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期的女性，有著怎樣的家庭地位？本書立足32幀女性墓志碑文，結合史書等百種以上的史料，通過探討墓志筆法與史學方法、社會流動和文武交流、世變下的婦女角色，藉以觀察五代至北宋社會家庭史的連續和轉變，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對五代女性“男尊女卑”“無所作為”的固有認識。書中窮盡挖掘墓志碑文裡的信息將成為研究家庭史和社會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也為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從文人武人的妻妾、官宦女子、英雄子女、寡婦到後宮嬪妃，書中探討的女性，呈現了一幅五代女性圖像，借此我們得以窺探當時五代女性周圍的世界。讓我們看到五代女性扮演的世變中的賢妻良母，除了具備傳統的美德，還要幫助夫家的社會流動和文武交流。

    “五代在碑志”

    “五代在碑志”繫列包括《世變下的五代女性》《五代武人之文》《五代的文武僧庶》三種，通過整理具有代表性的五代墓志碑文，並運用“史學六問”“五鬼搬運”“數饅頭”等研究方法，集中討論了社會流動、文武交流、婦女角色，以及墓志筆法和史學方法等問題，同時涉及五代官制、宗教與司法。有別於傳統“五代女性無所作為”“五代重武輕文”等觀點，“五代在碑志”研究文武間的交流和武人的亂與治，爬梳細分“階級流動”和“階層流動”，並對傳統的“唐宋變革”脈絡進行重新審視，以及探討世變下不容小覷的婦女角色。

碑志中的五代，考驗著研究者的能力。本書自通常“無疑”處入手，以老吏斷案的方式分析文本，為趨近歷史實相提供了可行的路徑。

——北京大學歷史學繫鄧小南

墓志銘是非常重要且獨特的史料，它們對群體傳記學研究至關重要，並對社會與政治提供珍貴的洞見。這部墓志銘集對五代及主導此時代的武人研究具有貢獻，也是深入閱讀墓志銘的的指南與典範。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繫包弼德（Peter K. Bol）

當我拿到《世變下的五代女性》一書時，看到關鍵詞“女性”“石刻”“世變”時，首先讓我想起了李清照。當然，這與李清照相隔了一世紀，然而，本書將會揭示，像李清照這樣的獨立文人女性的出現，乃源自唐末五代開啟近世序幕的“世變”，以及生活於這個時代的“女性”，或許隱微中也可能與金石、書畫等事物有關吧！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冨谷至

本書先聽取墓志的口供，再搜求旁證，質詢可信性、完整性、關聯性，後作出判決，借美國法學經典之名，可謂Cases and Materials on Historical Method（基於案例與原材料分析的歷史研究法）。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趙晶

2016年有幸參與以柳立言老師為中心的五代墓志讀書會，對其嚴格而周到的指導風格大為驚訝。此書正是如此千錘百煉下的大作。

——日本福岡大學人文學部歷史學科山根直生

哭母傷目求免官

（梁文獻、鐔氏、梁鼎）

柳立言

墓主梁文獻（924—968）卒於北宋太祖乾德五年十二月底，約二十五年後（993）於洛陽下葬。墓志撰者直昭文館句中正（929—1002）應是他昔日的同僚或朋友，罕見地在序言描述文獻寡妻鐔氏（934—1003）如何撫育子女長大，所花的篇幅，僅次於文獻一生的宦業，後說：“梁氏有後，蓋夫人之力焉。”再過十年，鐔氏去世，同年祔葬於夫墓，撰志者是獨子右諫議大夫梁鼎（955—1006），數說自己從中舉以至通顯，“皆太君(母親)教誨之力焉”，究竟鐔氏對梁家有何貢獻？另一方面，自謂通顯的梁鼎為何隻有散官而無實職？

梁文獻出自仕宦世家，至少三代為官，兼治軍民。曾祖父是唐代峽州刺史；祖父是容州司馬，屬高層文職僚佐，遇到“唐室土崩，士族奔迸”，乃西遷至益州定居。自從成為皇室避難所之後，四川聚集了大批的唐朝士族，常為地方政權所延攬。唐亡，前蜀建國（907—925）。可能沾了舊族之光，父親後擔任劍州監軍使和劍門關使，算是軍事重地的要職，不過墓志說他“以親老居貧，仕不擇祿，伏膺戎閫，至於沒齒”，似乎興趣不在管軍而在字民，但終身不得志，也許會寄望於兒子。令人奇怪的是，墓志不記曾祖母、祖母和母親，大抵隱身幕後。

梁文獻是次子，出生第二年，後唐滅蜀（925），隨即是董璋和孟知祥兩強相爭。經過九年之久，知祥建立後蜀（934—965），同年由兒子昶繼位，亦即後主，開始偃武修文，整飭吏治，例如發布《官箴》（941），其中四句後來被宋太宗摘錄，令州縣刻石，置於官署，成為今日有名的《戒石銘》，上寫“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文獻二十歲時（944），蜀相毋昭裔將《九經》刻石，置於成都學府，並在九年後刻板印刷，以廣流傳。儒風日盛，文人乃得乘時而起。

文獻二十五歲時（949），後蜀開始開科取士。後來文獻中舉，首任便是永平軍節度掌書記，一般位在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和判官之下，而在推官和巡官之上，如得到信任，便是幕主之喉舌。之後，文獻“雖可樂於從軍，祈字民於縣政”，又謂“侯弓應聘，郁王佐以盤桓；牛刀字人，局儒術而閑放”，也許真的以儒術吏治為己任，或要完成父親之志趣，乃離開帥府，兩任縣令。不久，“屬邊藩幕畫，必簡長纔。咸推侃侃之儒，復署翩翩之職”，又回到戎閫，出任山南節度掌書記。事實上幕府亦需要文治之纔，往往精英雲集，而且文武並肩，可以產生極有潛力和前途的人脈。無論如何，墓志以兩個“儒”字加諸文獻，又說“方孟子之無時”，反映他的長纔在文不在武。然而，分裂有時要靠戰爭來解決。

後周世宗有意統一天下，後蜀首當其衝。文獻三十一歲（955）時，後周一口氣吞並秦、鳳、成、階四州；再過十年，北宋隻花了六十六天便越過劍門，進入成都。文獻人微任輕，輪不到以身殉國，但新的職位可真道遠，是曹州乘氏縣令。在四川落籍超過六十多年後，梁氏遠赴無親無故的山東就職，約三年後死在任上，年僅四十五歲，遺下鐔氏和未成年的一女一男。

寡妻亟需面對的問題是歸葬，因為若葬在外地無親人祭拜，雖不致淪為野鬼，但也漸成饑魂。墓志說：“府君(文獻)嘗謂其子曰：‘嵩少伊瀍，神仙藪澤，終焉於此，誠吾志乎。’”這句話對未滿十四歲的梁鼎來說意義不大，對寡妻來說卻是千斤重擔。扶柩到了河北的大名府，實在走不下去，隻得權窆，直到二十五年後纔能遷葬。就此來說，文獻的身家不算豐厚，又因官位不高，不能蔭補子弟。梁家快要跌落被統治階級，復興大任落在三十四歲的寡妻肩上。

首先要解決經濟問題。回到益州，鐔氏“以餘俸稅田，用資伏臘，以逮成人”，以文獻的遺產購買田地，多是佃人耕作，以其收人用於祭祀和日常生活，尤其是撫養子女成人。伏臘一詞三義，亦可解作婦道甚修、治家嚴整。墓志說她“聰敏”，沒有明言她如何購買和管理田產，可能親自議價、交割、督工和核數，精打細算。

其次是幼女的大事。如是梁鼎之姊，當時應超過十三歲，或已及笄。墓志序言說鐔氏“誨之織纴，歸士君子”，精確指出寡母的任務就是替女兒作好準備，要嫁給士人，維持士族的地位。女兒小字金華，夫婿是“瑯琊王驥”，這個真假難分的地望自是用來標榜身世之不凡。他在嶽丈遷葬時已進士及第，並曾在永嘉擔任從事，但沒有記下其他官職，可能中第未久，反映在聯姻時並無功名。就此來說，鐔氏頗有知人和先見之明，可向先夫誇口。

後也是重要的大事，便是獨子梁鼎的舉業，既要完成亡夫未竟之志，也是維持官宦階級的必要條件。鐔氏“右執槚楚，左持簡冊，訓若嚴師，成其國器”；梁鼎也說：“鼎尚幼，太君手執《詩》《書》，躬自訓導，洎志學之歲，則誨以從師。”以今日的標準來說，梁鼎的國中教育是由寡母完成，之後由寡母督促，從師學成。那麼，寡母的學識從何而來？

鐔氏能將女兒嫁給士人，又親自教育兒子，除了夫家具備一定的條件外，跟娘家也不無關繫。她的曾祖父是唐朝的彭州九隴縣令，祖父不仕，父親是前蜀的學士院副使，從教讀“簡冊”和“《詩》《書》”來看，應指負責草詔的翰林學士院而非畫院，是相當重要而且清高的職位。梁鐔聯姻可說背景相若門戶相當，可以互相扶持。蜀亡之後，鐔家不見新的官職，可能自顧不睱，但士族的餘暉在宋代還是光亮的。

鐔氏是四女，“聰敏柔順，德冠閨閫，敦睦慈愛，儀形姻戚”，完全沒有提到她的學識，其實至少達到今日的中學程度。由此可知，墓志不提之事，有時不是並無其事，而是可從他事推想出來，不言自明。墓志撰者不明白說出，因為他們不曾預料我們會用墓志來探討婦女的文化水平和做了什麼外事內事。

對寡母的貢獻，梁鼎說：“鼎於太宗朝登進士甲科，自釋褐，逮階通顯，歷任中外，咸著聲稱，皆太君教誨之力焉。”看來從十五至二十八歲中舉（983）的艱苦十三年間，甚至入仕之後，兒子仍多方受到寡母的影響。遺憾的是，當寡母彌留時，兒子遠官在外，來不及見後一面。之後，跟武臣一樣，文臣梁鼎奪情起復，出知鳳翔府，“以居憂哭泣傷目”，懇求退居閑職，當時纔四十八歲，可見母子之情深。不過，鐔氏可能比較喜歡亡父的文學侍從之路，既高貴清尚，又不必東奔西跑，母子分離。

墓志撰者句中正就是借著文學而大貴。他跟梁文獻是同鄉（益州華陽）、同輩、同僚，甚至同年。原是毋昭裔的館客，中舉後仍留在昭裔身邊擔任從事，可能參與《九經》的刻印。蜀亡之後，跟文獻一樣，遠赴曹州，擔任錄事參軍，繼為氾水縣令和潞州錄事參軍等基層官吏。他能夠飛黃騰達，是以書學見知於同道太宗，史稱“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977），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從此走上文學侍從之路，除了出使高麗之外，幾乎沒有離開過京都。他“杜門守道，以文翰為樂”，死後進入《宋史》的文苑傳。也許見賢思齊，梁鼎也勤習書法，工篆、籀、八分書，並著有《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五十篇，可謂兼習文藝、文學與歷史，與一般舉子有所不同。中舉之後約五六年（988—989），“獻《聖德徽號頌》萬餘言，試文”，明顯是要突顯自己的文纔。他獲晉一階，但未能踏上清要之路。

獻文之後，梁鼎出任歙州通判，以能干聞名，太宗下詔嘉獎。徙知吉州，有豪民為患百姓，歷任官吏並無處理，梁鼎揭露其惡行，加以杖脊黥面，遠徙他郡。太宗注重法治，“尤賞其強干，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寶瓶帶，太宗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時年約三十八歲。他又上疏批評考績制度之不足，認為知州“強明者無以自言，庸懦者得以為隱。治狀顯著，朝廷不知，方略蔑聞，任用如故。……致水旱薦臻，訟獄盈溢”，懇求朝廷改革，“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可看到他留心吏治，注重考核，當然會得罪同僚。史稱梁鼎“居官峻厲”，頗有寡母右執槚楚，訓若嚴師的身段；他幼嘗艱難，入仕之初至少在嘴裡掛著人民兩字。

自此之後，梁鼎的仕宦主要圍繞吏治和財政，先後擔任開封府判官、三司右計判官、總計判官、度支判官、江南轉運副使，徙陝西轉運副使（996），“以母老求郡”。朝廷為方便他照應六十三歲的母親，讓他連知徐州和密州，分別在西路和東路。新皇帝真宗登基不久，四十七歲的梁鼎通過中書的考試，出任知制誥（1001），與一代文豪楊億成為同僚，一圓詞臣之夢，又可在京師陪伴六十八歲的老母。

未及一年，梁鼎因其財政專纔，以詞臣身份替三司算賬。當時真宗下令放免天下欠稅，而三司斤斤計較，“縲繫追逮，頗為煩擾，至有久被拘者”，亦即產生滯獄。真宗於是命梁鼎等人按籍引對，大多蠲免，亦大獲皇帝歡心。四十八歲的梁鼎連升數階至右諫議大夫，並攀上事業的顛峰，出任三司度支使，時稱計相，再上便可能是宰相。他在墓志自豪地說“明年南至，郊祀泰壇，大行覃慶，故先君有少列之贈，太君有臨海之封”，其實句中正早已點明，“從子貴也”。

真宗隨即下令梁鼎與河北轉運使計度饋邊刍糧，因為以前“三司止移文責成外計，未嘗有所規畫，故專命之”，可見甚得皇帝倚重，但亦看到“未嘗有所規畫”的潛在危機，即三司官員欠缺實務經驗。果然，梁鼎不久便失官，而且不無失德。

梁鼎在七年之內兩次受罰，均與宋夏戰爭有關。次發生在寡母六十三歲（996）之時，太宗五路伐夏而無功，主帥之一是外戚李繼隆，諉言軍儲未能及時運到，梁鼎作為陝西轉運副使，坐削三官而留任。惟據《太宗實錄》，繼隆其實是“不見虜，引軍還”，《宋史》亦謂李繼隆“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慚憤，肆殺戮，乃奏轉運使陳絳、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梁鼎不久便恢復舊官。第二次受罰是寡母死亡前後，梁鼎以三司度支使出為峽西制置使，大權在握，率領轉運使楊覃等人，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以官售解鹽取代商人入中，以增加軍費，另一方面由百姓納糧和運糧，以增加軍儲。新法得到真宗、樞密使陳堯叟和宰相呂蒙正的認可，特派支持者宦官杜承睿同制置鹽事，以便利執行，並因梁鼎的堅持，罷免反對者陝西轉運使劉綜。至是，新法可說隻許成功不許失敗，成則宰執有望，敗則身墜名裂，而且牽連頗眾。但是，執行起來，地方官吏群起反對，不從規畫。實際上三司也分裂，判三司鹽鐵勾院李士衡曾經批評梁鼎攘奪農時，沮阻商業，反而對西夏有利，在真宗面前“忠憤而言，不覺切直”。有研究者以為士衡較有道理，新法之是非，其事亦清楚記在範仲淹替他撰寫的神道碑上，作為一項重要功績讓後人瀏覽，大抵言之有據，不同於李繼隆之諉過，不見得是冤枉或盡是權力鬥爭。

梁鼎遇到諸多阻力，竟變得不擇手段，“奏運咸陽倉粟以實邊，粟已陳腐，鼎即與民，俟秋收易新粟”，完全看不到昔日的愛民形像，卻似乎看到權位在腐蝕人心。朝廷下令判三司戶部勾院林特等人調查。林有文纔，曾與楊覃共事，又有輦運軍糧的經驗，得到呂蒙正的賞識，人情上應支持蒙正結果卻是朝廷頒布《梁鼎罷度支使詔》，上距寡母死亡不過四十多天：

關隴之右，金革未寧，調發所資，用度為急。眷鹺咸之所產，利賈販而有經。

度支使陝西置制使右諫議大夫梁鼎，職任均財，議陳變法，俾伸裁制，庶司。

曾微遠圖，苟狥獨見，公私大擾，儲峙益空，徒亂舊章，頗喧群議。

俾停使務，用儆官常，可罷度支使，守本官。

這就是寡母墓志之中，梁鼎隻署右諫議大夫而無實職的原因。寡母若在世，應能讀懂這道詔令，見識到詞臣的功力。它以淺白的文字交待重點，包括干戈正熾、軍用孔急、以商販鹽為常制、賦予梁鼎大權以推行他的變法。它對梁鼎的批評隻有六句，字字誅心，毫不留情，確屬“切責”。呂蒙正亦請辭，得到真宗慰留。三年之後，梁鼎以五十二歲之盛年去世，二子賜進士出身。其中一位名吉甫，跟仁宗時一位發運使同姓同名，曾負責協助輦運陝西的軍需，未知是否王子復仇記。

鐔氏的娘家和夫家都是以文為主的士族，她訓練兒子也以文為主，不但中舉，還有能力擔任詞臣，但終未成為文學侍從，而是繼承父業，志在牧民。太宗和真宗因遼夏交侵，需要大量的軍費和軍需，擔任財臣應較易晉升。這段話頗能看出真宗對財臣的倚重：咸平五年九月，“鹽鐵使王嗣宗、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顥同對，嗣宗進曰：‘嘗蒙陛下宣諭：朕不合管錢谷細務，然所憂者，蓋為天下生民耳。方今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雖陛下勤儉之德，冠於古先，其如冗食尚多，耗蠹猶廣，更宜庶事減節。不然，則用度不足，復重擾於民矣。’上曰：‘朕所憂者，正此耳。’嗣宗曰：‘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眾，在乎擇將帥，嚴號令，用之得其宜，則何往不利。臣等會議，事有可減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梁鼎投身三司，所需要的專業知識，或已超過梁鐔兩氏的家學；要處理財政中的軍事，恐怕更需要額外的財經知識。除了母訓家教之外，如何獲得這些知識，朝廷如何栽培專業人纔，值得進一步研究。無論如何，降臣的第二代已經晉身中央要職，足以證明科舉確以筆杆代替槍杆，逐漸和平地將政權由北人交到南人和北人的手裡，從以北統南過渡至南北人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