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46年底國民政府棄守大陸，我隨著家人赴臺，離開大陸前，在上海的舅母家住了一個多月朝夕相處過一段時間。那時，除了舅母家自己三個兒女外，還有兩位另外一房的表兄妹，我們這幾個少年，外，年齡都差不多，以大表哥居首，他帶著我們玩，我們都叫他大阿哥。
在那個年齡，差個六七歲就是很大的差距，我們玩的時並不跟著玩，他大半關著門讀書，即使出來了，也隻是默默地坐在一邊，七八歲應是活潑好動的年紀，他卻如此孤獨，年齡的差距固然是一個原因，從小的際遇更是一個原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奶奶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已經7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我在舅母家住了一個多月即離滬南下，走的那天，細雨朦朦，離情依依，他們每人送了我一件禮物，大阿哥送的是一幅畫我的油畫像，表妹送的是一隻小巧的綠色磁送的則是一本書《小王子》。他們一直送我到門口，我揮揮手坐上黃包車，由一位同行的父執輩陪著走了，卻怎樣也沒想到一別42年。
42年匆匆過去，1990年我再度回到大陸，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們共同的親戚到旅館來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們，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他已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槍斃的，文革之後重判無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幾年，無法起白骨於地下了。
到了杭州，相晤甚歡，但果然，有舅母在的場合，大家都不，好像他未曾存在過。後來表妹和我私下聊天，大略談起一些事件的始末，但當時文革期全家受到株連，親人散居天各一方，音訊混亂，她也不甚清楚。我真正有繫統的了解經過，首先是經由宋貽瑞女士主編的《難以紀念的紀念》，宋女生前的知己，因悼念他英年早逝，的生前部分文稿，又邀他老師親友寫了紀念文章，編了這本書。
根據《難》書，事情經過大概如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近乎滿分，畢業後參加高考，獲全國文科分。被分發到北大歷史繫。1957年大二時據說因私自翻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又加以評論，被打成右派，從此開始他悲慘的日子。1957到1960年，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為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暫的一生。
196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於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纔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在近代史研究所期間創作力旺盛的階段，大量著作在專業雜志刊出。其中有些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是難得的殊榮，卻不知這些殊榮給他帶來阨運，1966年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韜光養晦，還選擇在專業上大出風頭，這就成了當時要打倒的“白專”樣板。陪鬥批鬥成了他的日常課，他初忍著不與親友聯繫，怕更加連累到他們，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姐姐，親近可以聯絡的親人。說想要來她家避一避，這把姐姐嚇壞了。她和媽媽住在一起，原已是被嚴格監控的對一來，一定三人一起被抓進去，隻得硬起心腸，無論如何也不同苦苦哀求無效，後隻有在電話上講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電話掛了。
走了，可真走了。1970年4月，北京街頭貼了一張公安局的布告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後來又化裝成黑人，逃進某非洲國家大使館被截獲，犯了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隨即執行。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纔接到通知。
文革過去，許多人獲得平的姐姐和80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們終於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審……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決書。二同志宣告無罪。”
就是這樣的一張紙！一位80歲的老母千辛萬苦地爭得了這張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爭不回來了。
又過了27若在，已是古稀之年，他姐姐瀋蓓搜集了她珍藏了40遺稿，編成一書，要我寫序。
這些文章的專業水平，我不敢妄議，但觀當時的文史權威，如郭沫為神童，如翦伯贊、黎澍譽之為北大五十年纔出一個的人纔，對一個右派分子如此贊譽，分量是不一般受的正規教育纔到大二，去世時纔32歲，若能活到今天，其成就恐非一般所謂大師者所能及吧！
所幸的去世後四十年，經過改革開放，中國政府重視文化教育，鼓勵創新，各個領域均有成就，雖然尚有不少需要改進之處，但希望她不要再生波折，能一直地健康發展亦可告慰於地下了。
在那個年齡，差個六七歲就是很大的差距，我們玩的時並不跟著玩，他大半關著門讀書，即使出來了，也隻是默默地坐在一邊，七八歲應是活潑好動的年紀，他卻如此孤獨，年齡的差距固然是一個原因，從小的際遇更是一個原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奶奶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已經7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我在舅母家住了一個多月即離滬南下，走的那天，細雨朦朦，離情依依，他們每人送了我一件禮物，大阿哥送的是一幅畫我的油畫像，表妹送的是一隻小巧的綠色磁送的則是一本書《小王子》。他們一直送我到門口，我揮揮手坐上黃包車，由一位同行的父執輩陪著走了，卻怎樣也沒想到一別42年。
42年匆匆過去，1990年我再度回到大陸，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們共同的親戚到旅館來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們，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他已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槍斃的，文革之後重判無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幾年，無法起白骨於地下了。
到了杭州，相晤甚歡，但果然，有舅母在的場合，大家都不，好像他未曾存在過。後來表妹和我私下聊天，大略談起一些事件的始末，但當時文革期全家受到株連，親人散居天各一方，音訊混亂，她也不甚清楚。我真正有繫統的了解經過，首先是經由宋貽瑞女士主編的《難以紀念的紀念》，宋女生前的知己，因悼念他英年早逝，的生前部分文稿，又邀他老師親友寫了紀念文章，編了這本書。
根據《難》書，事情經過大概如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近乎滿分，畢業後參加高考，獲全國文科分。被分發到北大歷史繫。1957年大二時據說因私自翻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又加以評論，被打成右派，從此開始他悲慘的日子。1957到1960年，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為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暫的一生。
196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於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纔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在近代史研究所期間創作力旺盛的階段，大量著作在專業雜志刊出。其中有些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是難得的殊榮，卻不知這些殊榮給他帶來阨運，1966年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韜光養晦，還選擇在專業上大出風頭，這就成了當時要打倒的“白專”樣板。陪鬥批鬥成了他的日常課，他初忍著不與親友聯繫，怕更加連累到他們，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姐姐，親近可以聯絡的親人。說想要來她家避一避，這把姐姐嚇壞了。她和媽媽住在一起，原已是被嚴格監控的對一來，一定三人一起被抓進去，隻得硬起心腸，無論如何也不同苦苦哀求無效，後隻有在電話上講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電話掛了。
走了，可真走了。1970年4月，北京街頭貼了一張公安局的布告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後來又化裝成黑人，逃進某非洲國家大使館被截獲，犯了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隨即執行。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纔接到通知。
文革過去，許多人獲得平的姐姐和80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們終於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審……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決書。二同志宣告無罪。”
就是這樣的一張紙！一位80歲的老母千辛萬苦地爭得了這張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爭不回來了。
又過了27若在，已是古稀之年，他姐姐瀋蓓搜集了她珍藏了40遺稿，編成一書，要我寫序。
這些文章的專業水平，我不敢妄議，但觀當時的文史權威，如郭沫為神童，如翦伯贊、黎澍譽之為北大五十年纔出一個的人纔，對一個右派分子如此贊譽，分量是不一般受的正規教育纔到大二，去世時纔32歲，若能活到今天，其成就恐非一般所謂大師者所能及吧！
所幸的去世後四十年，經過改革開放，中國政府重視文化教育，鼓勵創新，各個領域均有成就，雖然尚有不少需要改進之處，但希望她不要再生波折，能一直地健康發展亦可告慰於地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