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們什麼時候
會像做卡片索引那樣寫書呢？
——《單行道》（《本雅明文集》IV-1，第105頁）
1本雅明的後的檔案依然是一個秘密：1940年9月，瓦爾特·本雅明翻過比利牛斯山時隨身攜帶的文件包依舊下落不明。那裡面的文件隻有一份被保存了下來，那就是1940年5月8日的一封經過公證的信。在這封信裡，馬克斯·霍克海默確認並通知了本雅明已獲得紐約社會研究所成員資格，他的研究已經證實對該研究所有很大幫助。幫助他逃亡的麗薩·菲特科女士證實，本雅明首先想知道的是文件包能否找回，那裡面可能有他的重要的新手稿，比他自己還重要。那可能是《關於歷史的概念》的論綱。更確切的東西，人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如果說文件包裡有本雅明的文稿，那就是肯定無疑的。警察的報告提到了一些不明內容的文件並列舉出了一些後的物件—— 一塊懷表、一隻煙鬥、六張照片、一副眼鏡、一些信件、幾本雜志和一些錢，旅館和安葬費用的賬單就是用這些錢結清的。
2假如本雅明沒有預防措施，他的遺物的遭遇肯定會和那個文件包一樣。不難想像，那對他的著作的接受史來說意味著什麼。如果說，今天他的檔案數不勝數，這種情況在他的命運背景前幾乎令人難以置信，那麼這要歸功於他的戰略眼光，這種眼光幫助他把手稿、筆記本和印刷憑據交給不同國家的朋友並在他們那裡保存了起來。因此，為了使這些文件得以流傳，他把它們存放在朋友們手中。收件人把妥善保管那些紙片看作一種責任。本雅明以一個檔案管理員的熱情保證了自己思想生命的延續，這種熱情就是想通過閱讀從前的證明來理解當代。
3然而，“本雅明檔案”這個概念不同於制度化的檔案，後者對自己體繫的認識說明了“檔案”這個詞的來源。這要追溯到希臘文以及拉丁文的詞語如“政府大樓、當局、衙門”，這個詞又推導出“開始、起源、統治”。檔案工作的原則是秩序、效果、完整性和客觀性。相反，《本雅明檔案》卻表現了收藏家的熱情。檔案裡堆積著各種殘片，它們是不能隨便動用的儲備。因此，它們必須得到拯救。它們是顯露現實性的地方，是一個作家特有的檔案櫃，是主觀的、不完備的、非官方的。
4下面我們可以看到本雅明的十三個檔案。它們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被裝在文件包、檔案夾、卡片箱或者別的什麼儲藏櫃裡的。在對像意義旁邊出現的東西是借用的意義：《本雅明檔案》由圖片、文字和符號組成，人們可以看見它們，觸摸它們，不過它們也儲藏了記錄並分析了儲藏物成分的經驗、思想和希望。他的關於《巴黎拱廊街》的規劃，那個語錄和評論的彙集，提示人們應該從日常生活、藝術和素去考察《19世紀的史前史》。它記錄了各種典型人物（遊手好閑者、花花公子、撿破爛者、妓女）、各種建築形式和地點（拱廊、大道、全景和地下墓穴）、材料（鐵和玻璃）、時裝、廣告和商品的法則。本雅明為所有這些東西“都在我們記憶的檔案裡搞到一個位置”（波德萊爾）。作家的全部著作可以被理解為一部思想、感覺、歷史和藝術的檔案。
5在這裡，人們能發現什麼呢？章“細心的樹”——像這本書所有其他小標題那樣，這也是本雅明的語錄——可以看作本雅明作為自己的文獻管理員工作的痕跡。保存下來的東西有目錄、索引和卡片，它們既縝密同時又具有創意。其中心有一個檔案櫃，在這個檔案櫃裡，本雅明按照自己的興趣將材料分為通訊報道和手稿兩類。“做成卡片的抄抄寫寫”在研究“把……寫在卡片上”這個詞語的雙重意義—— 一方面意味著“不成功、分散、錯過”，另一方面意味著成為可用的方法和信息。本雅明的遺物包括成百上千張小紙片；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阿爾諾·施密特的《紙片之夢》或者《魁圖斯·菲克斯蘭》中的紙片箱——讓·保爾的紙片箱好像是畢德麥耶爾派的藝術檔案，1934年本雅明在一篇書評中這樣寫道。小開本紙片上的手稿增加了本雅明對小字的偏愛，這使人想到羅伯特·瓦爾澤；“小之又小”這一章就采用了他們的描寫。“物品品相”一章涉及的是俄國的玩具，那些玩具是本雅明在莫斯科購買的，他在一篇配有插圖的文章中描寫過。攝影是消失的證明，它把農民手工勞動的落後擺到人們眼前。“Opinions et pensées”（意見和想法）描述的東西可以追溯到史臺凡·本雅明的詞彙和固定詞組—— 一個“無意義相似性的檔案”，一個父親編制並加以說明的跟蹤兒子語言和思維發展的檔案。本雅明曾經把他的筆記本、重要的生產資料描述為“柔軟的寄宿處”，在筆記本裡素材和思想都被儲存下來並具有一定的結構，其中的每一平方釐米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本雅明的明信片收藏隻有很少一部分被保存了下來——這就是來自托斯卡納和巴利阿裡群島的“明信片”，不同的是，我們可以在那些明信片上讀到熱心的旅遊者的筆記。“弓的張力”一章查明了將素材劃分成章節的能力並表現為嚴格而又欣喜若狂的設想——思想和初方案之間的聯繫環節，即本雅明的知識結構。圖解的形態被看作“星座的位置”：空間的、兩極的和橢圓形的秩序，在這裡概念之間或思考著的人物相互之間保持著一定的緊張關繫。本雅明對撿破爛者形像的同情，使他的目光有可能注意到偉大的、尚未完成的《巴黎拱廊街》計劃，即獻身於拯救那些被歷史遺棄者的“撿破爛”一章。在“變成空間的過去”一章裡呈現的是傑曼·克魯爾的拱廊攝影遺物和薩沙·斯通的室內布置研究——資產階級的社交和私生活，如同一枚勛章的正反兩面。本雅明把“干杏核”一章獻給語言和遊戲題的娛樂，這種娛樂引導他去收集一種短小的謎語——有些他發表了，另一些被他用意義相同的謎語取代了。“女預言家”一章的對像就是一個謎：錫耶納城大教堂的八幅“女預言家”復制件。這些圖片對於本雅明來說具有什麼意義，至今不明。《巴黎拱廊街》裡面引用的《埃涅阿斯紀》對一句格言做了一個示意——指向地下。
6假如這些材料相互不一致，那可能就不是本雅明的檔案了。這些收藏，每一種都是獨立的、不可混淆的，但沒有一種躺在封閉的抽屜裡。非常細的線把一種收藏引向另一種收藏。設想與版畫的布局配合得天衣無縫。謎語、語言的聲音和歪曲以及意義的改變互相配合，如關於兒子史臺凡的筆記，源於兒童世界的玩具、縮小的照片以及微小的字跡。女預言家的復制品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風景圖片那樣的明信片。檔案是一個上位概念，紙條、筆記本、《巴黎拱廊街》筆記、照片和分段都屬於這個檔案。一切都因收藏家的天纔而結合在一起，他把“在邊界地區的家”（《本雅明文集》Ⅲ,第369頁）看作新研究者的標志。
7人們既不可能，也沒有努力去爭取完整性。缺少的資料是在1933—1940年遺失的。令人痛惜的損失是本雅明的藏書，在莫斯科幸存下來的也隻有可憐的一小部分。在柏林，本雅明保存並打算出版的海因勒兄弟的遺作也杳無蹤跡。復制本雅明給電臺寫的文章亦失去了基礎：他的廣播錄音都沒了。但是，本雅明檔案的介紹也放棄了諸如童書的收藏、本雅明的照片和成績單之類可以看到的東西。文字資料應該進行嚴格的篩選。資料構成了各部分檔案的特色，它們大部分都是可以弄到的：巴洛克文獻的語錄、波德萊爾的詩、關於歌德《親合力》的雜文資料、布萊希特的十四行詩副本、聽覺模型、關於收藏家和歷史學家愛德華·福克斯的筆記以及《新時代報》的節錄。此外，各種不同工作領域的藏書目錄、舞臺設計照片、保羅·克利的素描以及——盡管很難放棄——康德的逸事和毒品感受都未予考慮。
8當個別藏品被談及的時候，收藏室就打開了。開始，示範性的物體站立著，它常常為思想打開一條道路，好像很自然。一組組文件產生了，衍生的姊妹篇變得清晰可見。對材料和著作上下文關聯的觀察提供了一種關於不尋常遺產及其創作者的解釋——那是一幅從他自己的檔案裡勾畫出來的作家肖像。
9本雅明的工作方式帶有歸檔、收集和制作技巧的印記。摘錄、翻譯、剪裁、拼接、粘貼、標記或者分類，在他那兒好像本來就是作家的工作似的。材料充實了，靈感會自燃。圖片、文件和感覺會將其秘密洩露給明察秋毫的目光。本雅明對“nebenbei”（順便，附帶）這個詞感興趣。為了從邊緣地區向中心突進，他喜歡在那個地方思索；他很喜歡使用“zentralst”（中心）這個詞。專注力和聯想力使他在細節上發現了事物的本質。斷簡殘篇服從了某種新的東西，研究者把它變成了某種不可替代之物。
10根據本雅明的信念，收藏的基礎不是“精確性”“匆忙卷起材料”，也不是“全部數據的完整清單”。（《本雅明文集》Ⅲ，第216頁）收藏家的特征是“一種與事物的關繫，在事物中，這種關繫不是使功能價值，也就是收益和適用性引起注意，而是把它們當作觀察場所即命運的舞臺加以研究和熱愛”（《本雅明文集》Ⅳ-1，第389頁）。真正收藏家的熱情，決定了本雅明是“不守法而且有破壞性的”。他把“反對典型的、可分為等級之物的執拗和顛覆性的抗議”與對物的忠誠聯繫起來。占有關繫突出了完全的非理性。對於收藏家來說，他收藏的物品、物品的產生以及過去“在向一部有魔力的百科全書、一種世界秩序靠攏，那種秩序的綱要即其研究對像的命運”。（《本雅明文集》 Ⅲ，第216頁及下頁）
11對於這裡所涉及的對歷史陳跡的懷疑來說，必定會踫到關於發掘與回憶筆記的暗示，那是一段關於記憶的關鍵文字。這裡的意思接近於要求挖掘這種被掩埋的過去。也許挖掘必須井井有條地進行，但仔細而又試探性地在黑暗的土壤中挖掘也是必要的。“挖掘會為了好的東西欺騙自己，它隻能提供一個被發掘物品的清單，卻不能在今天的土地上標明舊物保存的地點和位置。”（《本雅明文集》Ⅳ-1，第400頁）“現實性”這個概念，對本雅明來說，不是空洞的言辭。
12能對此做出判斷的人很少，有一個人能做到，他就是讓·塞爾茲。1932年，他在巴利阿裡群島一個很小的姐妹群島松島上與本雅明相識。他是在自己獨特的領域裡踫到他的，這個領域叫翻譯，那時候他們一起把《1990年前後柏林的童年》部分翻譯成法文。當時塞爾茲深入地認識了本雅明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他親身體驗了本雅明怎樣探究詞彙的繪畫形像，他看見了本雅明怎樣握筆，知道了不同筆記本的作用。塞爾茲在回顧時如此描述這位不尋常的談話伙伴：“瓦爾特·本雅明是我一生中遇見的有判斷力的人之一。大概沒有一個人用過同樣的力量給我留下這樣一種印像，它表現為一種思想的深邃，在這裡，歷史和科學的精確事實被一種嚴格的邏輯吸走並在同一個空間裡像詩人的對應詞那樣移動，在那個空間裡，詩不再是一種文學思維的形式，而是作為一種真實的表現即人與世界之間神秘的關繫明顯地被揭露出來。”（讓·塞爾茲：《回憶錄》，第12頁）
13“十三這個數——每當我踫上它，就有一種強烈的快感。”本雅明曾引用馬塞爾·普魯斯特的這句話，本雅明和弗朗茨·黑塞爾一起翻譯過他的作品《追憶似水年華》（ à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的兩卷。本雅明對十三這個數字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他描述過聖吉米尼亞諾的十三座塔樓。他寫過五篇包含十三條論綱的文字——《作家寫作技巧的十三條論綱》《反對附庸風雅者的十三條論綱》《批評家之技巧的十三條論綱》《第13號》和《通往成功之路的十三條論綱》，其中四篇都在《單行道》裡。它們是作者詩意地反思和闡述自己對寫作、判斷即所從事的主要工作之認識的小品文。“十三”被看作一個具有魔力的數字，代表密謀與危險，會帶來幸與不幸。本雅明檔案遭遇到的是後者。它們得救了，但願它們不會被遺忘。
埃特穆特·韋齊斯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