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門石窟之殤

想像你是一位1923年前往中國探險的旅行家。離開北京時，你帶上地圖、掛包、水壺、錫罐、照相機、閃光燈和護照。有人警告你說，省界地區有土匪。過了一會兒，又建議你佩帶一把獵槍或自動左輪手槍。後，你乘坐平漢鐵路（北京—漢口）的火車前往河南省洛陽市。在那裡，假設你手持北京外交機構高官的一封介紹信，提前做好準備去司令部拜帥吳佩孚。那裡是一處距火車站6.4公裡的巨大公園。吳佩孚綽號“玉帥”，是中國西部地區令人聞風喪膽的軍閥。據說他是擁兵10萬的司令官，還擁有世界上的鑽石。

當被引見“玉帥”時，你會禁不住為見到喬治•華盛頓的肖像喫驚不已。它就帥司令部牆上的地圖之間。你沒有料到的是，“玉帥”身材矮小，動作敏捷。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掌握的英語非常流利。你接受了他的仁慈邀請，與他共進晚餐，期待品嘗聞名遐邇的洛陽“燕菜”。

洛陽“水席”宴分成幾個小桌，每桌6人。餐廳的外面有軍樂團演奏進行曲。晚宴頭道菜有8個冷盤，隨後是16道熱菜。每道菜都由不同尺寸的藍碗盛裝，使用不同的湯汁烹制。當然，主菜“燕菜”是模仿燕窩味道的蘿卜絲。至此，宴會接近尾聲。“玉帥”起身，晚宴落幕。

你用各種各樣的禮物酬謝“玉帥”。此時，你希望與他搞好關繫，使你後面的旅途一帆風順。第二天早上6點，你攜帶更多安全穿越鐵路沿線動亂地區所需的文件，給地方官員的介紹信，帥提供的一位騎兵護衛，離開了有古城牆環繞的洛陽。那座古代都城有過昔日輝煌的歷史；如今，它已是日漸衰落。你坐上一輛人力車，朝著偏離你目的地南邊20多公裡的龍門石窟進發。那裡曾是佛教朝聖人群的終目的地，是傳奇的絲綢之路的末端。你乘坐木筏渡過伊水河，那裡有一匹馬在恭候。你騎上馬，來到一個守護龍門石窟的小村子。

日本學者岡倉天心是訪問龍門石窟的首位外國探險家。後來，他當上了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的主任。1893年，岡倉天心無意中發現了龍門石窟遺址。他拍攝了一些照片。返回日本後，他用賓陽中洞石窟的幻燈片舉辦了講座。之後是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他於1907年來到龍門石窟，在那裡停留了12天，對石窟進行測量、拓片和拍照。1910年，查爾斯•朗•弗利爾參觀了龍門石窟，他是美國亞洲藝術鋻賞家，也是以他自己姓名冠名博物館的主要捐助人。弗利爾在龍門石窟駐扎了幾日，委托攝影師裕泰拍攝玻璃底片照片（現存於弗利爾檔案館）。弗利爾評論說，龍門石窟的藝術，似乎優於他之前看過的任何東西。

在瀏覽龍門石窟照片時，蘭登•華爾納被文昭皇後和孝文皇帝（賓陽洞雕塑的供養人）兩幅禮佛浮雕所吸引。他把照片送給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國雕塑在全盛時期的樣子。請留意那些禮佛人物——它們的構圖與羅馬萬神廟的裝飾雕刻一樣好，至於那些浮雕的線條，我認為它們也毫不遜色……先生（岡倉天心）認為它們非常重要。西方應該能夠接觸到那座中國雕塑寶庫，那是一座尚未開放的萬神殿，堪稱整座雅典衛城，等待著人們去學習研究。”

1909年，法國漢學家沙畹在其裡程碑著作《華北考古圖譜》一書中發表的照片，刺激了1911年至1949年對龍門石窟的大規模掠奪。如斯坦利•亞伯公爵寫道，法國人的學術著作“無意中提供了帶照片的目錄，外國買家可借此在公開市場追求，或有時候‘特別預訂’所挑選作品，即告訴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他們對獲得龍門石窟哪些東西感興趣”。

蘭登•華爾納也證實了這一點。1913年，他去歐洲旅行，順便訪問了巴黎的賽努奇博物館。亨利•賽努奇是一位意大利銀行家，這些著名的亞洲藝術收藏雖然在賽努奇家中陳列，但已經被遺贈給了巴黎市政府。華爾納向自己當時的導師和雇主查爾斯•朗•弗利爾報告，提到了賽努奇博物館近取自中國石窟的十幾尊雕塑。華爾納指出，歐洲的古董商們已向他們在中國的代理標注了龍門石窟的照片。代理們正根據訂貨，委托當地的石匠偷盜雕像。他擔心自己有關中國附印照片的出版物也會帶來同樣結果。“那種事情，將會極度傷害我的良心。”

此時，盧芹齋粉墨登場。他是經營龍門石窟雕像的重要的古董商，與美國博物館研究員和亞洲藝術收藏家保持著長期互利關繫。王伊悠曾撰寫過有關盧芹齋的論文，在接受《金融時代》報采訪時，她說，盧芹齋經營模式的基礎，“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邏輯，即將中國的古代文物供給有錢有勢的現代美國人消費”。從那方面講，盧芹齋扮演的角色，是為其歐美客戶服務的“外來中國僕人”。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盧芹齋是西方掠奪中國藝術的主犯。盧芹齋原名盧煥文（被一位法國博物館研究員簡稱為C.T.Loo），出生於浙江省湖州城外一個默默無聞的生產絲綢的小村子盧家兜。他的父母都是農民，父親是一位鴉片癮君子，母親後來自殺身亡。如《盧芹齋傳》作者傑拉爾丁•蘿拉所細述：1902年，盧芹齋作為廚師乘船前往巴黎。在那裡，他與中國駐法國使團的商務參贊張靜江攜手，成立了“運通”公司，合作開展商業經營活動。除了從事茶葉和絲綢貿易，該公司也經營中國文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後，他們用其經營盈利資助了孫中山的國民軍。那是他們精明的投資，雖然從1913年起，民國政府已經開始限制文物出口，但他們仍然得以利用國民黨的影響力出口文物，其中許多屬於清代宮廷收藏。

盧芹齋愛上了經營帽子店的法國女子奧爾佳，但她卻更願意與資助自己生意的保護人繼續交往。因此，盧芹齋與其15歲的女兒成婚，生育了4個女兒。盧芹齋擅長交際舞，是一位美食家——曾經擁有塞納河左岸的一家中國餐廳，也是一位藝術鋻賞家。盧芹齋的事業始於經營古董，在巴黎第九區的泰特布大街開辦了一家小畫廊。起初，他隻從歐洲進貨。然而，到了1911年，他分別在北京和上海設立了辦事處，從而有可能獲得一些重要文物，許多東西源於宮廷。

經營初期，盧芹齋向歐洲收藏家出售瓷器，比如帕西瓦爾•大衛德爵士。今天，大衛德爵士的卓越藏品已經入藏大英博物館。隨著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盧芹齋擴展了經營範圍，以便向有錢的美國人兜售，如老約翰•洛克菲勒、查爾斯•朗•弗利爾、格倫威爾•溫思羅普、阿爾伯特•皮爾斯伯裡，以及尤金和艾格尼絲•邁耶。當時，中國在努力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放棄了佛教。而像伊莎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阿比•洛克菲勒及其妹妹露西•奧爾德裡奇之類的美國人，對佛教的興趣卻與日俱增。因此，盧芹齋為自己不斷增長的佛教雕塑藏品找到了客戶。他把自己的經營重點轉移到了美國，在紐約第五大道開設了一家畫廊。

1926年，盧芹齋邁出了大膽創新的一步。他對位於巴黎庫爾塞勒路的一棟19世紀聯排別墅進行修繕，將其改造成一座中國佛塔式的5層紅色建築，在其四周鑲嵌了漆板。那裡位於巴黎第八區，交通便利，附近有賽努奇博物館，以及正成為巴黎富裕收藏家聚居之地的蒙索公園。盧芹齋在那裡“養成了不向每位訪客展示好東西的習慣”。德國收藏家愛德華•範•海德特說：“他的一些中國文物深藏地下室，隻向那些他認為真正理解中國藝術的人展示。”終，盧芹齋成了20世紀重要的中國藝術古董商。勞倫斯•史克曼研究員給盧芹齋起個綽號，稱其是“東方藝術古董商中的杜維恩”。杜維恩是經營歐洲古典繪畫傑作的著名商販。終，盧芹齋也與約瑟夫•杜維恩爵士一樣，成為爭議不斷的人物。

一些重要藝術史家對盧芹齋經營的東西進行了研究、記錄，隨後出版了圖錄，組織舉辦了展覽。在1940年圖錄前言中，盧芹齋回憶起自己初與佛教雕塑的接觸：

我記得那是1909年的春天。一天，我去巴黎的賽努奇博物館，拜見阿登尼•德查克館長。當時，我與他並不相識。談話期間，他讓我看了一張照片，那是一尊石雕頭像。它精美之至，立刻喚醒了我的一個願望：在中國藝術經營中開闢一條新戰線……我隨即把那尊石質頭像的照片寄給了我在中國的合伙人，並很快收到了回信。合伙人告訴我，他的一個買家正擔任法國古董商馬塞爾•冰先生的翻譯在西安旅行。當他們與一位當地古董商交談時，冰先生踢到了自己所坐桌子下面的一塊硬物，那正是我們為之感興趣的石質頭像。冰先生用10塊大洋把它買下，後賣給了布魯塞爾的斯托克萊收藏館。

盧芹齋繼續講述他有利可圖的郵購生意：“此後幾個月，我收到了北京辦事處的電報，告訴我他們已獲得8尊真人大小的石雕。由於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我給他們回電，讓他們在中國處理掉那些石雕。他們無法辦到，後把它們給我運送到了巴黎。抵達巴黎後，我向所有古董商展示那些石雕，卻無人想要購買……我在歐洲各地展示它們的照片，還是毫無結果。1914年至1915年鼕天，我去美國，隨身帶了一套用於在美國展示的照片。”他展示了照片。客戶們很快進行了核對。結果是，那些石雕至今仍在美國的十來座博物館中展出。整個20世紀30年代期間，盧芹齋構建了復雜的買家和探子網絡，使他不僅有能力購買佛教雕塑，還能夠買到近期源於盜墓的整套玉器和青銅器，以及遭受破壞寺廟的壁畫。盧芹齋扮演的角色，刺激了那些盜墓活動。因此，中國人把他看成一個大惡人。在盧芹齋帶領下，其他人很快步其後塵，一擁而上。

但是這些都是後來的事了。讓我們重返1914年5月2日。那一天，針對紅火的佛教雕刻市場，倫敦的《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反對“肆意掠奪、破壞重要中國藝術歷史遺跡的行為”，社論詳細寫道：

巨大的人物淺浮雕，在其豐富環境中展現了佛教傳說和神學。它們被盜賊肆意切割、鋸斷或摔成碎塊，以便運往北京，並出售給歐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館的代表，則迫不及待地買下它們。那些人會對參與走私躊躇遲疑。但是，他們反駁道，既然那些戰利品已落入他們手中，他們至少有責任為其提供一處值得停留的地方。競爭在增長，價格在躥升，破壞的動機進一步受到刺激，變得日益高漲。

同年同月，華爾納訪問了龍門石窟，卻發現在那裡連一個晚上也待不下去。洛陽的治安官警告他說，僅在龍門石窟外面就有1 000名盜賊；“軍隊每晚都出動，與盜賊發生衝突，維持正常秩序。兩天前，軍隊遭遇了一場激戰，殺掉了100多名盜賊。”華爾納抵達龍門石窟時，看到牆上掛著被砍掉的盜賊腦袋。“邪惡的烏鴉在每個腦袋上面啄食，在橫跨洞窟、掛著被砍頭顱的橫木間棲息。石窟牆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體。在那些尸體身上，發生過難以形容的、不可思議的暴行。”已有蒙古軍隊被調入，他們就駐扎在石窟之中。“陌生人不能在現場停留，更不用說尋求和平的考古交易了。”但是，華爾納給停留開封的妻子寫信時說，“總的來說，龍門石窟令人難以置信。在我看來，我們所熟知的那組《女士》浮雕人物像，是中國藝術的之作。我所見過的所有東西，都無法與其媲美……至於大平臺上面那尊高近23米的坐佛及其8位侍從——不用說，那是全世界偉大的聖地之一……龍門石窟近遭受的破壞，如我們聽說的一樣糟糕，隨處可見被打掉雕塑頭像的新茬兒。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隨意敲落……那種場面慘不忍睹，幾乎使人感到惡心。”

回到美國，華爾納忙於為弗利爾的收藏編寫圖錄，他在底特律的藏品迅速增長。華爾納注意到，他能把近所購一尊頭像，與龍門石窟一尊雕像的身子相銜接，這要歸功於弗利爾的照片，它展示了雕像被盜賊砍頭前的狀況。戰爭已使歐洲對中國藝術的需求有所降低。但是，華爾納預言：手持大把現金的美國人，“將樂享一個不同尋常、能用相對低價買入藝術珍品的良機”。

1923年，華爾納與賀拉斯•傑恩和兼任秘書的王翻譯重返龍門石窟。軍閥吳佩孚為他們提供了一輛轎車。華爾納在報告中寫道：“龍門石窟的正門處，有高度超過18米的巨大力士雕像佛龕。除了出現了一些缺口裂縫外，那裡與我記憶中10年前的樣子無異。古董販子為了我們的博物館，正是從那些佛龕岩石上敲掉了人物雕像或頭像。”華爾納聲稱帥領導下，所有故意破壞公物的行為已被阻止,雖然和平隻是暫時的。政府官員仍有把龍門石窟珍寶當禮物送給外國顯貴和遊客的習慣。華爾納對此感到悲哀。

中國政府實施了更加強硬的法律，包括1930年7月7日頒布的《古物保護法》，設立了諸如“中央古物保護委員會”之類的政府機構。盡管如此，20世紀30年代，收藏家及其“朋友們”在龍門石窟的經營，仍在良好運轉。據法國人斯坦利•亞伯記載，龍門石窟有96個主要洞窟遭到洗劫。龍門石窟的雕像買賣並非全部經過盧芹齋之手。目前，它們已四處散落，遍及從大阪到多倫多，從蘇黎世到華盛頓特區……從舊金山到波士頓的博物館。目前，龍門石窟的雕像仍繼續現身拍賣。1993年，倫敦蘇富比落槌了一尊龍門石窟人物雕像，1996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賣行上拍了一尊觀音頭像，其出處僅標注為“歐洲舊藏”。可與那尊頭像相提並論的，還有已知源於龍門石窟、藏於洛杉磯郡立博物館和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其他代表作品。然而，與勞倫斯•史克曼和普艾倫的大膽進取相比，上述一切都屬於小巫見大巫。那兩位美國研究員，征集了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的兩幅淺浮雕作品：20世紀30年代初，史克曼為一座嶄新博物館——堪薩斯城的納爾遜美術館購買了《帝後禮佛圖》；而長期主管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的普艾倫，則將《帝王禮佛圖》納入該館收藏。

龍門石窟的賓陽洞長7.62米，寬6.1米。如史克曼自己所描述，6世紀完工時，顯得“清晰而有條理”。洞窟正面入口靠牆處端坐一尊佛像，旁邊是佛的弟子和兩尊菩薩立像。洞窟兩邊的側壁上有一組3尊雕像，為佛和菩薩像。洞窟的前壁被水平分為4層，其中有兩塊浮雕體量，無疑也重要：它們展現了文昭皇後與隨從、孝文帝與宮廷朝臣禮佛的形像。下層是惡魔像，上層雕刻的是佛本生的故事場景；上面一層，再現了維摩羅詰菩薩與文殊菩薩辯經的場面。在中國，那是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

福格藝術博物館第二次探險隊失敗後，蘭登•華爾納重返中國。除了在劍橋城教書和博物館研究外，他還找到了一個收益豐厚的副業：為堪薩斯城待建的納爾遜美術館的董事們提供藏品征集咨詢服務。為了給博物館物色一個能去現場收集中國文物的人，華爾納推薦了自己的優秀學生勞倫斯•史克曼（哈佛大學，1930級）。那時，史克曼拿到了哈佛—燕京學院的獎學金，正在北京學習。史克曼出生於丹佛，17歲時，他在丹佛布朗王府酒店附近的畫廊，偶遇了亞美尼亞古董商和亞洲藝術專家薩爾基相夫婦，對亞洲藝術早早產生了興趣。在科羅拉多大學學習的中期，他希望能找到一份博物館工作。為此，他尋求普艾倫的意見，得到的建議是轉學到哈佛大學，“因為波士頓博物館擁有美國好、可靠的中國和日本收藏。隻有通過研究、接觸實物，你纔能從工作中獲得樂趣”。在哈佛大學時，鄧曼•羅斯發現了史克曼的天賦，經常邀請他到家裡觀看自己的收藏。史克曼選修了蘭登•華爾納的課，得到了老師的賞識。之後在約翰•弗格森處，他的天賦再次得到了確認。在中國時，弗格森見過史克曼，曾當過他的導師。弗格森把史克曼引見給私人收藏家，幫助他邁進“閑人莫入”場所。

1931年，史克曼依靠獎學金在中國居住。此時，華爾納打斷了史克曼的學習。他成為躊躇滿志的華爾納研究員的小跟班。他們一起去北京古玩區琉璃廠見古董商，到天津臨時“皇宮”拜會中國末代皇帝溥儀，觀看他的繪畫收藏。離開中國時，華爾納把堪薩斯城征集經費剩餘的5 0移交史克曼，那筆錢存於美國的大通銀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傭金形式工作，後來變成了每月1薪酬，責任是征集“不同凡響、有珍貴價值的東西”。如他自己所回憶：“那是一個機會，也要承擔沉重的責任。我隻能加倍提高自己的勇氣和自信。作為菜鳥，你可以四平八穩地欣賞博物館展示的一幅畫或一件青銅器，可能還附帶某位專家的說明。但是同樣的藝術品放到市場上，沒有說明牌，沒有出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堪稱一個合作的開始，其結果是見證了堪薩斯城一座巨大美術建築撥地而起，成為亞洲傑作的收藏之家。建設那座博物館耗費了1 10，來自《堪薩斯明星報》的所有人威廉姆•羅克希爾•納爾遜的遺贈。該館絕大多數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為該館研究員、後來當上館長的史克曼完成。

信件在北京和劍橋城之間你來我往，裡面充滿了插科打諢和小道消息。“我的中文進展緩慢，卻穩扎穩打，”史克曼給華爾納寫道，“我已可以向男服務員要一杯水，而不是一把錘。”在有些信中，史克曼描述了中國豐富的藝術珍寶。它們屬於來自各省“被解放”的文物，屬於老一輩貴族階級不得不處理掉的文物，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門。在那兩座城市，活躍著大約十幾位如魚得水的古董商。1982年，史克曼在一次訪談中解釋道：“那些古董商在中國內陸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代理商經常是兩眼大睜。當然，交易通常在私下進行。探子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競爭。假如某位地方官拿到一批東西，他很清楚哪位古董商有能力處置哪種質量的文物。那些文物從來不會在古董商的店鋪裡露面。古董商有跑腿者，他們會把東西送到你府上，對你說：‘嘿，我們剛拿到一些貨，我覺得你可能會感興趣。’”

史克曼很信任德國古董商奧托•伯差德博士，贊賞他幫助自己打磨“幾乎接近完美、萬無一失的眼力”。伯差德居住北京，是德國海德堡大學的博士，在柏林擁有一家畫廊。1920年，伯差德在柏林首次展示了達達流派藝術。他是史克曼在古董行當的領路人，幫他摸清了追尋櫃臺下重要藝術品的門道。據史克曼說，伯差德會與他聯繫，說“你現在就過來吧，讓我們下去看看那家伙拿到了什麼。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覺得正是你需要的東西”。到達那裡後，伯差德會領他穿過前屋，“那裡堆滿了瓷器、玉器和各種各樣的小玩意兒。再穿過兩三個房間後，纔可能來到古董商的內部密室。你會在那裡看到那些重要的東西”。史克曼表示：“除非你與古董商建立了相當密切的聯繫。否則，你真會變成丈二和尚。”有時候，伯差德也會買下某件東西，為史克曼保留，直到那件東西的照片送到美國審批。此舉的結果，是華爾納經常不讓史克曼購買。華爾納的“眼力”並不怎樣，涉及中國繪畫時尤為如此。

然而，史克曼是個學習高手。美國學者歐文•拉蒂摩爾是一位中國通，他描述的一件軼事證明了那一點：“今天早上，史克曼與一位古董商在一起，那位古董商一口回絕他的出價。然後日本人派來一架飛機解決了問題：史克曼向古董商抱歉，稱自己很忙，要搬家，有許多包裹要打；同時，他一臉憂慮地抬頭看看天空——於是，古董商調整了價格。”

約翰•凱文•弗格森是史克曼人生中的另一位貴人。他是衛理公會教派傳教士、文物鋻賞家和新近開放的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顧問。弗格森的關繫網中有許多軍閥和官員，他們都迫不及待地出售一些重要收藏。弗格森在信中對史克曼大加稱贊，稱他聰慧、勤奮，對老一輩學者建議研究的中國書籍欣然接受，並且“風度翩翩”。史克曼在中國停留了四年。其間，他足跡遍及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拍攝了大量照片。他探訪村莊廟宇，延續自己對佛教藝術的學術興趣。慧俊是史克曼信賴的助手。在他的陪同下，史克曼經常外出，一走就是六個星期（後來，那位助手被日本人綁架殺害）。

20世紀30年代，北京的國際社會光怪陸離。對此，史克曼的朋友們有過描述，包括傳記作家喬治•凱茨的《豐腴年華》、牛津大學的極樂鳥哈羅德•艾克敦的《一位唯美主義者的回憶錄》（在伊夫林•沃的小說《故園風雨後》中，他作為安東尼•布蘭奇而名垂千古）。正是在北京，艾克敦與史克曼建立了終身友誼。他的部分中國藏品，至今仍在堪薩斯城收藏。對年輕的同事史克曼，艾克敦給予了概括，稱其是所有中國物品的鋻賞家：

一天中的好時光，是史克曼走進屋子，懷裡抱著他發現的一些珍寶。當然，他總是在發現珍寶，從周代青銅器到玉蟬。那真是堪薩斯城博物館的齊天洪福。我對他的正直誠實感到驚奇。任何其他人，隻要對那些東西帶有如此強烈的個人激情，都會將它們據為己有。可堪薩斯城怎麼就能道高一丈呢？在史克曼手裡，那些東西宛如沉睡中的公主，被白馬王子的吻從夢中喚醒，顯得容光煥發。他抱著它們，回到北京協和胡同裡的愛巢，如同攜帶新娘步入聖壇。在那些婚禮中，我常常有幸成為伴郎。但是，短暫蜜月過後，它們被送走，到密蘇裡州展廳的玻璃展櫃後面再次入睡。

堪薩斯城著名的《帝後禮佛圖》浮雕，是一個經常被人提及、令人不快的故事。在蘭登•華爾納與史克曼的一繫列通信中，也談到了那件事。他們之間的通信一直躺在華爾納所在哈佛大學和史克曼所在堪薩斯城的檔案館裡。1931年秋天，當史克曼次來到龍門石窟時，那兩幅2.74米寬（帝後）和接近3.96米寬（帝王）的浮雕，仍在賓陽中洞裡面完好無損。史克曼在龍門待了一個星期，委托人制作它們的拓片，記下了大量筆記。1932年末，他開始在北京古董商的店鋪裡見到龍門石窟的碎片：“一隻隻單手、頭像碎塊、淺浮雕佛龕裝飾和銘文碎塊。”

到了12月，史克曼找到了北京國立圖書館館長、古物保護委員會成員袁同禮。“我告訴他龍門石窟的狀況，請他在權限範圍內保護龍門石窟。他回答說：如果外國人不停止購買雕像碎塊，破壞將會持續進行。對此，我的答復是：實際上，據我所知，沒有外國人試圖購買任何雕像碎塊或碎片……除非它們在北京的市場上出現。到了那時，再想控制走私會是白費工夫。從另一方面講，在龍門石窟阻止掠奪其實極其容易。此時，我提出建議，從對中國藝術感興趣的外國人中籌款，在龍門石窟部署一些警察。袁先生說那種幫助沒有必要。”另一封來自袁同禮的信問道：“找出那些收留龍門石窟雕像店鋪的名字，對你來說是否過於麻煩？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從源頭制止肆意破壞，如果你能向我提供那些信息，我將對你特別感激。”史克曼拒絕向他透露古董商的名字（袁同禮後來在對美國所藏中國藝術品進行核查、記錄方面成了一名先鋒）。

1933年3月，在當地一位官員和哈佛大學學者威爾瑪和費正清的陪同下，史克曼再次訪問了龍門石窟。他回憶道：“在500525年的早期洞窟中，雕像的頭部不見了。在有的地方，牆上和佛龕中的整個雕像被砍掉。《帝後禮佛圖》浮雕的大部分，以及幾個人物頭像已不翼而飛。”

1934年1月底，史克曼向華爾納報告說，伯差德已買下《帝後禮佛圖》1933年消失的兩個女性頭像。“那時，我們開始聽說，越來越多的浮雕碎塊正流入市場……經過與伯差德博士仔細討論，我們決定，盡我們所能收集該浮雕的碎塊。我們的目的，是保護那尊北魏典範雕塑的安全，盡可能對其進行保護，使其接近完整。向中國政府報告此事已為時過晚，破壞已經造成……顯然，無論龍門石窟還遺留了什麼，那尊浮雕在原址的價值已經喪失。因而，盡我們所能收集其全部碎塊，用我們掌握的資金對其進行認真修復，似乎成了我們能夠提供的幫助。”

1934年2月，堪薩斯城通知史克曼，它已暫時得到了希望獲得的全部雕像。史克曼問華爾納：“我們接下來干什麼？當然，整個事情在這裡還無人知曉。”他絕望地寫道：“龍門石窟正遭受徹底破壞，在那種時刻，我到達龍門石窟現場或許是一種幸運6世紀以來，那些洞窟一直存在，卻在一年之間消失，而那隻是一千四百年中的一年。現在，古董店裡已充斥著龍門石窟石雕。用不了幾年，它們就會變得與古代希臘雕塑一樣稀有，一樣有價值。”此時，華爾納的唆使似乎形成了一個計劃，並得到了福布斯批準：由福格藝術博物館和納爾遜博物館聯合購買浮雕。由於浮雕絕大部分是小碎塊，伯差德將對它們進行拼接。到了4月，史克曼已成功征集到浮雕的絕大部分碎塊，首批分期付款是13 0。4月25日，福布斯給納爾遜博物館館長保羅•加德納發電報：“正郵彙給你6 0。7月1日後，能再提供5。” 1934年5月，計劃用3個箱子，運送兩大塊經過修復的浮雕。為此，史克曼需要得到吉姆•普盧默的幫助，通過上海安排運輸，以躲避天津港口海關的仔細查驗。當時，普盧默在中國海關部門工作。在給普盧默的一封信中，史克曼細述了那些“中國拼圖”長達一年的冒險故事，並要求普盧默讀信後予以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