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閉 海 洋

——約翰?塞爾登的海權論證及其問題

林國華* 撰

“海洋屬他，是他造的……地，他卻給了世人”

——《聖經?詩篇》95.5，115.16

英國法學史家塞爾登（John Selden，1584-1654）與其同代人格勞秀斯一起被維柯尊為近代自然法傳統的奠基權威
，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是1640年出版的七卷本法學巨著《論自然法權與萬民法權，兼論希伯來人的律法知識》（De jure naturali
et gentium, juxta disciplinam Ebroeorum, libri
septem）。與格勞秀斯相比，塞爾登雖然生前榮耀，但死後的聲名有些寂寞，這並不奇怪
。一篇撰寫於19世紀初的塞爾登傳記稱他的學識過於淵深冷僻以至於少有後人問津，在近現代自然法傳統以及整個法律史學界，他是一位同時以“東方學家”（Orientalist）著稱於世的思想家，幾乎沒有人有能力或敢於下決心對其著作進行深入研究，甚至至今沒有人完全熟悉他的著作。


塞爾登和格勞秀斯都活躍在17世紀，後者比前者稍微年長一點，這使得塞爾登終生都對這個荷蘭法學家保持密切的關注。他的《自然法權與萬民法權，兼論希伯來人的律法知識》所針對的就是格勞秀斯的三卷本巨著《論戰爭法權與和平法權》（De
jure belli ac
pacis，1625）。塞爾登對格勞秀斯的關注尤其體現在他們針對海洋所有權問題的爭論中。1609年，格勞秀斯受命出版了一部題目為《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的小書，就葡萄牙人在海外印度事務中的壟斷行徑在法理層面予以反駁
。在這本書裡，格勞秀斯引經據典，提出了海洋不可被私人占有的著名議題，並且引經據典，證辭雄辯，遂引起歐洲各國君主、謀士與學者們的高度關注。處於詹姆斯一世治下的塞爾登敏銳地感覺到，“海洋自由”的論證與正處於上升階段的英國海權訴求格格不入，必須予以駁斥，便撰就了著名的《海洋封閉論》（Mare
clausum），在《海洋自由論》出版後十年方纔完稿。這部書長達500頁，早在1618年，塞爾登就將此書的手稿呈送給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但沒有獲準出版。1635年，當英國與荷蘭發生貿易與海權紛爭之際，國王查理一世授意出版，並命令議會、財政部和海軍機要檔案館妥善保存。至此，格勞秀斯的《海洋自由論》已經問世二十六載。1652年，《海洋封閉論》由瑪奇蒙特?尼德漢姆（Marchamont
Nedham）翻譯成英文，獻給王國權威英國國會。

一、格勞秀斯的《海洋自由論》：塞爾登的研究背景

塞爾登的《海洋封閉論》與格勞秀斯的《海洋自由論》針鋒相對，這可以從《海洋封閉論》卷後一章明顯看出來，這一章的標題是“對現代法學家們的觀點的回答，尤其是費爾南德?瓦思奎斯（Fernandus
Vasquius）和雨果?格勞秀斯，他們反對海洋的私人占有權”（MC, I.xxvi,168
)。格勞秀斯撰寫《海洋自由論》的時代正值所謂“國家理由”學說被追捧的時代，博丹的“主權”概念作為“國家理由”學說的強勁支持也逐漸俘獲了人心，這一思想風潮在政治實踐層面的對應物之一就是主權國家以一種幾何學的精神勘定“領土”，伴隨而來的則是領土的擴張欲望，它不僅局限於陸地，而且更延及海洋。15世紀以來，新大陸的發現引發了關於海洋通行權乃至所有權與統治權（dominium
maris）的紛爭，爭執一方是西班牙與葡萄牙堅固強大的聯盟，另一方則是法蘭西、荷蘭、英格蘭等不穩定的聯盟。前者搶先霸占海洋，聲稱海洋可以像陸地一樣被占有，後者不甘落後，堅持海洋的自由與開放。這場戰爭具有鮮明的像征與隱喻意義，被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理解為一場發生在陸地與海洋（或者說是土與水）之素大戰”
。從世俗政治角度來看，這場戰爭的焦點則是海洋的政治歸屬與政治命運。——海洋的本性究竟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它究竟應該保持原始自由還是應該被私人占有？換言之，海洋是否可以被“陸地化”和“領土化”，以便接受國家主權的轄制？在這一歷史與思想背景下，格勞秀斯揭示了海洋的自然本性以及它對人類世界的政治意義和道德意義：堅硬的陸地（terra
firma）是主權國家的天然領地，而變動不居的海洋（mare
liberum）則應該保持大自然賦予的原始自由，為人類所共有。

《海洋自由論》的論戰品性很顯著，它稱得上是律師出身的格勞秀斯寫的一份優秀訴狀。它采用了經院哲學的辯難風格（quaestio
disputationis），訴諸自然法、神法，並引證古代詩人、演說家、史家、哲人、聖經史、基督教父、羅馬法學家，甚至德高望眾的西班牙法學權威（蘇亞雷茲[Suarez]、瓦思奎斯、維多利亞[Victoria]），逐一駁斥了西班牙——葡萄牙壟斷海洋的法理依據。海洋的自然本性，正如格勞秀斯作品的標題所示，是自由的。“海洋……不能被圍圈，在它上面也不能搭建房屋”（V.31）。船隻可以在大海上行駛，但是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V. 40)。海洋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成為任何人的私產（V.22），相反，大自然允許甚至命令它被所有人共同擁有(communis
usus，V.30,33-34)，它屬於那種“依據自然法而同屬於人類”(communia omnium jure
naturali)的事物，而不是一宗可以買賣的貨物或者私產。抵制所有權，這是海洋的本性 (V.
30)。“因此”，格勞秀斯說，“海洋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被任何民族當成自己的領土”(V.
34)。他引證羅馬法權威普拉森提努斯（Placentinus）與法貝爾（Johannes
Faber）的言論，前者認為：“海洋為人類共有，它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財產，隻有上帝擁有它”
，後者則斷言，海洋獨立於人類而自然存在（sui juris），它處在一種萬物為人類共有的原始狀態 (esse
primaevo)。格勞秀斯區分了“領土”與“海洋”，引入了“共有物”（res communis）與“公有物”（res
publica）這兩個概念，並予以嚴格區分：領土的性質是公有的（res
publica），也就是說是政治性的，它起源於一個特定的政治共同體中的人群（populus）的占有行為
，而海洋則保留著自己純粹原始的自然性質(pristinam
naturam)，不屬於任何政治共同體中的人群（populos），而是為所有人（homonibus）共同擁有。從這個意義上講，海洋是一種“共有物”（res
communis,V. 34）。與此不同，“公有物”（res
publica）的出現則必須以主權者以及主權國家（republica）的出現為前提，而海洋則不承認任何主權者
。通過強調海洋的原始的自然狀態，格勞秀斯置疑了任何對海洋施加的“陸地化”理解，也試圖將海洋從“公有物”（res
publica）的範疇迷霧中解放出來，從而恢復海洋使得其自身可以向萬民呈現為“共有物”（res
communis）的自然狀態。

《海洋自由論》終試圖傳達的訊息是，上帝賦予海洋的“自然狀態”必須被恢復，從這一狀態中所誕生的“海洋自由”必須得到認可、尊重與保護，否則，任何一種建構藉由嶄新的“戰爭法權與和平法權”（jus
belli ac
pacis）所保證的國家間的正義藍圖的努力都將失去切實的起點。——這就是約翰?塞爾登在《海洋封閉論》中試圖挑戰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