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秦國君世繫圖

秦早期文化考古遺址一覽

導論 《秦本紀》、秦史與秦文化

講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

   問題一  秦人來源與秦文化淵源

第二講  從蜚廉事紂到莊公伐戎

   問題二  嬴秦西遷前的居地 

   問題三  西犬丘與秦邑探尋

   問題四  不其簋是秦器嗎？

第三講  襄公救周，始命列國

   問題五  豐國及其文化

   問題六  平王東遷與秦始建國

   問題七  發現西畤

第四講  文公居汧渭之會，為鄜畤，得陳寶

   問題八  汧渭之會的地望

   問題九  秦國的周餘民

   問題十  鄜畤與陳寶祠

第五講  憲公在位前後

   問題十一  出子的立廢與秦政伯喪

   問題十二  襄公與出子的居地與葬地

   問題十三  西新邑——大堡子山遺址的性質

   問題十四  秦子之謎與大堡子山秦公大墓

第六講  武公居平陽

   問題十五  秦都平陽的探索

   問題十六  中國早的縣

第七講  德公居雍

   問題十七  雍城探微

第八講  穆公霸業

   問題十八  秦滅梁、芮

   問題十九  稱霸西戎

   問題二十  穆公葬地

附錄

一 史記·秦本紀

二 秦國君世繫圖

三 秦早期文化考古遺址一覽

四 梁雲訪談：21世紀秦文化研究的重心，是秦早起歷史

《秦本紀》、秦史與秦文化

梁雲

《史記》是中國史學書，太史公是中國史學人。太史公的偉大，看《史記》的體例就能感受得到。《史記》有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對這個體例，李零先生總結得好：本紀相當於一棵大樹的主干，世家相當於分枝，列傳相當於枝葉。

《史記》的本紀有《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三代基本是一姓一朝一個本紀，夏是姒姓，商是子姓，周是姬姓。唯獨秦有兩個本紀，翻過《史記》的人都知道，一個是《秦本紀》，一個是《秦始皇本紀》。問題馬上就來了，司馬遷創造了一姓一本紀的編寫體例，為什麼又要違背這個體例？都是秦的歷史，它在統一中國之前和之後是連續的政治體，為什麼要分設兩個本紀呢？這是現在學者也在思考的問題。一般的理解認為，司馬遷有他專門的用意，秦對司馬遷的意義和夏商周不一樣，超過了後者。秦對漢代的人來說就是近現代史，夏商周卻是古代史；這對司馬遷來說能不重要嗎？秦的歷史涉及漢王朝為什麼能成立及漢王朝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所以，他對秦要做綜合、全面的回顧和理解。

司馬遷的理解分為兩方面：秦統一前的發展是鋪墊，就是《秦本紀》，寫秦由弱到強、從小到大的漸變過程，大約五百到六百年的發展。始皇登基之後，歷史發生了一個巨變，《秦始皇本紀》將之描寫得非常細致，它分為三個小階段：秦攻撥六國，秦統一之後采取的一繫列措施，秦二世而亡。《史記》很關注巨變中的細節。同時要原始察終，揭示秦王朝興亡的原因，為漢王朝合法性尋找理由。當然，《史記》不止要尋找社會發展的規律，它還是一部生命史，是眾多的生命彙聚成的歷史長河。總之，司馬遷對秦的歷史比較看重，所以分設了兩個本紀。

如果對中國秦漢時期的歷史或考古感興趣，基本的閱讀文獻就是“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而讀《史記》一定要讀“三家注”，即劉宋的《》、唐的《》、唐的《正義》。三家注原本各自單行，宋時出現將二家或三家注解並入正文的刻本，其中三家注早的合刻本是南宋時的黃善夫刻本。後來在黃本的基礎上又衍生出一些新版本，其中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刻張文虎校本為官版善本精品。1959年，先生等著名學者以金陵局本作為底本,對進行分段標點,並以方圓括弧來表明字句的刪補,形成新中國以來有影響力的中華書局《史記》點校本。

後世研究《史記》比較有名的著述，有清的《史記志疑》、的《史記探源》、日本學者的《史記會注考證》等，以及清《廿二史札記》和《十七史商榷》中的相關部分。近代考古學興起以後，有學者開始用地下的材料來考證紙上的文獻，有名的當推王國維，用殷墟甲骨文證實了《史記·殷本紀》的可靠性，並提出了“二重證據法”，被視為新史學的開端。西北大學考古專業有一位前輩陳直先生，他對瓦當陶文的研究特別精深，寫有《史記新證》和《漢書新證》，用金石漢簡、銅陶器銘來印證《史》《漢》，創獲頗多。

除了三家注外，《史記》還應該有第四家注，即考古學家的注，用考古學新的發現、收獲和認識，來對《史記》的記載進行修正、完善和補充。

這話考古人可能不愛聽：“我們考古怎麼成了補經證史？”如果從1870年舍利曼發掘特洛伊古城算起，世界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有近150年的時間。而自1926年李濟先生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至今，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也接近一百年。今天的學科發展可以說日新月異，呈現出國際化、科技化、公眾化的特點，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在大學的專業教育機構裡，考古從開始的專業發展為繫，再升格為學院；考古學也已成為國家一級學科。考古界自信滿滿，認為現在還用考古材料給《史記》作注，是否開歷史倒車，降低學科地位，使考古學淪為歷史文獻的附庸？

事實並非如此。近百年的考古發現可以說從廣度和深度上“拓寬”了太史公的史學體繫，但並沒有將之“撐破”，更談不上“推翻”。比如說被譽為中國歷史學“哥德巴赫猜想”的夏王朝真實性問題，在國內學術界已基本達成共識：由殷墟卜辭可證《殷本紀》中殷先公先王的記載是可信的，進而可知與之同時的夏王朝也是可信的，考古學上的二裡頭文化就是夏文化。盡管國外有少數學者持保留意見，甚至不認同這個觀點，但他們也舉不出反證來證明夏王朝是子虛烏有。考古發掘出來的大多是“啞巴”材料，這些材料的內涵和意義有待解釋、闡述。但是在文獻記載可信的歷史時期，比如周代，對考古材料的解釋首先要放在相關歷史背景中進行，文獻記載是解釋考古材料的重要線索，在“解釋權”上具有優先性。

與兩千多年的中國史學傳統比較，考古學還是蹣跚學步的孩子。謙遜一點纔能進步，人是這樣，學科也是如此。假如沒有《史記》《漢書》，我們的秦漢考古會是什麼樣子？不敢想像——不知會冒出多少奇談怪論，會鬧出多少笑話。舉一個現成的例子：貴霜帝國和漢帝國同時並立，也是古代四大帝國之一，但它沒有自己的繫統史書，研究靠碑銘和錢幣，連基本的編年序列如哪個王在前、哪個王在後都說不清，更別說其他了。

所以這本小書是以《秦本紀》為主線，穿插相關的考古資料，以期達到考古與文獻相互印證、相互啟發的效果。在對正文文本簡單考證後，我會提出一些學術問題，然後援引相關的考古發現，乃至筆者自身的經歷和體驗來解答。全書共有八講、二十個學術問題。

秦發展歷史的概況，重要的參考書是林劍鳴先生的《秦史稿》，在此推薦給讀者。該書成書比較早，1981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到現在學術地位依然很高。林先生曾長期任教於西北大學，後來調往北京，1997年去世，終年63歲，很可惜。在秦史研究方面至今還是無出其右者。林劍鳴先生是陳直先生的大弟子，2016年西北大學專門開過一個會議紀念他，大家後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秦史稿》之後再也沒有出來一本能和它媲美的繫統的秦史著作，希望將來有人能有志於這個事業。《秦史稿》出版到現在將近30年了，新材料出了很多，但還沒有一本繫統性的著作，來專門講秦的歷史。

我將秦史分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

早期：西周—春秋早期，約三百年。年代下前677年秦德公居雍，這是個標志性事件。

中期：春秋中期—戰國早期，共327年前677年秦德公居前350年秦孝公遷都咸陽。都城在雍城，今陝西鳳翔。

晚期：戰國中期—秦統一後，共143年前350年秦孝公遷都咸陽至秦亡。

這個分期是我自己提出來的，與林劍鳴的認識角度不太一樣。林先生是把秦建國之前作為周人附庸的時期劃為個時期；第二個時期是春秋時期，與我們現在習慣的中國歷史分期相吻合，其中又以穆公為界分為前後段；第三個時期是戰國時期，其中又以孝公為界分為前後段；第四個時期是秦代。我的分期更多考慮到了秦都城的遷徙特點：中期基本是雍城時代，晚期相當於咸陽時期。而且這個分期充分考慮了秦物質文化發展的階段性和面貌上的變化：早期階段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進入中期之後文化面貌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到了晚期，尤其遷都咸陽之後，秦施行變法，文化面貌又發生巨變。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就談過，秦文化在戰國中期發生了跳躍式的巨變，此前此後像兩個文化，脫胎換骨。除了葬俗沒變，使用的器物包括青銅器在內全部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巨變的原因在於：春秋中期到戰國早期這個階段秦國落伍了，文化發展相對滯後，秦孝公即位之後頒發求賢令，所謂“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有恥辱感。秦國“僻在雍州，夷狄遇之”，東方諸侯把它當成夷狄來看待。因此，秦孝公有焦灼的趕超心理，他要變法，要圖強，要大幅度地吸收東方列國的先進文化。所以戰國中期之後，秦文化有大量東方的色彩，青銅器和三晉的銅器看起來很像，但和之前秦的銅器在發展脈絡上不連續。

這種文化跳躍式發展的現像，我稱之為文化發展的斷裂。它發生在商鞅變法之後，在東周列國中是獨一無二的。東方其他列國的文化是連續性的發展，從器物群的演變來看，舊器物的消失和新器物的產生是此消彼長的，是漸變式的；秦文化卻發生突變或巨變。

我對秦史的分期，更多照顧到考古學文化發展和物質文化面貌的情況，中期和晚期的分界我斷在秦孝公遷都咸陽、商鞅變法。把春秋早期歸入到早期階段，是因為當時雖然秦已經建國，成為一方諸侯了，但其物質文化面貌和西周還很接近，和春秋中期卻隔得比較遠，所以在這個地方將之斷開。

上面講的是秦的時間發展，現在講秦的空間發展。

學界常說秦有九個都城，八次遷徙（圖1）。從西往東遷徙，秦人的力量逐漸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終發展壯大。現分述之。

秦的處都邑是西犬丘，其年代至少從西周中期周孝王的時候就開始了，到秦襄公立國的時候還繼續作為秦的都城。它作為中心都邑存在的時間大概有200—300年。可以把“西犬丘”這個詞分解一下，每個字都值得琢磨：“西”指西方，但在先秦秦漢時有專門的含義，就是指西縣——秦漢已經實行郡縣制，在今天甘肅的禮縣。秦國早期的好幾處都邑，名字前面都帶了個“西”字，比如西犬丘、西垂、西新邑、西陵、西陂，因為都在秦漢西縣的範圍之內。2004年我們全面調查了禮縣、西和縣所在的西漢水上遊，目的之一就是尋找西犬丘。

秦的“九都八遷”（據田亞岐，2015年）

    有西犬丘的話，是不是還有相對應的“東犬丘”？的確，在甘肅以東的陝西、山東還有犬丘，而且不止一處。陝西關中就有一處地名叫犬丘，在今天的興平縣，周名犬丘，秦名廢丘，漢名槐裡。我們曾經調查過這個古代縣城遺址，即阜寨鄉南佐遺址，規模很大，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秦磚漢瓦隨處可見，俯拾皆是，遺址的年代屬於戰國中晚期到秦漢時期。更東面的山東也有地名叫犬丘。因此，秦的都邑名叫西犬丘，就使學者們產生聯想：秦是不是在東邊的犬丘也居住過，後來西遷把地名也帶過去了？這個觀點目前還缺乏證據，僅僅因為地名相同是不足為據的。

    第二處都邑是秦邑。秦人、秦王朝、秦帝國之所以叫秦，初來源於“秦”這個地名。秦祖非子，為周孝王養馬，“馬大繁息”，周王很高興，就把他封到了秦這個地方。後來非子的後人逐漸發展壯大，包括秦始皇都是他的直繫後代。秦漢時期有縣、鄉、亭、裡的地方基層行政機構，在“秦”設有郵亭，又叫“秦亭”。2005年、2008年我們兩次調查天水地區渭河北岸的牛頭河流域，目的之一就是尋找非子的封邑——秦邑。

西周時期氏族的命名方式之一，就是以居住地的地名作為族名，地名和族名是一致的。由於被封在秦這個地方，這支人就叫“秦人”，哪怕這個國家後來發展成為王國、帝國，名號也不改變，這就是秦人稱號的來源。甲骨文、西周金文也有“秦”字，像一個人拿著杵在臼裡舂米，是一個像形字。

第三處都邑被認為是“汧”。今天關中西部寶雞地區有一條汧河，還有一個汧陽縣。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記載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把都城遷到了“汧”這個地方。但《秦本紀》裡沒有這條記載，所以很多學者不承認“汧”曾經是秦的都城；但也有學者認為汧就在今天陝西的隴縣。當地政府出於文化建設和旅遊發展的需要，很關心也很認可皇甫謐的記載，甚至開發出相關的文化主題公園，比如隴縣的“秦源文化園”。

上世紀80年代在隴縣縣城東南4公裡、汧河西南岸的邊家莊發現一處秦國墓地，發掘出春秋早期的銅五鼎墓，表明那裡有高級別的貴族聚落。在墓地東南3裡有一座磨兒塬古城，曾被認為是秦襄公所徙的“汧”。但我們調查發現該城城內大範圍分布著漢代文化層，城牆夯土內夾雜漢瓦，是一處漢代城址。因此襄公徙汧的說法在考古上尚未得到證實。

第四處都邑是“汧渭之會”。顧名思義，就是汧河與渭河的交彙之處。《秦本紀》說秦文公四前762年）在汧渭之會營建新的都邑，也是秦人進入關中後的處都邑。南北向的六盤山—隴山是渭河北岸東、西支流的分水嶺，西邊支流有牛頭河，東邊支流有金陵河、汧河、涇河。渭河穿越隴山的峽谷險峻狹窄，不宜人馬通行，在古代翻越隴山需循其兩側的支流河谷通道。上述非子的封地“秦邑”位於今甘肅清水縣，就在隴山西側的河谷通道上。由此向東翻過隴山就到達汧河、涇河上遊，沿著汧河順流而下，就到了汧渭之會。

汧河與渭河交彙處有東夾角和西夾角。西夾角有賈村塬，地形高陡；東夾角有三畤塬，地形低平。2008—2009年我們全面調查汧河下遊地區，目的之一就是尋找秦文公所居“汧渭之會”。

第五處都邑是秦憲公、秦武公所居的平陽。秦憲（寧）公二前714年）“徙居平陽”。今天陝西寶雞還有陽平鎮，平陽就在陽平，西距汧渭之會不遠。而平陽作為秦都隻有37年的時間。上世紀70年代在寶雞太公廟村發現秦武公鐘镈的窖藏，為尋找平陽提供了重要線索。

以上五處都邑均處在秦史的早期階段，可稱之為秦的早期都邑。這其中可能還遺漏了一處重要都邑——“西新邑”。《史記·秦始皇本紀》後附《秦記》中說秦憲公“居西新邑”。有學者認為這個“西新邑”就是平陽，但我認為它在秦漢西縣的範圍內，在甘肅而非陝西。

第六處都邑是雍城，遺址在今陝西鳳翔縣縣城南。從秦德公居雍到秦孝公遷都咸陽凡327年，雍城是秦國歷史上時間長的都城，前後經歷了18位秦公的統治。正是在雍城時期，秦國發展成為可與晉、楚比肩的大國。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經揭示出了雍城的基本面貌：城址位於紙坊河與雍水河之間，面積約10萬平方米，城內多處地點發現有朝寢、宮室、宗廟建築和作坊遺址，在城南分布著秦公陵園。

第七處都邑被認為是涇陽。《秦記》說秦靈公“居涇陽”，但《秦本紀》中並無這條記載。王國維在《秦都邑考》中認為，秦靈公時向東北擴張領土，與三晉爭霸，因此徙居涇陽；這個涇陽不是漢安定郡的涇陽（在甘肅涇河上遊），而在高陵以西的涇河下遊，也就是今陝西涇陽縣境內。由於靈公及其子孫都葬在雍城，所以王國維認為靈公雖然徙居涇陽，但並未定都，而是作為經營東北的據點。但其位置在哪，到現在還一點線索都沒有。2009年我們曾調查涇陽縣中張鎮的王浩遺址，在涇河北、王浩村南，面積約24萬平方米，堆積豐富，采集到秦的雲紋瓦當。該遺址是否與秦靈公所居涇陽有關，還需要探討。

第八處都邑是櫟陽。《秦本紀》說秦獻公二前383年）“城櫟陽”，遺址在今陝西西安閻良區的武屯鎮。上世紀80年代在那裡勘探出一個面積約400萬平方米的長方形城址，有城牆、門址、干道、建築基址等。2013年以來重新啟動了櫟陽城的考古工作，結果發現80年代勘查的城址其實包括兩座古城（一號和二號），在它西面1500米處又發現一座古城，編為三號。三號古城出土葵紋、動物紋瓦當，以及帶“櫟陽”字樣的瓦片，年代屬戰國中晚期，應即秦獻公所建的櫟陽城。

事實上，秦後一次遷都是從雍城遷到咸陽，《史記·商君列傳》說 “秦自雍遷都之（咸陽）”，秦孝公將都城從雍城直接遷到咸陽。櫟陽相當於一個前敵指揮中心，並不是經常居住的都城。秦獻公當時想收復河西之地，即黃河以西、陝西的北洛水這一塊，包括陝西的韓城、澄城、大荔，春秋早期到戰國中期這裡一度被魏國所占據。魏國當時出了一個軍事家吳起，鎮守魏國的西河郡，彼時秦國如骾在喉，如芒刺在背，因為整個關中東部都被魏國占據，國家毫無安全可言，魏軍可沿渭水兵臨城下。秦獻公於是把作戰指揮中心東移，但他終其一生也沒能把河西地奪回來。秦真正、徹底奪回河西地是在秦惠文王時期，那時的國力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第九處都邑是咸陽。從秦孝公十二前350年）遷都咸陽，到秦二世三前207年）秦滅亡，咸陽作為秦都達143年之久。遺址在今咸陽市東的窯店鎮一帶，漢代稱之“渭城”。秦都咸陽有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秦惠文王時的咸陽還局限在渭河以北，昭王以後都城擴展到渭河南岸。在都城西郊的咸陽塬上和東南方向的驪山西麓，都發現了戰國秦王的陵區。驪山北麓則有秦始皇陵。

秦的世繫比較長，其中早期世繫如下：

   顓頊—女修—大費（伯翳）——大廉（鳥俗氏）
                               若木（費氏）……費昌……孟戲、中衍…

…中潏—蜚廉——惡來—女防—旁皋—太幾—大駱——成
                季勝—孟增—衡父—造父          非子—秦侯—
—公伯—秦仲—莊公——世父
                      襄公—文公—（靜公）—憲公—

傳說中秦人的始祖是顓頊，顓頊是黃帝的孫子，五帝之一，在《史記·五帝本紀》裡有載。黃帝是華夏始祖，葬於橋山，在陝西黃陵縣。《漢書·郊祀志》說黃帝在荊山下鑄鼎，鼎成之日，有龍下迎，黃帝乘龍，群臣後宮共騎者七十餘人，一起升天。顓頊的都城傳說在帝丘，“丘”是東方的地名，東方地形多為丘堆，一個個圓丘型，或者說鼓起的土包包。而帝丘在河南濮陽，顓頊一族是東方的族繫。西北地形多為“原”。陝西、甘肅是黃土高原地形，從下面看很高，但頂部很平坦。現在水土流失比較厲害，溝溝岔岔，溝壑縱橫。

女脩是顓頊的孫女。大費（伯翳）輔佐大禹治水，大禹一度想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伯翳，說伯翳很有功勞，但伯翳推給啟了。大費的大兒子大廉又名鳥俗氏，二兒子若木又稱費氏——大費後裔的名字裡很多都帶費字。後來又有孟戲、中衍、中潏、蜚廉、惡來、女防、旁皋、太幾、大駱、成、非子。成是大駱的長子，非子不是嫡子，是庶子，被封在秦。非子的兒子秦侯，再下來是公伯、秦仲、莊公，莊公的大兒子是世父，次子是襄公，襄公時秦開始成為諸侯，然後是文公、靜公、憲公。

秦早期的世繫有兩個特點：，中潏之前的世繫有很大缺環。大費與夏禹同時，相當於夏代的早期；費昌為商湯駕車，相當於商代的早期。前後整整隔了一個夏代。夏代按文獻說法有六百年，從大費、費氏到費昌之間肯定有缺環，這已經不可考了。孟戲、中衍與殷太戊同時，相當於商代早期；中潏、蜚廉為殷紂王臣下，紂王已到商代末年，是商代後一個王。商代有四百多年，從孟戲、中衍到中潏、蜚廉肯定隔著代，而且不止一代。總之，中潏之前的秦世繫是有嚴重缺環的，中潏之後一代代卻很完整，沒有失載的現像。中潏的兒子是蜚廉，蜚廉的長子是惡來，次子是季勝，由此分為兩支：惡來這一支是秦人，季勝、孟增、衡父、造父這—支就是趙人的祖先，即三家分晉、韓趙魏的趙。趙人的祖先和秦人的祖先往前追溯，是同一個祖先，秦趙共祖。在探討秦人來源的時候不能把趙人撇開，他們是一家人，這尤其值得關注。

第二，從秦侯開始有明確的紀年。非子在位多長時間不可知，《史記·秦本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等沒有提到，《史記·三代世表》也沒有講到。但《秦本紀》記載秦侯在位時間10年，公伯在位3年，秦仲在位23年，莊公在位44年，襄公在位12年。紀年可以一年年從後往前推，相當清楚。莊公、襄公的紀年，每一年都可以和周王的紀年相對應。比如年相當於周幽王五前775年；往前推的話，秦侯即前857年。看到秦人早期的世繫，這兩個特點是需要知道的。

[1] 張強：《論司馬遷分列﹤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的思想》，《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2] 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梁雲：《從秦文化的轉型看考古學文化的突變現像》，《華夏考古》2007年第3期。

[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西漢水上遊考古調查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5]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牛頭河流域考古調查》，《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3期。

[6] 尹盛平、張天恩：《陝西隴縣邊家莊一號春秋秦墓》，《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6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寶雞工作站、寶雞市考古工作隊：《陝西隴縣邊家莊五號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1期。

[7] 張天恩：《邊家莊墓地與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8] 中國國家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千河下遊東周、秦漢遺址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3期

[9]盧連成、楊滿倉：《陝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秦公鐘、秦公鎛》，《文物》1978年第11期。

[10] 梁雲：《西新邑考》，《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6期。

[11] 王國維：《秦都邑考》，《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考古學報》1985年第3期。

[13]劉瑞、李毓芳、王自力、寧琰、柴怡：《西安秦漢櫟陽城考古新進展確定戰國櫟陽城位置並發現漢唐白渠》，中國文物信息網，2015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