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導讀：怎樣讀《史記》
本 紀
003/01. 五帝本紀·黃帝
太史公曰: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訓，薦紳先生難言之。……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017/02. 共和行政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雒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雒邑。
029/03.項羽本紀
太史公曰：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稱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117/04. 高祖本紀
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135/05. 呂太後本紀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

世 家
151/06. 陳涉世家
太史公自序曰：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
175/07. 留侯世家
太史公自序曰：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
225/08. 絳侯周勃世家·周亞夫
太史公曰：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列 傳
247/09. 管晏列傳·管子
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263/10. 孫子吳起列傳·孫臏
太史公自序曰：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
277/11. 平原君虞卿列傳·毛遂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
291/12. 廉頗藺相如列傳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313/13. 田單列傳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329/14. 刺客列傳·豫讓
太史公曰：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341/15. 李斯列傳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377/16. 淮陰侯列傳
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451/17. 郦生陸賈列傳·陸賈
太史公曰：餘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
463/18. 李將軍列傳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501/19. 匈奴列傳·冒頓
太史公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
511/20. 貨殖列傳·陶朱公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
525/附錄：報任安書
545/延伸閱讀

《史記》是我國古代開天闢地以來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我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它高度的真實性、思想性、藝術性都是後代類似史書所無與倫比的，是我國古代雄踞於文、史兩科的經典之經典。
    《史記》的敘事上下兩千多年，司馬遷突出地體現了“厚今薄古”的寫作原則。《史記》寫了從五帝、夏、商、西周，再歷東周的春秋、戰國，直到秦朝統一（前221），共歷時1800年，在《史記》全書的130篇中，共有本紀、世家、列傳、表53篇。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陳勝起義，到劉邦滅項羽建立漢王朝，歷呂後、文帝、景帝，至武帝之末（征和四年，前89），共歷時132年，在《史記》中共有本紀、世家、列傳、表、書74篇。而其中單是涉及武帝一朝50多年的，就有近40篇。武帝時代是西漢王朝最強盛的時期，司馬遷對武帝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有所批評，但就其整體而言，是深受其鼓舞，並為之深感自豪的。
    《史記》其書的最大成就是以其“真實性”著名，司馬遷之後的漢代政治家劉向、歷史家班固都稱《史記》為“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20世紀的大文學家魯迅更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由於《史記》的整體是分成幾個部分，這就保證了敘述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諸種事務的詳備；由於其本紀、世家、列傳都是采取“以人物為中心”，於是這就無形中或有意或無意地發展了塑造人物形像、突出人物性格、選擇動人故事等手段，這就與文學家們所講的《文心雕龍》等相互通連起來了。《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於46年，死於120年，著有《列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把普魯塔克放到中國古代史的長河裡來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
    今天的大學中文繫講中國小說史的源頭，總愛講魏晉的“志怪小說”“軼事小說”，以及唐代、宋代的“文言小說”諸如《李娃傳》《柳毅傳》等，其實這些都是《史記》《漢書》等傑出歷史傳記的流，而不是源。清代吳曰法在《小說家言》中說：“小說家之神品，大都得力於讀《史記》者為多。”丘煒萲在《客雲廬小說話》中說：“千古小說祖庭，應歸司馬。”
    司馬遷筆下的人物與他同時代的以及後代其他人筆下的人物不同，他們絕大多數都具有一種英雄主義色彩，而尤其突出的是他們還絕大多數都具有一種悲劇色彩，因此我們可以說《史記》是一道悲劇英雄人物的畫廊，是一部悲劇故事集。《史記》全書寫人物的作品共112篇，在這當中有57篇是以悲劇人物的姓字標題的，此外還有近20篇雖然不是用悲劇人物的姓字標題，但其中都寫到了悲劇人物。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這近80篇中還有許多篇是幾個悲劇人物的合傳，如《孫子吳起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等。可以說，整個《史記》是被司馬遷的審美觀所涵蓋的，《史記》的悲劇氣氛無往而不在，這種現像，是《史記》所獨有的。
    《史記》寫悲劇人物、悲劇故事，既不像古希臘悲劇那樣特別強調命運的作用，也不像法國悲劇、英國悲劇那樣片面地突出個人性格的原因。《史記》是扎扎實實地描寫現實問題，揭露社會矛盾，充分展現造成人物悲劇的廣闊復雜的社會原因，從而使矛盾的發生發展以及種種問題的解決都建立在樸素的唯物思想的基礎上。這就使作品的揭露批判力和它對讀者的感染力，以及對後世的警誡力，都大大地增強。
    《史記》悲劇的基調是高亢激越的，它不但不使人感到消極悲沉，反而鼓舞讀者的壯氣。《史記》的悲劇人物都是有理想、有目標、百折不撓、奮鬥不息的，他們對歷史的發展都做出過重要貢獻，或者至少曾經對當時的社會有某種震動，對後世產生過某種影響。我們從《史記》中讀到的不是無所作為的哀嘆，而是為壯麗事業勇敢奮鬥的豪歌；不是一蹶不振的頹喪，而是無所畏懼的進取；不是失敗的感傷，而是一種勝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種道德上獲得滿足的歡欣。它不僅僅激發人們對悲劇英雄人物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能召喚人們向這些英雄人物學習，像他們那樣為著遠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標而生活、奮鬥。
    《史記》既是傑出的歷史書，又是傑出的文學書，後代人應該如何讀《史記》呢？我以為，一方面，《史記》是很莊嚴的歷史，但其中有些寫法，又分明是寓言。曾國藩說：“太史公傳《莊子》，曰：‘大抵率寓言也。’餘讀  《史記》，亦‘大抵率寓言也’。”這個提點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要認為《史記》是傑出的歷史書，於是就認為它書中所寫的東西就一定句句都是歷史，特別像《循吏列傳》所寫的“公儀休”“石奢”“李離”，《滑稽列傳》所寫的“優孟”“優旃”，以及《日者列傳》所寫的“司馬季主”，等等。這些人物的出現，都是為了說道理，道理一旦說清楚，人物的姓名也就完全用不著再去追尋、考究。就如韓愈筆下的“圬者王承福”筆下的“種樹郭駝橐”，這些有的像是實在的名字，有的就信口說個什麼“駝橐”“躄者”“雞鳴”“狗盜”來應景一下就完了，但書中所講的道理卻光明正大、富麗堂皇，讀者諸君萬萬不可輕視。
    另一方面，《史記》是寫人文學，寫人物一是要寫行動，寫故事；二是要寫說話，寫語言。而語言又分內心獨白，與人對答，對人勸說誘導，相互爭吵辯論等。《史記》中最長的勸說誘導是蒯通勸韓信脫離劉邦中立，長達一千多字，占《淮陰侯列傳》的四分之一；秦始皇死後留下遺囑立扶蘇，而趙高與胡亥密謀篡改詔書立胡亥，趙高為拉李斯上賊船對李斯邊威脅、邊利誘，又打又拉、又利導又哄騙的大段言辭，司馬遷是依據什麼把它寫得如此活靈活現呢？錢鍾書論《左傳》之人物對話，稱其多非“記言”，認為實乃作者之“代言”。此真善讀《左傳》者之大見解。《左傳》如此，《史記》更是如此。錢鍾書以為這都是司馬遷的“善設身處地，代作喉舌而已”。“此類語皆如見像骨而想生像。古史記言，大半出於想當然。”這就全在於作家設身處地，揣摩作品人物的心理，而為之設計作品人物語言的能力了。《伯夷列傳》描寫了伯夷、叔齊在首陽山餓死之前的悲憤作歌；《孫子吳起列傳》描寫了當龐涓陷入孫臏的埋伏，萬箭飛蝗般地向自己飛來時，無奈而又不服氣地說：“遂成豎子之名！”這樣的悲歌與怨恨，當然也隻能是司馬遷為之所代言。
    《史記》像一座山，永遠矗立在中國與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記》像一顆不落的星辰，永遠照耀在中國與世界歷史的長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