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章 中國考古學的回顧和展望

近代考古學的誕生
探求人類的祖先
各地所發現的新石器文化
青銅器文化
兩周時代的考古學
秦漢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
隋唐考古學
宋以後的考古學
近代考古學所帶來的豐碩成果
中國考古學的將來展望
需要解決的諸問題
與外國的學術交流

附：新中國的考古學
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前言
 
第二章 漢唐絲綢和絲綢之路

中國絲織物的出現
漢代絲綢業發達的原因
平織的織機和提花機的出現
漢代絲織物的種類
優質的織錦和絨圈錦
刺繡和印花的絲織物
華美的紋樣圖案
漢代絲綢流經絲綢之路
由於西方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唐代絲織物

第三章 中國文明的起源

文明起源的早晚
小屯的殷墟文化
作為都市的殷墟
商殷時代的文字制度
已經發達的青銅器鑄造技術
殷墟文化獨有的特點
鄭州二裡崗文化
偃師二裡頭文化
文明的起源與新石器文化
中國文明是否繫獨立地發展起來的

中國考古、發掘簡略年表

附 錄
夏鼐先生與中國考古學
書夏鼐先生講演集後 
《中國文明的起源》部分區域變更

校訂本出版說明 
2022年7月2日

現在重新出版的夏鼐著《中國文明的起源》，是他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於 1983 年應日本廣播協會（NHK）的邀請，在日本所作三次廣播講演的文稿集。 因其在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特約請長期在他身邊工作的學生、曾主編《夏鼐文集》《夏鼐日記》等書的王世民先生，根據 1984 年出版的NHK 叢書第 453 種日文原本和 1985 年 7 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譯本，對本書進行了校訂。 除改正了原本中的若干錯字，重新制作了圖版和插圖（個別稍有調整），還以“本書增注”的形式補充了後來發表的 20 多條相關文獻，對個別稍顯陳舊或有歧義的內容，則以“編者注”的形式補充說明；部分長文注釋集中編排為知識版塊；部分區域名稱變更附於書尾。 另附與《中國考古學的回顧和展望》一文密切相關的《新中國的考古學》《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前言》二文，以加深理解本書的意義。 現由王世民先生對本書的意義及相關問題說明如下：
人所共知，夏鼐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對中國考古學的全面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他是新中國考古人纔的主要培育者，曾連年親自為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講授“考古學通論”和“田野考古方法”，培養了田野工作的批業務骨干，將科學的田野考古方法普及到全國各地。 他親自主持輝縣、長沙、西安、洛陽及黃河三門峽水庫區等一繫列田野工作，指導西安半坡、偃師商城、安陽殷墟、漢唐兩京、北京明定陵和長沙馬王堆漢墓等重點地區的重要發掘，長時間對《考古學報》《考古》各期和考古學專刊進行出版前的仔細審閱，從而締造了中國考古學界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嚴謹學風。
夏鼐在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是主持考古研究所日常工作的常務副所長，幾次發表一定時間內考古新發現的綜述文章，點評某些考古發現的學術價值，對全國考古工作提出指導性意見，特別是規範考古學上的文化定名問題，導引考古工作的健康發展。 而 1962 年夏鼐被任命為考古研究所所長以後，應黨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志之約撰寫的《新中國的考古學》一文，則從社會發展理論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將1949 年以來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歸納為六個方面的基本課題，即：人類的起源和人類在我國境內開始居住的時間問題，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發展以及人類經濟生活的問題，古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繫問題，國家起源和夏代文化問題，精神文化（藝術、宗教、文字等）方面問題，漢族形成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過程問題。 其中國家起源和夏代文化便屬於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 這集中體現了夏鼐建立和完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繫的學術思想，也進一步明確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方向。
意義尤為重大的是，夏鼐在《新中國的考古學》中早指出：“根據考古資料，現今漢族居住的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存在著不同的文化類型。 在黃河流域的中遊和下遊，也有很大的差異，古史傳說中也有這種反映。”1977 年發表的《碳—14 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根據當時公布的年代數據，結合文化內涵和地層證據，全面討論中國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和年代序列，相互關繫與發展譜繫，正式宣布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發展並非黃河流域一個中說。 認為各地文化類型的不同，“表明它們有不同的來源和發展過程，是與當地的地理環境適應而產生和發展的一種或一些文化”。 夏鼐提出這種觀點，比其他學者早許多年，具有極大的突破性，進一步推進了中國考古學研究。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移以後，中國考古學會在“撥亂反正”的形勢下宣告成立，考古研究各方面的工作得以正常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集體編寫《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一書（1984 年出版），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約三十年考古工作各方面的巨大成就，體現了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繫的建立狀況。 夏鼐為該書所寫的前言中強調：新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標志，“首先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我們工作的理論基礎”。 又說：“‘古為今用’這一方針的正確含義，在考古學方面應該是根據以科學理論所取得的結論，來充實歷史唯物主義的武庫，以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用以宣傳愛國主義，以便增進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這些話明確了考古研究的政治方向。 夏鼐在日本講演《中國考古學的回顧與展望》時，簡明扼要地講述不同歷史時期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同樣貫穿著這樣的觀點。 他說：“中國考古學的飛躍發展，使研究世界文明史的學者們對於全球性的理論問題提出新看法或修改舊看法的時候都要把中國考古學的新成果考慮進去。”
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的早期階段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相關材料較為匱乏，尚不具備繫統考察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條件。 夏鼐在稍晚發表的《中國原始社會史文集》的序言中提到：“嚴格地說起來，我國黃河流域進入階級社會的時代（即原始社會解體的時代），…… 由於我國現下能確定為銅石並用期和早期青銅文化發現得不多，所以我們對這階段的知識很貧乏，我們對這個問題還不能作十分確定的答復。”但是，夏鼐發表《新中國的考古學》以後的二十年間，中國考古學的巨大成就中突破性的是對早期考古學文化的研究。 隨著碳-14 測年技術的引進，中國中心地區新石器文化面貌和年代序列日益明確，銅石並用期和早期青銅文化遺存及許多城堡遺址得到肯定；而對於燦爛的青銅文化，不僅從殷墟向上追溯到二裡崗文化、二裡頭文化，取得了鄭州商城和二裡頭遺址的豐富收獲，更發現宏大、規整的偃師商城，於是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便自然而然地提到了中國考古學的議事日程。 夏鼐以中國考古學界領導人的身份，1983 年 3 月在日本講演《中國文明的起源》，1985 年 3 月又在英國史前學會成立 50 周年紀念會上作同樣題目講演，首先從考古學上提出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是這方面研究肇始的重要標志。 他在國際學術舞臺上闡明自己的觀點，一方面展現出中國學者獨立探究此課題的努力和成果，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一課題具有廣泛的世界性。
夏鼐於 1985 年去世以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曾舉辦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研討活動。1990 年考古所派遣文明起源課題組五名成員，前往浙江、上海、江蘇、遼寧，對良渚文化和紅山文化的重大發現進行學術考察；1991 年鼕邀請四省（市）學者，共同實地考察考古所的二裡頭、偃師商城、陶寺、殷墟等重要遺址發掘，然後在北京進行三天研討性座談，並且發表了長篇研討會紀要。 後來，該研討活動因故被擱置起來。 但有關考古單位和考古學者的個別研討仍在持續進行。
2004  年夏季，正式命名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進行了三年預研究（2001- 2003 年）的基礎上，作為列入“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國家科技支持的多學科結合重大科研項目，宣告正式啟動。 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文明探源項目研究廣泛開展，蔚為大觀，相關單位為此進行了一繫列重要的考古發掘與研究。 研究成果顯示：在距今 5000 年前，我國已進入文明階段，出現了國家，進入“古國”時代。 這表明，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體的過程，終融彙凝聚出以二裡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我們在這個時候重新出版夏鼐將近四十年前的這部著作，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夏鼐曾告訴我們，中國文明起源是中國史前考古學和世界文明史上至關重要的課題，其理論意義在於是“傳播論派和獨立演化派的爭論的交鋒點”。 他綜合考察世界文明古國的發展進程，強調“文明”一詞的含義是“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 並且進一步指出文明社會的標志是：“這個社會中除了政治組織的國家以外，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衙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夏鼐說過：“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並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 文明的這些標志中以文字為重要。”但這些並不是的，他在同時即已指出“秘魯似為例外，僅有結繩記事”。 夏鼐在為中文譯本首次出版補寫的提要中強調，進行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主要對像是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銅石並用時代的各種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發展，例如青銅冶鑄技術、文字的發明和改進、城市和國家的起源，等等”。 這些論斷，無不閃耀著理論的光輝。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認真領悟近四十年前夏鼐論斷的內涵，對於當前的研討仍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重新出版本書，用意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