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作者：斯蒂芬妮·達利（Stephanie  Dalley），英國亞述學者、古代近東學者，牛津大學東方研究院亞述學施利托（Shillito）研究員和薩莫維爾學院榮譽資深研究員。她整理發表了諸多出土於伊拉克與敘利亞的楔形文字文獻，因研究巴比倫空中花園而知名，提出空中花園位於尼尼微，建成於辛那赫裡布統治時期。她在多篇學術論文中探討了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影響。

其他作者：

1. 雷耶斯（A. T. Reyes），古典學學者，曾工作遊歷於中東多國。著有《古代塞浦路斯》（1994）。

大衛·平格裡( David Pingree)，羅得島普羅維登斯市布朗大學數學史和古典學教授。擅長多門語言，發表了許多與希臘、早期伊斯蘭和印度有關的專著，還與人合寫了關於美索不達米亞天文學的多部作品。

艾莉森·薩爾維森( Alison Salvesen)，牛津大學東方研究院學者，研究方向為敘利亞及早期基督教文學，教授阿拉姆語和敘利亞語。著有《摩西五經中的辛馬庫斯》（1991）。

亨裡埃塔·麥考爾(Herietta McCall)，曾為記者，後在牛津大學學習埃及學和阿卡德語。著有《美索不達米亞的神話》（1990），參與編寫《神獸》（1995）一書中介紹斯芬克斯的章節。

譯者：左連凱，在西北工業大學從事英語和翻譯的教學與研究。參與編譯 《DK·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插圖版]》（2005），參與翻譯《劍橋美國文學史》（2005）。

縮寫說明 ／ 001

年代表 1-3 ／ 002

語言文字表 ／ 005

引言斯蒂芬妮·達利 ／ 001

章時機和機遇：波斯征服以前斯蒂芬妮·達利 ／ 013

第二章時機和機遇：波斯、希臘和帕提亞的霸主地位斯蒂芬妮·達利 ／ 057

第三章美索不達米亞對以色列和《聖經》的影響斯蒂芬妮·達利 ／ 095

第四章美索不達米亞與希臘世界的接觸和影響：到波斯征服時   斯蒂芬妮·達利、A. T. 雷耶斯 ／ 147

第五章美索不達米亞與希臘世界的接觸和影響：波斯、亞歷山大和羅馬   斯蒂芬妮·達利、A. T. 雷耶斯 ／ 191

第六章天文學和天像預兆方面的遺產大衛·平格裡 ／ 230

第七章阿拉姆語資料中的巴比倫和尼尼微的遺產艾莉森·薩爾維森 ／ 257

第八章薩珊王朝時期和早期伊斯蘭 224—651 年）斯蒂芬妮·達利 ／ 301

第九章重見天日與後世影響亨裡埃塔·麥考爾 ／ 339

譯名對照及簡釋 ／ 395

《美索不達米亞的遺產》運用文學、藝術、宗教和科學等諸多方面的豐富史料，探究了以色列、希臘、羅馬、帕提亞、薩珊以及印度等各種文化對美索不達米亞遺產的繼承。

——《奧德賽考古學》（ Archaeology Odyssey）

《美索不達米亞的遺產》的問世給我們帶來了驚喜。達利教授和她的同事給我們提供了十分詳細而清楚的證據，來證明美索不達米亞與其鄰近地區的文化互動。

——《古代史通報》 （Ancient History Bulletin）

過去人們設想，我們的文化起源於這兩個早期文明：以雅典為主要基礎的古希臘文化和《聖經》中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猶太—基督教傳統。自文藝復興以來，我們對文化演變的知識基礎不曾動搖，直到亞述學提出新挑戰。

——斯蒂芬妮·達利，本書編者，作者

在美索不達米亞早挖掘出宮殿、神廟和泥板時，誰也不曾預見尼尼微和巴比倫將產生多麼廣泛而復雜的影響。經過五代學者的努力纔將這些遺產拼湊起來。而今，它的全貌纔開始出現；隨著大規模的探索持續進行，更多大幕將要拉開。凡是關注西方文明起源的人都不能輕視其美索不達米亞源頭和它遺留給我們的傳奇。

——亨裡埃塔·麥考爾，本書作者之一，《美索不達米亞的神話》的作者

引  言

（節選）

斯蒂芬妮·達利

（Stephanie Dalley）

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衝積形成的地帶叫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這裡崛起了世界上很早的一種文明，磚結構城市和文字是其區別性標志，這些城市的古稱即使今天在世界各地仍可以聽到：迦勒底的烏爾、巴比倫和尼 尼微。對早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南部的蘇美爾人來說，烏魯克（《聖經》中的以力）是古代君主統治的中心，也是早期敘事文學的中心。對取 代蘇美爾人的巴比倫人來說，巴比倫是世界的中心。對亞述人來說，阿淑爾（Ashur）是他們古老的首都，尼尼微是他們光榮的皇家住地，哈蘭（Harran）是他們後的皇室中心。所有這些民族都用幾百個楔形符號在黏土上書寫文字，起初用蘇美爾語，後來用阿卡德語，現在我們把巴比倫人和亞述人的書面語言叫阿卡德語。

這些民族與其他早期文明有什麼關繫？這個問題在20世紀前後曾被以幾種不同方式回答過，但有些答案與其他答案相抵觸。隨著更確鑿證據的發現，一些不成熟的結論被取代了；各種宗教團體、政治團體和文化團體勢均力敵地贊成或反對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影響。

古代近東研究在學術上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挑戰依然存在。本書要迎接這個挑戰，因為現在有了更多的證據，且比以前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把不同類型的證據，例如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年代證據、文本證據和考古證據結合起來，可以解決大量的證據問題。

19世紀，西歐的探險家重新發現了尼尼微和巴比倫的遺跡，開始了斷斷續續的發掘。研究巴比倫文化和亞述文化的亞述學就源於這些早期的發掘。早揭示並研究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殘留遺跡的先驅清楚地認識到了它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雖然這種認識還比較籠統。“東方之光”和“文明的搖籃”這兩個引人矚目的稱號令歐洲和美國的有識之士激動不已。他們認為，如此之高的文化成就，比古希臘的成就早這麼多年，必定有城市文明和文字文明的基礎。

但是，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埃及好像與美索不達米亞幾乎在同一時期發展出城市文化和文字文化。不過，沒有科學的紀年法，在埃及還是美索不達米亞哪一個奪得先聲的問題上很難得出定論。印度在印度河谷建立了多個城市，有自己的梵語文學，也認為自己應奪得先聲。這些爭論很難評說，不僅因為考古遺跡的比較紀年法還處在萌芽狀態，還因為隻能從後來的遺存中猜測文字所記錄的古代事物。終，印度和中國的文化起源時間得以推斷，在這兩個國家，城市和文字的發展似乎晚於近東。

研究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學者享有很大的優勢：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字是銘刻在黏土上的，這種材料不會像其他書寫材料那樣腐壞消失。不過，黏土表面易被水損壞，不耐敲打，而且黏土上的文字極為復雜，隻有經過不懈的努力纔能慢慢地正確理解重要文本。

自文藝復興以來，我們對文化演變的知識基礎不曾動搖，直到亞述學提出這個新挑戰。過去人們設想，我們的文化起源於這兩個早期文明：以雅典為主要基礎的古希臘文化和《聖經》中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猶太—基督教傳統。這個文化進程始於前8世紀。雖然人們推測古典時代晚期的一些秘文和神諭文字中體現了迦勒底人的智慧，但是多數學者認為， 它們是羅馬帝國時代創造的新作品，隻不過看上去好像古老得多。

誠然，在更早的時候，古埃及人就有刻在尼羅河谷陵墓上和神廟裡的像形文字；而且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在建築和雕塑上的驚人成就在光亮的石頭上仍然清晰可見。伊拉克的泥磚碎石成堆裸露，不像埃及或希臘及愛奧尼亞的花崗岩和大理石那樣熠熠生輝。但是，埃及的文學形式，雖然比希臘文學和希伯來文學早，卻似乎沒有在希臘文化和猶太文化裡留下任何痕跡。對朱鹮、貓和河馬的崇拜都屬於非洲人類學的世界，與奧林匹斯山諸神或以色列人的一神教沒有任何聯繫。畢竟，埃及、希臘，還有《聖經》似乎都能做到文化自治而免於消亡。

當然，我們可以從希臘作家筆下和《聖經》中了解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國王、女王和城市的鼎鼎大名。傳說中的有塞彌拉彌斯（Semiramis）、 薩達那帕拉（Sardanapalos）、尼諾斯（Ninos）和尼布甲尼撒。但它們被塗上了令人厭惡的野蠻色彩：貪婪的征服者胡喫海喝，沉湎於酒色；閹割男孩；高利貸商敲詐勒索，把被壓迫者碾為塵土；毀滅成性的帝國締造者對鄰國文化視若無睹。這些說法雖有些誇張，近似咒罵，就算現在仍不乏其例，時有所聞，但不能否認的是，這就是公眾對遠古權勢外族的普遍看法。

亞述學的早期研究認為，傑出非凡的偉人能改變歷史進程。與此相對立的是，人們越來越相信，個人不可控制的經濟力量能改變歷史進程；也更加相信，與語言譜繫緊密相連的民族性格能改變歷史進程。依此看來，天賦非凡的人隻是不可抗拒的命運的工具，但一些民族在智慧上勝過其他民族。考古學家忙於測量腦顱量和比例，把骨相學和顱骨學這些“科學”應用到很久之前逝去的人的骨骼上。把“閃米特民族心理”和“印歐民族性情”這兩個概念既應用於現代人又應用於古代人。用這種辦法把不同民族的成就聯繫起來是不明智的。無論尼尼微和孟斐斯，還是耶路撒冷和雅典，其民族和語言都迥然不同。在語言學這個新領域，印歐語繫由於詞形變化豐富而被認為比其他語繫的結構更復雜，得到了廣泛的研究。這似乎可以用這一事實來證實：美索不達米亞文學的早期翻譯停滯不前，隻能譯出字面意思，因而巴比倫文化易被斥為死水，封閉在很小的深奧費解的文字世界裡。原來，楔形文字的部分過人之處在於巧妙地運用符號，因此其書面文獻的一些重要細節無法譯為用字母書寫的語言。嘲笑巴比倫文字不易準確地翻譯未免失於草率，這就如同早期基督教異端的反對者嘲笑這些異端使用異教的文字一樣。閃米特語言總是被貶到學術研究的邊緣，讓位於更有聲望的處於中心的印歐語研究。語言與民族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這個假設很少有人質疑。

早先，人們努力證明一種文化依賴於另一種文化。這種努力起源於這一不合理的假設：不同的語言代表著不同的帶有鮮明種族特點的民族團體，閃米特語和印歐語尤其如此。人們認為，與語言和遺傳群體相比，環境的影響要小得多，前兩者被當作自足的和靜態的。這些假設應用得不恰當的一個案例是次世界大戰前以A. 耶雷米亞斯（Jeremias）和F. 德利奇（Delitzsch）為首的“泛巴比倫”學派。他們著手證明耶和華原來是巴比倫的神，猶太教隻是美索不達米亞閃米特人異教的一個分支。盡管這種嘗試不久遭到懷疑，但其影響一直持續到現代，以致後來要證明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如何影響以色列時，引起了對某種復闢的恐懼。一時間，用任何清晰連貫的方式描述文化影響都無法被接受，因為總有種族歧視之嫌。因此， 通行的意見認為類比不能證明影響的存在，因為大部分相似點都可以來自獨立的發展。

學術研究和大眾心理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假設和強迫，有時候它們以新的偽裝重新出現。東方的蓄奴社會這個概念根深蒂固，有助於把古代史寫得五彩繽紛，富有戲劇色彩。馬克思主義學者把蓄奴社會倒推到非常遠古的時期，例如，蘇聯的亞述學家伊戈爾·季亞科諾夫（Igor Dyakonov）把烏爾的第三王朝前2112—前2095 年）描繪為“人類有史以來壓迫性的政權之一”，模糊不清的證據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解釋。另一方面，在丹麥人索爾基德·雅各布森（Thorkild Jacobson）的想像裡，在墮落和壓迫開始以前，蘇美爾早期社會是原始民主的黃金時代，兩性的交往田園牧歌似的不受約束。基督教傳統無法擺脫《聖經》和古典文學中的偏見，因而，在威廉·布萊克的筆下，尼布甲尼撒半人半獸，精神錯亂，在荒漠上遊蕩；《伯沙撒的盛宴》用音樂和美術描繪了巴比倫腐敗衰落的宮廷，他們洗劫耶路撒冷，壓迫猶太人，後自食其果。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新月形沃土地帶，隨著考古證據的進一步發現，人們再次嘗試證明基督教與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聯繫和依存。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學者們試圖把《聖經》中的古代故事與在幼發拉底河中遊的瑪裡發掘出來的檔案聯繫起來，這些檔案的年代前10世紀所羅門時期的8個世紀以前；然後把這些古代故事與在敘利亞阿勒頗附近的埃博拉發掘出來的檔案聯繫起來，它們可以追溯到所羅門時期的14個世紀以前。所多瑪和蛾摩拉、亞伯拉罕和大衛這些名字終於來到當代案卷的聚光燈下。可是，當學者們推敲楔形文字讀物中變幻莫測的故事時，所謂的聯繫在逐漸消失。因為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更周密的研究，早先在美索不達米亞檔案與《聖經》中的人物和城市之間匆忙建立起來的聯繫被解開了，恢復了本來面貌，這就有利於歷史獨立地演化。青銅器時代的線形文字B是希臘的早期文字，這個觀點在1953年得到證實；這一解讀表明，希臘文明仍然是希臘大陸的本土產物，這就承認了腓尼基字母是從西亞的閃米特世界遊離出來進入希臘的。在巴勒斯坦，考古學家起初熱衷於把物質遺存與《聖經》記載緊密地聯繫起來，但很快就出現了對這種聯繫和好像能證明這種聯繫的偏見的質疑。擴散說再次日漸式微。

第九章

重見天日與後世影響

（節選）

亨裡埃塔·麥考爾

（Henrietta McCall）

19世紀中期出現了有時間和條件的普通人純粹為娛樂和教育而進行的喜聞樂見的旅遊。幾十年來，到歐洲大陸觀光旅行當然是上流社會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特別是年輕人受教育的一部分。突然，地位更低微的人可以到國外旅行。這部分是因為歐洲的長期和平帶來了穩定和繁榮，還因為鐵路延伸的觸角使國外旅行變得可行。看到這個潛力的先驅是早的旅行代理托馬斯·庫克。他生於1808年，快到二十歲時成了主張戒酒的福音傳教士，開始遍遊全國以促進福音傳教事業。僅一年之內，他就徒步旅行2962英裡，這就促使他思考，一定有更容易的旅行方式。他的次旅行是這樣安排的：包一列火車，帶上戒酒的人從萊斯特到拉夫堡，往返票價為一先令。從1845年起，他就準備組織次到利物浦和斯諾登尼亞的旅行，其目的是娛樂。從那時起，旅遊業從未停滯過。1851年，庫克將16.5萬名參觀者送到萬國博覽會，他們肯定看了從萊亞德的大發現中得到靈感的珠寶。 1877年，庫克安排了他的首次環球旅遊，這次周遊穿過了美索不達米亞，但當時與現在一樣，易垮塌的泥磚無法與意大利、埃及、希臘、土耳其和新大陸的輝煌的石頭遺址相媲美，在該地區工作的專業旅行者和專家繼續向國內發送令人十分遺憾的報告。

1815年，英屬東印度公司常駐巴格達的帕夏宮廷的高級領事克勞狄烏斯·詹姆斯·裡奇（Claudius James Rich）發表了《巴比倫遺址實錄》，其中附有三塊泥板的插圖，包括一塊土丘泥板、堤岸圖和東方遺址圖。裡奇非常博學，深諳古典作品、當代的相關記述和巴格達地區本身，但他悲傷地斷定，雖然他“本該分辨出巴比倫的許多建築物的一些蹤跡，無論它們有多不完美”，但它們終都是“一繫列的毫無用處的垃圾堆”。第二年，這份報告被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助理館員托馬斯·莫裡斯牧師在其《就克勞狄烏斯·詹姆斯·裡奇先生近對巴比倫遺跡的所見所寫的評論》中確認：

無論是聲名遠播的空中花園，還是地下穹隆或隧道，也不用管後者出自誰手，塞彌拉彌斯也好，尼托克裡斯也好，也有可能是出自巴比倫的締造者之手，這些我們都無須詳述，因為每一個遺跡，除了旅行家空想出來的，都一定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

1821年至1822年，羅伯特·克爾·波特爵士分兩冊出版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古巴比倫等地遊記》。冊收錄了許多精美的圖片和對波斯波利斯的描述。第二冊描述貝希斯敦、亞述和巴比倫，包括巴別塔及其遺跡的平面圖，還有一些關於銘文和圓筒印章的插圖。克爾·波特熟悉裡奇的早期作品。1827年，詹姆斯·白金漢在《美索不達米亞遊記：對尼尼微、 巴比倫和其他古代城市遺址的研究》中很好地使用了已發表的關於這一地區的全部信息。他孜孜不倦地盡努力（有天半夜氣溫高達46度）整理 所有的遠古資料，他借此理解了更接近現時代的旅行家如圖德拉的拉比本雅明、勞沃爾夫、德拉·瓦萊、尼布爾和裡奇。他稱尼尼微的摩蘇爾城“毫無疑問非常大，而且……在其輝煌的時期，是邪惡的和可憎的沉淪”；他也描述了巴比倫，在那裡他盡極大努力去辨認巴別塔、空中花園遺址、古城牆和塞彌拉彌斯建造的幼發拉底河河底的隧洞。1829年，他發表了《亞述、米底和波斯遊記》，記述他從巴格達到扎格羅斯山後到波斯波利斯的遊歷。此外，他努力將他的所見所聞與古代文獻資料聯繫起來，特別是阿裡安和西西裡的狄奧多羅斯所記述的塞彌拉彌斯在該地區的活動。該書收錄了許多漂亮的插圖，還有一幅作者在旅途中穿著紫色馬褲、綠色外套、紅色鬥篷和白色大頭巾的彩圖。

毫無疑問，朱塞佩·威爾第在創作歌劇《納布科》時從《聖經》得到了啟發，盡管對東方和羅西尼的《塞米拉米德》與日俱增的興趣也可能影響了他對主題的選擇。《納布科》早於1842年3月在米蘭演出，在倫敦和紐約演出的時間分別是1846年和1848年。威爾第幾乎不可能為其歌劇 挑選出比這更熱門的主題了。1845 年，萊亞德在尼姆魯德即《聖經》裡的 迦拉開始發掘；1846 年5月，他終於得到期待已久的許可，可以挖掘古文物並運送到英國。7月，他寫信給在倫敦的姑媽薩拉·奧斯汀，“這一發現已經開始在歐洲引起轟動，郵遞員每來一次都給我送來希望了解更多情況的信……我隻希望英國也像歐洲大陸一樣對這一發現感興趣”。不久以後，十二箱文物被打包，放在了用楊樹桁條制成的大木筏上，下面是充氣的皮囊。大英博物館沒有真正認識到萊亞德發現的意義，也沒有認識到發掘和運輸所需要的巨額費用，而是給了萊亞德一個遲來且吝嗇的正式幫助提議，其條件使他感覺自己似乎比一個“砌牆師傅”好不了多少。他的姑父甚至建議他將其發現贈送給法國人：“大英博物館活該”。但萊亞德固執己見，這年年底，他姑父和姑媽因為住在大英博物館附近，出入於上流社會，所以能夠向他通報消息，“現在人人都跟我們談論你的研究”。到1847年3月23日從尼姆魯德首次運送來的淺浮雕在大英博物館陳列展出時，談論變成了人聲鼎沸。萊亞德本人一露面，這位“尼尼微人”很快就成了社交圈的時興人物，受邀出席各種場合。約翰·默裡（John Murray）立即就這些發現與他簽署了出版書籍的合同。

早在孩提時代，萊亞德就受本傑明·迪斯雷利的影響，後者是他姑媽的密友。迪斯雷利對土耳其和聖地巴勒斯坦的生動描寫令萊亞德著迷。迪斯雷利還從拜倫和《天方夜譚》得到靈感。但萊亞德廣泛地涉獵近東的古代歷史，從《聖經》、古典作品中精選材料，向吉本了解羅馬人、向拉博德了解十字軍，向伯克哈特了解納巴泰人；他還了解裡奇發表的信息，這些信息使他後來的遊記創作得心應手。1840 年，他對叔父資助的法律事業的前景感到絕望，與朋友一起前往印度，但他未到目的地時，命運就插足干涉了，他發現自己正在注視的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阿淑爾、尼姆魯德和尼尼微的巨大土丘，從而萌發了發掘它們的激情。他與博塔及其同事弗蘭丁（Flandin）和科斯特（Coste）的相遇增強了他對該地區文物的興趣，

後者此時在塔奇—布斯坦（Taq-i-Bustan）登記記錄薩珊王朝的雕塑。萊亞德在貝希斯敦看到巨大的岩石銘刻後，放棄了去印度的想法；他的朋友獨自前往。萊亞德裝扮成波斯人模樣去蘇薩探險。幾個月後，萊亞德從敵對部落死裡逃生，同時獲得了有關他們的野心和意圖的手寶貴知識，還較流利地掌握了他們的語言；他現身於君士坦丁堡，給英國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寧爵士彙報手資料。坎寧看中萊亞德所做的事情，建議他非正式地與自己一起從事外交工作。兩年以後，從美索不達米亞傳來博塔在豪爾薩巴德進行發掘的消息，於是萊亞德決定放棄麻煩不斷的外交工作，孤注一擲地從事考古。坎寧慷慨地表示願負擔他的費用，至少是短期內的費用。

……

萊亞德的偉大發現運抵英國後立即引起了廣泛的興趣，盡管某些高貴名流有保留意見。威廉·漢密爾頓，大英博物館的受托理事之一， 曾部分地負責購置羅塞塔石碑和埃爾金石雕（他被當時一位手稿保存者公開描述為一個“偏頗的壞脾氣的同伙”），他把萊亞德的發現稱為“一堆垃圾”，“真想把它們都扔進海底”。實際上，他差點就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來自尼姆魯德西北宮的12箱浮雕從尼姆魯德到巴格達，又經巴士拉和波斯灣，再到孟買，然後到倫敦，雖然浸入過海水，但終完整無損地到達目的地。漢密爾頓斷定，沒有合適的房間來存放它們，大英博物館希望保持希臘文物的“純淨”。

幸運的是，他的這一想法被駁回；這些文物一有空間就被陳列出來。《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橫貫兩個版面的文章以興奮的筆調描述了將要展出的文物，公眾受到鼓舞，蜂擁而至，前來觀看一個民族龐大而野蠻的代表之物，這些人認為自己在閱讀《聖經》時就對這個民族有所了解了。其魅力部分在於展品的巨大尺寸，龐大的五腳有翼公牛和獅子，尺寸比真人大的長胡子的塑像；魅力還在於這些形像的從容和沉著，及其對自身價值的強大信念。

起初，這些雕塑在新呂西亞展廳下的地下室展出，講解員顯然需要一刻不停地陪同不斷前來的觀眾觀看。這就是它們在 1850年末所釋放的魅力，來自阿淑爾納西爾帕王宮的長翅膀的牛和長翅膀的獅子被擺在前廳，正對前門；它們將許多參觀者成功地吸引到博物館。詩人但丁·加百利·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在其中一個“來自尼尼微的長翅膀怪獸”、

“刻著磨損了的漆黑符文”映入眼簾時，自稱經歷了一次神秘體驗。

翼牛似乎抓住了人們的想像力，1851年2月8日，《家常話》（Household Words）發表了W. H. 斯通（其身份不明）的獨白；獨白說，這頭翼牛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它所看到的文明興亡和它被運送到一個陌生地方的經過。無論斯通是誰，他顯然通曉古代史，懂得以前一度強大的帝國化為烏有的悲哀；他傳遞的信息足以警示後人。

我是來自尼尼微的牛。我出生在一條大河旁邊的石坑裡……因為我是一塊沒有形狀的石頭長成的，隻不過長得恰到好處，這得力於伶俐的工匠的巧手制造了我；……鑿子刻出了我的耳朵，所以我能聽見；鑿子切開了我的眼睛，所以我能看見……我旁邊是像我自己一樣的伙伴；我們倆護衛著門檻……我認為，我本人就是這個國家的歷史的守衛者，是權力的像征；這個想法銘刻在我微笑的臉形上，這臉形迄今還在：既自豪又莊嚴……［薩達那帕拉繼承了王位］……音樂的聲音敲擊我的耳朵，還有歌聲和妖嬈的舞蹈；沒有了戰車、軍隊的轟隆聲和勝利者的喊叫聲……［基亞克薩雷斯（Cyaxares）來到後，阿淑爾陷落。］異族人長時間占據了我們；遠古建築的美麗逐漸褪去：牆垮塌了，屋頂損壞了……後，這座建築搖搖欲墜，坍塌了；在其他地方，大火完成了征服者的工作；給我們留下寂靜的廢墟……［時間在消逝，遊客遠道而來；於是他再次出現］……後，起防護作用的土掉到地上……一會兒來了一個人，好像是神……他注視我時臉上充滿歡樂……他無言地沉穩地注視時，我認識到我變化了的境況……我長眠不醒，醒來又覺得可恥，感覺每況愈下。我很難過，因為我越來越沒有自豪感。我被擊倒在屬於自己的古河旁邊……我在波濤洶湧的水上顛簸了好多天。現在我站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他們說，我離我破敗的家很遠，我在一個比故鄉更令人自豪、更壯麗輝煌的城市，但不要吹牛，你們這些短命的自以為了不起的動物。我已超越了許多強大的王國，或許我可能注定要再超越一個。

坎寧也發現， 長翅膀的怪獸有當代意義。他寫信給萊亞德，“長人頭的巨牛——正適合大英博物館”。關於萊亞德即將出版的著作的主題，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的東方事務秘書查爾斯·艾利森（Charles Alison）爵士給他提了一些不錯的建議：“用許多泥板寫一部彌天大謊（他寫道），搜出古老的傳說和逸聞趣事，你若能以任何辦法哄人相信你確證了《聖經》中的任何要點，你就將功成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