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詳細分析柴爾德工作並評價其意義的著作。在對柴爾德生平進行簡單介紹之後，本書以他的幾本重要著作為思想變化的線索，介紹了他在構建文化歷史學範式、傳播論、史前經濟與社會、蘇格蘭考古學方面所做的貢獻。本書還回顧了蘇聯考古學和美國人類學對柴爾德的影響，提出了許多有關人類歷史根本原因的觀點。柴爾德的博學廣聞、與馬克思主義的意氣相投以及獨立思考精神不僅是一份價值非凡的歷史遺產，而且對今天的考古研究也有現實意義。

布魯斯·G.特裡格（1937—2006），加拿大人，196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博士學位。世界著名考古學家，被譽為世界考古學界一位真正的文藝復興式人物。生前繫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人類學繫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蘇格蘭古物家學會和英國史前學會會員。研究範圍包括美洲印第安人、古埃及、考古學理論方法、考古學史、早期文明比較研究。曾獲英尼斯-熱蘭獎和聲譽極高的萊昂-熱蘭獎。重要著作除本書外還包括：《下努比亞的歷史與聚落》（History and Settlement in Lower Nubia，1965）、《超越歷史：史前學的方法》（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s of Prehistory，1968）、《時間與傳統》（Time and Traditions，1978年）、《考古學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1989，2006）、《社會文化的演化》（Sociocultural Evolution,1996）、《器物與思想》（Artifacts and Ideas,2003）、《理解早期文明》（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2003）等。

柴爾德窮其一生來試圖回答他認為極為重要的歷史問題：什麼是歐洲社會獨一無二的東西，甚至在史前期也使它成為人類精神特有的和個性上的表現？也許有人認為這個問題並不重要，甚至不是一個恰當的問題。然而，它賦予了柴爾德的工作以統一性，並令他研究更多的問題。20世紀前半葉，求助於機械的概念如傳播和遷移，褊狹地關注於定義考古學文化和解釋它們之間的關繫，結果嚴重威脅到了歐洲和美國的考古學，因其漠視了對社會和知識問題更廣泛的了解。柴爾德認識到了這點，並通過設法從功能角度來解釋史前文化的經濟、社會和實用知識加以對抗。他的工作站在了改變考古學發展的前沿。

今天的美國考古學盡管在過去二十年裡成就顯著，但正受到一種新的不相關性的威脅。在其他文章中我曾指出，新考古學“包括了沿許多路徑發展的極其分散的個體和個別團體，就問題而言彼此差異很大。雖然它們由某些共同視野團結在一起，但隻是一種堅信或信念的行為，而非聚焦於共同的問題。用塗爾干的話來說，新考古學的團結是機械的而非有機的”44。出現這種情況，仍因考古學家試圖詳究考古材料孤立方面的結果，他們要麼踐行技術上或理論上的偏好，要麼力圖構建有關人類碎片化行為的通則。這些互不相干的研究從學術和社會的不合理性上威脅著考古學。這種情況因這樣的事實而變得更糟，即當考古材料僅被用來總結人類行為的規律，那麼考古材料會與民族志或社會學材料比較而相形見絀。下面這種說法經常被用來說明這種方法的正當性，即考古學就是考古學家之所為——回避問題的實質。如果考古學要比采集蝴蝶標本更有學術價值，那麼它采取的目標應該既符合其材料，也與了解人類的情況有關。

柴爾德的晚年工作聚焦於該問題的兩個目標：了解技術的和社會結構的發展。他研究這些問題，不是分析考古材料孤立的碎片，而是從它們的社會、經濟、政治和生態學意義來了解發展的歷史序列。如今，考古研究所花費的經濟和人力資源是史無前例的。雖然存在缺點，但是柴爾德的工作在為塑造這門學科的目標上對現代考古學家提出了挑戰，從長遠來看，這能使考古學為社會科學做出獨特的貢獻。盡管有二十多年的坎坷，衡量柴爾德的學術聲望肯定在於：他在晚年所考慮的主要問題對考古學之未來，現在看來要比他初提出這些問題時更加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