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1993年秋，湖北荊門紀山鎮南郭店村的一處墓葬被盜掘直至槨板。盜墓者侵擾之地正是戰國中期（前375—前278）楚國都城的一片墓區（圖1.1）。有關部門獲悉後隨即組織荊門市博物館的考古人員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當地環境和古楚葬俗都適合文物的保存：湖北的氣候潮濕，土質粘重，而棺槨內置由良木制成、榫卯相接的分室漆棺，外又以層層細土封實深埋。因此，考古專家之前就已從湖北挖掘出上千座隨葬品豐富的戰國墓葬，並經常找到木、漆、竹、帛這樣的易腐材料。在郭店一號墓，他們則取得了中國考古轟動的發現之一：800餘支寫有哲學文獻的竹簡。

兩個相似的重大發現接踵而至，但可惜它們都不是通過考古發掘而來。1994年，新盜於某戰國墓的一批竹簡運抵香港，並在當地古玩市場出售。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馬承源（1927—2004）聞訊後旋即購回。這批簡有1200餘支，寫有與郭店簡一樣的楚繫文字。其中也有哲學文獻，內容比郭店一號墓出土的竹簡更為多樣。盡管其來源不明，但據馬承源估計，上博簡的出土地點和成書年代都與郭店簡相近。 隨後，在2008 年夏，清華大學獲贈另一批寫有戰國文字的竹簡，約2500 支。簡文內容主要為歷史文獻，包括與《尚書》文風相似或者版本不同的書類文獻，以及記載了西周至戰國中期事件的一部編年體史書。

上述三批竹簡仍在陸續整理出版中。1998年，郭店簡釋文由荊門市博物館整理後以《郭店楚墓竹簡》出版，書中含簡文注釋以及黑白高清的原始竹簡照片。b《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則於2001 年開始出版，至2015年3月已出9冊，書中含釋文、注釋、黑白照片以及放大彩色圖版。c 而清華簡由李學勤主持的專家小組整理，已出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5 輯，預計共12輯，分65卷。

這些簡對於理解中國古代思想史有著革命性的意義。從歷史上來說，古書的發現就是影響深遠的罕見之事。著名的例子，包括由孔安國（前100 年左右）整理的孔壁古文，以及3 世紀從一處戰國晚期墓葬（位於河南）出土的汲塚古書，其中以《竹書紀年》為知名。隨著現代考古學的到來，古書的發現日益增多。自1973 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首次發現大量古代文獻以來，中國的考古學家已經發掘了幾十座藏有重要簡帛古書的古墓。但是，上述三批以楚文字書寫的戰國竹書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它們與中國哲學和歷史傳統的核心文獻密切相關卻又有所區別。有些簡文是傳世文獻的早期版本，有些則是聞所未聞。而且，它們與傳世文獻不同，在秦統一之前就被掩埋，所以並未受到漢代整理者的編輯。

筆者在1981 年出版的《世襲與禪讓》中指出，對歷史傳說的化用是戰國文獻表述政治理論的主要手段，歷史傳說有調解世襲統治和美德統治之間矛盾的作用。受早年研究的影響，筆者在本書中分析的四篇文獻—郭店一號墓出土的《唐虞之道》，上博簡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以及清華簡中的《保訓》—都涉及傳說裡前王朝時期（predynastic）的統治者堯和舜。這些竹簡彰顯了賢能政治對世襲繼承的挑戰，但這類思想卻不見於傳世文獻，想必是因為在秦漢大一統的環境下，這類意見就不復存在了。然而，一旦認識到這樣的挑戰，我們就會發現關於朝代正當性和天命變化的諸多著名爭論都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

雖然四篇文獻的賢能政治傾向都很強烈，但它們沒有形成一個邏輯連貫的哲學流派。事實上，除了對堯舜傳說和賢能政治的共同興趣，它們之間沒有明顯的相互關聯，文獻體裁也不盡相同。《唐虞之道》采取了哲學論述的形式，其主旨是唐堯與虞舜的“道”—禪位於賢—方為理想的政治繼承形式。一些學者認為該篇屬於儒家，另一些則認為它與縱橫家、墨子、楊朱等其他諸子學派相關，亦或兩者兼而有之。筆者無意將它歸於某一學派或與其他已知文獻作比較，但會論證《唐虞之道》所反前5 世紀晚期及前4 世紀早期流傳的一些觀點。此外，從簡文中可以看出，孟子關於天命變化體現在民心向背上的理論，即使未必針對《唐虞之道》，也是對當時崇尚禪位於賢這類思想的回應。

《子羔》則是子羔與孔子的一繫列問答。在《論語》中，子羔作為孔子的弟子並不出眾。而在簡文中，子羔詢問有關夏商周三代先祖禹、契和後稷超自然誕生之事，孔子一一作答，並用習慣上代指統治者的“天子”一詞的字面意思來解釋超自然誕生之人與普通人的不同；孔子作結道，這三位天子如果活在舜的時代，也都會效命於聖人舜。簡文不但顯示出激進的賢能政治傾向，還意味著孔門弟子中有些人的思想在後世會被視作異端。

《容成氏》為長篇敘事，其關於上古時代的看法全然不見於傳世文獻。敘事從堯之前的田園牧歌時代開始，那時人盡其能，統治者皆禪位於賢而非傳位於子。堯禪位於舜，而他自己卻是通過仁政贏取民心來獲得權力的。但禹的兒子啟取代禹選為接班人的賢者益而繼位，並因此建立了夏朝，這件事在簡文中被描述為暴力篡權。在這一衰敗退化（devolutionary）的架構下，簡文詳細具體地形容了夏桀和商紂的惡行，並將開國君王稱之為巧妙地通過善政贏得民心從而獲取權力的。《容成氏》不僅是聲稱堯之前就有統治者禪讓的文獻，其視上古為人盡其能時代的看法也很獨特。它還是早的貫穿不同時代的歷史敘事。不過，筆者認為好是將它置於戰國哲學文獻的語境中，作為政治理論而非歷史記錄來讀。

後，《保訓》的形式是“書”。簡文有一短序，接著就是周文王留給其子發的“訓”，其中文王援引了兩個歷史範例：舜以及商人先祖微，兩人皆曾得“中”。在傳世典籍中，周朝的建立往往與堯讓位於舜時對世襲權利的破壞相類比，但傳統上並沒有記載表明文王或其他周王曾援引舜的先例來為滅商正名。此外，雖然在其他文獻中，文王引用了商朝的建立和商紂的邪惡來為他滅商做辯護，但在《保訓》中，他將商族先祖作為潛在的典範並將“得中”作為獲取統治的手段。這就不再是王朝更替的輪回，而是提出了獲取統治的歷史範式，使舜和微的傳說都在此語境中起到了作用。“中”的含義並不明確，但筆者認為它在這裡指地理學和宇宙論意義上的世界中心，而這一概念後來成為哲學意義上的“中”之思想的來源。

本書主旨有二。一是從哲學上探索這些近期發現的竹簡對於理解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發展，尤其是王權的觀念和政治繼承的理論，有何意義。筆者早年的《世襲與禪讓》為本書的分析提供了基礎，但本書的考察更為廣泛，筆者也沒有以往高屋建瓴的理論意圖。二是從文獻的角度，向哪怕沒有出土文獻專業知識的人，介紹這些楚簡以及相關的解讀問題。為此，筆者會提供每篇簡文的完整細讀，包括英譯、分析和解釋，以及對歷史和哲學背景的討論。由於這些竹簡與傳世文獻密切相關卻又不完全相同，筆者也會探討它

們對於從漢代流傳下來的文獻的早期發展有何種意義。

第二章《歷史與傳說》將討論前王朝時期禪讓傳說興起的歷史背景，其中重要的就是貴族世襲權力的瓦解。筆者也將討論古史材料作為表述政治理論的工具在先秦傳世文獻中所起的作用。後，這一章將探討秦朝在中國文獻史上分水嶺似的意義。

第三章《楚文字竹簡》將概述三批楚簡，包括接下來各章要討論的四篇簡文。對於中國古代文獻的流傳，以及文獻的物質載體對後世文獻發展的影響，筆者將提出一個新的假說。此外，關於郭店一號墓的墓主身份以及附近一座女性墓可能為上博簡來源的考古信息，這一章也有評述。後，筆者將討論整理者隸定簡文的過程，並介紹接下來各章結尾處筆者自己釋文版本的體例。

從第四到第七章，每章專論一篇簡文，包括英譯、解釋、討論，以及章末含簡文原字和不同釋讀出處的學術性版本。由於簡文在文獻體裁和思想意涵上不盡相同，它們提及的事宜各不相同，探討的問題也頗為多樣。所以，第四章專論《唐虞之道》，探討歷史傳說在戰國時代被用於表述政治哲學的做法，簡文中的禪讓觀點與傳世文獻中的哲學立場的關繫，以及發生在燕國的真實禪讓事件的歷史證據。第五章專論《子羔》，討論早期儒家的性質，夏商周三代統治者作為超自然孕生之人後裔這一觀點所隱含的歷史範式，以及禪讓傳說的興起與孔子的個人聲望之間可能的關聯。第六章專論《容成氏》，集中討論關於上古時代理想政制的烏托邦願景，以及將聖王當作給自然和人類世界帶來和諧的宇宙力量的觀念。第七章專論《保訓》，因《保訓》屬於“書”類文獻而討論《尚書》的起源和性質，並解釋政治、地理和宇宙論意義上“中”的概念。而在第八章《餘論》中，筆者則反思了這些竹簡對20 世紀以來關於歷史和文獻真偽之爭的啟示，統治者作為宇宙中心範式的含義，以及上古聖王統治傳說之興起與孔子之聲望的關繫。

 《容成氏》：禪讓與烏托邦想像（節選）

若作為史書，那《容成氏》應該是中國傳統中早涵蓋多個時期的歷史敘事。尤銳（Yuri Pines）認為它是《史記》的先驅。 不過，筆者在下文中會提出，歷史傳說是任人擺布來傳達特定意圖的，而簡文也會被理解成政治理論的表述。這意味著《容成氏》應被當作哲學著作，而非歷史著作或哲學文獻中所見歷史事件的敘事版。換句話說，它不隻是歷史記錄，而應被解讀為一位思想家的作品，思想家希望用一種特殊的統治哲學來說服包括統治者及其追隨者在內的其他人；用中文術語來說，它應是“子”而非“史”類的作品。

《容成氏》的哲學立場與傳世哲學文獻中的有顯著差異，簡文對有些歷史傳說的化用也獨一無二。然而，權力更迭傳說的化用模式體現了一種貫徹於簡文中的政治哲學，其政治理想是，由賢者掌管

的政府寬容而節儉，關懷包括社會底層在內的全體人民的福利。簡文所強調的，並不是將天命作為使統治者正當化的工具，而是天地的和諧。

簡文中的歷史之初是一種烏托邦願景：在早的統治者治下，無論是變成統治者的聖人，還是被派往沼澤捕魚的焦慮之人，人人都按其纔能效力於當世。將這一完美和諧的時期設在堯之前的時代，呈現出衰敗退化的史觀，也反映出對王朝更替思想之信念的崩潰。簡文敘事終於周朝的建立。在歷史的發展中，稅收、刑罰和戰爭等政治機制增多了，個人道德則減弱了。但是，施善政於天下的賢者之治，周期性地恢復著社會穩定。而那些賢者要獲得權位，要麼通過受禪，要麼通過贏取天下人心。

筆者將在下文提出，將完美時代置於歷史之初，其作用在於制造出一種歷史變遷的進化論（或退化論）範式，以區別於王朝更替。筆者還將指出，《容成氏》所青睞的是，在理想情況下，賢者受禪而治，然而在不可能有禪讓之時，賢者就要通過寬容節儉的善政來贏得民心。因此，在簡文作者的時代，通過善政來贏取民心就是得天下的恰當（以及可能的）方式。簡文中，代替天命思想的是天地和諧的思想。雖然其行文和哲學與眾多傳世和出土文獻相關，但簡文包含的歷史架構和哲學思想則與其他已知文獻區別顯著。《保訓》：得中而成王（節選）

《保訓》出版後，學者已對整篇文獻和特定文字提供了許多各不相同的解讀。學者對一篇文獻裡特定文字的解讀，不可避免地與對其他文字的解讀以及對文獻整體—包括其年代以及在中國古代思想發展中的地位—的闡釋糾纏在一起。對《保訓》篇文獻解讀的關鍵就在於“中”的含義。戰國時期，“中”的含義因其論述的語境有別而不同，可以有關哲學、宇宙論、宇宙志、卜筮或自然地理學。因為這些領域對其含義來說在概念上都是相關的，它們不大可能被清楚地區分開來。筆者以為，認為“中”的不同含義互相排斥的認識是錯誤的。

在筆者看來，“中”在《保訓》裡的含義主要是宇宙論上的。宇宙論和儀式上的世界中心曾有地理上的實體，即河南嵩山周邊的區域，傳統上被理解為天下的中心。在《保訓》裡，文王告訴其子，要想統治天下，他就必須得到這一中心。如果《保訓》成書於戰國時代—這似乎有可能，理由見下文—那我們就應料到“中”在被使用和接受時會有一定的多義性，這在《保訓》裡也是可能的。

接下來，筆者首先會給出釋文。然後，由於釋讀以筆者對文獻與“書”形式上之關聯所具有的含義的理解為基礎，筆者會提出一種有關“書”的起源和特征的假說。筆者認為，“書”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獨立於傳世《尚書》而存在的文獻體裁。其重要的方面在於其所謂的即時性（contemporaneity），所以無論《保訓》事實上是何時所著，它都應該從文王臨終時的角度來解讀。因此，文王遺訓所傳達的信息無關乎取得天命（他已得到），而是有關他的兒子應當如何做纔能使天命成為現實並從而建立對天下的統治。

隨著對“書”的討論，筆者會闡釋簡文並討論隱含的歷史範式和“中”的意義。盡管《保訓》的背景設定為周朝的建立，但筆者認為其歷史範式尤為適合再無強大的周王或周朝來支配中原之後的時期。與傳世《尚書》歸為周王的篇章中以商朝建立者為例來企圖使改朝換代正當化不同，文王向其子提倡的模範統治者是明白中心之重要性的君王。這個中心既是實際的—河南嵩山一帶—又是宇宙的。想要成為王，並作為天子而據天命來統治，就必須在實際上和像征意義上都得到這一中心。

竹簡的年代和來源（節選）

我們不知道《保訓》著於何時，隻知道它成書於文王末年前1050）和竹簡入葬的年代前300）之間。不過，它談到堯禪位於舜之事，表明它是東周而非西周的文獻。如筆者在上述幾章中所討論的，堯舜禪讓傳說的興起與孔子崇前5世紀的發展大約同時。a 西周文獻和銘文都沒有提及堯或舜。此外，盡管《尚書》以《堯典》開始，那些歸於西周君王所作的篇章隻包含了一種王朝更替的範式，用來使周王的統治合理化、正當化。它們也都無涉於前王朝時代或者堯舜；事實上，堯舜在今文本《尚書》

中的《虞書• 皋陶謨》篇之後就沒有出現過。b 因此，假如《保訓》是西周文獻，那它提到堯舜禪讓就比任何傳世文獻要早幾百年；作為追述堯舜和上甲微時代的周代文獻，與《尚書》相比它也會是獨特的。

不過，簡文或許包含了更早的材料，或如筆者在下文中將提出的，還牽涉到在戰國時代的楚國獲得發展的更古老傳統。如上所述，《堯典》使用了四方之域及其人民的稱號，與商代甲骨卜辭中的四向四方及相關的四風大致對應。這些名稱見於《山海經》，卻不見於周代文獻。與之相似，在《保訓》中，文王討論了上甲微，後者在甲骨卜辭中作為一個強大的古老祖先而顯得突出，是其宗族中被定為十日（後世稱為“天干”）之一的人，並因此在舉行儀式時是受祭拜的先祖。其名字也見於《山海經》卻不見於周代文獻，在傳世哲學著作中的歷史架構裡沒有任何角色；但如下所述，他還見於《楚辭• 天問》。

當筆者在《龜之謎》中建構商代十日神話在周代失蹤的理論時，許多文獻證據就來自於《楚辭》、《淮南子》和《山海經》。筆者認為商代有關十日的神話並不為周人所共享，卻在南方保存了下來，因為“商人與南方的交通往來要容易和頻繁得多，而後來周人的滲透和影響受到了較多的限制”。 近年來關於二裡頭和商代早期所鑄青銅的金屬來源的考古研究支持了這一想法，即中原和後來發展出楚文化的長江流域之間有著古老的關聯。湖北黃陂的商代早期遺址盤龍城，看起來就是一處交通樞紐，對於理解這種關聯尤

為重要。

支持楚文化與更早的商朝之間有密切聯繫這種假說的證據見於清華簡中的另一篇文獻《楚居》，其中記載了楚人的遷徙。盡管我們認為楚國是中心位於長江流域的南方國家，但其地理歷史復雜，與河南南部的多處遺址以及其他更南方的地區有關聯。《楚居》一開頭就講述楚國祖先季連與商王之子盤庚的會面。a 據《史記》載，盤庚是令商都遷殷的商王，而今文本《尚書》中就有一篇歸於盤庚的講話。這至少證實了戰國時期的一種傳統說法，即楚國和商朝王室之間存在古老的關聯。因此，雖然仍無法給《保訓》提供確鑿年代，但筆者的推斷是，它是成書於楚的戰國時期文獻。而在傳世典籍中周書裡所見的王朝更替理論，對於楚國統治者的壯志宏願來說無關緊要，因為周的權力已經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