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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拉格:一部歷史精裝版
    該商品所屬分類:歷史 -> 世界史
    【市場價】
    635-920
    【優惠價】
    397-575
    【作者】 Anne 
    【所屬類別】 圖書  歷史  世界史  歐洲史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ISBN】9787513313483
    【折扣說明】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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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開本:16開
    紙張:膠版紙
    包裝:精裝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7513313483
    作者:Anne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06月 

        
        
    "

    內容簡介

    在這部受到普遍稱贊的權威性著作中,安妮阿普爾鮑姆第一次對古拉格——一個大批關押了成百上千萬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營——進行了完全紀實性的描述,從它在俄國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擴張,再到公開性時代的瓦解。阿普爾鮑姆深刻地再現了勞改營生活的本質並且將其與蘇聯的宏觀歷史聯繫起來。
    《古拉格:一部歷史》出版之後立即被認為是一部人們期待已久的裡程碑式的學術著作,對於任何一個希望了解二十世紀歷史的人來說,它都是一本必讀書。


    作者簡介
    布魯斯·布爾諾·德·梅斯奎塔,紐約大學政治學繫Julius Silver講座教授、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通過設立於紐約的咨詢公司長期擔任美國政府國家安全事務方面的顧問,也為眾多公司提供談判指導與結果預測方面的咨詢服務。
    布爾諾·德·梅斯奎塔1971年從密歇根大學獲得政治科學博士學位。2001—2002年他擔任國際研究學會主席。他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對外關繫理事會會員以及古根海姆基金會學者。布爾諾·德·梅斯奎塔迄今出版了16本書,超過120篇論文,並在《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芝加哥論壇報》、《國際先驅論壇報》等報刊上發表過大量文章。
    阿拉斯泰爾·史密斯,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他此前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他從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獲得政治科學博士學位,從牛津大學獲得化學學士學位。他從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獲得過三項研究津貼,2005年他獲得卡爾·多伊奇獎(Karl Deutsch Award),該獎每兩年一次頒發給40歲以下最出色的國際關繫研究學者。1997—1998年他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選為國家研究員。

    布魯斯·布爾諾·德·梅斯奎塔,紐約大學政治學繫Julius Silver講座教授、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通過設立於紐約的咨詢公司長期擔任美國政府國家安全事務方面的顧問,也為眾多公司提供談判指導與結果預測方面的咨詢服務。
    布爾諾·德·梅斯奎塔1971年從密歇根大學獲得政治科學博士學位。2001—2002年他擔任國際研究學會主席。他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對外關繫理事會會員以及古根海姆基金會學者。布爾諾·德·梅斯奎塔迄今出版了16本書,超過120篇論文,並在《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芝加哥論壇報》、《國際先驅論壇報》等報刊上發表過大量文章。
    阿拉斯泰爾·史密斯,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他此前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他從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獲得政治科學博士學位,從牛津大學獲得化學學士學位。他從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獲得過三項研究津貼,2005年他獲得卡爾·多伊奇獎(Karl Deutsch Award),該獎每兩年一次頒發給40歲以下最出色的國際關繫研究學者。1997—1998年他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選為國家研究員。


    目錄
    本書獲譽
    中文版序
    致謝
    序言
    第一部分古拉格的起源,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布爾什維克統治初期
    第二章“古拉格的第一個勞改營”
    第三章一九二九年:重大轉折點
    第四章白海運河
    第五章擴大勞改營
    第六章大清洗及其後果
    第二部分勞改營的生活和勞動
    第七章逮捕
    第八章監獄

    本書獲譽
    中文版序
    致謝
    序言
    第一部分古拉格的起源,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布爾什維克統治初期
    第二章“古拉格的第一個勞改營”
    第三章一九二九年:重大轉折點
    第四章白海運河
    第五章擴大勞改營
    第六章大清洗及其後果
    第二部分勞改營的生活和勞動
    第七章逮捕
    第八章監獄
    第九章押解,到達,挑選
    第十章勞改營的生活
    第十一章勞改營的勞動
    第十二章懲罰與獎勵
    第十三章看守
    第十四章囚犯
    第十五章婦女和兒童
    第十六章垂死的囚犯
    第十七章生存的策略
    第十八章逃跑與反抗
    第三部分勞改營工業聯合體的興衰,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六年
    第十九章戰爭爆發
    第二十章“局外人”
    第二十一章特赦——及後來
    第二十二章勞改營工業聯合體的全盛時期
    第二十三章斯大林死了
    第二十四章囚犯的革命
    第二十五章解凍——與釋放
    第二十六章持不同政見者的時代
    第二十七章八十年代:搗毀塑像
    尾聲:紀念
    附記:究竟有多少?
    參考資料
    注釋詞彙
    索引
    譯後記



    前言
    中文版序
    《古拉格:一部歷史》的中文版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讓我感到非常高興。我也想向中國公眾提供一些我的思考,為什麼在用英文出版十年之後,本書不僅得到英語讀者的好評,而且得到全世界許多其他語種讀者的好評。當本書的英文版在二○○三年出版時,它並不是第一部全面記述蘇聯勞改營的歷史著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寫過一本全面描寫勞改營內幕的書。不過,索爾仁尼琴的這本名著《古拉格群島》是一部口述史和回憶錄。他的資料來自勞改營囚犯的回憶錄、日記和書信,還有他的親身經歷。

    中文版序
    《古拉格:一部歷史》的中文版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讓我感到非常高興。我也想向中國公眾提供一些我的思考,為什麼在用英文出版十年之後,本書不僅得到英語讀者的好評,而且得到全世界許多其他語種讀者的好評。當本書的英文版在二○○三年出版時,它並不是第一部全面記述蘇聯勞改營的歷史著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寫過一本全面描寫勞改營內幕的書。不過,索爾仁尼琴的這本名著《古拉格群島》是一部口述史和回憶錄。他的資料來自勞改營囚犯的回憶錄、日記和書信,還有他的親身經歷。
    但是,本書寫作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那時蘇聯已經解體,因此,充分利用剛剛開放的蘇聯檔案成為可能。這意味著,在為寫作本書做準備的那幾年,我可以在莫斯科和卡累利阿的檔案館裡從事研究,還能看到聖彼得堡、彼爾姆、科雷馬和新西伯利亞檔案館裡的文獻資料。為了尋找當地勞改營的文獻資料,我去過俄國北方邊遠地區的瑟克特夫卡爾和沃爾庫塔。在某地,有人交給我一些克德羅維鹽沼勞改營—北方邊遠地區的一個小勞改營—的檔案,禮貌地問我要不要買下。我當然要買:我想,如果我說不買的話,它們可能被扔掉。我可以利用的多半是古拉格管理部門相當普通的日常文件,例如,檢查人員的報告、財務賬目、勞改營負責人寫給莫斯科上司的信件。但是,當你審視這些資料時,古拉格體繫的全貌凸顯出來。
    毫無疑問,這些資料能夠使我比過去更準確地了解古拉格的情況。例如,根據檔案我們現在知道,至少出現過四百七十六個勞改營聯合體,每個聯合體由成百上千個獨立的勞改營組成,經常散布在數千平方英裡人跡
    罕至的凍原上。我們知道,這些勞改營中的絕大多數囚犯是農民和工人,
    不是後來撰寫回憶錄和各種書籍的知識分子。我們知道,除了極少數例外,勞改營不是為殺人而建的—斯大林更喜歡用行刑隊執行他的大規模處決。
    不過,它們有時仍然極具毀滅性:戰爭期間古拉格的囚犯死了將近四分之一。另外,它們具有很大的人員流動性:因為死亡,因為逃跑,因為服刑期滿,因為參加紅軍而獲釋或者因為被提升為看守,囚犯離開了勞改營。還有時常為老年、病殘、孕婦囚犯以及對於這個強制勞動體繫不再有用的其他囚犯所實行的特赦。這些釋放總是伴隨著新一輪的大逮捕。結果,這種情況一九二九年首次成為普遍現像,後來,在斯大林死去的一九五三年,一千八百萬人進過蘇聯的勞改營。另外還有六七百萬人被流放,不是關進了勞改營,而是放逐到移民村。這就是說,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具有某種被囚禁經歷的人數總計高達兩千五百萬,約占蘇聯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檔案可能使真相大白於天下。但是檔案意味著,不能隨意對其所顯示的情況提出質疑—不僅是我在本書中使用過的這些檔案,而且還有後來就這一主題用英文、俄文、德文、法文以及其他多種文字所寫的幾十本新書使用過的那些檔案。在《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以他本人以及他的回憶為中心,因此,他描寫的經常是發生在他和他的朋友身上的事情。然而,這導致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為了否定這本書,當局隻需使索爾仁尼琴名譽掃地即可。當局宣稱,他是個瘋子,他的思想十分危險,他是一個賣國賊或是一個國家的敵人。相比之下,根據檔案寫成的書具有某種不同的地位。當然,它仍然可能受到質疑,其他作者同樣可以堅持認為它的結論是錯誤的。但是他們不能宣稱,它是憑空捏造的,或者隻是某個個人想像的產物。
    最後,檔案還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顯示情況。索爾仁尼琴的確非常了解古拉格的歷史概貌,事實證明,所謂“囚犯的流言蜚語”往往確有其事。但是,他無法說明在另一方看來事情是個什麼樣。設計古拉格的官僚部門想用它來干什麼?勞改營看守是如何看待囚犯的?斯大林本人要求創建勞改營體繫的目的是什麼?檔案不能完全回答這些問題。但是,它們的確使
    問題變得更清晰。例如,勞改營對於蘇聯經濟有多重要,除了懲罰功能之
    外,勞改營的經濟價值被認真對待到什麼程度。檔案使我們了解到,給看守和勞改營負責人安排這種工作經常是對他們的懲罰:勞改營被認為是最糟糕的工作崗位。這些事實有助於我們客觀認識勞改營的內部環境。它們有助於解釋強迫囚犯勞動的壓力為什麼有那麼大,還解釋了看守為什麼那麼殘忍和狂暴。檔案沒有改變歷史,它們隻是充實了歷史。
    有朝一日,檔案還將告訴我們另外一些歷史真相。正如我們所知,蘇聯最終把勞改營制度輸出到了其他國家: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直至最後輸出到了北朝鮮。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專家來到中國討論創建中國的勞改營體繫。我們不知道他們具體提出了什麼建議,但是,終有一天,當中國的檔案開放時,我們就會知道了。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發現了檔案的重要性,而且不隻是對歷史學家的重要性。檔案使我們認識到,二十世紀每一場大規模的人類悲劇都各有特性:古拉格,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亞美尼亞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紅色高棉革命,波斯尼亞戰爭。每一場悲劇都有不同的歷史根源和哲學起因,其產生的條件也決不會再現。但是,檔案還使我們認識到,人類貶低、消滅人類同胞並將人類同胞非人化的能力已經屢次三番反復出現,而且還將再次出現。我們對不同社會如何把鄰居和同胞從人變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們就對導致每一場大屠殺的特定環境了解得越充分,就對我們自身的人性陰暗面洞察得越透徹。與陳詞濫調所說的不同,我寫關於古拉格的這本書不是“為了使這種事情不再發生”,而是因為它們還會再次發生。我們需要知道這是為什麼—因此,每一個故事、每一部回憶錄、每一份文件都是這個謎題的組成部分。沒有它們,終有一天我們將在醒來之後發現,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2014年4月5日


    媒體評論
    《紐約時報書評》《經濟學家》《紐約人》《華爾街日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紐約太陽報》《芝加哥論壇報》《洛杉磯時報》等全球100多家主流媒體競相報道
    所有這一切必須留在俄羅斯歷史中,永遠不能再發生,因為發動一場對於自己人民的戰爭是*的犯罪。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
    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強烈推薦人們閱讀安妮阿普爾鮑姆精心撰寫的這部言之鑿鑿、出類撥萃的歷史著作。
    ——《紐約時報書評》
    全面詳盡,引人入勝。……(安妮阿普爾鮑姆)嚴厲抨擊了控制著古拉格體繫的腐化墮落,證明了蘇聯人民的適應能力。……她的研究無懈可擊。
    ——《舊金山紀事報》
    一部終於使我們可以一睹古拉格全貌的力作……一本價值連城而且不可或缺的書。
    ——《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書評》《經濟學家》《紐約人》《華爾街日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紐約太陽報》《芝加哥論壇報》《洛杉磯時報》等全球100多家主流媒體競相報道
    所有這一切必須留在俄羅斯歷史中,永遠不能再發生,因為發動一場對於自己人民的戰爭是*的犯罪。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
    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強烈推薦人們閱讀安妮阿普爾鮑姆精心撰寫的這部言之鑿鑿、出類撥萃的歷史著作。
    ——《紐約時報書評》
    全面詳盡,引人入勝。……(安妮阿普爾鮑姆)嚴厲抨擊了控制著古拉格體繫的腐化墮落,證明了蘇聯人民的適應能力。……她的研究無懈可擊。
    ——《舊金山紀事報》
    一部終於使我們可以一睹古拉格全貌的力作……一本價值連城而且不可或缺的書。
    ——《華爾街日報》
    雄心勃勃,資料翔實。……無法估價。……阿普爾鮑姆有條不紊、毫不畏縮地向人們展示了進入古拉格的地獄並在其中生活的意義。
    ——《紐約人》雜志
    (阿普爾鮑姆的)著作有力而深刻,不過,它取得這種效果所依靠的是真誠和克制而非技巧的華麗。……(一本)令人欽佩和勇敢無畏的書。
    ——《華盛頓月刊》
    豐碑似的不朽之作。……阿普爾鮑姆用其令人贊嘆的敘事技巧講述了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
    ——《新聞日報》
    價值連城。在俄語或者其他任何語言中還沒有像本書這樣的著作。它值得人們廣泛閱讀。
    ——《金融時報》
    一本其重要性不可能被誇大的書。……權威著作。……阿普爾鮑姆以如此平靜優雅的筆調和道德上的嚴肅性所撰寫的這本書對於治療有關二十世紀兩三樁窮兇極惡暴行的遺忘癥——這種遺忘癥令人不可思議地似乎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影響著公眾的意識——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一項確實令人印像深刻的成就。……我們大家應該感謝(阿普爾鮑姆)。
    ——《星期日泰晤士報》(倫敦)
    一本可怕的人間苦難紀事,一部關於人類所經歷的最瘋狂地濫用權力的某個時期的歷史,一則道德意義深遠的警世明言。……一部具有無畏風格的權威著作,這種風格既使人感動又令人震驚,它展現了紛繁復雜的生活,揭示了注定滅亡的社會和腐朽的幻想的極度衰敗。
    ——《每日電訊報》(倫敦)
    在安妮·阿普爾鮑姆之前沒有哪位西方作家嘗試過以見證人的描述和檔案記錄為依據撰寫一部古拉格的歷史。她的嘗試產生了一項給人留下深刻印像的全面而詳盡的研究成果;這一課題的每個方面均為逃過她的注意。優美通俗的文字……將使普通讀者和專業人士獲益良多。
    ——《紐約太陽報》
    為了了解勞改營中原始野蠻的人類生活體驗,可以閱讀索爾仁尼琴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或伊琳娜拉圖申斯卡雅的《希望的顏色是灰暗》。為了了解這一罪惡的影響範圍、來龍去脈及其令人恐怖的變本加厲,閱讀這部歷史吧。
    ——《芝加哥論壇報》
    西方作者對這一蘇聯禍患所發表過的最權威——和最全面——的報道。
    ——《新聞周刊》
    一項巨大的成就:博學,感人,深刻。……讀者不會輕易忘記阿普爾鮑姆對古拉格給人類帶來的深重苦難的生動描述。
    ——《國家評論》雜志
    清晰易懂,周密細致,毫無聳人聽聞之意,它應當在每個知識分子讀者的書架上占有一席之地。
    ——《洛杉磯時報》
    權威著作。……必將成為今後多年關於這一主題的權威性報告。
    ——《新批評》雜志
    對一九一七至一九八六年間蘇聯勞改營興衰史的精闢描述。……一本非常好的書。
    ——《紐約書評》


    在線試讀
    第一章
    布爾什維克統治初期
    但是,你的脊梁已被打斷,
    我的美麗而淒慘的世紀,
    帶著一絲空洞的微笑
    你殘忍而虛弱,回首望去,
    像一隻衰老的野獸,
    看著自己的爪印。
    ——奧西普·曼德爾斯塔姆,《世紀》
    我們的目標之一是戳穿下述騙人的鬼話:最殘酷的鎮壓時代是從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開始的。我認為,統計資料將於未來顯示,甚至早在一九一八年秋天正式宣布實行“紅色恐怖”之前,當年年初已經開始出現逮捕、判刑、流放的浪潮。從那以後,這股浪潮隻是變得越來越洶湧,直到斯大林死亡為止……
    ——德米特裡·利哈喬夫,《回憶錄》
    一九一七年,兩股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俄羅斯,衝擊掃蕩著帝俄社會,後者仿佛紙板搭成的房子一樣立即土崩瓦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於二月份退位以後,事態發展證明,革命已為任何人所極難平息或控制。第一次革命之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總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後來寫道,在隨著舊政權的崩潰而出現的真空裡,“現有的所有政治和政策方案,無論是大膽想像的還是精心構思的,全都漫無目的和用途地橫空出世了”。
    盡管臨時政府軟弱無力,盡管公眾的不滿普遍存在,盡管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大屠殺使人們怒氣衝天,但是,沒有人料到政權將會落入布爾什維克——幾個鼓吹更加迅猛的變革的激進社會主義政黨之一——手中。在國外,布爾什維克幾乎不為人知。一則不足為信的傳說十分生動地說明了國外的認識。據說在一九一七年,一名官員衝進奧地利外交部長的辦公室喊道,“閣下,俄國爆發革命了!”部長嘲諷地大笑起來。“俄國有誰能夠發動革命?總不會是那個整天泡在中央咖啡館裡失魂落魄、待人和氣的托洛茨基先生吧?”第一章
    布爾什維克統治初期
    但是,你的脊梁已被打斷,
    我的美麗而淒慘的世紀,
    帶著一絲空洞的微笑
    你殘忍而虛弱,回首望去,
    像一隻衰老的野獸,
    看著自己的爪印。
    ——奧西普·曼德爾斯塔姆,《世紀》
    我們的目標之一是戳穿下述騙人的鬼話:最殘酷的鎮壓時代是從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開始的。我認為,統計資料將於未來顯示,甚至早在一九一八年秋天正式宣布實行“紅色恐怖”之前,當年年初已經開始出現逮捕、判刑、流放的浪潮。從那以後,這股浪潮隻是變得越來越洶湧,直到斯大林死亡為止……
    ——德米特裡·利哈喬夫,《回憶錄》
    一九一七年,兩股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俄羅斯,衝擊掃蕩著帝俄社會,後者仿佛紙板搭成的房子一樣立即土崩瓦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於二月份退位以後,事態發展證明,革命已為任何人所極難平息或控制。第一次革命之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總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後來寫道,在隨著舊政權的崩潰而出現的真空裡,“現有的所有政治和政策方案,無論是大膽想像的還是精心構思的,全都漫無目的和用途地橫空出世了”。
    盡管臨時政府軟弱無力,盡管公眾的不滿普遍存在,盡管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大屠殺使人們怒氣衝天,但是,沒有人料到政權將會落入布爾什維克——幾個鼓吹更加迅猛的變革的激進社會主義政黨之一——手中。在國外,布爾什維克幾乎不為人知。一則不足為信的傳說十分生動地說明了國外的認識。據說在一九一七年,一名官員衝進奧地利外交部長的辦公室喊道,“閣下,俄國爆發革命了!”部長嘲諷地大笑起來。“俄國有誰能夠發動革命?總不會是那個整天泡在中央咖啡館裡失魂落魄、待人和氣的托洛茨基先生吧?”
    如果說布爾什維克的性質神秘莫測,那麼,它的領袖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世界將按其革命的化名“列寧”來認識的那個人——更是如此。在其作為一名革命者流亡的許多年裡,列寧的纔華得到公認,但是他的放縱行為和宗派活動卻讓人討厭。他經常挑起與其他社會主義黨派領導人的爭鬥,而且還有將關於貌似毫無意義的教條問題的小爭吵變成大辯論的嗜好。
    在二月革命之後的最初幾個月,列寧根本沒有擔任任何公認的權威性職務,即使在他自己的黨內也沒有。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少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仍然反對他所提出的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臨時政府的計劃,堅持認為黨尚未做好奪權的準備,也沒有得到民眾的支持。不過,列寧贏得了辯論,於是,十月二十五日,政變發生了。在列寧鼓動的影響下,暴動的群眾洗劫了鼕宮。布爾什維克逮捕了臨時政府的部長們。不到幾個小時,列寧成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他將其更名為蘇維埃俄國。
    盡管列寧成功地奪取了政權,不過他的布爾什維克批評者所說的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布爾什維克的確處於沒有做好準備的混亂狀態。結果,它的早期決定——包括建立一黨制國家——大部分都是為了適應當時的需要而做出的。布爾什維克的民眾基礎實在薄弱,因此,僅僅為了保住政權,他們幾乎不得不立即動手打一場血腥的內戰。從一九一八年起,歐洲所曾見過的最殘酷的戰鬥在整個俄羅斯的大地上激烈進行,當時,舊政權的白軍部隊重新集結起來與新組建的紅軍部隊作戰,後者由列寧的同志、從“中央咖啡館”回來的“托洛茨基先生”統帥。所有暴力行為並非全都出現在戰場上。布爾什維克政權千方百計地以各種方式鎮壓知識分子和在政治上反對它的人,不僅打擊舊政權的代理人,而且打擊其他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新成立的蘇維埃國家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一直沒有出現相對平靜的時期。
    以這些應急措施和暴力手段為背景,蘇聯的第一批勞動集中營誕生了。像許多其他布爾什維克的機構一樣,它們是在內戰打得最激烈時匆忙作為一種應急措施而專門建立的。這並不是說先前對這個主意不感興趣。十月革命之前三個星期,列寧本人已經粗略地描述了一個當然還很模糊的計劃:要給富有的資本家安排“強制性的勞動任務”。一九一八年一月,因對布爾什維克的反抗非常激烈而惱羞成怒的列寧更加急不可耐,他寫道,他贊成“逮捕乘坐頭等和二等包廂旅行的百萬富翁陰謀分子。我建議判處他們在礦井裡強制勞動半年”。
    作為對特定的資產階級“敵人”的特定的懲罰方式,列寧關於強制勞動的設想與他對犯罪和罪犯的其他想法非常一致。一方面,這位蘇維埃主要領導人對監禁並懲罰傳統罪犯——竊賊、扒手、殺人犯——感到舉棋不定,他把這些人視為自己潛在的盟友。在他看來,產生“社會過激行為”(意即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對人民大眾的剝削”。他認為,消除這個根本原因“將使過激行為銷聲匿跡”。所以,沒有必要通過特別的懲罰威懾罪犯:最終,革命本身將把他們清除干淨。於是,第一部布爾什維克刑法典中的某些內容使西方最激進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人士興高采烈。其中,這部法典規定,“沒有個體犯罪這種事情”,因此,刑事判決“不應當被視為懲罰”。
    另一方面,列寧——像對他亦步亦趨的那些布爾什維克法學理論家一樣——還認為,蘇維埃國家的建立將會產生一類新型罪犯:“階級敵人”。階級敵人反對革命,並且公開或者經常是隱蔽地企圖破壞革命。階級敵人比普通罪犯難以識別,而且更難改造。不像普通罪犯,決不能相信階級敵人會與蘇維埃政權合作,因此,與普通殺人犯或竊賊相比,務必給予他們更加嚴厲的懲罰。於是,一九一八年五月,布爾什維克頒布的首個“關於賄賂行為的法令”規定:“如果犯有受賄或行賄罪的人屬於有產階級並且正在使用賄賂的手段企圖保持或者取得與財產權有關的特權的話,那麼,他將被判處在最艱苦和最惡劣的條件下強制勞動,同時沒收其全部財產。”
    換句話說,從新的蘇維埃國家剛剛成立那時起,人們就將因為他們屬於某一類人而非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被判刑。
    令人遺憾的是,從來沒有人清晰地描述過“階級敵人”準確地說應該是個什麼樣。結果,布爾什維克政變以後,各種各樣的逮捕戲劇性地不斷增加。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由胡亂挑選出來的革命“擁護者”所組成的革命法庭開始審判胡亂認定的革命的“敵人”。隨意判處銀行家、商人的妻子、“投機商”——即任何從事獨立經濟活動的人、沙俄時期的監獄看守以及其他所有看似可疑的人入獄服刑、強制勞動甚至死刑。
    關於誰是或者誰不是“敵人”的解釋各個地方也不盡相同,有時與“戰俘”的定義部分重疊。在占領一座新的城市之後,與他們沿著進退不定的前線經常采取的做法一樣,托洛茨基的紅軍總是把資本家抓來當人質,一旦白軍反攻就把人質槍斃。在戰鬥的間歇期,他們可以強迫這些人質干活兒,通常是挖戰壕和修工事。政治犯與普通罪犯之間的劃分同樣隨意。例如,臨時委員會和革命法庭那些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員可能突然決定,一個因無票乘坐無軌電車被抓住的人已經危害了社會,因此對他要按政治犯罪來判刑。最後,這些決定大部分由警察或士兵去執行逮捕。契卡——列寧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的締造者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個人保存著一個黑色筆記本,他在上面潦草地記下工作時偶然想到的“敵人”的姓名和住址,這些“敵人”都是隨意認定的。
    這種模糊不清的劃分將會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後蘇聯本身解體為止。然而,兩類囚犯——“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存在對於蘇聯刑罰體繫的構成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布爾什維克統治的頭十年,蘇聯的監獄甚至為了分別關押兩類囚犯而一分為二。作為一種副作用,監獄分類無意中造成了現有監獄繫統的混亂。在革命初期的那些日子,所有囚犯都在“傳統”司法部門——先是司法人民委員部,後來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管轄權限之下予以關押,並被監禁在“普通”監獄繫統內。也就是說,他們被投入沙俄時代留下的監獄,通常是被關進占據著所有主要城鎮中心位置的肮髒、陰暗的石頭牢房。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年間的革命年代裡,這些機構整體處在混亂之中。暴民襲擊監獄,自封的人民委員洗劫看守,囚犯得到普遍特赦或者干脆一走了之。
    到布爾什維克發動政變時為止,幾乎沒有任何保持運行的監獄出現過人滿為患或不堪重負的情況。十月革命之後不到幾個星期,列寧就親自要求“采取嚴厲措施以立即改善對彼得格勒監獄的食品供應”。幾個月後,莫斯科的一名契卡官員在視察了本市的塔甘斯卡雅監獄之後報告說,監獄裡“寒冷肮髒得可怕”,而且流行斑疹傷寒,囚犯們都在挨餓。大部分囚犯無法為服刑而從事強制勞動,因為他們沒有衣服可穿。某張報紙所刊登的一篇報道聲稱,設計容量為一千人的莫斯科布特爾卡監獄已經關押了兩千五百人。另一張報紙則不滿地說,赤衛隊“每天毫無計劃地逮捕成百上千人,然後卻不知道如何處理他們”。
    監獄人滿為患導致“創造性”解決辦法的出現。沒有更好的辦法,新的當權者隻好把犯人關進地下室、閣樓、閑置的宮殿和舊教堂。一名幸存者後來回憶說,他曾被關在一幢廢棄房屋的地窖裡,一個房間關了五十個人,沒有家具,幾乎沒有食物:那些沒有收到家人送來的食品袋的犯人隻好挨餓。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契卡的一個委員會就曾討論過關押在斯莫爾尼宮——列寧在彼得格勒的指揮部——地下室裡的五十六名不同類型的囚犯的命運,這些囚犯包括“竊賊、酒鬼和各種類型的‘政治犯’”。
    並不是所有人都因這種混亂狀態而遭殃。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是一名(正如所發生的那樣正確地)受到從事間諜活動指控的英國外交官,一九一八年被關押在克裡姆林宮的一個房間裡。他把大量時間用來玩單人紙牌,而且閱讀修昔底德和卡萊爾的書籍。一名以前的宮廷侍者不時給他送來熱茶和報紙。
    不過,即使是在傳統監獄繼續發揮作用期間,監獄的管理制度也不穩定,而且監獄看守缺乏經驗。俄羅斯北部城市維堡的一名囚犯發現,在革命之後的混亂時期,他曾雇用的一名司機成了監獄裡的看守。這名看守樂於幫助自己以前的雇主搬到條件更好、更加干爽的單人牢房,最後甚至幫助其成功越獄。一名白軍上校也回憶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在彼得格勒的監獄裡,囚犯們隨便來來去去,而無家可歸的人夜間則睡在單人牢房裡。一名蘇聯官員對這一時期回憶道,“不逃跑的隻是那些實在懶惰的人”。
    混亂迫使契卡尋找新的解決辦法:布爾什維克幾乎不可能允許將其“真正的”敵人關在普通監獄繫統。混亂的監獄和懶惰的看守也許適合看管扒手和少年犯,卻不適合看管怠工者、寄生蟲、投機商、白軍軍官、神職人員、資本家以及布爾什維克想得到的其他具有嚴重威脅的人,因此,需要找到更有創造性的解決辦法。
    解決辦法找到了。早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托洛茨基曾經要求安撫一群難以管束的捷克戰俘,消除他們的敵意,並把他們安置在一個集中營(концлагер)裡。十二天後,在致蘇維埃政府的一份備忘錄中,托洛茨基再次談起了集中營,在這種露天的監獄裡,“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將被動員起來組成專干髒活累活(打掃營房、營地、街道,挖戰壕等等)的後勤部隊。那些拒絕者將被處以罰款,而在繳納罰款之前要把他們扣押起來”。
    八月,列寧也使用了這一個詞。在發給奔薩——那裡發生了一場反布爾什維克的暴動——人民委員的電報中,他要求“對富農(кулáк)、神職人員和白衛軍采取大規模恐怖行動”,並把那些“不可靠分子”“關押在城外的集中營裡”。設施這時已經到位。一九一八年夏天,隨著導致俄國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的簽訂,蘇維埃政權釋放了兩百萬名戰俘。閑置的戰俘營立即移交契卡使用。
    當時,就利用“專設”集中營監禁“敵人”來說,契卡看上去應當是接管這項工作的理想機構。作為一個全新的組織,契卡被設計成共產黨的“劍與盾”,而且不對蘇維埃政府及其任何部門負責。它沒有依法辦事的習慣,沒有遵守法律規定的義務,不需要與警察部門或者司法人民委員部所管轄的法院交換意見。其名稱恰好表明了其重要地位: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特別委員會。也有使用Ч-К——“特別委員會”的俄文縮寫——或契卡的。這個名稱“特別”準確,因為它遊離於“正常的”法律社會之外。
    契卡幾乎剛一創建即開始執行一項特殊任務。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捷爾任斯基接到指示,要求契卡貫徹執行列寧的紅色恐怖政策。在針對列寧的一次未遂刺殺之後開展的這場恐怖行動——逮捕、監禁、屠殺——比此前幾個月隨心所欲的恐怖行動更有組織,矛頭直接指向那些被懷疑在“後方”從事破壞革命的活動的人,實際成為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血腥,無情,殘忍——開展這場行動的人想要讓它達到的正是這種效果。紅軍的喉舌《紅星報》這樣對它作了描述:“沒有憐憫,沒有寬恕,我們要對敵人大開殺戒,成千上萬地消滅他們,讓他們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沒。為了列寧流出的血……我們要讓資產階級血流成河——讓他們流血流得越多越好……”
    紅色恐怖對於列寧的權力鬥爭至關重要。所謂的“專設集中營”對於紅色恐怖同樣至關重要。關於紅色恐怖的第一項法令甚至提到了集中營。這項法令不僅要求逮捕並且監禁“資產階級的重要代理人、地主、工廠主、商人、反革命的神職人員、反蘇維埃的軍官”,而且要把他們“用集中營隔離起來”。盡管沒有關於囚犯人數的可靠數字,到一九一九年年底時,蘇聯已經有了二十一個記錄在案的集中營。到一九二○年年底時,這個數量增加了四倍,達到一百零七個。
    不過,在這個階段,集中營的目的仍然不夠明確。囚犯必須從事勞動——但是為了什麼目的?勞動意味著對於囚犯的教育改造?還是為了羞辱他們?或者認為這是幫助建設蘇維埃的新國家?不同的蘇聯領導人和不同的機構各有自己不同的答案。一九一九年二月,捷爾任斯基本人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演說,鼓吹集中營對於資產階級在思想方面的教育改造作用。他說,新的集中營將
    讓那些被囚禁的人從事勞動;因為那些紳士不勞而獲;因為不進行強迫他們就不會干活兒。應當把這種懲罰施加於那些在蘇維埃機構裡面上班卻不認真對待工作的人、拖拖拉拉的人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人……我們將以這種方式創辦勞動的學校。
    可是,當關於專設集中營的第一批法令於一九一九年春天頒布時,略有不同的考慮似乎占了上風。這批法令是一連串長得驚人的條例和意見,建議每個地區的主要城市設立一個容量不少於三百人的集中營,“在城市的邊緣,或者在修道院、莊園、農場之類的建築物附近”。它們批準了八小時工作日,隻有“在符合勞動法規的情況下”纔允許加班和夜間勞動。禁止寄送食品袋。允許會見直繫親屬,但是隻能在星期天和節假日。囚犯企圖逃跑可以將其刑期增加十倍,第二次企圖逃跑可以處以死刑——與沙俄時期的寬松法律相比,對越獄的處罰特別嚴厲,布爾什維克非常清楚這一點。更為重要的是,法令明確了囚犯從事勞動的目的不是為了對他們進行教育,而是為了支付集中營的維修費用。沒有勞動能力的囚犯應當送到別處去。集中營必須自籌資金。蘇聯集中營的創始人樂觀地認為,它們可以自給自足。
    由於國家撥款數額的多少不定,集中營的管理者們很快就對自籌資金的主意產生了興趣,或者至少是對實際利用他們的囚犯產生了興趣。一九一九年九月,一份呈交捷爾任斯基的秘密報告抱怨說,某些臨時集中營的衛生條件“達不到要求”,主要由於這個原因使得許多人生病不能勞動:“在秋季潮濕的條件下,它們不是把人集中起來從事勞動的合適場所,反而成為流行病和其他疾病的溫床。”其中,報告的起草者建議把那些不能勞動的人送到別處去,從而使集中營的效率更高——這是後來被古拉格的領導人多次采用的一種策略。集中營的管理者已經開始關心疾病和饑餓,主要原因在於生病和饑餓的囚犯是不能干活兒的囚犯。囚犯的尊嚴和人格,更不必說他們的生存,幾乎很難引起他們的注意。
    實際上,並非所有集中營的負責人全都關心對囚犯進行教育改造或者自籌資金的問題。他們倒是更加喜歡通過羞辱的方式懲罰這些以前的富人,讓後者體驗一下勞動者的命運。一份來自烏克的波爾塔瓦市的報告——這份報告在白軍暫時收復該城之後被一個白軍調查委員會歸入檔案——特別提到,布爾什維克在占領期間給逮捕的資產階級囚犯分派勞動任務,“打算以此作為一種嘲弄人的手段,盡力貶低他們的身份。例如,一名囚犯……被迫用手清理地上厚厚的一層髒東西。命令另一名囚犯打掃廁所,而且……隻給他一塊抹布干這個活兒”。
    誠然,這些意圖方面的細微差別對於成千上萬名囚犯或許沒有多大影響,就他們而言,平白無故遭到逮捕這件事本身已經足以使人蒙羞。這些差別可能也不影響囚犯通常極其惡劣的生活條件。被送到西伯利亞某集中營的一名神職人員後來回憶說,湯是下水做的,營房裡沒有電,而且鼕天幾乎沒有取暖的爐火。沙俄時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亞歷山大·伊茲戈耶夫被送往彼得格勒北邊的一個集中營。途中,他那一行犯人在沃洛格達市停留。沒有向犯人許諾的熱湯熱飯和溫暖房間,反而拖著他們到處尋找臨時收容所。這裡沒有為他們準備的臨時中轉營站。終於,一所過去的學校留宿了他們,屋裡隻有“光禿禿的牆壁和板凳”。這些犯人最後在市區花錢為自己買了喫的。
    然而,並不隻有囚犯纔會受到如此惡劣的對待。在內戰的關鍵時刻,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緊急需要壓倒所有其他事情,無論是教育改造還是懲罰報復或者出於司法考慮。一九一八年十月,北方前線指揮官向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提出要求,緊急需要八百名工人修道路挖戰壕。於是,“一些以前經商的公民應約來到蘇維埃的指揮部,據說是要他們來為今後可能出現的勞動義務登記的。在這些公民登記時,他們遭到拘留並被送往謝苗諾夫斯基兵營等候派往前線”。更有甚者,當這樣做仍然沒能湊足工人的數量時,地方蘇維埃——地方管理委員會——干脆包圍了彼得格勒的主要商業街涅夫斯基大街的一段街區,逮捕了所有沒有黨證或者不能證明自己為政府機構工作的人,然後把他們押解到附近的兵營。後來,婦女被釋放了,而男人則被送往北方,“以如此不可思議的方式被征募的人沒有一個獲準安排一下自己的家事、與親屬說一聲再見,或者帶上合適的衣服和鞋襪”。
    盡管就這樣被捕的那些行人肯定為此感到震驚,但是對於彼得格勒的工人來說,它似乎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即使是在蘇維埃歷史的這一最初階段,“強制勞動”與正常勞動之間的界線也是模糊不清的。托洛茨基公開宣稱要使整個國家按照紅軍的方式變成一支“工人的軍隊”。工人早就被迫在中央勞動辦公室進行了登記,從那裡他們有可能被派遣到這個國家的任何地方。禁止某些工種的工人——例如礦工——放棄工作的特別法令獲得通過。在這個混亂的革命年代,自由工人的生活條件其實也不比囚犯好多少。從表面上看,並不總能容易地說出哪裡是工作的地方,哪裡是集中營。
    這種事情同時也是即將發生的那些事情的前兆:在此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集中營”、“監獄”和“強制勞動”的界定一直處於混亂狀態。對服刑機構的管理仍然不斷發生變化。當不同的官僚和人民委員試圖取得對該繫統的控制權時,具體負責的部門就會無休無止地更名和重組。
    不過,有一點卻是清楚的,到內戰結束時,一種模式被確立。蘇聯已經明顯地逐步形成了兩個分立的監獄繫統,具有不同的行為準則,不同的傳統習俗,不同的思維方式。司法人民委員部以及後來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管理著“普通”監獄繫統,主要對付蘇維埃政權稱之為“刑事犯”的那些人。盡管這個繫統實際上同樣是一片混亂,它的犯人卻被關押在傳統的監獄裡,而且其內部文件所顯示的管理者的既定目標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通過勞動教養改造罪犯——“犯人應當為學習技能而勞動,他們可以利用所學到的技能過上正當的生活”——從而防止犯人再次犯罪。
    同時,契卡——後來更名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控制著另一個最初被稱為“專設集中營”或“特別集中營”的監獄繫統。盡管契卡也在其中使用“教育”或“改造”之類冠冕堂皇的辭令,但這些集中營確實不同於普通的服刑機構。它們處於其他蘇維埃機構的管轄範圍和公眾視線之外。它們有特殊的行為準則,對逃跑的懲罰更嚴厲,管理制度更嚴格。這些集中營裡的囚犯沒有必要由普通法庭判決有罪,即使他們曾經被某個法庭判決有罪。隨著“敵人”定義的擴展和契卡權力的增強,作為一種應急措施建立起來的這些集中營最終將變得更加龐大,而且一度變得更有影響。於是,當兩個刑罰繫統——正常的和特殊的——終於合二為一時,它們將統一於後者的行為準則。契卡將兼並其對手。
    從一開始,“特殊”監獄繫統就是為了對付特殊的囚犯:神職人員、前沙俄政府官員、資產階級投機商、新制度的敵人。但是,蘇維埃當局對於一類特殊的“政治犯”比對其他囚犯更感興趣。這些人是革命的社會主義政治派別中的非布爾什維克成員,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左翼和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其他所有那些曾經為革命進行鬥爭卻毫無先見之明地沒有加入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派別並且沒有積極參加一九一七年十月政變的人。作為過去與沙皇政權進行革命鬥爭的盟友,他們應該受到特殊對待。直到三十年代末期為止,蘇共中央委員會將會多次討論如何處理這些人。其中仍然活著的人大部分都在三十年代末期遭到逮捕或槍決。
    在某種程度上,列寧這一類特殊囚犯懷恨在心,因為像所有排斥異己的領導人一樣,他最仇恨的就是背叛者。在一場典型的辯論中,他把一位批評他的社會黨人稱為“騙子”、“瞎了眼的狗”、“拍資產階級馬屁的人”、“敲詐勒索者和流氓無賴的應聲蟲”,隻配扔進“叛徒的垃圾坑”。實際上,早在俄國革命之前,列寧就知道他將對付那些反對他的社會黨人同志。他的一位革命戰友回憶了他們就這個問題所進行的一次談話:
    我對他說:“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如果你奪取了政權,恐怕你在第二天就會動手絞死孟什維克。”他掃了我一眼回答道:“我們將在絞死最後一個社會革命黨人之後絞死第一個孟什維克。”然後,他皺起眉頭笑了笑。
    但是,屬於這一類特殊“政治犯”的那些囚犯也更加難以管理。許多人在沙皇的監獄裡待過多年,知道如何組織絕食鬥爭,如何向監獄看守施加壓力,如何在牢房之間傳遞情報交流信息,如何組織聯合抗議行動。更重要的是,他們還知道如何與外界進行聯繫以及與什麼人進行聯繫。俄國的大多數非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政黨仍然設有流亡支部,通常是在柏林或巴黎,其成員可以嚴重破壞布爾什維克的國際形像。在一九二一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社會革命黨——該黨在意識形態方面與布爾什維克最為接近(其部分成員曾與布爾什維克短期結盟)——流亡支部的代表大聲宣讀了他們被關押在俄國的同志寫來的一封信。這封信在代表大會上引起轟動,主要因為它聲稱,革命俄國的監獄條件比沙俄時期還要惡劣。“我們的同志正處於半饑餓狀態,”信中寫道,“其中許多人已經坐牢幾個月仍然不許他們會見親屬,不許通信,不許鍛煉身體。”
    流亡的社會主義者能夠而且的確在為囚犯的利益大聲疾呼,就像俄國革命之前他們所曾做過的那樣。布爾什維克政變以後,幾位著名的革命者——其中包括寫過沙皇監獄生活回憶錄的薇拉·菲格納和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夫人葉卡捷琳娜·佩什科娃——立即幫助再次發起政治紅十字會,該會是一個曾在革命之前秘密活動的囚犯救助組織。佩什科娃與捷爾任斯基很熟悉,而且與他保持著定期友好的書信往來。由於她的關繫和聲望,政治紅十字會得到了它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保有的種種特權:探訪監禁場所的權利,與政治犯談話的權利,為他們遞送包裹的權利,甚至包括請求釋放生病的囚犯的權利。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作家列夫·拉茲貢聽他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親曾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囚犯——講過政治紅十字會的事情,在他看來,後來進行這些有組織的活動已經變得不太可能,那仿佛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童話”。
    由流亡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和政治紅十字會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讓布爾什維克大傷腦筋。許多布爾什維克曾經流亡生活多年,所以對昔日國際戰友的看法十分敏感。許多人仍然相信革命隨時可能蔓延到西方,所以不想讓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因負面輿論而有所延緩。一九二二年,飽受西方媒體報道困擾的布爾什維克開始進行其多次嘗試——通過攻擊“資本主義恐怖”來掩飾共產主義恐怖——中的第一次。為此,他們創辦了一個“另類”囚犯救助協會:革命受難者國際救助協會,其俄文首字母縮寫是МОПР。該協會聲稱將對“十萬名資本主義國家的囚犯”進行援助。
    盡管政治紅十字會的柏林分會立即譴責革命受難者國際救助協會企圖“掩蓋蘇聯監獄、集中營和流放地那些垂死者的呻吟”,其他人卻接受了它。一九二四年,革命受難者國際救助協會自稱它有四百萬名會員,甚至聲稱召開了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參加的首次國際會議。它的宣傳產生了它的標準。當有人請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對一本公開出版的俄國監獄中的社會主義者囚犯所寫的書信集發表評論時,他用下面的話作為回答:“幾乎完全相同的事情一直在波蘭的監獄裡發生;你在加利福尼亞的監獄裡可以看到這種事情,它們正在那裡折磨著世界產聯的工人;你在安達曼群島的英國地牢裡可以看到這種事情……”
    契卡同樣試圖改善惡劣的輿論環境,它采取措施把那些令人頭疼的社會主義者送到離他們的聯繫人更遠的地方。就像沙俄政權曾經做過的那樣,奉政府之命,一些人被流放到遙遠的地方。另一些人則被送往北方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偏遠地區的集中營,特別是建立在彼得格勒以北數百英裡、靠近白海的前霍爾莫戈裡修道院的一個集中營。然而,即使是被流放到最偏遠地區的那些人也能找到傳遞信息的辦法。一批關押在一個規模不大的集中營裡的“政治犯”從遙遠的西伯利亞的納雷姆設法把一封信寄給了一份社會主義流亡者的報紙,他們在信中訴說,他們“完全與世隔絕,以致隻有涉及親屬或我們自己健康狀況的信件纔有可能送到收信人手中。得不到……任何其他消息”。他們特別提到他們當中有一位八十歲的無政府主義者奧爾嘉·羅曼諾娃,她被流放到一個特別偏僻的地方,“在那裡,三個月來她以面包和熱水為生”。
    在看守們看來,沒有哪個遙遠的流放地保證平安無事。他們所到之處,習慣了沙俄時期的監獄所曾給予政治犯的特殊待遇的社會主義者囚犯幾乎都在要求得到報紙、書籍和散步的權利以及不受限制的通信權,尤其是在與當局打交道時對自己代言人的選擇權。當對此不解的地方契卡人員——他們很可能分辨不出無政府主義者與縱火犯之間的區別——表示拒絕時,社會主義者囚犯提出抗議,有時是強烈抗議。據一段關於霍爾莫戈裡集中營的描述說,一批囚犯發現
    ……必須為最基本的東西——例如承認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擁有政治犯的一般權利——作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他們遭受了人們所知道的一切刑罰:禁閉、拷打、不給飯喫、猛然被推向鐵絲網、組織軍人小隊向營房開槍等等。隻要到當年年底時,除了以前的記錄之外,霍爾莫戈裡的大多數囚犯都能自豪地說自己總共進行了三十至三十五天的絕食抗議,這也就夠了。……
    最終,當局把這一批囚犯從霍爾莫戈裡遷到了設在彼得羅明斯克修道院的另一個集中營。據他們後來向當局遞交的一份請願書說,在那裡他們受到“無禮的喝斥和粗暴的對待”,把六個人同時關進一個修道士過去居住的狹窄的單人房間,床鋪上爬滿了寄生蟲,不許他們鍛煉身體,不給他們任何書籍或書寫用紙。彼得羅明斯克集中營的負責人巴楚利斯同志企圖通過剝奪囚犯的權利和熱量——還不時地向他們的窗戶開槍——搞垮他們。作為回應,囚犯開展了又一輪無限期的絕食鬥爭並且發出抗議書。最後,他們要求從這個集中營轉走,他們說那裡正在流行瘧疾。
    其他集中營的負責人抱怨他們那裡的囚犯也是這樣。在一封寫給捷爾任斯基的信中,一位集中營負責人說,在他的集中營裡,“自認為是政治犯的白衛軍”組成了一個“活躍的小組”,致使看守無法工作:“他們詆毀政府,敗壞它的名譽……他們蔑視蘇維埃工人的誠實和好名聲”。有些看守自己動手解決問題。一九二一年四月,彼得羅明斯克的一批囚犯拒絕勞動,要求提高食物定量。對這種反抗行為煩透了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地方當局下令判處這批總共五百四十人的囚犯死刑,及時把他們槍斃了。
    在其他地方,當局則試圖以相反的措施——答應社會主義者囚犯的全部要求——來維持安定。社會革命黨人伯莎·巴賓娜回憶了她被關進莫斯科布特爾卡監獄的“社會主義者監區”時與朋友們歡樂重聚的情景,這些朋友“有聖彼得堡地下工作時期的,有我的學生時代的,來自我們四處奔波時居住過的各個城鎮”。監獄允許囚犯自由出入牢房。他們組織集體早操,創辦了管弦樂隊和合唱隊,成立了一個提供外國雜志的“俱樂部”和一個藏書可觀的圖書館。按照可以追溯到革命以前時代的傳統,每個囚犯獲釋之後都把他們的書籍留在這裡。一個囚犯委員會為囚犯分配牢房,有些囚犯高興地得到了帶有地毯和壁毯的房間。另一些囚犯則記得,“我們沿著走廊散步,仿佛這是林蔭大道”。在巴賓娜看來,囚犯的生活似乎是虛幻的:“難道他們連把我們正規地鎖在牢房裡面都不能嗎?”
    契卡領導人同樣感到驚訝。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寫給捷爾任斯基的一份報告中,一名監獄檢查人員憤怒地抱怨說,在布特爾卡監獄,“男女囚犯結伙散步,無政府主義和反革命標語懸掛在牢房的牆壁上”。捷爾任斯基建議實行更加嚴厲的管理制度——可是,當更加嚴厲的管理制度宣布時,囚犯再次提出抗議。
    布特爾卡監獄田園詩般的生活隨後很快結束了。據一批社會革命黨人寫給當局的一封信說,一九二一年四月的一天,“凌晨三、四點鐘,一群武裝人員進入牢房開始動手……女囚犯被拉胳膊拽腿揪住頭發拖出牢房,其他人則遭到毆打”。契卡方面後來在自己的報告中把這一“事件”稱為一場難以制止的暴亂——因此決定今後不許再把這麼多政治犯集中關押在莫斯科。一九二二年二月,布特爾卡監獄的“社會主義者監區”被取消。
    鎮壓不起作用。讓步不起作用。即使是在特別集中營裡,契卡也控制不住這些特殊的囚犯,無法阻止有關他們的消息傳到外界去。顯然,對於他們這些人以及特別集中營繫統裡的其他所有不服管教的反革命分子,需要別的解決辦法。一九二三年春天,一種解決辦法發明了出來:索洛韋茨基集中營。
    注釋:
    引自《玻璃的永恆》,第172-173頁。
    德米特裡·利哈喬夫,《回憶錄》,第118頁。
    派普斯:《俄國革命》,第336-337頁。
    實例見羅伯特·瑟維斯所著《列寧傳》。
    派普斯:《俄國革命》,第439-505頁;菲格斯:《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第474-551頁。
    黑勒:《集中營和蘇聯文學》,第23和24頁。
    邁克爾·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蘇維埃監禁營體繫,1917-1934》,第18-26頁。
    《蘇維埃政權法令》,第二卷,第241-242頁和第三卷,第80頁。另見黑勒:《集中營和蘇聯文學》,第10頁;派普斯:《俄國革命》,第793-800頁。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8-26頁;“關於革命法庭”的法令,見《關於對政治迫害受害者鎮壓和平反的法律法規文件彙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9-10頁。
    加州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檔案,梅爾古諾夫檔案集,第一檔案櫃,第六十三文件夾。
    奧霍京和羅金斯基編:《蘇聯勞改營繫統手冊》,第13頁。
    俄羅斯國家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檔案,76/3/1和13。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0-17頁;奧霍京和羅金斯基編:《蘇聯勞改營繫統手冊》,第10-24頁。
    《蘇維埃政權法令》,第一卷,第401頁。
    胡佛研究所檔案,梅爾古諾夫檔案集,第一檔案櫃,第四文件夾。
    《在省契卡的管制下:回憶無名神父》,作者不詳,第3-11頁。
    胡佛研究所檔案,梅爾古諾夫檔案集,第一檔案櫃,第四文件夾。
    R.布魯斯·洛克哈特:《一名英國間諜的回憶錄》,第326-345頁。
    S.G.葉利謝耶夫:《監獄日記》,見《憤怒與愛的教訓:鎮壓時期回憶文集》,第17-19頁。
    奧霍京和羅金斯基編:《蘇聯勞改營繫統手冊》,第11頁。
    黑勒:《集中營和蘇聯文學》,第43頁。
    同上,第44頁;萊格特:《契卡:列寧的政治警察》,第103頁。
    最初,要求契卡與中央戰俘與難民委員會(Центропленбеж)共同改造戰俘營。奧霍京和羅金斯基編:《蘇聯勞改營繫統手冊》,第11頁。
    萊格特:《契卡:列寧的政治警察》,第108頁。
    “關於紅色恐怖”的法令見《關於對政治迫害受害者鎮壓和平反的法律法規文件彙編》,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第11頁。
    加琳娜·M.伊萬諾娃:《勞改營社會主義》(卡羅爾·弗拉思英譯),第13頁。
    《歷史檔案》,一九五八年第一期,第6-11頁;黑勒:《集中營和蘇聯文學》,第52頁。
    據歷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斯說,列寧不想讓他的名字與這些早期的勞改營發生關繫,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法令不是由他擔任主席的人民委員會頒布,而是由蘇維埃中央特別委員會頒布的(派普斯:《俄國革命》,第834頁)。
    《蘇維埃政權法令》,第五卷,第69-70和174-181頁。
    俄羅斯國家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檔案,76/3/65。
    胡佛研究所檔案,梅爾古諾夫檔案集,第十一檔案櫃,第六十三文件夾。
    《在省契卡的管制下》,作者不詳,第47-53頁。
    亞歷山大·伊茲戈耶夫:《蘇俄五年》,見《俄國革命檔案》,第十卷,第36頁。
    詹姆斯·布尼安:《蘇維埃國家強制勞動的由來》,第54-65頁。
    黑勒:《集中營和蘇聯文學》,第55-64頁;布尼安:《蘇維埃國家強制勞動的由來》,第54-114頁。
    奧霍京和羅金斯基編:《蘇聯勞改營繫統手冊》,第11-12頁;關於二十年代該機構變化的全面記述見雅各布森的著作《古拉格的起源》和喬治·林的博士論文《徒勞的爭鬥:二十年代的蘇俄內務人民委員部》。
    俄羅斯國家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檔案,17/84/585。
    關於這些討論的實例見胡佛研究所檔案,背景資料89,73/25,26和27。
    德米特裡·沃爾科戈諾夫,《列寧:生平和遺產》(哈羅德·舒克曼英譯),第179頁。
    瑟維斯:《列寧傳》,第186頁。
    胡佛研究所檔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檔案集,第九檔案櫃,第一文件夾。
    同上,第九十九檔案櫃;俄羅斯國家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檔案,背景資料76/3/87;《亨利希·雅戈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第265頁。
    列夫·拉茲貢,《真實的故事》,第266頁。
    胡佛研究所檔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檔案集,第九十九檔案櫃。
    同上。
    《來自俄國監獄的書信》,第1-15頁。
    同上,第20-28頁。
    同上,第162-165頁。
    同上;A.梅爾尼克和A.索申娜:《彼得羅明斯克和索洛韋茨基在押政治犯的請願書》,載《鈴聲》,第一卷,第245-251頁。
    《來自俄國監獄的書信》,第162-165頁。
    梅爾尼克和索申娜:《彼得羅明斯克和索洛韋茨基在押政治犯的請願書》。
    俄羅斯國家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檔案,17/84/395。
    尤裡·多洛伊:《北方的紅色恐怖》。
    伊戈爾·古別爾曼:《素描與肖像》,第72-74頁。
    別爾塔·巴賓娜-涅夫斯卡雅:《我的第一所監獄,一九二二年二月》,見西梅翁·維連斯基所編《直到說出我的故事》,第97-109頁。
    俄羅斯國家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檔案,76/3/149。

    俄羅斯國家社會與政治歷史檔案館檔案,76/3/227;胡佛研究所檔案,背景資料89,73/25,26和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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