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誰的文化？——博物館的承諾以及關於文物的論爭

編輯推薦

文物歸屬問題向來是國際藝術品爭奪戰中敏感的焦點。本書將世界**博物館人、古董研究專家以及考古學家的觀點熔於一爐，各自的闡述時有衝突又互有勾連，為讀者呈現一場精彩紛呈的國際性大討論的實況。

內容簡介

文化屬於誰？屬於恰好在其境內發現了文物的現代國家還是全人類？博物館究竟是保存時代印記、消解愚昧無知的藏寶庫，還是粉飾文物掠奪行徑的遮羞布？關於無主文物和考古遺址的發掘與保護、研究與發表又該如何界定和評判？作為《誰的繆斯？》的姊妹篇，本書呈現了一場有關文物及文化產權歸屬、百科全書式博物館的職責和義務等問題的國際性大討論。由保羅?蓋蒂信托董事長兼CEO詹姆斯?庫諾領銜英美*博物館及科研院所掌舵人，包括來自大英博物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等多家機構的館長、策展人及學者展開激烈辯論，將一繫列國際社會持續關注的重大且敏感問題，開誠布公地置於讀者面前。

作者簡介

詹姆斯·庫諾，芝加哥藝術學院院長，此前還曾領導過倫敦考陶爾德藝術學院、哈佛大學美術館等藝術機構，並以60歲的高齡，榮膺蓋蒂信托基金總裁。著述等身，影響較大的有《誰擁有古董？博物館與我們的古代文化遺產之戰》、《誰的繆斯？美術館與公信力》等。

致謝詹姆斯·庫諾

導言詹姆斯·庫諾

部分博物館的價值

塑造“世界那個大城市”的公民尼爾?麥克格雷格（大英博物館）

“那你認為該對那些文物做些什麼呢？” 菲力普·德·蒙特貝羅（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到底是誰的文化？奎邁?安東尼?阿皮亞（普林斯頓大學）

第二部分文物的價值

文物與考古語境的價值及局限詹姆斯·瓦特（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考古學家、收藏家與博物館約翰·包德曼爵士（牛津大學）

審查知識——關於未經考證的楔形字板發表的案例大衛·歐文（康奈爾大學）

第三部分博物館、文物與文化財產

在文化產權時代展示本土（土著）遺產邁克爾·布朗（威廉姆斯學院）

遺產與國寶德雷克·吉爾曼（巴恩斯基金會）

國家與文物約翰·亨利·梅裡曼（斯坦福大學藝術繫榮休教授、比較法學家）

在線試讀

文化屬於誰？屬於恰好在其境內發現了文物——本國人民失落已久的古代文物——的現代國家？還是因為文物的繼承人構成了文化的基礎，而文化本身從無政治疆界，並無固定形態，常與新奇美好的東西接觸並融會貫通，所以文化屬於全世界人民？
博物館的承諾。博物館是一個藏寶庫，它提高人的修養，培養求知精神，消除無知愚昧；在這裡，一種文化、一個時代的印記得以保存，並不偏不倚地與其他文化和時代的像征同時得到展示。
文物之辯。民族主義：文物是屬於一個國家的文化產權，是其國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對民族自尊和自我認知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屬於這個國家，不可分割。考古學家：隻有得到恰當的發掘之後，文物纔被賦予“古代物件”的內涵。博物館收集各類文物時若是不能保證恰當發掘，其考古條件也知之不詳，將慫恿文物掠奪行為，加速考古現場的破壞，導致文物所傳承的知識的流失。博物館：文物，無論是否已記載在史冊中，都含有豐富的意義，理應保存在公共場所，以幫助學者進行研究，並發揮啟蒙大眾的作用。
幾十年來，藝術博物館的館長、策展人、考古學家和政府部門就博物館的價值和文物的獲得進行過激烈的辯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近期讀到一本書，在查閱了頑固民族主義的歷史文化後，我發現文化產權法一般都禁止文物的國際流通。我認為這樣的法律和相關國際公約，盡管宣稱可以防止考古現場的非法掠奪和文物的黑市交易，但其本質其實是支持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的政治權利：對文物宣布其文化繼承權——如埃及對法老時期之後的時代、伊拉克對美索不達米亞之後、意大利對羅馬帝國和伊特魯裡亞之後、中國對秦朝之後、土耳其對赫梯帝國之後的繼承等等，不一而足。現代民族需要這些文物來證明其自身在世界之林的重要性和獨特性；考古學和文物又為現代民族主義者服務，鞏固其政治地位。
在本書中，知名的博物館館長、策展人以及大學學者捍衛一個執著的夢想，那就是博物館作為一個藏寶庫的價值就在於它們保存文物、傳播知識、化解無知。另外他們也提出一個建議，即對於館藏文物，哪怕這些古老文物的考古狀態和/或出處（近的所有權記錄）尚不清楚，隻要它們可以講述歷史、傳承藝術精神、闡釋材料屬性、制造工藝，又或是可以展現人類的志向，代表著遙遠文明和時代，所有這一切其實都與我們現在所生活的時代息息相關；如有這些意義，那麼去獲取這些物件——不論它們是否已被發掘，也不論它們是否有出處——並加以保存、展示並公布，則是博物館的目標。文化屬於誰？屬於恰好在其境內發現了文物——本國人民失落已久的古代文物——的現代國家？還是因為文物的繼承人構成了文化的基礎，而文化本身從無政治疆界，並無固定形態，常與新奇美好的東西接觸並融會貫通，所以文化屬於全世界人民？

博物館的承諾。博物館是一個藏寶庫，它提高人的修養，培養求知精神，消除無知愚昧；在這裡，一種文化、一個時代的印記得以保存，並不偏不倚地與其他文化和時代的像征同時得到展示。

文物之辯。民族主義：文物是屬於一個國家的文化產權，是其國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對民族自尊和自我認知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屬於這個國家，不可分割。考古學家：隻有得到恰當的發掘之後，文物纔被賦予“古代物件”的內涵。博物館收集各類文物時若是不能保證恰當發掘，其考古條件也知之不詳，將慫恿文物掠奪行為，加速考古現場的破壞，導致文物所傳承的知識的流失。博物館：文物，無論是否已記載在史冊中，都含有豐富的意義，理應保存在公共場所，以幫助學者進行研究，並發揮啟蒙大眾的作用。

幾十年來，藝術博物館的館長、策展人、考古學家和政府部門就博物館的價值和文物的獲得進行過激烈的辯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近期讀到一本書，在查閱了頑固民族主義的歷史文化後，我發現文化產權法一般都禁止文物的國際流通。我認為這樣的法律和相關國際公約，盡管宣稱可以防止考古現場的非法掠奪和文物的黑市交易，但其本質其實是支持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的政治權利：對文物宣布其文化繼承權——如埃及對法老時期之後的時代、伊拉克對美索不達米亞之後、意大利對羅馬帝國和伊特魯裡亞之後、中國對秦朝之後、土耳其對赫梯帝國之後的繼承等等，不一而足。現代民族需要這些文物來證明其自身在世界之林的重要性和獨特性；考古學和文物又為現代民族主義者服務，鞏固其政治地位。

在本書中，知名的博物館館長、策展人以及大學學者捍衛一個執著的夢想，那就是博物館作為一個藏寶庫的價值就在於它們保存文物、傳播知識、化解無知。另外他們也提出一個建議，即對於館藏文物，哪怕這些古老文物的考古狀態和/或出處（近的所有權記錄）尚不清楚，隻要它們可以講述歷史、傳承藝術精神、闡釋材料屬性、制造工藝，又或是可以展現人類的志向，代表著遙遠文明和時代，所有這一切其實都與我們現在所生活的時代息息相關；如有這些意義，那麼去獲取這些物件——不論它們是否已被發掘，也不論它們是否有出處——並加以保存、展示並公布，則是博物館的目標。

不過考古行業的很多人也會質疑這個觀點：如果一件文物缺乏考古學方面的信息，那麼它是不具備任何意義的。“不過又是一個玩物”，我們常聽到有人這麼表示不屑。（劍橋大學麥克唐納考古研究所非法文物研究中心有一本簡訊，它的標題直截了當，《無根的文化》（CultureWithoutContext）。）考古學家希望能精確地了解一件文物是在哪裡被找到的，從而了解它是如何被使用的。對考古學家來說，背景信息就是一切，而且隻有考古學方面的背景信息纔有價值。文物的考古信息僅是其眾多信息的一部分——甚至不是其本質的那一部分——這樣的觀點根本不予考慮。一件文物在深埋地下之前，可能有多種用途，可能幾度易手，每次易手時都構成了獨立的背景信息。而這件文物的使用和收藏的方式又可能多種多樣——例如在修築城牆道路時使用的牆磚（spolia），可改作不同的家庭用途，不論是作為私人收集的非傳統藏品，還是作為公共博物館館藏，如果與其他類似家用物件放在一起展出，可能會激發一個學術性的二次解讀又或是讓人獲得審美的愉悅——所以說，每段背景信息都應是獨立存在的。

考古學信息與其他方面的信息一樣，確實十分重要，任何可能會引致其缺失的行為都不應提倡。博物館和考古學家在這方面已達成共識。但問題在於，如何在盡努力保護考古學信息的同時，又能保存那些背景信息知之不詳的文物。考古學信息常因戰爭、自然災害、經濟發展、文物掠奪、劫掠或意外而遭到破壞。在這方面，受關注的是文物掠奪及其預防。

為何獨獨關注文物掠奪？因為國際社會普遍相信它是有可能被制止的。民族國家是天然的反掠奪同盟。他們希望能使其文物在其法律管轄下受到保護，因為這些文物在考古學上價值連城，對其文化旅遊經濟來說也至關重要，它們能提高國民的民族自尊心，並推動其實現政治權利。正因為此，他們會制定所有權法和出口法，將掠奪行為列為犯罪行為，並加入雙邊條約和國際公約，以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從而將其文物作為現代民族文化產權的獨特像征保護起來。

考古學家堅持認為文物掠奪是文物的市場交易造成的，而博物館隻要參與了市場交易，不管是直接獲取還是間接地由私人收藏者饋贈獲取，都意味著對文物掠奪的支持，對考古信息的破壞。考古學家表示，博物館永遠不應接受未能得到適當發掘並且近期所有權歷史不明的文物。這些文物必然是掠奪的產物，其考古信息遭到嚴重破壞。那麼接下來對這些物品應當做些什麼？他們卻沒說。這些也能傳承我們過去歷史的物品終將丟失，無人問津。不再有人提起這些文物也有充分的理由應當保存在公共領域。相反，未發掘和未記錄的文物成了所謂更高尚的反對掠奪和試圖保護考古現場的理由的犧牲品。與此同時，考古現場仍舊在被掠奪，而考古信息也同樣在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和戰爭中飄零。

博物館在乎每件文物的命運，也重視考古信息的保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發達國家——即所謂的文化輸入國——大部分博物館獲取文物的政策相對完善，旨在盡可能地制止掠奪考古現場的行為。首先，要求博物館遵守所有相關的國內法、國際法、雙邊協定和國際公約。其次，鼓勵博物館設定一個日期，早於這個日期的文物必須在其可能的原產國知情的情況下，方能進入交易市場。這個日期因館而異。有些館定為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辦法的公約》通過的日子。有些館定為本國政府實施該公約的日期（例如美國是1983年，法國是1997年）。還有一些博物館館則按照不構成慫恿考古現場掠奪行為的原則，定一個足夠久遠的日期：這個日期越久遠，文物掠奪者及幫兇要想銷贓獲利、卻不得不持有該物品的時間就越長。美國各家藝術博物館的日期選擇不同，有些是1970年，有些是1983年，還有一些則采用了“10年前”這樣一個動態時間。後這個時間是近期藝術博物館館長協會建議的短時間，該協會由北美若干家大型藝術博物館的館長組成。近藝術博物館館長協會重新考慮了這個建議的短時間，將1970年設定為固定日期（或者稱之為“光明線”），削減了上述掠奪行為的非法利益，不過某些按照這個原則就無法獲得的重要物品不受此日期限制。當然隻有完全禁止無主文物的獲得纔能打擊掠奪。考古現場仍會因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和戰爭而遭到破壞。

有些時候博物館希望可以針對無主文物制定保存政策，並對考古現場進行合理保護。博物館也十分重視零散文物的價值，不僅因為從這些文物中可以獲得很多信息，而且這些文物與整個博物館館藏放在一起的時候，也可以讓人思考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繫。與考古機構不同，博物館相信那些未經適當挖掘的文物也存在自己的價值，哪怕它們所包含的考古信息並未得到科學地記錄，哪怕它們根本就沒有考古學上的依據。這種“孤兒”文物的例子數不勝數；本書也提到了很多。下面再舉兩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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