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一
《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裡木盆地考古記》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西北歷史地理學家黃文弼先生的新疆考古報告，與他所著的《高昌磚集》《高昌陶集》合稱“三記兩集”，在學術界久負盛名。
“三記”的寫作緣起，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成立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有著直接關繫。1927年春，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征得北洋政府同意，準備單方面開展他的第四次中國西北考察。中國知識界對這種有損國家主權的行為極力抵制，並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斯文·赫定反復談判，終成立了由中外學者共同主持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自1927 年至1935年，在中國西北地區開展了長達8年的科學考察活動，成就了人類科學探查史上的一個壯舉。
時任北京大學國學門助教的黃文弼，出於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和對考古學的濃厚興趣，主動請纓加入考查團，成為團中一名中方考古學者。1927年5月9日，他暫別“在故紙堆中討生活”，隨隊踏上西北科考的征程，在內蒙古，特別是在新疆地區進行了歷時三年多艱苦卓絕的野外探查。擅長文物搜集、整理的他，在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這所“流動的大學” 中，獲得了難得的田野考察與發掘實踐經驗，並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鼓舞了處於起步階段的中國考古學，歷來被當做中國學術界在新疆地區進行科學考古的起點。他此後的三次新疆之行，都可以視為本次考察的延續。就黃文弼個人而言，這次西北科考經歷也成為其學術道路的重要轉折點，以此為契機，他將一生精力都聚焦於新疆考古和西北史地研究，並完成了“三記兩集”的名山事業，以及後來的《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57—1958）》等論著。
《羅布淖爾考古記》於1948年作為“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 之一，由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印行，是“三記”中早問世的一部。羅布淖爾古稱鹽澤、蒲昌海，今作羅布泊，漢代樓蘭國就位於此地。19世紀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的到來，打開了羅布泊聞名世界的大門，此後斯文·赫定、斯坦因接踵而至。1930 年4月8日，黃文弼從吐魯番出發，翻過庫魯克山，於1930年4月13日抵達羅布泊北岸，目睹羅布泊水向北回流的情況，驗證了斯文·赫定稱羅布泊是“遊移湖”的假設。
黃文弼這次在羅布泊地區考察了20多天，但由於時間緊迫，很多調查未能充分展開，回來後一直對羅布泊念念不忘。1933年10月，為鞏固邊陲，開發西北，國民政府鐵道部決定出資組建“綏新公路查勘隊”，黃文弼在教育bu資助下，以考察新疆教育文化專員的身份參加查勘隊，二入新疆。1934年5月9 日，黃文弼再次踏上聞名世界的“土垠”——在這個四年前由他發現的漢代驛站遺址，找到了軍營、古道、屯墾區遺跡，並采集到西漢《論語》殘簡及記“居盧訾倉”事簡。《羅布淖爾考古記》就是黃文弼這兩次羅布泊考察成果的彙集。
《吐魯番考古記》1954年在科學出版社初版，1957年修訂重印，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五號”。該書與《塔裡木盆地考古記》都是黃文弼首次新疆考察成果的結晶。
吐魯番地區是黃文弼正式開啟新疆考察的站，也是他日後轉向新疆考古與西北史地研究的學術起點。在參加西北科學考查團期間，黃文弼曾三至吐魯番：1928年2月，他由哈密赴烏魯木齊時路過吐魯番，僅在此稍作停留，訪查了吐峪溝千佛洞； 1928年4 月19日，他對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柏孜克裡克千佛洞進行了初步踏查；1930 年2月19 日，他帶隊對交河故城北部寺廟遺址、溝西墓地、南部古墳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全面發掘，成為個在吐魯番地區進行考古工作的中國學者。
從今天保留下來的黃文弼《吐魯番研究手稿》來看，他在考察途中就已經開始對吐魯番地區古代文化進行研究。1931 年和1933 年，黃文弼根據考察所得，分別出版《高昌磚集》與《高昌陶集》。而出土墓磚與陶器以外的文物、文書以及相關研究，都收錄在《吐魯番考古記》中，這三部著作又構成黃文弼的“吐魯番三種”，內容各有側重，相互補充。
1957年，黃文弼發表《塔裡木盆地考古記序言摘要》一文，次年《塔裡木盆地考古記》即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繫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三號”。
塔裡木盆地周緣的大小綠洲，自古就是東西方文化傳播與交彙的核心地帶，特別是隨著佛教東漸，更在古代塔裡木盆地形成舉世聞名的佛教文化。黃文弼於1928年5月19 日自吐魯番出發，穿越阿拉癸溝直奔焉耆，在七個星佛窟遺址、四十裡城等地考察了40 餘天，采集到大量的泥塑佛像、石刻模型、木器、銅器。1928年9月中旬到11月中旬，他無論“沙漠湖灘，有古必訪”，將古代龜茲國所在的庫車地區全部走遍，新發現古城遺址10多處。1929年4月5日，黃文弼沿和闐河一路南行，為了尋找“死亡之海”漢唐時期曾經存在過的繁華歷史，完成了橫渡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壯舉。1929年11月8日，黃文弼結束對塔裡木盆地周緣的全部考察，這段考古資料的精華均刊布在《塔裡木盆地考古記》中。
二
1929年鼕季和1930年春末，考查團收獲的考古文物由袁復禮兩次組織東運，其中包括黃文弼的80餘箱采集品。1930年秋季回到北平後，黃文弼立刻投入到新的研究工作中，他很早就明確了自己“首高昌，次蒲昌，次焉耆，次庫車，次和闐，次佉沙”的工作目標和規劃。按照計劃，在完成《高昌磚集》《高昌陶集》後，黃文弼即將開展對羅布淖爾考察的繫統研究，並先期完成《樓蘭之位置及其與漢代之關繫》《釋居盧訾倉》《羅布淖爾水道之變遷》繫列論文。然而，接下來的研究工作卻阻力重重： 工作頻繁調整，抗戰爆發，經費緊缺，使得考古報告遲遲不得與世人見面。
1934年12月5日，黃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派遣，在安陽、洛陽、西安、南京等地進行考古工作，隨後又擔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西安辦事處主任。他將一部分考察采集品帶在身邊，白天全力進行西安碑林的修復工作，夜晚則繼續投入采集品的整理與研究。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撤銷，西安辦事處同時停止工作。當時，國立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機構遷往西安，成立了西安臨時大學，隨即又改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校址遷到陝西城固。黃文弼也輾轉離開西安，赴城固任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歷史繫教授。一年後，西北聯合大學分立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醫學院、西北師範學校五所院校，黃文弼又轉任西北大學，同時受聘兼任四川大學歷史繫教授。
1939年至1942年間，黃文弼基本都奔波在川陝兩地，一邊承擔著繁重的教學任務，一邊利用中英庚款董事會資助，從事考察報告的撰寫和西北史地研究。在城固無數個一燈如豆的夜晚，他抱定隨身攜帶的少量采集品進行撰述； 在四川峨眉，他一度“靜居山中，重理舊稿”，筆耕不輟。據《羅布淖爾考古記·自敘》所說，該書正 文部分實際在1939 年底就已經完稿，黃文弼曾培聯繫商務印書館出版，但由於大量文物實物照片要印制為彩色畫及珂羅版，成本過高而沒了下文。1944年初，顧頡剛幫助他向中華書局推薦此書，黃文弼也親自與編輯金兆梓、姚紹華接洽出版事宜，但又因經費問題未能如願。在1947年寫給徐旭生先生的繫列信件中，他也曾提及此書出版經費問題。一直到1948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以 “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理事長名義，領銜給國民教育bu遞交呈文，向部長朱家驊申請經費，並多方努力周旋，尋求中美基金會的資助，纔使《羅布淖爾考古記》歷經波折，得以出版。
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黃文弼曾利用參加第二屆全國美展之機，將部分西北科學考察的采集品帶到南京，後來為躲避日軍對西安的空襲，又在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協助下，把存放在陝西的文物轉運到漢口。寄居川陝期間，黃文弼一直牽掛著這些文物的安危。抗戰勝利後，他曾親自去漢口英國洋行堆棧查訪寄存文物，得到的卻是大部分物品毀於戰火的不幸消息，這些都對黃文弼的後續研究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新中國成立後，黃文弼由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轉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沐浴在科學事業蒸蒸日上的氛圍下，他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學研究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學術著作出版困難的境遇一去不返，黃文弼對考古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也終於厚積薄發，《吐魯番考古記》《塔裡木盆地考古記》相隔不到四年先後面世。自1928年首次踏上新疆的熱土，到1958年完成《塔裡木盆地考古記》的出版，“三記”的寫作整整經歷了三十個寒暑。從烽火連天的舊社會，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從年富力強的中國西部考古拓荒人，到白發蒼顏的老年學者； 從躊躇滿志的學術規劃，到皇皇巨著的終殺青：無論對於黃文弼本人，還是整個學術界來說，“三記”的寫作和出版都可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這長達三十年的學術跋涉，以及遲到的“三記”，也都成為黃文弼波瀾壯闊的一生的縮影，成為中國早年新疆考察與研究史的見證，成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國家命運的回顧。其中飽含著以黃文弼為代表的一代學人的堅韌毅力，以及他們為追逐理想而終生奮鬥的執著與熱情。
三
早在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出發伊始，黃文弼就曾說過自己此行的目的：“一者為監督外人，一者為考察科學。”監督外人、維護國家主權的使命與責任，讓他從初與外方團長斯文·赫定互相“心存芥蒂”的私人關繫，終於在兩人第二次新疆考察期間爆發。由於斯文·赫定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致使黃文弼的個人聲譽及成果在國外學界一度受到抵制。不過，隨著“三記兩集”的漸次問世，黃文弼的新疆考古成就終究難掩其光芒，逐漸成為國際學界有目共睹的焦點。
《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出版後不久，就受到日本學界的關注，籐枝晃、石田幹之助分別發表評介文章。此後，日本京都大安書店於1968年影印出版《羅布淖爾考古記》。1984年，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宮川寅雄倡議組織翻譯《黃文弼著作集》，經過四年的努力，由田川純三翻譯的《黃文弼著作集》冊《羅布淖爾考古記》日譯本在東京恆文社出版。1990年，土居淑子的日譯本《黃文弼著作集》第二冊《吐魯番考古記》（包括《高昌磚集》《高昌陶集》《吐魯番考古記》）繼由恆文社出版。
《黃文弼著作集》的日譯工作，因主持者宮川寅雄及諸位翻譯家的離世而擱淺，但是其影響力已然形成。日人井上靖即認為：“無論從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業績中正確汲取經驗，對不明之處進行確定、補足，或加以修訂，黃文弼的調查報告都是不可或缺的。……我認為這為我國的西域研究打開了一扇清新明快的大窗。”同一時間的歐洲也開始出現對黃文弼及其著作的評述，有代表性的當屬德國漢學家瓦爾德施密特1959年發表《中國考古學家在新疆的調查》一文，對《吐魯番考古記》，特別是《塔裡木盆地考古記》相關內容進行了介紹。
在中國，“三記”更是新疆考古與西北史地研究不可或缺的案頭書，滋養了無數後輩學人。甚至有許多專家學者直言他們在新疆從事考古工作時，都是背著黃文弼先生的著作在全疆各地跑，這些著作為他們提供了引路人的作用。
黃文弼哲嗣黃烈先生曾說：“黃先生經過大範圍的考察，寫出了繫列的考古報告。由於他具有深厚的中國學問基礎，結合實地考察所寫出的幾部巨著，其學術價值為其他單純考察家所寫報告難以企及。當然，當時的考察手段與技術遠非今日所能比，其論斷也受歷史的局限，不一定盡皆妥當，但大部分內容至今仍不失其光輝。他的考察距今已有三分之二世紀，當時的遺址、遺物歷經滄桑之變，有的已不復存在，有的已大為改觀，他的記錄作為手資料就顯得分外珍貴。”這實際上已經道出了“三記”的學術裡程碑價值：
首先，“三記”代表了中國學者在新疆自主的科學化考古之後，對該地區進行的全面繫統的研究，不僅在學術價值上具有領先意義，更打破了長久以來中國學者在新疆考古與研究領域追隨國際學界慣例的落後狀態。例如黃文弼在土垠遺址采集到70餘枚木簡，是新疆所獲漢通西域後早一批文字記錄。從這些木簡的內容，能夠看出漢代在西域的職官設置、驛傳制度、屯戍倉儲、往來交通等情況，打開了人們了解漢代西域經營的新窗口。
其次，“三記”中所刊布的豐富多彩的考古資料，包括文書寫本、錢幣、碑刻拓片、壁畫和各類文物，其中很多實物今天已經不存，賴有“三記”纔得以保存。這些一手資料的公布，改變了以往中國學者研究資料靠國外“恩賜”的局面，也給國際學界注入了新鮮血液。特別是黃文弼所獲文書，包括漢語、梵語、龜茲語、粟特語、婆羅謎字母、中古伊朗語等各個語種，許多都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時至今日，依然是世界各國研究者們的關注點與學術增長點。
後，“三記”熔鑄了黃文弼的考古經驗，發揮了實地考察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特點與優勢，充分展示出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民族學等多學科融彙的特點，是黃文弼學術研究“三重證據法”的直接體現，為今天的新疆考古事業及西北史地研究樹立了方法論的標杆。
囿於時代和個人的局限，“三記”中難免存在一些錯誤。例如日譯本《黃文弼文集》出版時，榎一雄就針對《羅布淖爾考古記》指出，其中對樓蘭人與印度拜火教徒的關繫的推測有所不確。今人慶昭蓉也考證出《塔裡木盆地考古記》中四件龜茲語文書出土地的記載繫黃文弼先生誤記。今天，羅布淖爾、吐魯番、塔裡木盆地的考古與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三記”的篳路藍縷之功，永遠不會磨滅，其價值也必將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在新疆考古、絲路研究的殿堂中發揮出永恆的光熱。
四
如前所述，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三部著作相繼問世，一時洛陽紙貴，很快就供不應求。1984年宮川寅雄發願翻譯《黃文弼著作集》而馳書夏鼐先生索要“三記”時，作為黃文弼同事的夏鼐也無法購得此書，隻好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中的藏書寄贈。除了1968年日本早期的影印版，日人榎一雄提及1988年香港無名書店也曾出版《羅布淖爾考古記》影印版，但紙張、質量均欠佳，如今早已絕版。2009 年，線裝書局將“三記兩集”策劃為《中國早期考古調查報告》第二輯，按照初版原書影印出版，但是影印本數量偏少，市面仍尋覓不易。為了滿足國內外讀者的需求，也為了弘揚、傳承優秀歷史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整理出版了《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裡木盆地考古記》。
此次“三記”的整理再版工作，分別以《羅布淖爾考古記》（1948年版）、《吐魯番考古記》（1957年版）、《塔裡木盆地考古記》（1958年版）為底本，用規範簡體字進行錄排，並對圖片進行現代技術處理，進一步提高了圖片的精美度。為保證著作原貌，除就現行出版規範做出個別校訂外，其餘均一仍其舊。
“三記”的整理再版工作，得到了黃文弼先生後人黃紀蘇先生等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學朱玉麒教授對整理再版工作提出了指導性意見。後，受出版社委托，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領銜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批準號：19ZDA215）課題組團隊與新疆師範大學黃文弼中心，對再版工作給予了學術指導和支持。具體參加人員為： 北京大學朱玉麒教授與博士生徐維焱、陳耕、袁勇； 新疆師範大學教師吳華峰、劉長星、潘麗、徐玉娟。朱玉麒、吳華峰共同制定校勘原則，此後兩校同時展開校勘工作，其中，徐維焱、劉長星負責校勘《羅布淖爾考古記》，陳耕、潘麗負責校勘《吐魯番考古記》，袁勇、徐玉娟負責校勘《塔裡木盆地考古記》，吳華峰負責統稿和審訂，並編制《地名索引》。
謹以“三記”的重版，紀念黃文弼先生誕辰130周年。
吳華峰
2023 年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