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卷首語

序言
一 傳統的編史工作及文物的收藏
二 近現代考古學

章 舊石器時代的基礎
一 更新世時期的中國
二 更新世早期的人類
三 更新世中期：直立人與舊石器時代早期
四 更新世晚期：智人與舊石器時代中晚期
五 早期智人和舊石器時代中期
六 晚期智人與舊石器時代晚期

第二章 早期的農人
一 全新世早期環境
二 舊石器時代末期文化
三 華北裴李崗及其相關文化
四 華南的早期繩紋陶文化

第三章 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
一 黃河中遊的仰韶文化
二 山東和江蘇的大汶口文化
三 遼河流域及東北南部的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

第四章 中國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
一 馬家浜類型
二 崧澤類型
三 南京地區發現的與馬家浜和崧澤類型並行的文化類型
四 杭州灣南的河姆渡文化
五 長江中遊盆地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
六 大坌坑及相關的東南沿海文化
七 西南

第五章 中國文明相互作用的範圍與基礎
一 山東龍山文化
二 良渚文化
三 黃河中下遊的龍山文化
四 齊家文化
五 青龍泉三期文化
六 東南沿海地區文化

第六章 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
一 文獻資料上所載的以及傳說中的早期歷史
二 二裡頭文化及其對夏王朝的探討
三 商文明的開端
四 周文明的開端
五 “三代”的興起及其共同特征

第七章 “三代”以外的早文明
前2000年代的山東和蘇北
二 冀北和遼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
三 甘肅的辛店、寺窪和沙井文化
四 長江下遊的幾何印紋陶文化
五 長江中遊盆地文明的興起

結語

跋
譯後記
中文版跋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這本書已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先後出了四版，四版的年代是1963、1968、1977和1986年，這本中譯本是根據1986年第四版翻譯的。近四十年來，中國考古學的進展很快，新的材料層出不窮，一本根據當年的材料所作的對中國考古的綜合研究，過不了幾年便被新材料趕了過去，便需要作大幅度的修改。所以這四個版本實際上可以說是四本不同的書。第四版是1985年底完成的，到今天又快十年了。這十年來又出了許多新發現，按說又該寫第五版了。但是我目前沒有寫第五版的計劃。一方面是因為近十年來考古期刊在地方上不斷出新，我一個人已經沒有辦法將全國考古出版材料收齊。另一方面也由於第四版所建立起來的理論構架在今天看來還沒有作基本上修改的必要。把第四版作基礎，再把十年來出土的新材料擇其重要的在適當的位置上插入，這本書還可以使用一段時期。在這篇序裡面，我便想試試看將一些新材料稍作介紹，看能不能將這本中譯本所代表的時代向前推進一些。

說到這本書的中譯本，這本書為什麼一直是用英文寫的，為什麼到今天纔有中文版，這些問題都反映了當代中國考古學的一些特征。從1949年到80年代的初期，中國大陸的考古學者與國外考古界幾乎沒有接觸，西方考古界在這幾十年中在理論、方法、技術各方面重要的發明與發展，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可說是非常微小的。這些年中新發現的資料越來越多，可是對它們的研究和解釋的方法，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階段，以用年代學（基於地層學和類型學)和古史分期（基於馬恩的唯物史觀)作框架來排比材料為主要的作業目標。在1962年出版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北京：文物出版社）一書，綜合建國十年來的考古新發現，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用這種方法作出來的文章和報告，在史前史和古史的發展變遷的程序和動力上，很少有新穎的見解，但在材料的提供上，是比較客觀的。所以這三十多年中的考古期刊與報告，提供了大量的客觀史料，這是中國考古界在政治掛帥的困境之下所作的積極貢獻。

60年代的初期，我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繫博士班畢業，寫了一篇叫做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China: A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60)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所采取的基本方法論是50年代在美國盛行的所謂聚落形態的研究法(the settlement patterns approach)，這種研究法把考古遺址當做聚落看，將聚落當做社群看。用這種方法來整理考古資料，主要的目的是將“物”在概念上轉化成“人”。所以考古學的“資料”就轉化成人類學的“現像”。以人類學的現像作研究的基本材料，我們便可以直接地分析文化差異與變遷的程序和因果關繫。我在這篇論文裡，便除了將考古材料分類排比以外，同時討論了文化差異變遷的程序與因果關繫。次年我便采用了論文的結論作為基本的框架將到1961年前後所有的中國考古資料作了一番整理，在1963年出版了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的版。這本書既是用西方的觀點整理中國資料的一種嘗試，它便成為全世界各區域考古學研究的一個環節，所以它也就一向是全世界各區域考古學的基本參考書之一，也便是它一直用英文寫作的原因。從版到第四版，這本書經歷了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基本上就是一個：那不斷陸續出土的新資料，迫使我們隨時檢討我們的解釋理論，隨時迫使我們將它修改、完善。例如版的解釋框架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中原核心說。可是到了第四版，由於中原以外區域資料的大幅增加和這些區域很多文化被碳素十四定年特早，我們很自然地改用了性的新詮釋。

就在80年代的初期，由於一連串內外的因素，中國考古學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產生重要程度不一的各種變化。1981年的《文物》第5期發表的蘇秉琦和殷瑋璋的《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繫類型問題》一文，開始使中國考古學擺脫中原核心的窠臼，使區域考古和由之而來的許多文化演進交流等問題，成為研究的對像。這以後八九十年代中一連串的考古理論書籍、論文的出版和翻譯，如張忠培的《研究考古學文化需要探索的幾個問題》（載《文物與考古論集》1986），俞偉超主編的《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1989)，俞偉超和張愛冰的《考古學新理解論綱》（載《中國社會科學》1992,6)，北大青年教師和研究生舉辦的“走向二十一世紀一考古學的學習、思考與探索”座談會（發言摘要載《文物天地》1988,3），南京博物院出版的《東南文化》中刊載的許多理論性的論文（如1992年第2期中的《中國考古學的思考與展望一張忠培先生訪談錄》和李科威的《考古類型學的進化觀與文化動力學問題》)，中國歷史博物院考古部編《當代國外考古學理論與方法》(1991)，蔣祖棣、劉英譯布魯斯·特裡格(Bruce Trigger)的《時間與傳統》(1991)，以及拙著《考古學專題六講》(1986)等，90年代的中國考古工作者可以說是在考古理論和方法論上感覺十分饑渴的，因而在這種氣氛與環境之下對於資料排比式的中國考古學的綜合研究自然有不足之感。因為近幾年我出了幾本中文書（除了上述的《六講》以外，還有《中國青銅時代》一、二集，國內的讀者對我的作品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所以對這本有長期歷史的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便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我相信這本書的中譯本所以在今天問世，是有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的。這本書包括的範圍很廣，處理的問題非常復雜，裡面一定有許多錯誤和不妥之處，我希望國內的讀者不吝指正。

上面已經說過，本書的第四版出版於1986年，它所使用的考古材料的出版年代到1985年底為止。自1986年到今天(1993年)，考古出版品中又積累了七八年的新材料。這些新材料照我的意見還沒有影響到全書的結構，但在很多點和面上使我們對個別文化的了解，要豐富了許多。下面依原書的章目為序，將比較重要的新材料略作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