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玉先生采用“三證合一”的論證方法，將文獻記載、青銅器銘文與實際天像三者緊密結合，整理、分析數十件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銅器銘文，利用十項“銅器歷日研究條例”規則，以“月相定點”為核心理論，一一落實這些銅器記載的紀年。針對自西漢劉歆以來及至“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種種結論，作者指出“二重證據法”的不足及“月相四分”的失誤，在強調“月相定點”的基礎上，考證出西周的王序和王年，對考古界和歷史研究界的斷代既有補充，也有糾正。

    張聞玉，1941年生，四川巴中人，貴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西周年代學研究，師從張汝舟先生，又向金景芳先生學《易》。學術研究涉及古代漢語、夏商周文史、古代天文歷法以及周易之學。治學嚴謹，強調文獻、器物與天像“三證合一”。其關於西周年代學的考證，尤其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與贊譽。代表作有《古代天文歷法論集》《西周王年論稿》《銅器歷日研究》《古代天文歷法講座》《西周紀年研究》《夏商周三代紀年》《夏商周三代事略》等。

西周年代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評張聞玉教授《銅器歷日研究》

張新民

貴州大學張聞玉教授的《銅器歷日研究》，近已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部宏著得到省新聞出版局資金的資助，我受命作為審讀推薦人之一，辱蒙聞玉先生的殷勤美意，早在去年就有幸先拜讀了全稿。記得當時初讀之下，頗驚羨作者功力的深厚，以為實乃治先秦古邃之學的力作，不特有功於西周年代學研究的突破，而且可以匡正當世輕視樸學的學風。作者至慎至謹的治學態度，尤可示天下學人以大道準則。因此，乃以一介書生之力，呼吁亟早刊布流行，以饗世之好治古學者。不意不及一年，聞玉先生之書即得以正式出版，而重新展讀，愈信其必能見重於海內外學術之林。故感慨興奮之餘，作此文以為紹介。

聞玉先生撰寫此書的目的，主要是為西周銅器銘文所載歷日尋找一個可靠的斷代方法，從而徹底繫統地解決西周年代學問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有方法論上的突破。過去研治青銅器的專家，大多采用標準器比較斷代的方法，即仔細辨識銅器形制、紋飾、銘刻字體等，凡相同或相近者即歸為一類，而每一類器物的具體斷代，則依標準器的王世加以確定。這一考古界長期沿用的方法，不能說沒有合理性，但主要依靠判斷者見識的豐富和經驗的積累，與古董鋻賞家的方法其實並無二致，而且準確率並不見得很高。甚至即使準確，也隻能斷至某一王世，即隻能提供相對年代，存在很大的不足，有一定的局限。聞玉先生另闢蹊徑，直接取證於器銘歷日，再校以實際天像，核之文獻記載，這就是他所說的“三證合一”——由張汝舟先生發明，聞玉先生繼起完備的斷代考據方法。這種方法明顯能彌補前者隻能提供相對年代的缺憾，自然是一種後勝於前的突破性推進，既顯得周延嚴謹，也更有助於接近年代。“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正說明了方法本身應容納或容許不斷改進、調整、轉換或修正的潛能，充分表現兼容、擴充、開放和創新的特點。而用這句話來形容聞玉先生的學術貢獻，其實也是恰如其分的。

以地下材料(出土文物)、紙上材料(典籍記載)、天上材料(實際天像)三重證據法為依據，籍以考證銅銘歷日，從而謀求西周年代研究的重大突破，顯然是對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創造性發展。聞玉曾運用這一方法撰寫了«西周王年論稿»一書，解決了諸如武王克商年代、昭王在位年數等一繫列重大問題。他的著作的特點也可以說是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三者整合運用，其中尤以天文歷法的專長顯突出。«銅器歷日研究»則將這一方法進一步精密化，並提出了更多的示範性研究實例。作者提出，出土銅器歷日的年、月、月相、日干，都是鑄器人自己明明白白寫上的，用歷日勘合實際天像，以此確定銅器的年代，難道不更為可信?年代學是極其客觀性的學問，要想得到可靠的結論，必須做到天像與文獻、出土器物“三證合一”。三者之中，實際天像為重要。因為實際天像是天上的材料，沒有任何人為的臆度，取信度顯得更高。古人觀像授時，太陽的出沒，月球的盈虧，星辰的隱現，都是觀測和記錄的對像，也是安排年月日的依據。至於文獻的利用，盡管存在取舍決斷的問題，仍不能為曲就己說置文獻於不顧，更不能動輒就以推翻古人之說為今人之榮。聞玉先生嚴格遵從自己一以貫之的“門法”，具體考證進  方鼎、小盂鼎、虎簋蓋、善夫山鼎、鮮簋、晉侯蘇鐘、虞侯壺、子犯和鐘等，均能就其所載歷日談出新穎的看法，不僅正確判斷了歷法，同時也有助於銘文內容的釋讀。細讀全書，我們處處都能感到作者治史態度的嚴謹，以及其對歷史知識與文物、文獻運用的熟稔，感受到“三證合一”方法論的具體落實，以及由此而開拓出來的古史考證特別是年代學研究的廣闊空間。當然，表面看來極其簡易的“三證合一”法，實際運用時仍需大量相關知識的復雜配合；而更深一層說，則是通過方法論的修正和充實，逼近年代學的真實，恢復古史存在的原貌。

西周銅器銘文記載歷日，有與鑄器之日相合的，即器銘所記歷日即是鑄器之日；但也不能一概而論，輕易就說所有銅器歷日等於鑄器時日。銘文並不排除後人追憶前事的可能。因而器銘歷日與鑄器時日可能存在年代的差異，這就使作者與考古界不盡相合的結論，有了一個較為合乎邏輯的解釋。譬如晉侯蘇鐘銘文，作者認為可以分為互不相關的兩個部分。前一部分記載了周穆王三十三年出省東國、南國的史實，但鑄器時間則在西周晚期。子犯和鐘歷日“五月初吉丁末”，以“三證合一”之法考之，亦非鑄器之日，乃指子犯佑晉公來復其邦一事，明顯是鑄器時慎重追記。由此可見，聞玉先生“三證合一”的歷日研究方法，其實與器型類比的斷代方法並無矛盾。二者與其說是相互排斥或對峙，不如說是相互旁助和支援。足證隻有采用多種方法進行銅器斷代研究，纔能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葛籐或偏失，從而形成完整多面的考證視域，使年代學的莫衷一是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使西周年代學研究更加周延和完善。所以，形制斷代盡管存在局限，至少仍有輔助的作用，而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天文學家相互配合，在方法論上博采兼收，以求逼近結論的真實，我認為依然很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聞玉先生在這一問題上也采取了頗有兼容風範的中道立場，沒有化的非此即彼的傾向。

“三證合一”法必須同時兼顧文獻資料、銅器歷日、實際天像三個方面。前面已經提到，在文獻的運用上，聞玉先生的態度十分慎重，從不輕意否定古人的記載。而為了使銅器歷日的判斷準確無誤，他依據張汝舟先生的«西周經朔譜»，重新加以擴充校改，編制為更加詳盡的«西周朔閏表»，收入«西周王年論稿»一書。凡史籍記載歷日及西周銅器歷日，«朔閏表»均一一標注於各年之下，使銅器歷日可與史籍勘合，又可與實際天像印證。至於實際天像，他則統合各方面材料加以佐證，始終堅持古已有之的月相定點說，表現出極大的理論勇氣，也獲得了愈來愈多的學者的認同。

大家知道，研究西周年代學，對月相的解說不能回避。古代有“既生霸”“既死霸”的語辭，本為根據月相而紀日的專門術語，然而其究竟代表一個月的七天、八天乃至十天的一個時段，抑或是專指某一天，學界卻存在爭論。前者以王國維為代表，主張“月相四分”；後者則以俞樾為代表，主張“月相定點”說。二人都同樣著有«生霸死霸考»專文。由於王國維影響晚近學術極大，加上以考據精核見稱，故其說籠罩天下，幾乎不可動搖。聞玉先生在光大師(汝舟先生)說的基礎上，明確主張“月相定點”之說。他收入«西周王年論稿»的那篇«王國維‹生霸死霸考›志誤»的長文，廣經博采，多方引證，言之鑿鑿，理據逼人，真正使討論有了深化，讀後殊使人折服。在«銅器歷日研究»中，他又明確指出，月相非定點不可，否則就失去記錄時日的作用。既死霸為朔，既生霸為望。生霸指月球受光面，死霸指月球背光面。記錄月相，主要是記錄朔與望及相關的日子。因此定點必須定在一日，不得有兩天的活動，也不得有三天的活動，更不得有七天、八天的活動。王國維氏“四分說”的粗疏，在於誤信了劉歆的«三統歷»。我們看到，正是依照聞玉先生的“月相定點說”及其具體考證示範，西周年代學的許多難題都迎刃而解，不僅釐清了天文歷法本身的真相，而且有助於重新釋讀先秦文獻，甚至根據銅器歷日可以一一求出歷日記載的年代，使古史、古器歷日的考證都趨於圓滿和精確。從聞玉先生逢源自得的年代學考證中，我們已看到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重大突破的潛在遠景。

為了使銅器歷日的斷代更有規律可循，作者還總結和歸納了十條研究條例。十條研究條例中，有正例也有變例。正例如辰為朔日例、兩器同年例、似誤不誤例、兩器矛盾例、上下貫通例、再失閏例等，主要是根據“三證合一”的方法，反復排比、歸納、分析，找出眾多銅器的內在聯繫，確定其準確的制作年代，由此得出具有一般意義的條例。試以首條“辰為朔日例”加以說明，即在二十餘件銅器中，凡有“辰在××”的銘文，“辰”均可作為朔日理解。“辰在××”當為晚殷以來表達朔日干支的固定格式。由此可見，“正例”實際就是通例，適合各種不同的銘器歷日。變例如器銘自誤例、既生霸為既死霸例、丁亥為亥日例、庚寅為寅日例等，即正例方法無法範圍，不能處理的特殊銅器歷日，需要用其他方法(包括形制、紋飾、字體、銘辭、人名、史事等近代學者斷代的依據和結論)加以匡合，使之繫於相應的西周王年並有合理的解說。試以末條“庚寅為寅日例”加以說明:古人視庚寅為吉日，查厲宣時代器銘歷日，其書庚寅者，其實都是取其吉利，核以實際天像，多為丙寅而非庚寅。從中不難知之，變例乃是針對特殊銅銘歷日制定的特殊條例，是專門為特殊對像服務的特殊方法論，籍此以求在正例不能解釋時，仍能得到滿意的勘合結果。至於能用變例又能用正例解釋的銅器歷日(如走簋)，聞玉先生則特別指出，除非有更堅強的證據非依準前者不可，否則我們就應盡量遵從後者，亦即盡量放棄特殊性的變例，恪守一般性的正例。簡言之，既揆之於天像實際而無不協，驗之銘文古書而無不通，正例變例，不過如此而已。

聞玉先生自謂他的十條銅器研究條例，是學習清儒做學問的方法，也是從黃季剛先生論文中學來的。他對此十分珍惜。其實晚近著名學者中，以這種方法做學問的，為數不少。譬如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楊樹達«古書句讀釋例»、餘嘉錫«古書通例»、陳垣的«史諱舉例»«校勘學釋例»等，都是明顯的例證。其中餘嘉錫«古書通例»“稽之正例變例，以識其微；參之本證旁證，以求其合”，正是在參互考校，排比鉤稽中，總結出了古書的通例。這是方法論上的提升與自覺，也是清儒問學路途的深化和拓展。而陳垣«史諱舉例»一書，實為避諱史的全面總結。全書所列八十二條通則性條例，都可視為考史方法的歸類與提示，亦可當成治學的門徑或鑰匙。至於«校勘學釋例»所歸納校法四例——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則更是涵蓋性極其廣泛的概括，可說一切校讎學在方法論上都難出此範圍。我舉這些例證，無非是要說明，無論聞玉先生自覺或不自覺，如果往深層挖掘，他的學問精神的繼承面本是很廣博的。當然，將“條例”用於銅器歷日，從而示人以規範，則是他自己的發明。在這一意義上，也可說他發揚光大了中國樸學傳統，並在新的研究範圍內給予了創造性的現代運用。從承前啟後的學術源流角度看，我認為可以分析出一條樸學方法論自我充實的連續性理路線索來的。誠如其他具有辯證開放性格的學術一樣，誰又能斷言後起者不能繼承聞玉先生之學術課題而不斷向前發展呢?

我們看到，正是由於作者的辛勤勞作，以及考據方法的嚴密允洽，西周年代學特別是列王的年代線索已顯得十分清晰。除前面提到的«西周朔閏表»外，«銅器歷日研究»還專闢有«西周王年足徵»一節。該節王年前1166年年，前771的幽王十一年，前後總計396年，作者一一排比年代及其文獻、天像、考古依據。這當然仍是“三證合一”研究方法的具體體現或成果總結。而在建正問題上，聞玉先生則認為西周尚處在觀像授時階段，實無“三正”之說；當時，用丑正而非子正，大量銅器歷日均可證明此點。隻是失閏既不可避免，丑正轉子正或丑正轉寅正，在少置或多置一閏的情況下仍會出現。至於武王克商究在何年，學界長期眾說紛纭，莫衷一是。作者則始終堅持汝舟先前1106年之說，在«西周王年足徵»中，又將之明確前1106年(帝辛五十二年，武王十二年)之下。這一結論的得來實屬不易，他為此專門撰有«武王克前1106年»長文一篇，大量征引各種新出土的西周銅器歷日，以及文獻和天像資料，以“三證合一”之法詳加辨析，訂正前人的種種錯訛，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足見看似簡單的西周每一個王年的排定，其實都是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大量資料辨析的實證基礎上的。

應當看到，近代史學界曾刮起過一股“疑古”的邪風，這也否定，那也否定，短時期內甚囂塵上，中國古史幾近面目全非。認真地說，時至今日，古史研究也並未完全走出“疑古”的陰影。一些史學家對西周諸王年代的考證，執其一端，多與文獻相違，雖然他們也打著“信古”的旗號。好在中國古代文獻十分豐富，終是“信古”導引著中國的古史研究。聞玉先生的文字，徹底擺脫了疑古派的胡攪蠻纏，使我們看到了古史的光明。他尊重文獻，從不輕易否定文獻。在遇有歧義之處，他的取舍總能做到合情合理。如&ldquo年天再旦於鄭”，今人科學的考證前889年的日全食天像。聞玉利用大量銅器歷日年之&ldq”乃“十八”二字的誤合。當是懿王十八年“天再旦於鄭”，且王序當是“共孝懿夷”，這就解決了依“懿、孝、夷”王序，三王在位纔隻有21年(前889年—前878年)的令人難以信從的尷尬結論。這就是文獻不足徵，借助器銘加以補足、匡正的極好例證。這樣，器銘得以充分利用，文獻也有了貫通的合理的解說。西周中期這一段朦矓的紀年得以恢復它的原貌。隨著研究的深入，材料堅實充分，自然結論可信，非皮相之見所可能比。這與疑古派動輒否定文獻有天壤之別。又如«竹書紀年»所記“西周二百五十七年”一說，顯然與史載王年不合。聞玉在書中對它作了合理的解說。原來有的古代史學家認為:成王親政纔是殷商的真正消亡，到厲王出奔彘，這其間正好257年。更有好事者將共和伊始視為西周的結束。這反映了古代學人對西周的始末有不同的理解。在形式上，聞玉他不認同“西周二百五十七年”的文字，卻正好印證了其他大量文獻的可靠性。我們如果簡單地相信&ldquo年天再旦於鄭”，簡單地相信“西周二百五十七年”一說，不僅文獻的矛盾永不可解，西周年代的研究也勢將步入歧途。誠如王宇信先生在“序”中所說:聞玉先生在利用古代文獻方面，是為成功的。

年代學的重要性主要在於，沒有了它，歷史就是一片黑暗。較之世界各國任何民族，中華民族都是歷史意識為強烈的民族，編年史事及相關史籍十分繫統和完整。特別是與印度相較，這一點更顯得突出。印度很少重視世俗世間人文歷史的記述，他們的歷史有如雲霧繚繞，甚至由於缺乏必要的編年記事年代，整個古代歷史若隱若現，如神龍般難見其首尾。所以，盡管印度長於形而上智慧的哲理玄思，仍難免“學者沒有歷史”(缺乏歷史智慧)的譏諷和慨嘆。而中國有確切紀年的歷史，至遲可上溯到西年前841年，有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可為憑據。史遷之前，春秋時期名目繁多的大量編年史籍的存在，也說明了中國人以編年記事方式努力傳承人文史跡的特殊歷史智慧。史遷之後，歷代更有不少學者努力推年以前的確切年代，而西周王年的考求就是一個歷久不衰的研究課題，不僅反映了學者通過確立紀年來恢復古史原有秩序的努力，同時體現了以歷史文化為安身托命依據的中國人強烈的歷史意識和突出的歷史智慧。近年來推出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之所以舉世矚目，即在它凝聚了炎黃子孫追溯五千年文明源頭的心願，能引起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結構的中華民族的認同和共鳴。聞玉先生長期不懈的年代學研究，既使大量雜亂的銅器多了一種斷代分類的依據，也使西周共和以前的歷史恢復了年代學的秩序。更深一層說，他的努力也折射出中華民族的歷史智慧，是中華民族歷史意識在學術上的自覺體現。一旦西周列王的年代得以確定，上推夏、商年代便成為可能。在歷史文化中求生命、求智慧、求發展的中華民族，當然會為自己文明的源頭有了更清晰準確的年代而自豪!

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曾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0世紀初，王國維先生就對地下材料十分重視，他利用地下出土之金文和甲骨文，與紙上材料(典籍文獻)相互比觀稽核，在商周歷史等一繫列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並在方法論上提出了頗有學術示範價值的“二重證據法”，誠如陳先生所言，可謂能“預流”者。地不愛寶，王先生之後，包括銅銘、甲骨在內的各種地下材料仍在不斷出土，這就至少在資料上給後人實證學術的超越提供了足夠的空間。聞玉先生利用地下材料勘合紙上材料乃至實際天像，亦同樣在西周年代學問題上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並倡首更具學術示範意義的“三重證據法”，借用陳先生的話，也是能“預流”者。

盡管比較而言，亦開放的思想胸襟客觀進行評價，王國維氏的治學氣像及範圍要廣大得多，即使偶有失考或訛誤，也難以動搖其一代大師的學術地位。然而聞玉先生的成就，仍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對他的學術方法論的道理與說服力量，我是深信不疑的。何況這一成就的取得除地下材料不斷出土等客觀條件外，更有其長期沉潛於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主體性理路。即是說，要真正能做到陳先生所說的“預流”，取新材料

(作者時為貴州師範大學歷史繫教授)以研求新問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則是學者自我學問生命、文化生命和學術生命長期沉潛的功夫。後者是陳先生暗中蘊蓄而未明言的道理，我借聞玉先生的學術範例替他點明。末了，我要與陳先生一樣感嘆:此非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喻也!隻有在主客兩方面都真正竭盡了努力，纔能開出學問的新境界新天地。質之學界同仁，不識以為然否?

作者簡介:

張新民，字止善，號迂叟，1950年生於貴州。貴州大學教授、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教授兼榮譽院長，曾任教於貴州師範大學歷史繫。長期從事中國歷史文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代表作有«中國典籍與學術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華嚴經今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