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導讀（節選）
二、《明初官窯考》的內容價值
《明初官窯考》是白蘭士敦在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工作、北京琉璃廠交遊、景德鎮窯業考察的基礎上所獲得的理論思考和經驗總結，屬於古陶瓷鋻藏與研究的重要學術論著。該書主要由兩部分構成：部分以明初的各個時期為序，針對器物品類、工藝特征、功能用途、繪畫風格、文獻史料等方面，分別論述了明初永樂、宣德、成化、弘治諸朝官窯瓷器的總體面貌。尤為可貴之處在於白蘭士敦在鋻賞與研究明初官窯瓷器時，將18世紀清代宮廷摹仿永樂、宣德、成化官窯瓷器的特征作了比較分析，並能夠相對準確地辨析明代原物與清宮仿作之間的區別。因此，白蘭士敦是國際學者中較早關注和探究18世紀清宮摹古風潮的一位學者。第二部分則主要論述了浮梁唐代以來的窯業生產概況、陶瓷制作工藝等，並附錄了景德鎮與浮梁窯場分布圖、中國陶瓷地圖、明初官窯瓷器造型圖等比較實用的資料信息。筆者將此書置於中國陶瓷研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從鋻藏學、文獻學、工藝學等三個方面來具體探討其內容價值。
1．鋻藏學價值
白蘭士敦以豐富的瓷器實例貫穿全書，因為他深刻認識到瓷器鋻賞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必須以大量具體的實物例證作為鋻賞與研究的基礎，這是此類學術的特點。白蘭士敦從多個角度、多個方面去思考總結和分析研究，為梳理清楚明初官窯瓷器的特征作出了積極探索和努力。該書的鋻藏學價值主要體現在精析標準件的胎釉料、深研寫款方式、對比區分明初官窯與清代仿作等三個方面。
在精析標準件的胎釉料方面：白蘭士敦使用永樂無款與宣德有款的標準器進行比較，以敏銳的眼光試圖區分出永樂與宣德兩個時期同一御窯瓷器品種的細節特征，進而總結出它們之間的異同。如宣德“青花瓷”一節中，他就分別論述了一組永樂、宣德時期同樣裝飾的青花蓮子碗，經過仔細對比後，總結出兩者之間的差異：
永樂的胎體比宣德的薄，釉面也更光亮。鈷料在釉薄處呈煙黑色，在釉厚處呈翠藍色。
白蘭士敦深刻認識到陶瓷器物本身，以及帶有款識的標準件的重要性，因此他力求通過對上手實物及其胎釉料的細微觀察，建立起古陶瓷鋻藏者和研究者對於器物本身的充分感知，這在古陶瓷鋻藏和研究中是至關重要的。
在深研寫款方式方面：白蘭士敦總結了宣德時期的常見寫款，雖未囊括全部，但已集當時之詳盡。他認為：
這一時期（指宣德時期）在器物上書皇帝年號的做法，有助於我們對大量的器物進行鋻定。盡管其後的明代正德時期直到如今，對宣德年號款識均有仿制，但是審視過一些標本後，對宣德年號書寫者的風格還是不難辨認的。因為御器廠的產量不可能很大，一名寫款者大致足夠應付一天的生產所需。我們可以辨認出這一時期三四名寫款者的筆跡。
白蘭士敦能夠得出這一結論，是他帶著陶瓷工藝思維去思考辨析實物特征的結果，這是當時國內外諸多學者所不具備的，殊為可貴。其實，直到宣德時期，明代官窯瓷器並未形成在固定位置使用統一形式的寫款方法，往往是比較復雜多變的。白蘭士敦以親身實踐和認真觀察，為明初官窯瓷器的鋻定提供了獨特視角，並盡其所能地為世人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標準款識。
在對比區分明初官窯與清代仿作方面：20世紀60年代以前，對明初永樂、宣德、成化的官窯瓷器如何做到與明代後期、清代宮廷的摹古器物的有效區分，無論是中外學術界還是收藏界，都是一大難題。白蘭士敦在20世紀30年代時就開始關注到這一問題，他十分留意清代康、雍、乾三朝來自宮廷對於明初永樂、宣德、成化官窯醉心模仿的現像，並極力嘗試探索兩者之間的區分依據。因此，他在如何看待後世仿永樂、宣德、成化官窯瓷器方面，頗有獨到心得。
如在“宣德時期”一章，白蘭士敦就從繪畫技法、書寫款識、胎釉工藝等方面詳細比較了宣德本朝與清代仿品之間的區別，具體論述如下：
宣德時期，青花裝飾首次受到青睞，因此也就毫無疑問地在其制作上投入了更多的關注和精力。從事這項工作的設計師、陶工和畫工都應是有理念、有技巧和有閑暇的人。他們的秉性沒有屈從於教條，同時產量需求也不過分。這些要點在清代似乎被忽視了，因為清代的仿品雖然造型完美，但是缺少宣德作品中的性格，並且繪畫有時是逐線臨摹的，顯得了無生氣。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仿品（指仿宣德官窯紅釉器）做得非常好。並且，至少就釉面和發色而言，在許多時候都能與原作相媲美。仿品上的款識寫得與原作還是有差異的，許多糟糕到可以一眼識別。高仿品在款識上犯錯的地方是寫得太小心翼翼，其漢字過於規則和方正，尤其是“宣”字的書寫，其筆畫都是垂直或水平的。當用青花書寫款識時，色調太淡太單一。
宣德盤碗顯著的特點是有輕微的凸底，而清代仿品的內面和底部則是極其平坦的。宣德時期，圈足露胎處局部呈淺紅色，清代仿品的該類特征則過於明顯，整個圈足覆蓋著一層非常精細的橘色釉。
為何白蘭士敦的這部《明初官窯考》能夠在鋻藏界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力？這與歐洲收藏風尚的轉變密切相關。歐洲早期關注和收藏的中國瓷器主要是晚明至清代的外銷瓷，晚清以後，隨著更多的中國早期瓷器流入歐洲，歐洲人開始意識到外銷瓷並非是中國珍藏之器a。於是，他們的收藏風尚開始發生變化，將其收藏和研究重點逐漸轉移到中國高古陶瓷和明清官窯瓷器兩大領域上。而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整個歐洲對明清官窯瓷器知之甚少，當時隻有1923年霍布遜著的《明代瓷器》，可以給世人一個有關明代瓷器的整體認識。但真正帶來學術震撼影響的，乃是1938年白蘭士敦《明初官窯考》的出版問世，該書可被譽為西方繫統研究明初官
窯瓷器的開創性論著。之後，歐洲、日本陶瓷學者和鋻藏家開始將目光聚焦到明清官窯瓷器這個版塊，由此開啟了西方古陶瓷鋻藏與研究的新領域。
2．文獻學價值
白蘭士敦在編撰《明初官窯考》時，不僅認真通閱了相關的外文陶瓷文獻，還克服了語言障礙，深度研讀了許多中國陶瓷典籍，具有明顯的文獻學研究價值。具體而言，其文獻學價值主要體現在征引文獻廣博、追溯文獻來源、勘正文獻漏誤三個方面。
首先，《明初官窯考》一書征引中國歷史文獻多達20餘種代陶宗儀的《輟耕錄》、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高濂的《遵生八箋》、張應文的《清秘藏》、陳繼儒的《妮古錄》、謝肇淛的《五雜俎》、董其昌的《骨董十三說》、瀋德符的《敝帚齋餘談》、文震亨的《長物志》，清代孫承澤的《硯山齋雜記》、朱琰的《陶說》、藍浦的《景德鎮陶錄》、李日華的《紫桃軒雜輟》的《古董志》等，還有歷史地理類典籍，如《浮梁縣志》《饒州府志》《江西通志》《明史本紀》《豫章大事記》等。在外文文獻征引方面，白蘭士敦通讀了儒蓮、卜士禮、福開森、霍布遜等西方學者有關中國陶瓷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見，白蘭士敦征引文獻廣博，中西糅合互參，而在具體的實物鋻賞和分析研究中，常常以文獻史料引出實物例證，以實物例證辨析
文獻史料，兩者緊密結合，相互印證，以求其實。
其次，白蘭士敦雖然是外國學者，但是在征引中文文獻時毫不懈怠，苦心孤詣，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研究需要，對所征引的中文文獻追本溯源。如他在《明初官窯考》的篇首就曾提到：
初作探索研究時，清代的《景德鎮陶錄》《古董志》已令人滿意。直到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被發現，並用它來輔助研究後，白蘭士敦認識到《古董志》中的大部分內容與《遵生八箋》雷同。然後，通過進一步的深研，發現《景德鎮陶錄》的部分內容也不標明出處，並有取自於《遵生八箋》的內容。因此，白蘭士敦刪除部分清代參考書目，直接使用明代原始文獻。白蘭士敦在征引文獻時追溯文獻來源，使用接近其事件發生時間的文獻記錄，以求獲取能反映當時實際情況的文獻史料，然後詳細標明出處，體現他在文獻參引過程中的嚴謹性和規範性。
再次，白蘭士敦在論述明初官窯設置的相關問題時，明確指出了《浮梁縣志》《江西通志》兩種中文文獻記載的矛盾之處。如《浮梁縣志》a（圖9）中載：御器廠建於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1369年）設廠制陶，以供尚方之用。
而《江西通志》b（圖10）中則載：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始開窯燒造，解京供用，有御廠一所，官窯二十座。宣德中，以營繕所丞專督工匠。正統初罷，天順丁丑（1457年）仍委中官燒造。，詔革中官，以饒州府佐貳督之。
由此可見，白蘭士敦在編撰《明初官窯考》時，已經充分認識到有關明初官窯的文獻史料在記載方面的混亂，這也促使他在參引文獻史料時，始終能夠帶著敏銳的觀察和細致的考證來辨析真偽，勘正漏誤。
3．工藝學價值
與同時代或稍後出現的學者相比，白蘭士敦對陶瓷制作工藝的高度重視，是他從事陶瓷研究的特別之處。前文述及《明初官窯考》中錄載了白蘭士敦當時拍攝景德鎮制瓷實況和三寶蓬瓷石采掘加工等方面的影像資料，這是該書的貢獻之一。除此之外，白蘭士敦依照陶瓷器物的工藝特征，即從釉質、青花料、胎骨、圈足等方面進行的深入剖析，以及以工藝技術為視角的思考可謂貫徹全書，實例比比皆是。
在釉質方面：如白蘭士敦對永樂甜白釉和後世仿品的釉色所呈現的色溫差異，就總結出一a 白蘭士敦並未在書中提及使用《浮梁縣志》的具體版本，筆者所用版本的信息為：（清）喬溎修，賀熙齡纂，遊際盛增補：道光《浮梁縣志》卷五《公署·御器廠》，清道光十二年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b 白蘭士敦並未在書中提及使用《江西通志》的具體版本，筆者所用版本的信息為：（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土產》，清雍正十年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圖9 道光版《浮梁縣志》書影
圖10 雍正版《江西通志》書影
套比較標準的辨別依據：
據觀察，永樂白釉暗花瓷器常呈乳白色，且釉薄處呈淡金黃色。與之相反的是，清代仿品呈現的是冷色調的白垩色或脫脂牛奶色。這一經驗總結和心得體會如今依然實用有效。
在青花料的選用方面：青花是明初官窯的重要品類，對於各朝青花料選用的差異，白蘭士敦力求達到細致而精準的分辨，並對於同種鈷料在不同器型上展現的差異，以及導致其產生差異背後的工藝原因進行了分析。如在論述宣德時期“青花的鼎盛時代”一節時，白蘭士敦就明確指出：
青花的發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具體器物的燒制情況，雖不盡然，但多是如此。在某些情況下，青花在釉層較薄處發色較好，反之則較差。這很可能是由於燒成後期窯爐中空氣過多或不足所致，或與匣缽多孔性有關。
具有相同裝飾、造型和款識的器物，其青花的主體發色有時也會完全不同。因此，我們不應對任何時期的青花呈色下定論。而另一方面，我們在比對過一些標本之後，不管器物的燒制情況如何，也很容易將蘇泥勃青與本土青料區分開來。
如果青料施得太厚，或釉面太薄，則青花發色呈現出黑色或深褐色。這點在一些圖版中可以看到。在清代，即使是好的仿古高手，也無法復制這種偶然性特征。為了達到同樣的效果，他們靠反復頓筆以施加額外的青料。這種痕跡清晰可見，從方法上來說比較蠢笨，因其色斑太有規律，並且僅呈深藍色。本土青料的發色為均勻的灰色調，常常以淡描塗施；雖然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有例外，其藍中閃黑，或青料再氧化的現像極為罕見。
除此之外，該書還多處對明清官窯瓷器進行比較論述，如脫胎、青花、鬥彩等器物，白蘭士敦尤為關注的一點是“胎體與圈足”。他總結出明代瓷器的胎體常見有起伏不平的現像，但卻質地堅實，富有厚重感，其圈足的處理和火石紅現像也比較自然；而清代瓷器的胎體和圈足的處理往往比較平坦工整，再用手指、毛筆刷進行處理，因此即使出現火石紅現像，也顯得比較干淨整齊。
白蘭士敦通過在景德鎮實地考察整個制瓷工序及其操作流程，然後結合明初官窯瓷器的工藝遺留痕跡進行認真分析和研究，復原了當時景德鎮瓷器制作時的工藝細節，這是非常難得的。並且，他還盡可能地使用他所掌握的西方理化知識來闡釋自己理解的明初官窯工藝，尤其注重闡釋瓷器燒造過程中的諸項成因和機理。在不盡相同的制瓷原料和不斷發展的制瓷工藝的相互作用下，終生產出的陶瓷產品是每個時代窯業沿革的真實反映，並且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白蘭士敦之所以立足於工藝方面的思考，是因為他覺得隻有通過工藝進行認真細致的比較和辨識，纔能更有力地幫助世人實現對明初官窯瓷器的準確斷代和對後世仿品的明晰甄別。由此可見，白蘭士敦對明初官窯瓷器本身的工藝細節觀察入微，這也啟迪我們在今後的古陶瓷鋻賞和研究中，要十分重視器物制作的工藝細節，切記不可空洞地脫離工藝思維來進行鋻定斷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