方後，他寫道：“這是我所看見的悲慘的地方。這裡的土壤不但是糟糕的那種類型，干酥龜裂，而且還被地鼠和一種類似家鼠的小動物掘得到處是坑。……這個地方的外觀就像是一個部分被火山灰覆蓋的大城市。”確實，從傳統雨水農業的角度來看，這個谷地的主要部分對於農業定居而言毫無魅力，這也正是德比的角度。因此，對他來說，這裡是一片丑陋、殘缺的土地。

另一個早期美國旅行者，一個較之德比中尉懷有更多梭羅荒野精神的旅行者，對大谷地有著全然不同的看法，這種看法對白人定居也具有不同的意味。 1868年，來自威斯康星的蘇格蘭後裔約翰·繆爾，順著代阿布洛山的東部山坡一路歡呼雀躍地跑下，邁進了他如此形容的景像：“整片植物的錦緞，帶著朦矓的金色，消逝在遠方。在我的腳下，沿著那些山麓小丘，它如同一幅嶄新的地圖般鮮明。”當他到來之際，這裡正是春天，春雨營造了一個絢麗的鮮花世界：吉利花、魯冰花、金紫菀、山字草、釣鐘柳、薄荷、粉蝶花—林林總總，層層疊疊，構成一張“光潔延綿的甜美花床”。繆爾將大谷地稱為加利福尼亞的“蜂園”之一。他自及踝深的花叢中蹚過，夜晚這裡就是他的臥榻，雲雀、羚羊、野兔、蜜蜂與他共享鮮花的芳香。但是即使在那時，繆爾於當年秋季在彼處一個果園中工作時就已觀察到，谷地中已有破壞性的力量在躁動。伴隨淘金者的到來，“一種狂野的、焦躁的農業”同時進入該州。 這些新農民用鐵犁大量毀壞野生植物群，更糟的是，牧羊人這時也來到了谷地，與他們同至的是“一群群帶蹄蝗蟲，如大火般席卷大地，踏平每一株自鐵犁下逃生的草稈，其徹底程度就好似整個平原是全無籬笆的村舍後院”。繆爾猜測道，總有一天，這場毀滅將會完結，一群更為審慎的農耕者將取代這剝削而浪費的一代。整個谷地將從頭至尾得以灌溉，受到更為仔細的管理。繆爾擔憂的是，到那一天，為自己所創造的人工世界所環繞的美國人，將不再記得那消逝的草原初醒春日綻放的燦爛，而這正是那片原始谷地輝煌的時刻。

生態學家雷蒙德·達斯曼寫道，自1850年至1910年期間，加利福尼亞州經歷了一繫列巨大的生態變遷，其中以大谷地尤甚。在此數十年間，那裡的動植物慘遭激變，其劇烈程度唯有後冰川期的災難性滅絕可堪比擬。然而，在這一事件中，這些變遷並非由自然的盲目力量所致，而是有意識、有理性的人類所為。這些人，為其對谷地潛在財富的想像與將之據為己有的熱情所驅使，射殺水禽鳥，捕獵毛皮獸。他們砍伐大片根深葉茂的大橡樹，燒盡濱藜、灌木與黑莓和柳樹的樹叢，排干藨草沼澤。他們大量殺戮大型食草動物，直至隻有極少的麋鹿在野生動物保護區中得以幸存。當它們的食物與棲息地不復存在，那些灰熊、禿鷲與狼也無以為繼。同樣，還有那些土著居民，優庫人以及其他部族，則成為疾病、強勢的力量與對土地的貪欲的犧牲品。在他們的土地上，發展出美國為富裕的農業活動。 1939年，約翰·斯坦貝克曾在其小說《憤怒的葡萄》中描述過這一經營，此後，一繫列作家都曾對之加以關注，其中一些人驚嘆於它的產出，另外一些人則批判其所造成的人類與環境代價。所有這些人都會同意，德比中尉關於谷地生產糧食與財富潛力的預言錯得不可救藥。所有需要改造這片“悲慘的土地”的事務就是對水的管理，至20世紀，谷地已建立起世界上為先進的治水體繫之一，到今天，這一體繫愈趨復雜精巧。對水的技術控制是新西部的根基之所在。它不僅使農業繁榮的演化成為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海濱城市如洛杉磯與舊金山的成長。終，它使得加利福尼亞成為美國的要州，就其大小而言，它可能是世界上有影響力、強大的地區。

大谷地的生態與社會變遷是美國西部為引人矚目，同時也是啟發意義的一段經歷。本書旨在探討這段經歷以及美國西部與此相類似的經歷的深刻後果，並以之對比梭羅的虛幻想像—他駐足家門，對野性、對自由、對民主、對個人的美麗夢想。

迄今為止，對西部的治水思考，即關於該地區的社會是由一種對水的高度技術統御所塑造的觀點，尚未得到充分考察。大量專著、文章探討干旱西部及其對水的尋求，它們都是優秀的學術著作，然而仍然止步於外圍，尚未能穿透並超越大多數探討西部特性的歸納者與理論家的思想。罔顧所有與之對立的證據，在這些歸納者的手中，西部的歷史一直停留在梭羅的時代，是一篇關於個人進取，男男女女離開文明社會，在自然當中胼手胝足、篳路藍縷的英雄史詩，一部自東部的形態、傳統與掌控下解脫（或者試圖解脫）的傳奇。毫無疑問，如此西部確實間或存在，但是對彼處的大部分歷史與大部分人而言，那個地區講述著一個全然不同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遭遇艱苦環境，被迫通過技術手段克服之，就此產生必要的社會組織，從而一再導致本土官僚機制和社團主義產生的故事。現在已是時候，在那個有關皮毛捕獵者、牛仔、農夫與無畏冒險者的傳奇西部之側，展現這個新型的技術西部，治水社會的西部，自加利福尼亞大谷地所看到的西部。

在這裡，我力圖闡明的是關於這一地區及其歷史意義解釋的全新視角。要做到此點，就必須將一些流行的觀念清除干淨，而這並不容易。即使已經有一些不同的、富有挑戰性的聲音呼吁西部研究的新方向，然而標準的詮釋仍然以弗裡德裡克·傑克遜·特納老生常談的邊疆理論為起點，這一理論中無水無旱，亦無技術的統御，事實上，其中幾乎沒有我們今日地理定義的西部。特納的這些觀點深受威斯康星早期農業定居情況的影響，早在其著名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得以表述。那是一種在濕潤的森林和草原環境中零星定居的經歷，從中產生出特納所堅持認為的個人主義、自立與分散權力的文化—美國民主的文化。即使這一理論存在種種缺陷， 就威斯康星或者俄亥俄的歷史而言，它仍然保持其合理性。然而，這一理論很難適用於跨越密西西比河的西部，特別是那個屬於沙漠、半沙漠、干旱皴裂的平原的西部，屬於沙塵暴、仙人掌、堿水井和叢生禾草的西部，屬於加利福尼亞、愛達荷、猶他和新墨西哥的西部—換言之，就是我們今日通常將之定位的西部。特納本人幾乎沒有直接經歷過如此之西部，因此，也無怪乎它鮮少進入其思想之中。

然而，特納的確意識到，美國的西半邊將使他關於邊疆文化與社會的理論產生些許變化。在其1903年發表於《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特納寫道，在過去的15年間，定居點已經抵達大平原，在那裡，“新的自然環境業已加速了西部民主發展的社會趨勢”。他繼續說道，“通過舊有的個人主義拓荒者手段”不可能征服那個地區。新的邊疆需要“昂貴的灌溉工程”、“合作活動”與“小農場主不可企及的資本”。特納所稱的“地文情況”，亦即缺水的狀況，“注定這片新邊疆的命運是群體的，而非個人的”。他將這裡同美國其他地區社會結構的變化相比較，認為這個西部自一開始就將是一種“工業”秩序，產生本土或者外來的如安德魯·卡內基那樣的“工業大亨”，他們將普遍掌管這一地區。對使用普通技藝的普通人而言，解決干旱西部問題的任務，如同創造一個技術社會一樣，令其望而生畏；因此，他們“必須在強有力者的領導之下結合起來”。同樣，他們也將被迫依賴聯邦政府為他們修建大型水壩、水庫與運河，向他們展示“種植什麼，什麼時候種，怎樣種”。他總結道：“干旱地區的拓荒者必須既是一個資本家，又有政府做靠山。”特納清晰地認識到，上述要求與東部老邊疆的要求有根本的不同，然而他奇怪地假定其美式民主能免受其影響。這個地區將變為“群體”的，而非“個人”的民主，無論怎樣，它都將是民主的、熱愛自由的、自我治理的。如果以其他的方式來看待此問題，則將粉碎特納在西進運動中所感受到的朝氣蓬勃、充滿民族主義精神的驕傲。

繼特納的邊疆理論之後，對西部美國歷史影響力的詮釋來自沃爾特·普雷斯科特·韋布，早在他1931年出版的著作《大平原》一書中得以闡發。這一詮釋同樣需要做出重大調整，以解釋在弗裡恩特—克恩運河的水中所映現的西部。韋布教授成長在那些散居於干旱的得克薩斯州勉力求存的小農場主中間。從這樣一個有利於其觀察西部的角度，他試圖修正特納的理論，堅持邊疆的定居並非隻有一條路線，而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種涉及對東部各州濕潤、森林地形的適應，一種則是對大平原以及更西地區干燥、無樹生態的適應。在後一種情形中，定居者必須設計出全新的技術與制度，否則他們就會失敗。他們必須開始使用帶刺鐵網而非木柵欄，風車與地下蓄水層而非泉水與溪流，他們必須采用新的武器、新的水律以及新的建築材料。美國的拓荒者“在從得克薩斯中部到伊利諾伊或達科他，大致遵循西經98度的地方”遭遇了“一個制度‘斷層’（相對於地質斷層而言）。在此斷層處，生命與生活的方式發生了改變”。這個近的，同時也是後的西部，一定會成為美國的獨特地區，一個隻有將其置於自身的干旱環境與其居民對此自然條件的巧妙應對之中，方能被理解的地區。

至此，韋布尚且目光敏銳，試抵深邃的歷史洞見。然而，當他誤入歧途，將美國西部與南部相比較，認為二者均為國家權力中心的軟弱而受剝削的從屬物時，該詮釋的演繹便出現了問題。起初，在他的假設中，西部是一個全然不同於其西經分割線以東區域，富於創新而獨特的地區。但是，他進而承認，一應在該地出現的技術創新，均為東部人的批量生產和市場販售，是他所謂的“工業革命”的一部分。他害怕通過這種依附，西部人終為資本的東部都市中心所束縛。他指出，他們的困境恰恰是美國南部的命運，那裡同樣是邊遠地區，隻不過它是為北部發明的軋棉機與紡織工廠所統治。

這兩個王國（西部與南部）都變為工業革命主導下的支流。兩個王國產生出有望具有鮮明特點的文明，那是一種與美國生活不同的東西。兩個王國都具有拓荒者的特質，是那片土地早的定居者與使用者。終，它們都徹底地為發展它們的力量所改變。

韋布清楚，這兩個地區之間的類比不時地出現破綻，卻一直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破綻有多嚴重。一則，自其發展之初，西部便遠比南部更善於學習現代對於自然的技術掌控方法。在其干旱條件下，西部有強大的環境推動力，令這樣的學習不可抗拒。因此，它便不會長時間地處於從屬地位，也不會去打一場失敗的、令人氣沮的戰爭；它將會發現迫使國家的其他地區以財政支持其環境征服的方式，並因此成為東北部霸權的更為危險的競爭對手，這是南部從未做到的。假使韋布對加利福尼亞的研究如同他對邊遠的得克薩斯的研究那樣細致，假使他將這整個地區視為一個新興的治水社會，他的詮釋或許更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韋布所達成的是一種將西部視為美利堅帝國的殖民地的觀點，而這一帝國是以東部都市為中心的。他向往的是從帝國中脫離的地區性獨立宣言。在他寫作的時候，西部作為一個殖民地的觀點業已確立，這一觀點根植於1890年代平民主義對銀行家與鐵路的反抗，並且長期受其支持，以致它同特納理論一道，成為對西部經歷的基本概述。例如，1934年，僅僅在韋布發表其關於大平原的著作三年之後，伯納德·德沃托就將此區域描述為“遭劫的領地”，而那些他所認為的劫掠者正是東部人。近，西部的殖民形像在所謂的山艾樹反抗中重新抬頭，在這場反抗運動中，許多西部人指責聯邦政府通過公共土地所有權對他們的命運橫加控制，其基本的言外之意，即政府應當將這些土地轉交企業主，使之被盡可能地快速開發。對此立場更為縝密的表達出現在《憤怒的西部》一書中，該書作者為科羅拉多州州長理查德·拉姆與歷史學家邁克爾·麥卡錫。用他們的話說，“黑暗騎士已兵臨城下”，再次危及西部的自由。這些騎士均為外來者，大多是東部人，包括開采煤礦、頁岩油的私人能源公司，尋求導彈基地的國防部、土地管理局、環保主義者，以及遠在華盛頓試圖裁減西部水利工程項目的卡特總統。

這些自韋布以降殖民主義論點的問題並非在於它是完全錯誤的；它們確實顯示了某種為很多西部人，特別是生活在大平原與落基山這些內地西部人所熟悉的現實。但是，它們的分析忽略了很多東西，而這些被忽略的正是關於這一地區更廣闊、更全面的真相。美國的西部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帝國，而非一個殖民地； 在很長一段時間，它隻是藍圖中的帝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成為事實上的帝國。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成為世界環繞的美利堅帝國的一個重要寶座。這正是我意圖在本書中所作的詮釋。這個帝國式的西部是如何從沙漠與半沙漠中崛起的？它必須怎樣做方能掌控那裡的自然？這對於梭羅對自由的虛幻追求又意味著什麼？這些正是本書的主題。它們全部自水而始，至水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